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碧爾沒有發生什麼波折，便第二次來到威爾伯的診所。等她步出大廈時，忽然想起母親還在鄰近的布蘭代斯百貨公司等她哩。海蒂·多塞特由於不能陪女兒去見醫生而灰心喪氣，竟把女兒一直送到大廈的電梯邊。
「我在布蘭代斯百貨公司等你，」海蒂在電梯門口囑咐道。這是歷來如此的相互依存關係：你去哪兒，我就去哪兒。
西碧爾邁著緩慢的步伐，順從地走進布蘭代斯百貨公司，一眼就看到母親瘦瘦的身材、高傲的儀態和滿頭的白髮。母親見了面的第一句話便是：「大夫提起過我嗎？」雖然是詢問，可帶著查問的口氣。
「她什麼也沒有說，」西碧爾答道。
「好，走吧，」她母親煩躁起來。
「我想去一下圖書館，」西碧爾說道。
「可以啊，」她母親同意道，「我也想借一本書哩。」
在哈尼街的圖書館，西碧爾和母親分赴不同的書架，後來在借書台相遇。西碧爾拿了一本西德尼·霍華德寫的《銀索》。
「你這是什麼書啊？」母親問道。
「是個劇本，」西碧爾答道。「威爾伯醫生要我看的。」
這天晚上，西碧爾做晚飯，後來又洗盤子，她母親一直坐在那裡看《銀索》。看完以後，她評論道：「我不明白威爾伯醫生為什麼要你看這東西。它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威拉德·多塞特在其妻女兩人講話時始終一言不發，默默地琢磨幾個問題。他很勉強同意西碧爾去做治療，因為自從西碧爾被送回家來，他就明白早晚得做些什麼事。儘管他不敢肯定去精神病科是否是出路，但也願意試試。然而現在他疑惑了，這個決定到底對不對呢？
治療是在8月10日開始的，每週一次，1945年整個夏天和初秋都在做治療。對多塞特一家來說，這個時期是觀望和擔心的日子。
每次西碧爾從威爾伯醫生診所回家，她父母就像貪婪的禿鷹似地急不可待了。「她說我們一些什麼話？」他們有時爭先恐後地問，有時異口同聲地問，「她還說了些什麼？」但從來不問：「你現在好嗎？」或「情況怎麼樣啊？」也從來不像西碧爾衷心希望的那樣——啞口無言，一語不發。治療本身就夠痛苦的了，何況還有家庭的審問。
「你把自己打倒啦，」醫生告訴西碧爾。「你很少想到自己。這種情感是不自在的，所以你就責備別人不喜歡你。」
另一個主題是：「你是一個天才，但過於認真。太認真了。你需要更多的社會生活。」
還有一個主題是：「你什麼時候才發脾氣呢？」
威爾伯醫生勸告她：「離開家，到紐約或芝加哥去。在那裡，你可以遇到跟你一樣喜歡藝術的人。走吧。」
西碧爾希望自己能辦到。她在家中所感到的心神不安，在治療開始後已經益發變本加厲了。
醫生認為西碧爾需要更多的社會生活的那番評論，把她的母親深深地激怒了。
「瞧，」她母親在知道以後輕蔑地宣告道，「這幾年我說什麼來著？我的診斷有錯嗎？你為什麼不把錢統統給我，讓我告訴你有什麼問題呢？」
西碧爾的父母，解剖那醫生所說的話，還批評醫生本人。威爾伯醫生抽煙，正派女人是不抽煙的，正派男人也不抽。她哪家教堂也不去。總而言之，西碧爾的父母不信任這位醫生，而且把這一點說出口來。他們一向對女兒佔上風，現在還想佔上風。她母親，看什麼事物都是：非黑即白，非白即黑，把威爾伯醫生說得一無是處。根據海蒂的訓誨，不管是不是大夫，只要不按她的心意辦事，就一切都錯。
