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伯家裡牆上掛了一張12英尺見方的大表格，最上面一行列出當年33位有助於確定船隻位置的人名。每個名字的下方是15個橫格，每格代表3個時段，每一時段3個鐘頭；從星期二正午開始起算，直到星期天午夜為止。
設計這張表格，目的是要確定3 件事情：某一時刻的船隻座標或距離；風向和強度、海浪高度和方向；船隻狀況。查到某人敘述的資料，他就填在相關位置之上。
為了搜集資料，鮑伯真是上天入地，所有可能藏有資料的圖書館、公私立機構，無一遺漏。他利用搜集到的資料，編成一部暴風雨中的船難故事；一有新的資料，立刻修正。最後，他只要一閉上眼睛，眼前就會浮現船隻在驚天駭浪中上下顛簸、婦孺在大廳驚慌相擁、男人排列傳遞水桶、船身進水漸漸升高的恐怖景象。他說：「我全副心思都浸淫在資料之中。我們需要一切資料，以確定正確的沉船地點。」當事人的敘述不盡相同，如何取捨，就需智慧和判斷能力了。將33個人的敘述排列對照，對於資料取捨的判定大有助益。
座標問題關係最重大，也最需要謹慎敲定。每個座標的來源都先經過濾，再想像當時情況。最令鮑伯困惑的座標，也就是哈利·約翰據以委託「西馬克一號」搜尋「中美洲」號沉船地點的座標。但是到此為止，鮑伯仍然認為這個座標不合情理。經過仔細研究所有文獻，運用推理，他終於把這組座標的來龍去脈找了出來。
原來「艾爾多拉多號」抵達波士頓時，它對「中美洲」號見死不救的卑鄙行徑引起公憤。該船船長史東對於記者的追問搪塞幾句之後，就避不見面，交由大副應付。由於眾怒難犯，大副只好交出航海日記，上面記載了幾個座標，而「中美洲」號的沉船地點也赫然在目：北緯31度25分，西經77度10分。但是鮑伯覺得數字可疑。
他再詳查「艾爾多拉多」號的航海日記，發現除了一次例外，所有的座標紀錄都只有緯度。因為以當時的技術，決定緯度已無困難，但判別經度仍非易事。（譯註：由於判別經度困難萬分，船隻位置難以確定，經常觸礁沉沒。英國國會特於1714年通過「經度法案」，提供相當於國王贖金的巨額獎金——兩萬英鎊——徵求判別經度的精確方法。詳情請看本公司出版之《尋找地球刻度的人》一書。）18世紀，英國巧匠哈里遜製造了精密的航海鐘，本已解決了判別經度的難題，但航海鐘造價昂貴，非一般船長所能負擔。19世紀中葉航行於美國東海岸的船隻，仍然只紀錄緯度。史東船長在下午6 點30分如何確定這組數字？縱使當時已經風平浪靜，他的六分儀能以什麼為目標？鮑伯感到非常困惑。幾經查考，他的結論是：這組數字應該來自賀登船長，因為兩船的最近距離曾經達到可以互相聽見呼叫聲的程度。賀登船長在要求史東船長留下。準備救人之時，同時也把船隻位置告訴了史東。然而另一個問題接著發生：賀登船長會在下午6點鐘、船隻顛簸起伏不已、500多條人命面臨死亡威脅的時候，丟下一切去測定船隻位置嗎？如果不然，他是何時測定的？這個問題攸關沉船位置，不容忽略。
接著鮑伯遠赴紐約，從1857年9 月27日《紐約先鋒報》有關蒙森法官的談話中，找到蛛絲馬跡；再與「艾倫號」強森船長的兩次測定獲得的西經76度13分、北緯31度55分的數據一配合，他終於確定賀登是在週六上午7 點測定船隻位置的。這組座標竟然成了「艾爾多拉多號」航海日記記錄的「中美洲」號的最後位置。
原來暴風眼在星期六上午短暫籠罩了「中美洲」號，雲層稍淡，太陽出現在東方海面。熟悉洋流以及各種最新航海技巧又具有勇者氣質的賀登船長當然不肯輕易放棄希望，所以利用這次機會，確定船隻位置。他也許希望船隻已被颶風吹到繁忙的航線上、已經離開海岸並不遠、或已被墨西哥灣流吹得更北。不幸的是，他的測定結果是船隻居然在離岸200 海裡的外海。這就是蒙森法官說賀登有點沮喪的原因，這也是賀登在那種時刻還在測定船位的原因。
