長征，以斬關奪隘，爬雪山，過草地，勇往直前著稱於世。長征，在現代社會是「吃苦最多」的代名詞。
是的，長征之苦，是舉世無雙的。超常態自然條件的艱苦，極度險惡的戰爭環境，欲致人於死地。特別是對於那些長征的領導者來說，長征路上的艱苦更有那黨內政治鬥爭的寒風冰雪——統領紅四方面軍的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任何一個參與這次政治鬥爭的紅軍將領，都經歷了一場嚴峻的考驗。張國燾是紅軍總政委，那麼，與其生活戰鬥在一起的作為紅軍總司令的朱德、總參謀長劉伯承和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徐向前，更是處在這場鬥爭的風雪漩渦中心。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許多已是風燭殘年的紅四方面軍老戰士，對那段歷史是終生難以忘懷，並不想帶著長征路上的「風雪」去見馬克思，他們把烽火歲月的那一段段往事娓娓向採訪者道來，而談得最多的還是關於草地上的事，說有些內容可是老帥們回憶錄和傳記中所不好寫或不敢寫的事。
話說張國燾從噶曲河折回阿壩，就開始在會上會下大造反對中共中央的輿論。他針對紅四方面軍中四川人較多的情況，以南下能吃大米作為誘餌，作欺騙性的宣傳，逢會就講：「北上雖然不打仗，但是要餓死。草地是過不去的。我們情願叫敵人打死，也不願在草地裡餓死。毛澤東不怕餓死，但怕被敵人打死。他們北去是害怕敵人，是右傾逃跑主義。我們要南下，打過岷江、北江，恢復川陝蘇區。到那時，我們不但餓不死，而且大米飯吃不完。」
在一次幹部會議上，張國燾首先大講南下行動方針，煽動部分不明真相者非難中央北上路線，指責毛澤東率紅１、３軍北上是「分裂逃跑」。他無中生有地說：「什麼黨中央，屁！他們走的時候，毛澤東讓把倉庫裡的槍支和彈藥糧食，還有我們四方面軍的一些傷員，統統都放火燒了！」
有些基層幹部被張國燾的盅惑性宣傳所煽動，氣呼呼地說：「我們要找毛澤東算清這筆血債！」
朱德坐不住了，拍案而起：「這純粹是謠言！黨中央走的時候我雖然不在現場，但我肯定他們絕對不會這樣做。從井岡山開始，毛澤東同志就主張官兵平等，不准打人罵人，寬待俘虜，紅軍的俘虜政策就是他親自製定的。紅軍對待俘虜都會寬待，怎麼會燒死自己的傷員？這是疑問之一。其二，我們過草地，都知道乾糧根本不夠，還要動員大家挖野菜，他們怎麼會把寶貴的糧食燒掉呢？對毛澤東，你們誰也不如我瞭解，毛澤東和黨中央絕對不可能幹這種事！我敢肯定這是無中生有的謠言，是別有用心的人製造出來的！」
張國燾的臉色變得很難看，但仍狡辯道：「就是啊，朱德同志，當時你又不在現場，怎麼就一口咬定他們不會幹這種事呢？我這裡有情報，有根有據！」
就此後，張國燾意識到朱德還沒有與自己是一條心，他開始處處刁難朱德，並派人與朱德談話，要朱德寫反對中央北上的文章，在遭到拒絕後，便發動了對朱德的圍攻。
有人悄悄對朱德講：「總司令，您多保重，少生氣。挨打受罵在我們這裡是常有的事。」