她母親對威爾伯醫生的態度並不足怪。但她父親的態度卻使她大吃一驚。西碧爾本以為他比較客觀，比較通情達理，即使對醫生不滿，也會認定威爾伯可能是個好大夫。可是，西碧爾很快就發現她父親決不可能對威爾伯醫生的意見或勸告不牴觸，因為二者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醫生與她父母分屬兩個世界。
「威爾伯醫生並不是真地關心你，」她母親反覆警告道：「她現在教了你一件事。當她能利用你的時候，她還會教你另外一些不同的事哩。你要記住，小姐，如果你告訴她你不愛自己的親生母親，她就會衝著你來了。」
西碧爾要向母親保證她決不會這樣說，因為這不是真的。「我愛你，母親，我真的愛你，」西碧爾一再肯定地說。
總的情況一直這樣可怕。西碧爾渴望自己好起來，但家中的情景無益有害。然而又毫無出路。對於威爾伯醫生以及她進行的治療，西碧爾是說也不好，不說也不好。說了，就惹來麻煩。不說吧，父母親就說她喜怒無常，性情多變。儘管他們過去早就多次說她有這毛病，但現在卻說是威爾伯醫生對此負有責任。「她會使你發瘋，」她母親警告她，「然後他們就把你送到醫院去，因為大夫們就是這樣搞錢的。」
對比之下，外人(無論是知道還是不知道西碧爾去就醫的)反而都說她有了顯著好轉。但每當外人提到此事，她母親便大加嘲笑。她父親也是似聽非聽，不當回事。她母親一再用這樣的話為他洗腦：她之所以見好是因為她長大的緣故；任何人長大了，懂事了，總是會有見識的。西碧爾覺得如果母親不向父親灌輸這種想法，父親本可以頭腦清醒的。西碧爾已經22歲，但她母親談到女兒這一段時不像是談一個成年人，而是在講一個十多歲的孩子。
幸虧西碧爾沒有受到洗腦工作的影響。整個九月份，每星期一小時的治療在持續進行。西碧爾愈來愈相信威爾伯醫生能幫她治好，但她仍被自己的問題弄得大傷腦筋。
西碧爾沒有把她傷腦筋的事告訴醫生，這包括一些與時間和記憶有關的可怖而不可名狀之事。比如，在夏末秋初之際，西碧爾已去醫生診所治療，但她到底向醫生談了些什麼，有時竟然記不起來。有時她只記得走進電梯，但記不得自己走進診所。還有時她能記得自己來到診所，但不記得自己離開診所。還有幾次，西碧爾無法告訴父母那位醫生是如何談及他們的，甚至完全說不出醫生究竟講了些什麼話。有時西碧爾竟然不知道自己曾經見過這位醫生。
有一次出了一件怪事，一個笑話：想起自己不曾記住的事。
西碧爾聽見自己在說：「並不像平時那麼糟糕。」
「你怎麼知道的？」醫生問道。
「我好像此刻本來會跑到門廳去的，」西碧爾答道。
「嗯，」醫生道：「你差一點跳到窗戶外邊去了。你剛才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向窗口衝去。我攔都攔不住你。」
西碧爾不記得自己這麼幹過，但她並不爭辯。人們不止一次地講她做了什麼事，而她實際上沒有做過。因此，她就像平時一樣，隨便別人怎麼說，不作辯解。
「其實我並不擔心，」醫生解釋道。「你是不可能從窗口摔出去的。窗戶用的是不碎玻璃，這你知道。」
威爾伯醫生現在嚴肅起來。「你好像有了一次小發作，」醫生說道。「不是癲癇的小發作，而是心理的小發作。」
心理的？醫生說西碧爾有神經質。這不新鮮。新鮮的是醫生好像不怪罪她。在過去發生此類事情時，她總是怪罪自己的。其他人都不知道這些事。但她能肯定別人只要知道以後便會怪罪她這種不可寬恕的行為。
威爾伯醫生不僅不怪罪她，而且也不像她那樣把她的病情看作不治之症。醫生為她眼前的未來提供了三種選擇：再教初級中學一年，或回學院去，或到畢曉普·克拉克森紀念醫院做強化治療。威爾伯醫生和一位同事負責該院的精神病科。
