喫茶是一件「雅事」,但這雅事的持權者,是屬於「山人」「名士」者流。所以往古以來,談論這件事最起勁。而又可考的,多屬此輩。若夫鄉曲小子,販夫走卒,即使在疲乏之餘,也要跑進小茶館去喝點茶,那只是休息與解渴,說不上「品」,也說不上「雅」的。至於採茶人,根本上就談不上有好茶可喝,能以留下一些「茶末」「茶梗」,來供自己和親鄰們享受,已經不是茶區裡的「凡人」了。
然而山人名士,不僅要吃好茶還要寫喫茶的詩,很精緻的刻「喫茶文學」的集子。陸羽《茶經》以店,我們有的是講喫茶的書。曾經看到一部明刻的《茶集》收了唐以後的喫茶的文與詩,書前還刻了唐伯虎的兩頁《煮泉圖》,以及當時許多文壇名人的題詞。喫茶還需要好的泉水,從這《煮泉圖》的題名上,也就可以想到。因此,當的講究喫茶的名士,遙遠地雇了專船去惠山運泉,是時見於典籍,雖然丘長孺為這件事,使「品菜」的人曾經狼狽過一回,鬧了—點把江水當名泉的笑話。
鐘伯敬寫過一首《采雨詩》,有小序云:「雨連日夕,忽忽無春,采之瀹(ming),色香可奪惠泉。其法用白布,方五六尺,系其四角,而石壓其中央,以收四至之水,而置甕中庭受之。避溜者,惡其不潔也。終夕緦緦焉,慮水之不至,則亦不復知有雨之苦矣。以欣代厭,亦居心轉境之一道也。」在無可奈何之中,居然給他想出這樣的方法,采雨以代名泉,為喫茶,其用心之苦,是可以概見了;張宗子坐在閔名子家,不吃他的名茶不去,而只耗去一天,又算得什麼呢?
還有,所以然愛喫茶,是好有一比的。愛茶的理由,是和「愛佳人」一樣。享樂自己,也是裝點自己。記得西門慶愛上了桂姐,第—次在她家請客的時候,應伯爵看西門那樣的色情狂,在上茶的時候,曾經用首《朝天子》調兒的《茶調》開他玩笑。那詞道:「這細茶的嫩芽,生長在春風下。不揪不採葉兒渣,但煮著顏色大。絕品清奇,難描難畫。口兒裡常時呷,醉了時想他,醒來時愛她。原來一簍兒千金價。」拿茶比佳人,正說明了他們對於兩者認識的一致性,雖說其間也相當的有不同的地方。
話雖如此,喫茶究竟也有先決的條件,就是生活安定。張大復是—個最會喫茶的人了,在他的全集裡筆談裡,若果把講喫茶的文章獨立起來,也可以印成一本書。比他研究喫茶更深刻的,也許是沒有吧。可是,當他正在研究喫茶的時候,妻子也竟要來麻煩他,說廚已無米,使他不得不放下喫茶的大事,去找買米煮飯的錢,而發一頓感歎。
從城隍廟冷攤上買回的—冊日本的殘本《近世從語》,裡面寫得是更有趣了。說是:「山僧嗜茶,有樵夫過焉,僧輒茶之。樵夫曰:『茶有何德,而師嗜之甚也?』僧曰:『飲茶有三益,消食一也,除睡二也,寡慾三也』。樵夫曰:『師所謂三益者,皆非小人之利也。夫小人樵蘇以給食,豆粥藜羹,僅以充腹,若嗜消食之物,是未免饑也。明而動,晦而休,晏眠熟寐,徹明不覺。雖南面王之樂莫尚之也。欲嗜除睡之物,是未免勞苦也。小人有妻,能與小人共貧窶者,以有同寢之樂也,若嗜寡慾之物,是令妻不能安貧也。夫如此,則三者皆非小人之利也,敢辭。」可見,喫茶也並不是人人能享到的「清福」,除掉那些高官大爵,山人名士的一類。
新文人中,談喫茶,寫喫茶文學的,也不乏人。最先有死在「風不知向那一方面吹」的詩人徐志摩等,後有做喫茶文學運動,辦喫茶雜誌的孫福熙等,不過,徐詩人「喫茶論」已經成了他全集的佚稿,孫畫家的雜誌,也似乎好久不曾繼續了,留下最好的一群,大概是只有「且到寒齋吃苦茶」的苦茶庵主周作人的一個系統。周作人從《雨天的書》時代(一九二五年)開始作「喫茶」到《看雲集》出版(一九三三年),是還在「喫茶」,不過在《五十自壽》(一九三四年)的時候,他是指定人「吃苦茶」了。喫茶而到吃苦茶,其喫茶程度之高,是可知的,其不得已而喫茶,也是可知的,然而,我們不能不欣羨,不斷的國內外炮火,竟沒有把周作人的茶庵、茶壺,和茶碗打碎呢,特殊階級的生活是多麼穩定啊。
八九年前,芥川龍之介游上海,他曾經那樣的諷刺著九曲橋上的「茶客」;李鴻章時代,外國人也有「看中國人的『喫茶』,就可以看到這個國度無救」的預言。然而現在,即是就知識階級言,不僅有「寄沉痛於苦茶者」,也有厭膩了中國茶,而提倡吃外國茶的呢。這真不能不令人有康南海式的感歎了:「嗚呼!吾欲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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