有人給朱德講了一個笑話：在巴州時，有一次總政委陳昌浩給參謀長倪志亮打電話。倪志亮不知道是陳昌浩打來的，回答時聲音很小。陳昌浩有些不高興，說：「你講話我聽不清楚啊！」倪志亮在平時就被張國燾等人熏陶的張口就愛罵人，他在不知道對方是陳昌浩的情況下，對著話筒出聲就罵：「我日你娘，你現在聽得清楚聽不清楚呀？」陳昌浩聽後，「啪」的一聲把電話掛上了，向警衛員吼道：「備馬！」帶著幾個人就直奔倪志亮住處。倪志亮一聽聲音不對，忙問總機，方知道剛才的電話是陳昌浩打來的，急忙再打電話去賠禮道歉，又知道陳昌浩已經來了。倪志亮慌忙跑到村口去迎接。一見陳昌浩就賠禮說：「總政委，我錯了，剛才我不知道是你……」。陳昌浩還沒等倪志亮解釋完，舉起馬鞭就劈頭蓋臉地打下來，邊抽打邊破口大罵：「我日你媽，你聽不出我是誰呀？今天皮鞭不見血你就記不住我的聲音！」倪志亮抱頭縮成一團不敢動彈，被打得頭破血流。陳昌浩見馬鞭染血後，才揚鞭策馬而去。旁邊沒一個人敢站出來勸阻。有人悄聲說：如果不是總參謀長，換個人也許這天就被當場槍斃了。如此堂堂總政委和總參謀長都是罵人張口就來、打人舉手就干，就可想這裡的軍閥作風在當時是多麼嚴重了。
當時部隊中曾流傳這樣一句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員來談話。」這特派員即是保衛局做保衛工作的人，誰若是被特派員找了去談話，進了保衛局，能活著出來就算奇跡。在那時由於情況複雜，鬥爭環境艱苦，有國民黨、地主打入紅軍內部；也有起義部隊改編後又反水的。部隊成分複雜，的確需要清查，但是肅反擴大化，嚴刑逼供下，有許多好人被錯殺。
到了紅四方面軍長征路上折頭南下後，凡是有反對南下言行的幹部，如果被人檢舉，也被逮捕關押在方面軍的國家保衛局，嚴重的被秘密處決，承認「錯誤」的就釋放，其餘的由看守連負責管理。被關押的幹部最多時，僅師、團幹部就曾達１５１人。
曾就學於北京大學的張國燾，在當時他本身應該算是個大知識分子，可他為了實行愚民政策，卻不擇手段地打擊排斥知識分子，把有知識的人不是當作財富，而是當成壞人看待。「他是媽個知識分子」，在當時的紅四方面軍中成為一句罵人的口頭語。紅四方面軍中原來也有一些戴眼鏡的，有的領導人的眼睛還近視得厲害，但有許多人就是不敢戴眼鏡，怕被說成是知識分子。只有極個別領導人才敢戴眼鏡，但常常表白自己眼睛有病，不是知識分子。後任金川藏族獨立師政委的李中權本是初中畢業後參軍，在長征結束之前也只好說自己是初小畢業，怕被當作知識分子殺掉。他一直到了延安，才敢聲明自己是初中生。
劉伯承在過去的戰鬥中因負傷眼球被摘除了一個，戴了一副眼鏡。所以，他立刻遭到了有些人的謾罵和譏笑：「這個姓劉的，戴個眼鏡，他是媽個知識分子，屁！」
張國燾的心情自兩個方面軍分裂後也很不好，動不動就發火。警衛排撤離川陝根據地時抓了一隻小猴子，大家都很喜歡它，張國燾有時也來逗一逗。有一天早晨，小猴子不知怎麼跑到了張國燾的屋內把東西翻亂了。張國燾回來後一看，火冒三丈，連聲責問：「這是誰搞的？我槍斃了他！」
「是小猴子。」警衛戰士膽顫心驚地回答。
「把它給我綁來！」張國燾大發脾氣：「把它綁在那個柱子上！」
「砰……砰！」４聲槍響，小猴子被張國燾打得腦漿飛濺。
張國燾這一「殺猴給人看」的做法，使在場的警衛戰士個個冷汗直冒。也恰在這時，阿壩出了件朱德的坐騎被搶事件，到處都在傳說是張國燾指使其交通隊化裝成藏族武裝匪徒，把朱德的馬搶走後殺害了。
朱德的坐騎是匹大青馬，是過雪山後不久陳海松送的。陳海松是紅９軍的政委，這位時年僅２１歲的紅軍高級指揮員，對革命有著滿腔熱忱和忠心。他１６歲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任童子軍大隊長，同年加入紅軍。１７歲轉為中國共產黨員。憑著作戰勇敢和機智，他從機槍連指導員、營政委、團政委、師政委，很快提升到軍政委。兩個方面軍會合後，他對朱德非常敬重，見朱德原有的坐騎瘦小無力，就把自己的坐騎送給了朱德。
