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台書屋--外國文學--大江健三郎--生的定義

八　「某種樂趣」及其相反

　　中野重治是１９７９年夏季逝世的，初秋的葬禮，各種野花裝點祭壇，那氣氛的確符合詩人中野，那紅花使人覺得任贍派給了我，我便以中野重治的作品「某種樂趣」為題作了准備。但是，剛讀完作為講話的前提而引用原作的幾個段落，那位彷彿身居要津的文化官僚型的司儀就發出已經沒有時間的信號，結果主題落了空。今年秋季舉行中野逝後五週年集會，這次因為多給了一些時間，所以打算重新講講這個題目。
　　「某種樂趣」這句話，不言而喻，是從中野重治的短篇作品中摘來的話，我以為像中野那樣堅毅的思想家，以這樣單純而樸素的表現，不僅顯示出中野其人的骨骼，而且內容之有趣也表明了這位文學家獨特的風格。因此，我想通過這一小小的機會，以一個後進作家的身分談一談對中野的看法。中野重治１９６０年發表了《日暮》和《某種樂趣》兩個短篇。我從少年時代開始就敬愛這位作家，而同他見面是在反對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美國如何使日本更廣更深地參加它的核戰略，從載有核彈的托馬霍克號軍艦的入港問題就能看得十分清楚——的群眾運動的時候，當時參加這一運動的階層非常廣泛，文學家當然是此項運動的參加者。我已經讀了他這兩個短篇，那時就覺得中野重治必須是這樣的人！實際上他確實是這樣的人，而且超過了我的期待。所以我覺得文如其人，越發覺得《某種樂趣》更有意義，以後凡是有中野講話的集會，一定興高采烈地前往。當時我的年齡正好是現在的一半，回憶當時，倍覺親切。
　　不妨重讀一下《日暮》。這部作品的中心內容是中野積累多年的一個男人內心世界，中野寫這篇作品時已經是五十八歲了。「『不是什麼日暮而道遠。是道近了然而也日暮了。暮色越來越濃……』／『說到道，這道又是什麼呢？無非是該作的事吧。既然這樣，何必分遠近……』／『道就在近處』這話我腦子裡也有，可是連近的我也沒有作。大概『道遠』的道和『道在近處』的道是不同的。連非常之近的道我也沒有作到。」
　　他在這之前不久，遇到一個面色蒼白的三十二、三歲的男人，大衣的前胸處揣著一個沉沉入睡的女嬰，隔著不太遠的距離向他打聽去一個遠地方該怎麼走。他告訴那人之後站在那裡一直望著他遠去的背影，不禁心潮起伏。「那男人向我輕輕地點頭道謝，然後飄飄然地走了。他揣在胸前的女嬰大概只有兩歲或者兩歲半，他整個身軀彷彿像個影子輕飄飄地走去。看來他身無分文，即使早飯已經吃過，那以後肯定什麼都沒有吃。那孩子似乎也是空著肚子，有氣無力地沉沉地睡著。這是怎麼啦？怎麼回事？一定出了什麼意外吧……」
　　於是我就像往常慣例那樣，把那男人的事擱置起來出了家門。「像往常慣例那樣，這實在是要命的毛病」，自己雖然這麼想過，但畢竟毫無辦法。那男人的臉色足夠地顯示戰爭與戰爭剛剛結束時的營養失調。他已經沒話了，實際上是此人本來就不愛說話還是有別的原因，反正當時他就是這副模樣。他說要去荻窪，可是他從哪裡來的呢？看不出他那孩子是當囮子用來騙人的……文化水平低，孤獨，令人難以置信的不幸，乾脆利落地全家自殺的人們不斷出現的低谷時期……總而言之，一個接一個，彷彿摩肩接踵似地跑去，我就是這副模樣，眼下該怎麼辦呢？論年紀不老不小，只好匆匆忙忙齷齷齪齪地往前奔吧。這麼匆匆忙忙齷齷齪齪，能說道近了麼？能說是在道上麼？是在道上呢，還是離開了道？連我本人也模模糊糊看不清了。