這組出現在保險協會公報上的座標，分別來自「艾爾多拉多號」的航海日記、賀登船長通知史東船長的座標。賀登船長在颱風眼當中測得的座標，讓真相終於大白。原來在12小時之後，「中美洲」號漂移到和「艾爾多拉多號」相遇的地方，也就是沉船地點。然後「中美洲」號的殘骸又漂流到第二天「艾倫號」到達的地點。不同座標的相關環節，至此終於配合得絲絲入扣；看似不合情理的3 組座標，終於有了合理的解釋。
二次大戰期間，為了攔截德國潛艇，美國海軍聘請傑出的物理學者、數學家和化學家組成「行動評估小組」，研擬抵制德國潛艇偷襲的方法。該小組在1942年提出「搜尋理論」，利用數學原理綜合風向和洋流資料，預測德國潛艇的位置，並加以摧毀。後來數學家伯納德·庫普曼（Bemard Koopman）研究出有名的「掃瞄搜尋法」，這個方法直到大戰結束後很久才解密。
庫普曼死後， 搜查分析方面的權威是加州太陽谷華格納學會的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博士。他在1967年開始利用電腦，改進庫普曼的理論和方法；他的同事湯尼·理查森（Tony Richardson ）把改進後的理論格式化，使之成為座標。理查森曾經參與了1966年在西班牙搜尋核彈的工作；兩年後又和勞倫斯共同參與搜尋「天蠍號」潛艇，圓滿完成任務；接著兩人又為海岸防衛隊設計尋找海上失蹤人員的系統。其原理和用於搜尋「天蠍號」的一樣，只是目標物換成活動的人員，不再是固定的物件。這套系統再經改進之後，專門用於追蹤蘇俄潛艇。過去10年來，史東博士一直都是海軍搜索理論方面的主要專家。
湯米知道史東博士的研究工作，心想他的方法或許可以用來搜尋海底沉船。他們請教史東博士是否可以應用他的搜尋理論，繪製地圖，標出利用聲納搜尋的地點。在證實了湯米提供的資料精確有用之後，史東告訴他：「進行這些工作的要訣在於，無論資料來源是客觀或主觀，對所知的一切包括不確定的因素，都必須加以量化。」其次是綜合一切數據，求得目標物可能存在的地點。史東答應從「中美洲」號的最後位置，加入風勢、洋流等變量，利用電腦算出可能的範圍。
此時，鮑怕又提出「艾倫號」提供的座標，於是史東博士答應利用這個最後位置，推算沉船地點。
會談結束之後，史東唯一擔憂的事情，竟是湯米的經費問題。他說：「湯米需要大量的資金。如果屆時他無力支付我的工作酬勞，就算告他也沒有用——我看他也沒有什麼財產。」但湯米如果能預付第一期的酬勞，史東倒也願意把已知資料轉換成為顯示可能性的地圖。
比利·凱利和克特·羅夫蘭申請公司執照時，依規定必須申報股東姓名。股東之中不乏哥倫布市的知名人物，引起了當地《商務第一》週刊的注意，要求湯米接受訪問，但湯米回絕了。於是《商務第一》就在1985年6 月24日刊登《尋寶計劃吸引巨商》的消息，雖然沒有直接指明是「中美洲」號，但新聞內容已超出湯米願意公開的程度。
這是湯米第一次和媒體交手。他深怕媒體會把這件事情渲染成為海盜船和藏寶圖的故事，使他重蹈以前尋寶者的覆轍。他需要專人來跟媒體周旋，應付股東，並和各種專業團體溝通；他想起了老朋友巴力。1985年6 月，他打電話給巴力，邀請他加入。湯米告訴巴力，他對整個計劃深具信心，但不能保證結果；這份工作薪水不高，但工作時間可能只要半年。當時巴力也正想換換環境，於是欣然接受。
湯米、鮑伯和巴力花了兩周時間，每天工作12到16個小時，改寫原來的說明書，使它具有提供資料的功能，但不會透露太多內容；清楚明白，但不損格調；強調科技，但不晦澀；充滿信心，但不斬釘截鐵；充滿冒險精神，但不虛誇。總之，整個計劃看來充滿挑戰，卻不是天方夜譚。
鮑伯說：「我們讓投資人相信，值得先投資少數資金，測試整個計劃的可行性。這個工作才真正創造了開始行動的計劃。」
他們日以繼夜地修訂、再修訂；增加圖表，精簡文字，濃縮成為簡單易讀的文件。這份文件是他們的宣言。他們的進行步驟，他們的風險分析，也是他們的工作流程；他們稱它為「藍皮書」。至於公司名稱，對內自稱「回收股份有限公司」，對外則稱「哥倫布一美國發現集團」。
