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麼一種作品，題材看去並不重大，它只是攝取了當前鬥爭生活激流中的一朵浪花，但由於作者對事物的本質有比較敏銳的、深刻的認識，他能讓讀者從這朵浪花中窺見事物矛盾鬥爭的全貌，看到整個時代變動的「影子」。這樣的作品顯然是有現實意義的。
曹鴻騫同志的短篇小說《命運》，就是這樣一篇富有特色的新作。
這個短篇有這樣的魅力：一開頭就吸引著你，使你的思想情緒不知不覺地隨著情節的展開而低昂起伏，激動不已。它讓你深思，讓你關注，讓你驚醒。是啊，「一個人的命運不是孤立的，它是和我們整個國家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只有我們的國家沿著毛主席開闢的道路前進，我們個人才有光輝的前途」。作品中操志強這一閃光的語言，深刻地揭示了小說的思想主題。
為了表現這樣一個主題，小說著意刻畫了操志強和施萍這兩個青年的形象。在「四人幫」修正主義路線干擾破壞下，施萍與操志強雖然一個上了大學，一個沒有上大學，「經歷不同，但命運一樣，都是萬惡的『四人幫』的受害者」。這樣，小說便提出了十分尖銳而又令人深思的問題：要不要改革大學招生制度？要不要學習和掌握社會主義文化科學知識？要不要培養大批又紅又專的革命事業接班人？《命運》的成功之處，就在於作者堅持了文學的真實性原則，從實際生活出發，沒有迴避生活中實際存在的黑暗面，而是對它進行了大膽的揭露和鞭撻，以喚起人們痛心地正視現實。
這種描寫難道能說它不符合生活的本質真實嗎？不能這樣說，毫無疑問，革命文藝創作運用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應當把現實生活中那些體現歷史發展趨向、代表時代本質和主流的事物作為主要的描寫對象。然而，這也並不排斥對現實生活中黑暗面的描寫。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新生的美好的事物總是和陳腐的醜惡的事物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在我國，現實中的黑暗面固然不是事物的主流，而是生活的支流。但在一部文藝作品中，難道只能允許寫生活中新生的美好的一面，而不能寫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陳腐的醜惡的事物雖然暫時還佔優勢，但在本質上足以說明它只不過是生活的逆流，因而也一定會被生活中新生的美好的事物所戰勝的消極面嗎？我認為，問題不在於後者能不能寫，而在於作者寫它的時候所持的立場和態度。我們知道，現實生活是紛紜複雜的。生活的本質，只有通過生活中各種複雜的個別現象才能表現出來。而生活本身所表現出來的各種形態，那是豐富得多、複雜得多，這當中，也會有其特殊的、個別的表現形態。這種種情況，都必然會在各種不同的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因此，如果認為只有在作品中正面表現生活的主流現象，才是符合時代鬥爭的本質和社會生活發展的趨勢，否則，便是歪曲生活，不能符合時代鬥爭的本質，這樣的觀點，顯然是不正確的。因為它不僅忽略了生活本身的豐富性和複雜性，而且也取消了文藝作品反映時代鬥爭本質的多種可能性。《命運》正因為揭露了「四人幫」橫行時，大學招生中的不合理性，而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儘管是生活中的逆流，但在那時叉確是「到處存在著」，所以一旦作者通過藝術的手段把這種現象集中地表現出來，便使人感到真實可信。
當然，革命文藝運用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描寫生活的黑暗面決不應當加以誇大和渲染，而只能成為整個光明的陪襯。在這方面，《命運》也是處理得較好的。它通過操志強與施萍的命運，暴露了「四人幫」橫行時社會中的醜惡現象，但是，它絲毫也沒有給人造成這樣一種印象——這裡描寫的僅僅是一兩個人的命運和對反面現象的單純暴露。不，它所要表現的並不是個人的命運，而是通過人物的遭遇來反映出時代的變化，反映出「四人幫」被粉碎後，當我們的國家沿著正確的道路繼續前進時，人民群眾是怎樣真正地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因此，在這裡，個人的命運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我們整個國家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是和千百萬人民群眾的生活命運息息相關的。事實不正是這樣嗎？操志強之所以考上了科技大學，正像人們所說的，「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幫』，改革了大學招生制度，他操志強能有這麼好的命運？」這一樸實的話語揭示了歷史的結論。《命運》就是用這種鮮明的色彩、昂揚的主調，真實地反映了粉碎「四人幫」前後人民群眾的不同的命運，從而熱情地歌頌了社會主義的光明。