　　這位顧慮重重的漢子出了家門之後，打算思考與他處境相同者各種各樣的問題，遇上了也許是同樣只顧外表不看實際而不得不奔波忙碌的舊朋友，於是站著說了幾句話又匆匆道別了。
　　我從澀谷上車到新宿下的。／嗓子幹得刷拉刷拉的，我想找個喝水的地方。／原來眼前就有，我大搖大擺地走過去。／這時，我看見一位姑娘比我快了一步朝那邊走去。是個女學生吧，也許是一位上班的姑娘。她穿著外套，一雙黑皮鞋，大步走去。偏巧一個男人在那裡正喝水，水在不停地向上噴，那姑娘便不再等候上對面去了。／那姑娘來到那塔形的水盤式飲水處停下來，彎下腰，用右手擰了一水龍頭開關，使它彎過來，然後才嘴就著那開關喝水。／我有些幸福感，因為那姑娘太愛乾淨了……／她喝完了以後輪到我，喝完我擦了擦嘴邊便又匆匆跑開了……
　　這個我有些幸福感就是「某種樂趣」的感受，這裡先說這麼多，接下去談短篇小說《某種樂趣》。「芝麻大的事儘管頗有意義，但是把它大吹一通也不好。因為那只不過是稍微有趣而已」，這就是本篇的意義所在。
　　這個短篇完成之前，人物還是可稱之為昨天今天的中野本人，參加一個歡迎來自中國的文化代表團，席上的談話中有「卿」這個字，翻譯是優秀的，本該馬上就能說出它是公卿的「卿」，但畢竟是青年人，看得出知識不足。隨後又出席歡迎來自中國的魯迅夫人許廣平、劇作家曹禺的會，也出現了與前一個會十分相似的傳達語義受阻的情況。
　　白髮的許廣平半是注視著日本主人那一邊，上身略微前傾和曹禺耳語了一兩句話，許廣平那上了年紀的臉上微紅，曹禺笑著點了點頭。那風采顯得很美。
　　原來曹禺那時年輕，所談的事不知道，他沒有讀過，然而許廣平知道。大概她讀過那方面的書，很年輕的時候就讀過，很年輕的時候讀過而且記住了。她說：「喂，是園朝啊。」還說：「……也就是石川五右衛門。」她並沒有覺得不該插話，只是略顯羞澀……
　　看那氣氛，和那些話一樣有趣。高等奢侈一般的有趣，「什麼公卿的卿啦，可說起來卿是什麼？公卿又是什麼？對這些詞毫無所知的青年人當然無從理解……」想到這些我覺得很有趣。
　　隨後是日本文化人同蘇聯作家的會，久居日本的女畫家布布諾娃插話給翻不過來的翻譯土方幫忙，而且自己頗有些難為情。「『喂，是指那個事……」／我知道她指出的不會錯，但是，她跟土方說話時用的是日語還是俄語，我就聽不出來了。因為連坐在她旁邊的人都聽不清楚的低聲交談，也許是她原本就是只要讓土方聽明白就行。上年紀人羞澀的表情是很敏銳的。許廣平面孔有些微紅，羞澀的表情十分明顯，相比之下，布布諾娃臉色雖然未變，但內心似乎有些羞怯。／土方繼續翻下去，似乎他從布布諾娃那裡得到啟示繼續翻下去的。……不料布布諾娃又說了一聲：『喂，是指那回事！……」她本來是極力壓低聲調，但話一出口就變了，為此而感到羞澀的表情，我覺得實在有趣。」
　　後來布布諾娃回她的祖國去了，她從自己坐的那艘船的船名想起一個男人。她去中國旅行時，在開往北京的火車上，她同一位蘇聯青年談過話，因為那青年和列寧全集上也曾出現過的一位革命家同名，然而他自己卻不知道那位革命家。布布諾娃發覺之後仔細一看才知道，那船是為紀念那位革命家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蘇聯青年向他父親說有個日本人問過他的名字的事，「你說什麼？……「你說你不知道巴布什金？你連伊萬·瓦西裡耶維奇·巴布什金這位彼得堡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工人革命家的名字都不知道？……」可以想像那位父親大聲回應的模樣。