本來送坐騎和馱馬給中央紅軍在當時的紅四方面軍是件很普遍的事，如本卷書開篇首章所述，李先念送大青騾子給聶榮臻；傅鐘送坐騎給鄧小平；余洪遠送馱馬給毛澤東，送毛驢給徐特立、董必武、謝覺哉等，都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政治問題，可單單陳海松送馬給朱德這件事連鎖引出許多怪事來。原來是紅９軍內部出了問題，該軍政治部主任謝富治一直都在嫉妒陳海松。同是湖北老鄉的謝富治比陳海松大５歲，也是位能征善戰的紅軍將領，但他參軍比陳海松晚兩年，在職務上也就低一點。為此，謝富治多次在張國燾面前詆毀陳海松，想取而代之。過去張國燾對謝富治的「反映情況」並不在意，知道謝富治的別有用心，可在從噶曲河回到阿壩後，覺得應該對陳海松「教訓」一番。
「你怎麼胳膊肘向外拐，老朱給了你什麼好處？別忘了，你的一步步成長是我看著你才到今天這個樣的。你的軍政委正好有人想幹呢！」張國燾訓斥陳海松，意思是警告陳海松不要靠錯了「大樹」。
陳海松猜知又是謝富治告了黑狀，回到軍部後與謝富治大吵了一架。但謝富治的冷嘲熱諷和其他軍領導的圍攻，卻使陳海松有口也難辯。２１歲的陳海松正年輕氣盛，缺乏政治鬥爭的經驗，怎能經得住如此上壓下哄，最後竟私下決定採取偷回大青馬的方法來平息這場風波。
處事猶如孩童的陳海松讓警衛員偷回了大青馬，暫時放在軍交通隊的馬廄中，以便讓張國燾過目，表示自己的尊重和服從。
可這個頭腦簡單的陳海松是在情急慌亂中辦了一件大傻事，沒過半天他就後悔莫及。恰好他在街上遇到了朱德，心中怦怦直跳的陳海松還沒與朱德打招呼，臉就紅了。朱德在這時卻怎麼也不會懷疑到盜馬人會是大青馬原來的主人，因此，他一見陳海松，便帶有幾分歉意地說：「海松同志，真對不起。你送我的那匹大青馬，昨天晚上丟了。那真是一匹好馬，可惜我還沒有騎熟，就丟了。真可惜呀！」
「大青馬……」從來就不會撒謊的陳海松聽朱德這麼一說，心中更加感到慚愧，他連張了幾下口，終於大著膽子說出：「總司令，實在對不起的是我們。你的大青馬，我查清楚了，是我們軍交通隊的戰士牽去了，我馬上讓他們牽回來。」
朱德一聽樂了：「能找到就好。他們想牽回去玩兩天，過幾天再給我也可以。」
「不，我讓他們馬上給總司令牽回來。」陳海松如釋重負，但他始終沒有說出事情的真相。
大青馬又回到了朱德的身邊。謝富治卻對此事耿耿於懷，嘲笑陳海松的膽子太小。為了討好張國燾，謝富治在再次告狀後，乾脆決定把大青馬殺掉。如此一手，既可詆毀陳海松，又可贏得張國燾的歡心。於是，便有了大青馬怎麼也躲不過的厄運。
大青馬在阿壩丟失被殺，這是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但其詳細經過和主事者究竟是誰一直是個謎，直到當年在阿壩的當事者從普通戰士到張國燾全部去世仍沒有一個人承認此事是自己所為。只是有人傳說是謝富治指使紅９軍交通隊的人把大青馬再次偷出弄到野外後，殺了吃肉；有人則說是張國燾親手所殺；也有人說是其他人如王樹聲等人所幹，如紅四方面軍總部警備科負責人李明在１９８２年的一篇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