西碧爾選擇醫院。但當她告訴父母時，他們很煩惱，甚至覺得恐懼。對他們來說，女兒住院就意味著：她是個瘋子。
「在跟精神錯亂毫無關係，」西碧爾企圖解釋。「威爾伯醫生告訴我不是那麼回事。」
「那就一定跟魔鬼有關係嘍，」她父親的語氣有些不祥。
「克拉克森，帕克森，」她母親合轍壓韻地說道。「寄放兒子１，寄放女兒。」
儘管醫院可與地獄相比擬，威拉德·多塞特還是同意與威爾伯醫生好好地談一談。地點選擇在克拉克森醫院，而不在她診所。
在醫院外邊，海蒂和西碧爾坐在汽車裡——母親在咬指甲，女兒咬著牙。在醫院裡面，威爾伯醫生在設法糾正西碧爾的父親威拉德·多塞特的錯誤想法，比如把他女兒上鎖管束呀，進行灰白質切斷手術呀，與其他重病號接觸會惡化呀，還有什麼：好轉則回家，復發就回醫院呀，等等。他還把住醫院想像為循環無情的進院、出院和出院、進院。
她父親最害怕的是給他女兒服麻醉劑。「不，」威爾伯醫生向他作出保證，「我們不會這樣做。」這一點也解釋清楚了。
到了最後，威拉德·多塞特儘管對於他女兒的精神病學療程仍然感到不自在，終於還是同意她住院了。
依威爾伯醫生看來，克拉克森醫院的治療只是一個暫時的措施。醫生覺得西碧爾首先需要的是心理分析。「你就是那種應作心理分析的人，」她告訴西碧爾。「我想親自來為你做，但我還不是一個心理分析家。我將離開奧馬哈去學心理分析。我建議你在離開克拉克森醫院後到芝加哥去做分析。」
這種展望使西碧爾入迷。芝加哥，不僅意味著自己更加接近真正的自我，而且意味著離開家庭。但是，對威拉德和海蒂來說，心理分析卻成了問題。他們已同意做精神病治療，甚至安排了女兒的住院，但心理分析又是另一回事。
獸穴和巨蛇呀。西碧爾的父母深怕心理分析家供病人依靠的長沙發椅２會同他倆心靈深處的宗教信仰相悖。西碧爾的父親所持有的宗教信念是他出生的家庭自幼就給予他的。西碧爾的母親，原先是衛理公會教徒，結婚數年後虔信了威拉德的教條。這個教條是：每個人都有權在上帝和魔鬼之間，在上帝和預言書的魔鬼之間，在上帝和聖經中的巨蛇之間作出抉擇。上帝對那些選擇他的人負有全部責任，能把他們帶到天堂。反之，選擇魔鬼的人將走另一條道。
威拉德·多塞特怕把女兒托付給魔鬼，並由此把自己也搭上。所以，當西碧爾要求他放她去芝加哥做心理分析時竟然無法置答。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他對西碧爾說，「我得跟韋伯牧師商量一下。」
牧師本是一個果斷的人，如今碰到了威拉德·多塞特提出的難題：精神分析究竟是否有利。這兩個男人之間的關係極為密切。牧師深知多塞特是個有本事的建築承包商，便聘他來建造他們這個宗教派別的教堂。多塞特的工作地點正是一所尚未完工的教堂。他們兩人在這個工地上商量，而牧師的態度一點都不明朗：「我不知道啊，多塞特兄弟，我真是不知道，」他重複了好幾次。
沉默了半晌以後，還是多塞特自己評說起來：「如果芝加哥心理分析家與我們同一信仰，我心裡就踏實多了。我怕一個與我們信仰不同的大夫會用麻醉劑、催眠術和其他我堅決反對的技術方法去作踐她。」
牧師在鋪好的教堂地面上踱來踱去。他沉思良久，仍是茫然不知所措。當他終於開腔時，只有這樣幾句話：「你只能自己作主了，多塞特兄弟。我衷心地想幫助你，但坦白地說，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現在輪到多塞特來回踱步了。他擔心地說：「如果禱告和讚美上帝不是治療的內容之一，他們要把我領到這條道兒上來可不容易。」