　　話雖如此，讓新人們查問新人們不知道的舊事，效果一定錯不了。效果好的事，效果差的事莫不如此。白髮而略胖的許廣平以羞澀泛紅的面色同曹禺耳語，白髮略瘦的布布諾娃很不好意思地給土方的啟示。事情本身並沒什麼，但那神態卻讓我很感興趣。稱之為興趣是否合適不知道，反正我是覺得有興趣的。
　　他之所以預先寫了同第一個短篇結尾的有些幸福感、「某種樂趣」相對立、也就是同它正好相反的東西，是因為這個社會依然照舊製造如此軟弱的人，而且是把大人孩子組合在一起。不停地生產文化水平低、孤獨、令人難以置信的不幸，乾脆利落地全家自殺的人們不斷出現的低谷，不是什麼別的，就是我們的現代社會。
　　結果被推到這樣的兩難境地：自己正是為了改造這樣的社會才勞動，但是也不能邊把這些表現一個一個擺在腦子裡並且深深地挖掘下去邊幹工作。而且這樣思考生活意義也會妨礙「某些樂趣」。也許可以這樣說，正因為這種思考強烈，這個男人才渴望「某種樂趣」。結果是，這麼匆匆忙齷齷齪齪，能說道近了麼？能說是在道上麼？是在道上呢，還是離開了道？連我本人也模模糊糊看不清了。
　　心裡乾渴的他，嗓子幹得刷拉刷拉而去了飲水處，看到一位年輕姑娘嘴對嘴地俯就著水龍頭喝水，看到她那副姿態，本人感到「某種樂趣」。這個美好的短篇和中野另一部以構成中野人類觀核心的價值，通過「某種樂趣」這面鏡子看得清清楚楚的短篇，在中野逝世之後不久舉行的集會上，重新讀了這兩部作品，使人想起，他對於妨礙「某種樂趣」的人們那些事情，以這兩個短篇組成了揭發他們的論點。
　　中野重治的一生是怎樣抗拒反對「某種樂趣」的事物，而且面對絕對優勢的對手是如何給予艱巨抵抗的，只要看一看他的簡單年譜就一目瞭然。
　　明治３５年即１９０２年，中野生於福井縣一個自作農兼小地主之家，１９２６年東京大學新人會派他到共同印刷廠領導罷工。這完全是和「某種樂趣」相反一方的社會勢力作斗爭的工作。３年之後，他成了第一屆眾議院普選的候補議員，為前往支援工農黨的大山郁夫，於高松遭到逮捕。這一年，他出席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的研討會時被逮捕。他同反對「某種樂趣」的勢力的鬥爭，早在昭和年代１尚未開始和剛剛開始的初期，就投身於反抗強權的鬥爭了。昭和５年即１９３０年，他以違反治安維持法嫌疑罪遭逮捕，被保釋的第二年參加日本共產黨，次年移送豐多摩監獄，判兩年監禁。直到戰敗投降為止，他一直忍受著「保護觀察處分」１的折磨，官憲也禁止他寫作，戰敗的消息是他４３歲那年再次應徵入伍成為一介士兵時聽到的。
　　１１９２６—１９９０年——譯注。
　　１對犯人不起訴處分者或緩期執行者，實行假釋，但由「特定的人」觀察指導，以期其自新。實際上就是監視其行動——譯注。
　　昭和２２年，中野由共產常推薦為參議院議員候選人，結果當選。翌年福井大地震，他前往調查和救援，在美軍佔領的情況下，儘管他身為議員，卻被當地的美國佔領軍逮捕而押送回東京。和反對「某種樂趣」者一直戰鬥不息的中野，昭和３９年卻被日本共產黨開除黨籍。
　　中野重治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對手從國家權力到先鋒政黨的官僚主義，可以說多種多樣。被開除黨籍的３年之前，正在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鬥爭中的中野的思想，可以理解為如實地反映於前述兩個短篇裡了。「某種樂趣」似乎能解除「我」的極度乾渴一般。我有些幸福感。那姑娘太愛乾淨了……
