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初中畢業，因為家庭生活困難，無力供我繼續升學，家裡希望我做工自立，這樣就橫下心，跟著當時由市政府組織的一支上山下鄉知青隊，到外地的一個農場插隊務農。讀初中的時候，我逐漸形成了一些對文學的興趣。下鄉以後，有一些好心的大朋友送了我一些書，我在鄉下翻來覆去地就是啃那幾本書。一面竟野心勃勃地寫起東西來。結果當然是製造了一大堆文字垃圾。那時候，就像著了魔。一邊幹活一邊搜腸刮肚，回來就邊吃飯邊寫，弄得整個屋子裡到處都是稿紙。
以後，農場的情況越弄越糟，到70年代初，完全弄垮了，職工靠救濟過日子，以後就乾脆撤銷了，改為農村集體所有制。這中間，絕大部分下鄉的知青都調到工廠去了。我還是同少數人留在農場裡。那段時間，我思想上很悲觀。農場的前途和個人的前途都相當黯淡。大約是1971年吧，省、地、縣組織了一次大型報道活動。有人到我們農場來寫一篇錦繡文章，需要幾個瞭解當地情況、又多少有點墨水的人來為這次採訪跑腿。我被榮選充當了一個角色。我幹得相當賣力。一年多以後，我終於作為「農民通訊員」被「借調」縣革委會宣傳組搞新聞報道工作。按當時的有關規定，這本屬「輪訓」性質，每三個月換一個人，每月只發生活費。生活讓我又走上了文字生涯。我知道，這次是我唯一的機會，我決心緊緊地抓住它不放。當時，我因為身染了多年的血吸蟲病，身體越來越差，若回農村，我自知無法靠勞動自食其力。
我不分日夜，不分晴雨地奔波於全縣的工廠、社隊，拚命地在報紙、電台上，為我們縣（也為我自己）爭一席地盤，哪怕是「豆腐乾」也好。沒有多久，我就寫了一些有份量的、被冠以「編者按」而放在頭版頭條的新聞。宣傳組的所有領導和同志，直至整個縣委、縣革委的絕大多數同志，對我都極同情，極好。只要我的工作有了一點點成績，他們就極力幫助我，年復一年地把我留了下來。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它使我知道，世上不僅有無情的歧視，也有無法滅絕的人道。人世間溫暖尚存。就是為了這個，我也不應懈怠。那些年，我的足跡幾乎踏遍了全縣所有的生產大隊、廠礦、機關。我不僅寫新聞報道，還要為各種會議包括計劃生育等等寫匯報、寫總結。與此同時，我又開始寫詩歌、散文、報告文學、或「小說」，只要能表現，我就盡量表現。這時候，我也遇到了一些很有同情心的編輯，他們總是極力幫助我發稿。這一努力，終於結出了果實。到1975年下半年，我得到了一個「自然減員頂補」的指標，成了一個有了「鐵飯碗」的人。我緊緊地繃了將近五年的生活神經，一下子鬆了下來。
不久以後，出現了文學解放運動，我無法制止自己不去覬覦大浪澎湃的文學新世界。我開始向我自己的生活靠攏的作品是《風兒吹動我的船帆》，寫的是我中學時代的生活。到寫《小鎮上的將軍》的時候，我的思想基本上放開了。在創作意圖上，我所要極力表達的，是社會的變遷，人生的坎坷，人世間不會泯滅的善良和人道之心。寄了幾個刊物，都被退回了，我已經對它不抱多大希望了。偶然看到一本《十月》，說是面向全國青年，這樣，我又把稿子寄給了《十月》，居然發表了；而且後來，居然得了獎；再後來，我居然成了一個專業文學作者了。想起來，真是一場夢，好像是上帝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一切來得這樣突然，因而也就顯得非常偶然。但是，單單是「偶然」，恐怕不足以把這一切解釋得很完整。要是沒有初中和下鄉初期啃的那陣「書本」，要是沒有十幾年來的不太順利的際遇以及由此而給思想感情上的種種磨煉，那麼，就是連這樣微不足道的成功，也是絕不能想像的。
我因此而感謝生活，感謝生活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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