「總部已到達噶曲河兩岸。一天晚上在宿營地發生了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王樹聲的交通隊化裝成藏民偷殺朱總司令的坐騎的事件。當時只見一夥藏民裝束的人騎著馬向總司令部駐地衝來，打了一陣子槍就跑了。當時，我以為真是藏民來襲擊。但隨後一查，什麼東西都未少，單單丟了朱總司令的馬。我們感到事情有些蹊蹺。第二天天剛明，我就帶著人去查找朱總司令的馬。結果在王樹聲的交通隊裡找到了那匹馬的馬皮。為什麼說朱總司令的馬是王樹聲的交通隊劫殺的？我有兩點理由可以證明：第一，那匹馬的皮是在王樹聲的交通隊裡找到的。朱總司令的馬是陳海松同志送的，是一匹大青馬，我很熟悉。第二，在延安黨校整風時，我揭發過這件事。後來新四軍第五師在宣化店突圍時，我們幹部隊跟著王樹聲那個縱隊，在房縣他罵我不該在延安給他提意見。」
但據紅３０軍第８９師政治部交通隊長兼保衛隊長姚保明後來的回憶，又說明朱德的坐騎被搶是事實，但並非張國燾主謀，張國燾是背了這個黑鍋的。他回憶道：
「在阿壩住了三四天的時候，一個晚上的後半夜，突然聽到總部那邊響起一陣槍聲，不知出了什麼事，我們就打電話問，未打通，但根據槍聲判斷，不像是自己人打的。於是，我們交通隊和保衛隊的同志都立即戒備起來。第二天早晨才知道夜裡發生的事情，是少數民族的反動頭人糾集一股武裝匪徒，搶走了總部的兩三匹馬，據說其中有一匹是朱總司令的坐騎。早晨６點鐘左右，總部直屬隊又電話通知我們，說阿壩北面將有故騎兵襲擊我們駐地，命令我們立即投入戰鬥。接到命令，我便率領交通隊和保衛隊的４個排，攜帶長、短槍和衝鋒鎗，在阿壩北邊約１公里的一片草地上，擺開了打騎兵的陣勢。……經過兩次打擊，敵人才逃竄了。１９３６年６月，紅軍第３次過草地。這時，我在紅８９師政治部任敵工科長，途中又調到總部高干政治訓練隊學習，從刷經寺一直到甘肅的岷州，都是跟著總部機關直屬隊走的。每天都可以看到朱總司令、張國燾、陳昌浩等，但從未聽說過朱總司令的坐騎被殺的事情。」
由此，姚保明在後來的批判張國燾錯誤時談自己的看法說：「據瞭解，在阿壩時朱總司令的坐騎確實是在一天晚上的後半夜被搶走的，搶走的還不只一匹，而是兩三匹。聽槍聲不像是我們自己人打的槍。並且在第二天上午，我親自指揮第８９師政治部交通隊和保衛隊與敵人騎兵打了一仗，打死了敵人幾個騎兵。從這方面看，也不像是我們自己人搶的。可能性大一些的是當地反動頭人糾集武裝匪徒搶走了朱總司令的坐騎。」
朱德的坐騎被搶走了，這究竟是不是張國燾指使人所為，已成了歷史懸案。反正朱德的戰馬是被搶了，朱德在阿壩之後只好換乘一匹騾子。可是不久，在張國燾的煽動下，阿壩接著發生了一起紅四方面軍的一群傷病員起哄，要拉走朱德的騾子的事，這是歷史事實。當時在總司令部一局三科工作的周立范回憶道：
「一天上午，一群紅四方面軍的傷病員，吵吵嚷嚷的喊著擁護張國燾，反對黨中央的口號，氣勢洶洶地湧到飼養班，在馬廄外面大吵大鬧，聲言要拉走朱總司令的騾子。有的人還口出穢語，辱罵康克清同志。我們說：朱總司令年紀這麼大，還經常和我們總部機關的年輕人一起，艱難地邁著步子走路。康克清同志是我們一局的指導員，行軍中走前顧後，總是熱心地照顧大家，我們科長邊章武同志在江西、湖南行軍中一直生病，康克清同志安排擔架抬著他走，而她自己卻從來不要朱總司令的警衛員照顧。給朱總司令馱行李的牲口，她常常用來馱傷病員，她總是和大家一樣，背著行李走路。正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朱總司令讓一個同志來到馬廄，對那些傷病員說：『朱總司令讓我給大家講，你們打仗負了傷，對革命有貢獻，騾子就給你們騎吧！』說來奇怪，原來吵吵嚷嚷的一群傷病員，聽了這些話後都不再鬧了，竊竊私語地商量了一會兒，什麼話也沒有說，就默默地走開了。」