湯米租了一間維多利亞式的三樓磚造房子作為辦公室，巴力就住在裡面。每週二晚上7 點，湯米、巴力和鮑伯在餐廳開會，決定工作方針。他們戲稱這是「圓桌會議」，經常過了午夜還沒結束。會中，3 人可以任憑想像馳騁，沒有任何限制，也不必擔憂會引來另外兩人的挪揄或批評。
鮑伯說：「一件事情獲得越多不同領域的人士贊同，就越加健全合理。」
正當他們一邊做夢，一邊修訂計劃的時候，費雪總算找到了「阿圖加號」的殘骸。時值1985年6 月20日，距離費雪開始搜尋「阿圖加號」已將近20年，也是他的長子德克淹死的10年後了。這10年間，費雪繼續尋找，總算天可憐見，他的次子在水深55英尺的地方，發現了沉沒的寶藏。他們撈起32團變黑的銀幣，900 個大銀塊，幾條小金棒，還有幾百塊翡翠。這些寶物聚集成堆，外面包著珊瑚，住滿了龍蝦。
十多年來，費雪不停地和其他的尋寶客競爭，對抗佛州當局，與國稅局爭辯，真是疲於奔命。加上股東的不滿，3 個年輕人的喪生、考古學者和環保學者的抗爭、股東的控告，終於使費雪鳴金收兵，不再做這種打撈發財的美夢。
本來湯米也可以採取這種做法：找到沉船、撈起寶物、賣掉寶物、大家分紅，然後尋找下一個目標。連一些股東也做過這種建議，但巴力說，這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圓桌會議」繼續開到1986年冬天。成千上萬的想法經過討論、修訂、過濾，然後定案。他們預設各種失敗的可能，然後設法預防或預籌應付方法，試圖增加成功的機率。如此一來，執行計劃時，他們只要小心謹慎，把握更多的機會就行了。
現在應該開始募集第二階段——搜尋階段——的140 萬美元，租用「西馬克IA」從事搜尋工作了。就在這年夏天，有三件事情使得「中美洲」號的打撈計劃更加吸引人。首先是費雪發現了「阿圖加號」；其次，深海工作人員撈起印航182 號班機的座艙通話記錄器。這架波音747 在天空中爆炸，殘骸墜入6600英尺深的大西洋中；第三，鮑伯·伯拉德找到了位於深海的「泰坦尼克號」殘骸。雅士比說：「湯米不停地述說的事情，好像都能實現了。這三件事對於湯米有意爭取的對象，也產生了正面效應。」第一階段的38位股東，共有32位繼續投資第二階段。第二階段14 0萬美元的籌募工作， 在1985年年底完成，約有100位股東加入。以前湯米他們3 人只是在想像中尋找「中美洲」號；如今，他們必須付諸行動，把「中美洲」號從深海中找出來。
湯米預付史東博士1萬美元，請他開始初步的資料分析。湯米郵寄了4種資料給他：鮑伯整理的那張每3 小時為一時段的資料對照表；附有座標的「中美洲」號最後階段的航線圖；「中美洲」號離開哈瓦那的歷史敘述，包括航程中的重大事件；從「中美洲」號失去動力開始，到「艾倫號」放棄搜救為止的每小時風力、風向分析圖。
史東以前做過不少分析工作，但資料都很粗糙，必須自己剔除不一致、不合理的地方，有時還得先研究好幾個星期，才能進入狀態，開始工作。這一次，鮑伯幾乎代他完成了這部分工作。史東說：「鮑伯好像具有歷史研究的天賦，提供的資料詳盡明確，使我的工作簡單輕鬆了許多。他做得真好，讓我印象深刻。」
為了瞭解情節變化，史東先把歷史敘述仔細研讀3 遍，拼湊出過程的細節，再配合其他3 種資料， 根據「艾倫號」、「中美洲」號和「海事號」的座標，各繪1張草圖。接著他把所有的資料轉換成數據輸入電腦，求出模式。每種模式都經過上萬次的計算校正。如此求出的可能落點，分佈面積還很大，所以史東又把草圖區分成兩平方海裡的方格，計算每格所有的可能落點數目。可是這樣求得的結果，還是不能令人滿意。史東把3 張草圖製成透明圖表，寄給湯米，讓他綜合研究，找出問題所在。照理這3張圖表應該彼此重合，但事實不然，顯示資料尚有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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