在這光明的日子裡，人們議論著、恭賀著，誰不為志強「有這麼好的命運」而高興呢！但是，人們也不會不想到，如果操大媽還活在人間、親眼看到兒子上大學的活，也一定會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這位母親，為了改變兒子的命運操了多少心啊！為了「把沈家友那道關卡打開」，她不顧志強的反對，瞞著一家人，買了一塊上海牌手錶送給了沈家友。但是她這樣做，不僅沒有改變兒子的命運，而且自己還含恨死去。這一悲劇性的事件，是對「四人幫」罪行的有力控訴；同時也告訴我們：在「四人幫」橫行的日子裡，操大媽「像當年祥林嫂想到土地廟裡去捐門檻似的，也想去找沈家友求求情」的做法，是根本不可能改變兒子的命運的。小說對操大媽這一藝術形象的處理，不僅把沈家友的卑劣的靈魂但露在讀者面前，加深了人們對「四人幫」的憤恨，而且從另一側面突出了作品的主題，更使我們珍愛粉碎「四人幫」給整個國家所帶來的光明。
總之，《命運》的主題是鮮明的、深刻的。它既滲透著對「四人幫」製造的黑暗現象的控訴，又鳴響著對光明的謳歌；而這種控訴和謳歌又是體現在人物前後不同的命運中。因此，在閱讀這部小說時，我們強烈地感受到時代脈搏的跳動和那顯現在人物和事件中的深廣的社會意義。
我們稱道《命運》是一篇富有特色的新作，同時也認為它在人物和事件的處理上存在一些不能令人滿足的地方。如對施萍形象的個別處理。
不可否認，現實生活中象施萍這樣的大學生是有的。他們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朝氣蓬勃，充滿著青春的活力。但由於「四人幫」瘋狂地破壞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反對學習社會主義文化科學知識，兼之他們原來的基礎就差，因此，社會主義文化科學知識學習得不好，掌握得不多。把這樣的大學生寫到作品中去，當然沒有什麼不可以。問題是，他們的文化水平低，作者如何表現？是採取正確的積極的態度呢，還是採取客觀主義的、乃至渲染的態度呢？如果從作品所表現的生活的整體及其基本傾向來看，《命運》對施萍形象的處理是比較好的。但是，作者對施萍畫化鐵爐革新方案草圖的描寫，卻又使我們感到似乎是過分了一點。一個大學畢業生竟「連最起碼的製圖知識都沒有掌握」，還通過一個快嘴工人之口說出這樣的話：「怎麼搞的，工農兵大學生還不如學徒工！」接著又讓施萍「傷心」、「害羞」，居然「把眼睛哭得像核桃似的」。
作者這樣描寫，意在揭示出施萍雖然上了大學，但仍然沒有擺脫受「四人幫」之害的命運。這種動機顯然是好的。然而，由於作者沒有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對工農兵大學生的實際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進行具體的分析和深刻的概括，而只是對生活中存在的個別現象作了描寫，甚至是誇大的描寫，所以，它就不那麼典型，以致於使人感到形象所產生的客觀意義和作者的主觀動機之間好像有著某種程度的距離。
我們指出《命運》在施萍形象處理上存在的某些不足的地方，但在評價、檢驗一部作品的時候，決不能只是抓住這些不足的地方妄下結論，而必須從作品所表現的生活的整體、從人物之間的諸種關係和矛盾衝突的總和、從情節發展的總的結局出發，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看出作者的基本立場和對於生活的態度，才能看出作品的傾向性。某些同志不顧生活的實際狀況，硬說《命運》不真實、不典型，有的同志不從作品的總傾向出發，抓住個別細節的不當而否定整個作品，這種無視生活真實的豐富性、複雜性，以及不實事求是的文風，都是「四人幫」的流毒尚未肅清的反映。通觀全篇，《命運》雖然在人物和事件的處理上有不足之處，但畢竟瑕不掩瑜，它總可以使我們看到一些可喜的特色，可以使我們看到作者在盡力為當前的階級鬥爭服務，力圖真實地反映時代鬥爭生活方面所做的可貴的努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命運》是一部富有特色的新作。
（原載《安徽文藝》197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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