朱德以自己寬宏大量的胸懷懾服了所有在場的人。「騾子事件」平息了，但卻加深了人們對前幾天「坐騎被搶事件」的記憶。
沒過幾天，張國燾以中共川康省委的名義，召開川康省委及紅軍中黨的活動分子擴大會議，實際上是他具體佈置的一個批鬥會。地點在阿壩喇嘛廟格爾登寺大殿，這就是長征路上極為重要的「阿壩會議」。
鬥爭性很強的黃超在會前就吵嚷著，鼓動道：「要發動無產階級的爆發性，把朱德拉出來揍一頓！」
朱德、劉伯承邁進會場，抬頭即見一幅大橫標藉著兩牆之角掛在會場拐彎的地方，上面寫著「反對毛、周、張、博向北逃跑！」會場上雜亂無章地坐著許多人，還有許多不穿軍裝的婦女、兒童，根本不像省委開會的樣子。
大家見了面也不像往常那樣打招呼，滿臉的「階級鬥爭」中有迷惑不解，也有敵視和仇恨。
「今天的會議肯定多少有些火藥味了。」劉伯承一邊走一邊對朱德耳語。
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有４人：朱德、張國燾、劉伯承和總政治部副主任周純全。牆壁轉角處坐的是省委的負責人曾傳六、李文海、肖成英。李伯釗也在場。
張國燾首先講話，內容無非是鼓吹南下，說毛澤東等率紅１、３軍團北上是逃跑主義，矛頭自然也就引向了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朱德和劉伯承。
台上台下都有些人開始起哄：
「朱總司令和劉總參謀長，難道你們不知道毛澤東逃跑的陰謀？」肖成英第一個站起來，嚴厲地質問。
「你們把中央蘇區丟掉了，把中央紅軍搞垮了。你總司令和總參謀長責任重大，在戰略上犯了嚴重錯誤！」
「朱德你老實交代！」
朱德站立起來，誠懇地說道：「中央蘇區的喪失，我們有責任，這主要是我們黨內『左』傾錯誤路線造成的。這個問題已經在遵義會議上解決了。至於第五次反『圍剿』，我沒有指揮好，沒有打好，這些我在以前也都講清楚了。現在大家要顧全大局，團結北上……」
「又提你那北上，不准說北上！」黃超打斷了朱德的講話。
「姓朱的，你現在表個態！同姓毛的向北逃跑的錯誤劃清界限！」
人的情緒是經不住在特定場合下煽動的，許多人往往控制不住自己，在全力維護自己的觀點時，會搜盡對方的缺點加以誇大和進行人身攻擊，說出許多出格的話，有時甚至是舌頭加拳頭。阿壩會議也如此，有些人本來與朱德無怨無仇，可一進入爭論的角色，就好像是變了一個人，話是越說越難聽。有人呼起了口號：「反對北上，擁護南下！」
儘管台上台下鬧哄哄的亂成一片，朱德卻穩坐在主席台上，紋絲不動，以不予理睬應付這一切。
「總司令，你可以講講嘛，你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怎樣？是南下，還是北上？」張國燾似乎是在打圓場，其實這一切都是他一手策劃的。
朱德從容地站立起來，語音平穩而緩慢，奇妙般地使剛才整個會場上的快節奏轉瞬間慢了半拍，他說：「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是正確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我國的東北３省，我們紅軍在這民族危亡的關頭，應當擔負起抗日救國的責任。」