「是啊，」牧師附和道，「就像在密蘇里州把一頭騾子牽進新穀倉，你得先蒙住它的眼睛。」他停了很久才補充道：「我主張思想自由、意識和信仰自由。多塞特兄弟，你知道我這個人是很有說服力的，甚至使人不可抗拒。但我所使用的唯一方式是同人們談話。我一輩子從來不強迫人。心理分析會不會強迫人，我一點都不知道。但我並不反對西碧爾去芝加哥。這個決定不該由我來做。主意，得由你和她來拿。」
威拉德·多塞特把他同牧師的談話內容告訴了西碧爾。他苦於找不到出路，便叫她自己來拿主意。「我仍是要去芝加哥。」這是西碧爾堅定的回答。
下一個安息日３，西碧爾在教堂同牧師有一次簡短的談話。她凝視他的黑衣和他銳敏的褐色眼睛。在暗淡的光線中看去，真是很有意思。這是一幅恐懼的圖像，暴露得一覽無遺。牧師感到她的凝視。他柔聲說：「你父親和我只是從我們的觀點來看這問題的。我們承認還存在著另一種觀點。如果你確實要這麼做，我們不應反對。」
西碧爾的決定一直未變。她在等候克拉克森醫院的住院通知和芝加哥方面的回話。她把不久即將發生的事，看作是朝那「可怕的事物」所發動的一次強化衝擊。在她父母和她自己多年躊躇和拖延以後，終於採取了首次行動，的確使人慰安。在年紀還輕時無法顯示的堅毅果斷，現在終於能充分發揮出來了。
突然，一切都變了。原因是她在患咽炎的同時又患了肺炎。其實，肺炎不是原因，而是一種手段。她感到劇烈的頭痛和咽痛。她想起床給威爾伯醫生掛電話，取消10月6日預約門診，但頭暈和衰弱得實在不行。西碧爾請她母親打電話給威爾伯醫生。
西碧爾聽見海蒂·多塞特把醫生的號碼告訴接線員，跟大夫的秘書說了幾句，便同醫生本人通了話。「是的，我是多塞特夫人，西碧爾的母親，」海蒂一口氣不停地說下去。「西碧爾病了。10月6日不能見你了。是啊，好像每個人都嗓子痛，但她還得了肺炎。反正是她叫我打電話找你的。謝謝。」
卡嗒一聲，她母親掛斷了電話。
「大夫怎麼說？」西碧爾問道：「她說什麼了？」
「她什麼也沒有說。」她母親回答。
「沒有提到下一次預約時間？沒有提到住院？」
「一句也沒有。」
火車已經到達特倫頓，但西碧爾的白日夢仍在繼續。
她母親話語的回聲還不能停歇。她在奧馬哈所說的話似乎是現在說的。她粗聲粗氣的嗓音，清晰得猶如她坐在西碧爾鄰座一般。火車向紐約行進。她的回憶，按照她的假設，是依著其自身的邏輯，一個個自動地顯現出來。發動這一切的是那位醫生，她如今去尋找的那位醫生。
西碧爾聽見母親說威爾伯醫生一句也未提到以後的預約門診後，很快就排斥了失望的情緒，認為醫生一定以為自己在康復後會打電話聯繫的。但當她完全恢復健康後打電話時，對方卻告訴她威爾伯醫生已經離開奧馬哈市，不再回來了。西碧爾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這是很自然的。
經過家中多次苦鬥，經歷了說服父母同意她治療和住院的極度痛苦，如今，這一條康復之途卻轉眼間煙消雲散了。她覺得，像自己這樣感情脆弱的人，哪怕最最勇敢，也不能經受這一次打擊。
她離開電話桌，軟弱地坐在床上。她想她母親又該大加嘲笑，她父親又會默默地表示不滿了。她想到威爾伯醫生，想到她怎麼不打一聲招呼就頭也不回地走了呢？她把醫生得罪了嗎？醫生會不會以為她不是真病，便停止了治療？這些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