　　／她喝完了輪到我，喝完我擦了擦嘴邊便又匆匆跑開了……
　　懷念中野重治的一生並重讀他的作品，為了在紀念他逝世五週年的會上講話作準備，這次不打算談妨礙「某種樂趣」的事物，主要內容是使中野內心湧起微笑並給他以鼓勵的「某種樂趣」的本身。
　　「某種樂趣」這樸素而單純的說法，表現了歷經複雜多變的生活磨難終於達到理性世界的中野其人。而且，傳達給我們的是真實，同時也讓我們受到「某種樂趣」的感染。從樸素的單純之中，可以看出中野描寫人的文學總體的巨大和確實。這次我想談的就是從這「某種樂趣」中看到的對世界的把握，對人的把握，才是文學的特性。
　　關於中野重治的生涯和工作，卓越而周到的論考相繼出現。通過這些論考，自然而然地到達深入研究中野的幾多途徑。然而中野重治一直和製造反對「某種樂趣」的社會鬥爭，他的工作只是表現了「某種樂趣」，但是卻有充分的重要意義。我想反覆強調，這些地方才是文學的有趣之處。這才是我向中野重治學習的所在。
　　從前邊的引用文字中大概已經理解到，「某種樂趣」的另一主題是老年一代同青年一代之間文化上的斷裂，以舊的一代的生活感覺水平所知道的事情，年輕一代卻瞭解得很差。比如，翻譯現場上語言與語言對譯時的無從理解，就是具體表現。革命後新一代的生活感覺中，對於早期革命家的名字已經無緣了。中野對於這種斷裂未必僅僅否定，而是以寬容的眼光對待。他認為，不知道也不要緊。創造新事物的過程中，出現這種情況是無可避免的，那不要緊。如果沒有這種情況甚至還不行。但是，儘管如此，對於空白視而不見，對於斷裂聽其自然，那也不行。
　　中野逝世五週年的集會上，我的目的是向此後創造新事物的年輕一代說說話，所以，從表現中野幼年與少年時代的《梨花》，直到反映被開除黨籍之後那漫長日子的《甲乙丙丁》，總能找得到——不僅小說，隨筆就更無須多說，即使評論文章，從他的思考、論述的文風本身，都能引起讀者幸福的微笑——「某種樂趣」，所以我呼籲大家要接受這「某種樂趣」，以此為起點，這樣，自然就不會有對於空白視而不見，對於斷裂聽其自然的事了。
　　這年的８月５日夜，我躺在從這裡能夠望見紀念原子彈災害的那圓頂穹窿遺址的旅館床上，眼睛凝視著昏暗，想著每次來廣島都給我以鼓舞的重籐文夫原子病醫院院長，以及金井利博中國新聞社論委員。這兩位已經逝世了。由此而來的感傷情緒一直糾纏著我。陽光普照的和平公園裡，青年們正在為了明天的表演而練習管絃樂。宣傳車播放著軍歌開過去，那音量放大到正常的十幾倍，幾乎使全市都能聽得見，可能是由於器械精良的緣故，聲音並不破。同時播放演說：為什麼反對保護日本的美國核武器？拿蘇聯錢的那些傢伙們明天就要舉行動員大會……如此內容的演說始終不停，音量高昂的大嚷大叫，聽來原是所謂憂國派指斥國家主義的自立哪裡去了的感事傷情的呼喊。
　　這時，我被床頭收音機的廣播吸引，終於坐起來，擰大音量，開始收聽時事廣播。這是廣島廣播電台「阿保機——原子彈孤兒，顛沛的青春」節目。一個中年男子用濃重的大阪口音敘說著他的來歷，女播音員不時插上幾句解說詞這樣一種形式的節目，那中年男人說的話並不粗糙，大概是想把過去傳奇式的經驗說個一清二楚，所以每句話都發音很強，而且逐漸地有些氣喘。看得出，講話的人是個吃過苦的，然而也是一個為人樸實無華的人。
　　他講的經歷確實令人吃驚。此人現在在一個製造不銹鋼洗碗槽工廠幹活，老婆加上５個孩子，一家７口住在市營住宅，他的日常生活反倒令人難以置信。他的故事是他乘上闊別３９年的下關到釜山的班輪前往韓國的漢城，一路上邊走邊回憶的形式構成的。