台下有人站立起來叫嚷：「沒人聽你在這裡作政治報告，就是要作政治報告，那也是張主席的事。現在是讓你表個態，是擁護南下，還是擁護北上？」
朱德示意那個人坐下後，仍然語氣平靜地回答問題，說：「剛才這位同志肯定是共產黨員，對我黨的組織紀律一定很清楚。關於北上決議，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能出爾反爾反對我親自參加作出的決定。我是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中央毛兒蓋會議我是舉手同意了的，擁護北上，你們要南下，我一個人也沒有辦法，只能跟著你們走，但是我是不同意南下的，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們就是南下了，以後終究還是要北上。現在如果硬要我發表一個聲明，那我就再聲明一下，我是堅決擁護黨中央作出北上抗日的決定的！這就是我對北上的態度。關於南下的問題，我有一種看法，說出來供大家參考，還是那句話：南下是沒有出路的。」
「什麼？你竟敢說南下是沒有出路的，你這全是在胡說！」
台上有人暴跳如雷地揮動著拳頭舉到了朱德的面前。
「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進攻路線！」李文海的發言頭一句就是口號式。
台下竟然竄上來幾個人，把朱德的兩支胳膊擰在了身後，如對待犯人一般把朱德的頭向下按，邊按還邊喊叫：「你要向張主席低頭認罪，低頭認罪！」
朱德竟被騰空架起來，這是張國燾在肅反中常用的那種「坐噴氣式飛機」批鬥方式。
會場上的氣氛愈加緊張。劉伯承見狀挺身而出，大聲說道：「你們這些人也太不像話了，現在是開黨的會議，你們怎麼能這樣對待朱總司令！」
整個會場出現瞬間的「休克」狀態。
「不要吵，不要吵！你們要尊重朱總司令嘛！」張國燾退了兩步，向扭擰朱德的人努了努嘴。那幾個人放開朱德退了下去，有個人在臨離開主席台前還惡狠狠地向朱德踢了一腳。
「你這個老糊塗！」
有人在這時竟然呼出「打倒朱德」的口號。
「老右傾！」
「老頑固！」
「老混蛋！」
謾罵聲不絕於耳，這些都是張國燾的追隨者正在努力充分表現自己對「張主席」的忠誠。
「朱德，既然你擁護北上，那你現在就離開這裡，快走！」
張國燾說著，眼睛都放出了血光。
「我是中央派到這裡來工作的，我不能私自回去，要回去必須有中央的命令，我剛才說過了，我是共產黨員，我要聽黨中央的指示。既然你們堅持南下，中央又沒有命令讓我回去，那我只好跟你們南下。但容許我保留意見。」朱德的話語仍然不卑不亢。
張國燾邁著方步，在台上連兜了兩個來回，走到朱德面前，說：「好，好，有你這一句願意南下的話就行。別提那個黨——中——央！散會！」他把「黨中央」３個字說得完全變了腔調。
吵吵嚷嚷的人群中，氣惱至極的張國燾走到劉伯承的面前，壓低嗓門威脅道：「不念你是南昌起義的參謀長，我就殺了你！」
「諒你現在還不敢。」劉伯承的話，大家都能聽得到。
