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月前，我還在北京，聽人講起一位藝術家的事情，我記得其中一個故事
是講藝術家和狗的。據說藝術家住在一個不太大的城市裡，隔壁人家養了小狗，它
和藝術家相處很好，藝術家常常用吃的東西款待它。「文革」期間，城裡發生了從
未見過的武鬥，藝術家害怕起來，就逃到別處躲了一段時期。後來他回來了，大概
是給人揪回來的，說他「裡通外國」，是個反革命，批他，鬥他。他不承認，就痛
打，拳打腳踢，棍棒齊下，不但頭破血流，一條腿也給打斷了。批鬥結束，他走不
動，讓專政隊拖著他遊街示眾，衣服撕破了，滿身是血和泥土，口裡發出呻喚。認
識的人看見半死不活的他，都掉開頭去。忽然一隻小狗從人叢中跑出來，非常高興
地朝著他奔去。它親熱地叫著，撲到他跟前，到處聞聞，用舌頭舔舔，用腳爪在他
的身上撫摸。別人趕它走，用腳踢，拿棒打，都沒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
身邊。最後專政隊用大棒打斷了小狗的後腿，它發出幾聲哀叫，痛苦地拖著傷殘的
身子走開了。地上添了血跡，藝術家的破衣上留下幾處狗爪印。藝術家給關了幾年
才放出來，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買幾斤肉去看望那隻小狗。鄰居告訴他，那天狗給打
壞以後，回到家裡什麼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聽了這個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經養過的那條小狗。是的，我也養過狗。那是一
九五九年的事情。當時一位熟人給調到北京工作，要將全家遷去，想把他養的小狗
送給我，因為我家裡有一塊草地，適合養狗的條件。我答應了，我的兒子也很高興。
狗來了，是一條日本種的黃毛小狗，乾乾淨淨，而且有一種本領：它有什麼要求時
就立起身子，把兩隻前腳並在一起不停地作揖。這本領不是我那位朋友訓練出來的。
它還有一位瑞典舊主人，關於他我毫無所知。他離開上海回國，把小狗送給接受房
屋租賃權的人，小狗就歸了我的朋友。小狗來的時候有一個外國名字，它的譯音是
「斯包弟」。我們簡化了這個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們家待了七年，同我們一家人處得很好。它不咬人，見到陌生人，在
大門口吠一陣，我們一聲叫喚，它就跑開了。夜晚籬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過，
它聽見某種聲音就會朝著籬笆又跑又叫，叫聲的確有點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幾聲就
安靜了。它在院子裡和草地上的時候多些，有時我們在客廳裡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
友聊天，它會進來作幾個揖，討糖果吃，引起客人發笑。日本朋友對它更感興趣，
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者以後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訊社到我家來拍電視片，就
拍攝了包弟的鏡頭。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訪問上海，來我家作客，對日本產
的包弟非常喜歡，她說她在東京家中也養了狗。兩年以後，她再到北京參加亞非作
家緊急會議，看見我她就問：「您的小狗怎樣？」聽我說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愛人蕭珊也喜歡包弟。在三年困難時期，我們每次到文化俱樂部吃飯，她
總要向服務員討一點骨頭回去餵包弟。
一九六二年我們夫婦帶著孩子在廣州過了春節，回到上海，聽妹妹們說，我們
在廣州的時候，睡房門緊閉，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門口等候我們出來。它天天這樣，
從不厭倦。它看見我們回來，特別是看到蕭珊，不住地搖頭擺尾，那種高興、親熱
的樣子，現在想起來我還很感動，彷彿又聽見由起女士的問話：「您的小狗怎樣？」
「您的小狗怎樣？」倘使我能夠再見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會拿同樣的一
句話問我。她的關心是不會減少的。然而我已經沒有小狗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紅衛兵開始上街抄「四舊」的時候，包弟變成了我們家的
一個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時常打門大喊大嚷，說是要殺小狗。聽見包弟尖
聲吠叫，我就膽戰心驚，害怕這種叫聲會把抄「四舊」的紅衛兵引到我家裡來。
當時我已經處於半靠邊的狀態，傍晚我們在院子裡乘涼，孩子們都勸我把包弟
送走，我請我的大妹妹設法。可是在這時節誰願意接受這樣的禮物呢？據說只好送
給醫院由科研人員拿來做實驗用，我們不願意。以前看見包弟作揖，我就想笑，這
些天我在機關學習後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討東西吃，我卻暗暗地流淚。
形勢越來越緊。我們隔壁住著一位年老的工商業者，原先是某工廠的老闆，住
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籬。有人到他家去抄「四舊」了。隔
壁人家的一動一靜，我們聽得清清楚楚，從籬笆縫裡也看得見一些情況。這個晚上
附近小孩幾次打門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來亂叫，也沒有給捉了去。這是我六十
多年來第一次看見抄家，人們拿著東西進進出出，一些人在大聲叱罵，有人摔破壇
壇罐罐。這情景實在可怕。十多天來我就睡不好覺，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蕭珊談
起包弟的事情，我們最後決定把包弟送到醫院去，交給我的大妹妹去辦。
包弟送走後，我下班回家，聽不見狗叫聲，看不見包弟向我作揖、跟著我進屋，
我反而感到輕鬆，真有一種甩掉包袱的感覺。但是在我吞了兩片眠爾通、上床許久
還不能入睡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來想去，我又覺得我不但不曾甩
掉什麼，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現的不是搖頭擺尾、連連作揖的
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給割開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僅是小狗包弟，連我
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護一條小狗，我感到羞恥；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
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諒自己！我就這樣可恥地開始了十年潔劫中
逆來順受的苦難生活。一方面責備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讓一家人跟
自己一起墮入地獄。我自己終於也變成了包弟，沒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運。……
整整十三年零五個月過去了。我仍然住在這所樓房裡，每天清早我在院子裡散
步，腳下是一片衰草，竹籬笆換成了無縫的磚牆。隔壁房屋裡增加了幾戶新主人，
高高牆壁上多開了兩扇窗，有時倒下一點垃圾。當初剛搭起的葡萄架給蟲蛀後早已
塌下來掃掉，連葡萄籐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卻添了一個大化糞池，是從緊靠著的
五層樓公寓裡遷過來的。少掉了好幾株花，多了幾棵不開花的樹。我想念過去同我
一起散步的人，在綠草如茵的時節，她常常彎著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雜草，在
午飯前後她有時逗著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場大夢。滿園的創傷使我的心彷彿
又給放在油鍋裡熬煎。
這樣的熬煎是不會有終結的，除非我給自己過去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了總結，還
清了心靈上的欠債。這絕不是容易的事。那麼我今後的日子不會是好過的吧。但是
那十年我也活過來了。
即使在「說謊成風」的時期，人對自己也不會講假話，何況在今天，我不怕大
家嘲笑，我要說：我懷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1980年1月4日
（選自巴金《隨想錄》，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版，原載《芳草》198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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