　　《朝日新聞》社廣島分社拍的紀實電視片「每個人的戰爭·廣島」（最近，作為巖波新書由巖波書店出版）之中，因為敘述者「原子彈孤兒」現為工人的４７歲的友田典弘的電視片我看過，我想這裡不妨說說友田先生的經歷。
　　昭和２０年，友田的家就在以前的安川東側沿河的大手町，因為戰爭期間的防火措施而被拆除了，兒童本來是疏散到鄉下去的，他因為要和母親在一起又從鄉下回來了，結果遇上了８月６日這一天。那天他去上學，袋町國民學校距爆炸中心４８０米，他遭到爆炸之所以沒死，是因為他當時正在鋼筋混凝土校舍地下室的脫鞋處。「我在學校地下室看到的閃光簡直沒法形容。好像一個大電燈泡砰地一聲炸了，白光一閃，一瞬之間眼前一片雪白。」「除了上街道救護所領飯糰子的時間之外，每天每日到處找我的母親。到處堆著死屍，我一個死屍一個死屍地查。晚上住在樓房的地下室或者學校的廢游泳池。記不得這種日子過了幾天，有一天在街上見到一個熟悉的朝鮮人，他是以前曾經租住我家房屋的鞋匠金山三郎。／和他偶然相見，整個改變了我以後的生活。」
　　他們在京橋川的橋旁搭了個小棚子，兩人就住在裡邊。這期間金山說要回國，友田下定決心要求金山帶他走。從８月底到９月初，金山帶著少年友田從廣島動身去了開往釜山的船碼頭。金山囑咐他，絕對別說日本話，只喊我「阿保機」（爸爸）。
　　開往釜山的船是條大貨船。船底上全鋪著木板，幾百個人大聲說話，大聲歡笑，熱鬧極了。現在回想起來，那船底的朝鮮人一定是為了能回到他們祖國滿懷解放感吧，可惜我聽不懂話。那場面越熱鬧我心裡越沒底，總想，他們要幹什麼呢？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釜山港，我一覺也沒有睡，站在甲板上往下一看碼頭，只見許多警察已經等候在那裡。對下船的人每個都問一遍。我很害怕，扯著金山的衣服，不停地喊上船之前教給我的那句「阿保機」。
　　和金山抵達漢城的友田起了個朝鮮名：金炯進，上了小學，一開頭就受到金山兄嫂的白眼，等４０已過的金山結了婚，就立刻受他妻子虐待了。友田到了１３歲，他從家裡只拿了一條毯子便出走了。有個叫東大門市場的大自選商場，他從那裡偷些蘿蔔和白薯吃，靠這個活下來。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當時韓國的市場很景氣。不過漢城的冬天也很冷，他免不了因凍傷而失掉了腳趾。
　　接下來就是戰爭。我記得那是昭和２５年的夏天打起來的。北方的軍隊潮水般湧進漢城，朝鮮戰爭開始了。坦克在大街上跑，子彈扯著一條紅線在夜空中交相飛舞。到處都是市街戰的戰場。機關鎗的響聲分不出來自何方。我在市場悄悄弄下的那個窩和市場全化為烏有。／……我也只好向漢城以南３００公里的大邱一步一步拚命地逃。為什麼碰上這倒霉的事，真是冤透了。
　　戰後他當上了麵包房的夥計，吃住都在那裡，算是擺脫了流浪兒的生活。長到２０歲的友田，有一天被征到海軍裡當兵。「因為原子彈我成了孤兒，來到韓國，成了流浪兒，還得東奔西跑地逃戰爭之難，好不容易找了個幹活的地方想喘口氣，又給征去當了兵。為什麼我總是這麼倒霉？簡直沒法說！」他退伍之後，向廣島寫了幾封信，要求承認他是日本人，因此他有了回國的機會。可是當時他已經２４歲了，日本話他只記住「早晨好」、「再見」這麼兩句。廣島市長濱井信三給他當身份保證人，在廣島市找了工作，但一年之後去了大阪。在一家韓國人開的街道小廠幹活，生活雖然苦一些，但是能用韓國話說話了，這對他來說就比什麼都強。