這次會議最後通過了《阿壩會議決議》，張國燾為了從客觀條件上否定北上方針以證明其南下方針的正確，在這個《決議》中闡述自己的理由：「一方面敵人已在北面做好了堡壘，集中了相當兵力；同時地形、氣候、物資等條件，都可使我們在北進中陷入不利的地位，使我們在北進時失掉戰勝敵人的先機。」並指責黨中央及其路線，說：「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同志，洛、博、周等同志，繼續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不顧整個中國革命的利益，破壞紅軍的指揮系統，破壞主力紅軍的團結，實行逃跑。」張國燾認為只有南下打擊敵人，建立蘇區，才是唯一正確的進攻路線，並號召全體紅軍指戰員一定要堅決執行這一決議。
張國燾也考慮到了用「紀律制裁」來壓制不同意見，以保證「進攻路線」的貫徹執行。因此，他在《決議》中還提出：「在鬥爭中不願執行黨的進攻路線，經過鬥爭和教育仍不轉變的分子，應當予以紀律制裁，使黨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他顯然是有意地多次在不同場合講述他親手槍斃小猴子的故事，說：「那個小猴子很聰明，可它就是不懂得紀律，不聽招呼，惹人麻煩。所以，它招來了殺身之禍。只要紀律嚴明，我就不相信制服不了那些不聽招呼的人。」
阿壩會議上，張國燾沒有能使朱德、劉伯承屈服，但他對待紅軍總司令和總參謀長是不能像對待那個小猴子一樣說槍斃就能槍斃了的，他還要考慮由此帶來的嚴重後果。從此後，張國燾又以各種名義召開大大小小的會議對朱德發起輪番攻擊，以圖逼迫朱德、劉伯承就範。除繼續召開「川康省委擴大會議」外，張國燾還以政治部、總司令部黨總支名義，召開「活動分子會議」、「黨團大會」、「幹部會議」等一系列名目繁多的各種會議。他以紅軍總政委的名義不斷地作報告，到處講話，藉以打擊中央的威信而抬高自己。
朱德和劉伯承也聽說了那個小猴子的故事，可他們並沒有當作一回事。朱德惋惜地說：「這個討人喜歡的小猴子也許是為我們而遭殺戮的。政治手腕陰險的張國燾是在殺猴給人看。」
每次「批鬥會」上，朱德與劉伯承都心照不宣地互相鼓勵。會下，朱德說：「不管怎麼鬥，我們還是要和毛澤東同志一起革命，我相信事情總會搞清楚。」
朱德忍受著各種謾罵和侮辱，他的妻子康克清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朱總很沉著，任你怎麼鬥，怎麼罵，他總是一言不發，像不沉的『航空母艦』。等對方鬥完罵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們講道理。」
此時，處在政治鬥爭夾縫中的還有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這一時期，沒有什麼仗可打了，他每天除蹲在地圖前看上半天外，就是盤腿坐在鎮外山坡上看那似乎是永遠也看不透的大山。
徐向前，一生和大山結下了不解之緣：五台山，大別山，大巴山……大山因他而增輝，大山更饋贈予他堅毅、挺拔、沉默的性格。而他在長征路上，得之於大山最多的還要算川北大巴山的那野竹了。大巴山的巖澗谷地，到處生長著野竹子，當地農民多是砍來當柴燒。徐向前也看上了這野竹子，他把粗一點的拿來鑽幾個洞做成了簫，把細一點的做成了煙袋桿，挖來竹根頭做了一個漂亮的大煙斗，徐向前的手藝巧著哩！警衛員和通信營的戰士們，也跟著徐向前學會了做簫，做煙具。然而，誰又曾想到，這大巴山野竹的「精靈」，在風雪長征路上，為徐向前和工農紅軍立下了殊勳奇功呢！９月中旬，左路軍和右路軍余部奉張國燾命令，分別從阿壩和包座、班佑地區南下，向大金川流域松岡一帶集結，徐向前率部回頭再次穿越草地。宿營了，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黃草漫漫，瀰漫著深秋的肅殺氣氛。
徐向前話語本來不多，現在更是什麼話也不想說了。他從警衛員手中接過簫，低婉沉重的簫聲響起在朔風凜冽的寒夜中。
往常，徐向前愛吹些紅軍自編的革命歌曲，如抗日救亡滿江紅曲子等，有時也常教警衛員吹些《小放牛》、《孟姜女》等民間小調，但他最喜歡吹的還是那首《蘇武牧羊》。
此刻，在草地上，一曲《蘇武牧羊》又從徐向前的胸中流淌、傾訴出來。在大巴山時，他是邊吹邊向身邊的警衛員講解吹簫的知識，說只有理解了曲中人蘇武在茫茫草地牧羊時的心情才能吹好簫。現在，他一言不發，目不斜視，獨自吹簫，盡把亂如麻的思緒、無處可談的心裡話、一肚子的無名火都吐入竹管中，化作悲憤難言的簫聲。徐向前在後來曾回憶說：「回顧幾個月來一、四方面軍合而後分的情景，展望未來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鬱不已。一路上，我話都懶得說。」正是說的這第二次過草地時的事。
徐向前的主導思想是希望團結，不要感情用事，免得越弄越僵，將來不堪收拾。張國燾哪裡聽得進徐向前的勸說，仍堅持一意孤行。徐向前對此萬般無奈，從此，一根旱煙袋更是難以離手，把與張國燾在政治上的分歧深埋在那繚繞的煙霧中。
徐向前在長征路上，上身穿的是一件灰布短大衣，這件大衣還是１９３０年紅４軍在湖北黃安活捉匪首趙冠英之後，軍部經理處特意為徐向前做的。１９３３年在四川巴中時，徐向前又在這件大衣的右前側用塊藍布縫了個口袋，由於顏色不協調，這個大衣口袋並不怎麼美觀，徐向前自己卻滿不在乎，說只要實用就行了。這大衣口袋的實用處是幹什麼呢？原來是裝他自己縫製的一個煙布袋和一根竹子做的煙袋。徐向前那時很喜歡吸煙，但當時沒有捲煙，只好吸點旱煙葉，特別是觀察敵情、研究制定作戰方案時他總要吸上兩袋，結束一場戰鬥後也要吸上兩袋，真像農民栽秧、割谷一樣，下田幹活或收工歇息要來上兩袋。但徐向前的煙癮並不像有的人難以戒掉那樣大，他有時找不到煙葉，不吸也就是了。但在這二過草地的路上，徐向前卻難以「戒煙」了，鼓鼓囊囊的大衣口袋一天之內就癟了下去，有時「斷頓」之後，警衛員沒辦法，只得弄些干樹葉來湊合事，就是這些吸起來又苦又辣的樹葉，徐向前仍是吸個不停。
誰又知道，徐向前在長征路上究竟吸掉了多少公斤煙葉和樹葉呢！
從此，為了南下紅軍的生存，盡量減少政治上的失誤給紅軍帶來的損失，徐向前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軍事上，力爭打開戰局，既然已經南下，就得先找塊立腳生存的地方。
南下的隊伍，失去了往日行軍中的生動活躍氣氛。有一天，徐向前和紅３０軍政委李先念坐在一個山包上休息，兩人相對無語，其實兩人的心中都知道對方想的是什麼，都想的是同一個問題，直到臨起身繼續行軍時，徐向前才說了一句話：「我真不懂，紅軍和紅軍鬧個什麼勁！」
「怎麼不知道南下會是個什麼樣子？」李先念也無不擔心地自語道，因為他知道徐向前肯定不會回答這個問題，而且在當時誰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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