　　從電視片上看，友田已是中年人，娶妻生子。一到夏天，因為原子病作祟，工作效率下降，一直被廠主評價為幹活誠實的友田今年請了假，前往韓國，為的是找到金山的下落。金山如果健在，已經有８０歲了，友田打聽到的消息只是朝鮮戰爭剛開始他全家就去了北方……
　　我聽著紀實廣播，聽敘述者講他顛沛流離的生活路程中，不由得想起伏爾泰的《老實人或樂觀主義》。本來，這個大肆誇張苦難、顛沛的故事，是一部堪稱實驗倫理道德思想的小說。「被黑人海盜無數次毆打，甚至臀部的肉被割下來。被保加利亞士兵用竹板痛打。宗教裁判遭笞刑，判絞刑，挨解剖，干苦活劃橡皮船……」（巖波文庫版）
　　《書簡》裡也引用了同樣的文章，老實人接受哲學大師樂觀主義思想的教導，在三番五次的苦難之中也毫不動搖，如果有人問他樂觀主義是什麼，他總是理直氣壯地回答他的看法。「『啊！』天真漢回答說：『即使遇到不幸，也把它看作全是善事而且像瘋子一般這麼說。』」
　　友田經歷過原子彈轟炸和朝鮮戰爭這樣的大災大難，經歷過各種困苦生活的磨煉，終於活了下來，但是他並沒有想過一切全是善事。不過，從友田敘述的回憶之中，確實令人感到含有「某種樂趣」的氣氛，雖然細微，然而卻不乏光采。在化為一片廢墟的廣島這片土地上，友田沒有一個日本人可以投靠，是朝鮮人金山接受了他，和他一起先搭建窩棚：「好啊，好啊，幹得不錯！別的不說，得先給咱倆弄個住處！」以後是去日本人大舉撤退中的韓國，告訴他，只能叫他「阿保機」，然後帶他回去。儘管金山的家人理所當然地指責金山「為什麼帶個日本人回來？」然而金山卻始終庇護著他。正是戰爭方酣的時候，戰況發生了變化，他得以回到漢城，他回到東大門市場看他的舊窩。友田談到那時的情況是這麼說的：「可是到了夜裡，幾個不相識的孩子就來了。起初我還不知道這些孩子是怎麼回事，一問才知道他們原來是朝鮮戰爭中失去雙親的孤兒。從此以後，我這原子彈孤兒就和他們開始了『共同生活』。」
　　紀實電視片上也描寫了友田在漢城的唱片商店找到２５年前的流行歌「夢中故鄉」，放在電唱機上和大家一起唱，以及在他幹活的那麵包房附近的河灘上吹口琴的鏡頭，這些當然會喚起友田的哀戚情緒，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某種樂趣」。今天的友田生活於大阪市井之中，他的精神支柱就是老實人歷經苦難之後反覆說的話：「種我們園地要緊」。由此可見，《老實人或樂觀主義》和一般激勵人的文學作品具有共通的鼓舞人的意義，但同時也把人的生存之沉重擺在人們面前。從友田的回憶中清楚地看出，他和中野重治所寫的文化水平低，孤獨，令人難以置信的不幸，乾脆利落地全家自殺的人們根本不同，有真正的人的力量。而且，這種力量肯定也是人控告從原子彈直到朝鮮戰爭、社會罪惡、陷人以悲慘等等的巨大力量。如果用「某種樂趣」這句話提示，可能不怎麼響亮。但是，如果通過中野重治的文學作品，再加上友田的經歷而充實這句話時，我們是不是就發現，我們已經有了甚至可以說準確而嚴密的「某種樂趣」的定義？
　　我曾懷疑過，白天的電視節目常播放平常祭神節日抬的神輿的耍鬧，並不怎麼令人發笑，但是年輕的觀眾卻像被人撓了胳肢窩似地發笑，如果讓這些觀眾從顯像管上每天都看這些，他們就不會感到「某種樂趣」，為了用撓胳肢窩使人發笑以補償欠缺部分，才採用現場直播的辦法。與世界的核體系。恢復「某種樂趣」，甚至應該說這才是最根本的生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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