現在又是什麼？一封來自芝加哥的信。信中聲明心理分析家的時間已約出了兩年，所以眼下不接受新病人。這一來，心理分析完了。失去威爾伯醫生，克拉克森醫院和繼續治療也完了。於是，在她寧靜的臥室中，西碧爾面對這樣的事實：無論如何，她不得不單獨一個人干了。她甚至說服自己：由於威爾伯醫生離去，由於芝加哥之行一筆勾銷，她反倒更加可以隨心所欲。而她心中最主要的願望是回學校去。
她身體怎麼樣？她心中無數，但威爾伯醫生的治療可以作為復學的手段。不管怎樣，她已經見過精神病大夫了。
她給厄普代克小姐去信，表示希望返校。厄普代克小姐答應運用自己的影響來玉成此事。在這同時，西碧爾繼續在初中執教，而且繪畫。她所畫的「城街」和一幅鉛筆畫在奧馬哈一家畫廊中展出。但那不可名狀的可怖之事仍然糾纏著她。有一天，她感到未被它所糾纏，便在當天的日記中委婉地寫了一句「今天一切都好。」1947年1月，西碧爾回到學校。
在第一個星期，厄普代克小姐驚奇地知道了實情。當西碧爾告訴她整個課程可以聽下來而沒有內心的紊亂（要是在過去，她就非離開教室不可）時，厄普代克小姐好像十分高興。西碧爾在1947年1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我最近很好。」在1947年1月8日，西碧爾提到那不可名狀之事時在日記中寫道：「我如此自豪，如此欣慰——我居然能像昨天那樣同厄普代克小姐談到這件事，且維持在這水平上。一直沒有「傾向性」。我盼望了多久呀。上帝一定聽到了我的懇求。」
可是，這不可名狀之事，這種「傾向性」，並沒有停歇。她的日記是那「傾向性」存在與否的確切標誌，因為當西碧爾還能把持整個處境時，她總是記上一筆的。但即使在她自認為「最近很好」的時期，日記中仍然有些天是沒有記載的。事實上，在1月9日，即在她十分樂觀地誇耀後的次日，就沒有記載。一般來說，是好幾天，壞幾天。
對西碧爾來說，好日子仍是不少，使她完成了近三年的學院課程，勝利地進入了四年級第二學期。但在1948年，在上學期結束前不久，西碧爾接到父親的電話，要她去她父母現在居住的堪薩斯市。她母親患脾臟癌４，已離死亡不遠。她堅持非要西碧爾前去護理不可。「如果這是你母親所要求的，她就應該得到它。」威拉德·多塞特告訴女兒。
西碧爾來到堪薩斯市時，不知是什麼命運等待著她。昔日的恐懼又來臨了。但海蒂·多塞特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平靜和通情達理。在此危機存亡之際，母女二人竟相處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好，真是荒謬絕頂了。
事情就出在這異常寧靜的背景之下，令人啼笑皆非。這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晚上。海蒂·多塞特當時不感到疼痛的折磨，正坐在那把紅色的大安樂椅中，傍著小台燈，讀一本《婦女家庭雜誌》。西碧爾端著晚餐的托盤走進了這間起居室。這時，海蒂·多塞特莫名其妙地來了一句：「我根本沒有打。」
「打什麼？」西碧爾柔聲問她，以為她又在追悔往日什麼事。
「我根本沒有打那電話。」海蒂·多塞特說。
「什麼電話，母親？」
「給威爾伯醫生的電話，」母親解釋道。
「你打過了，」西碧爾堅持道：「你忘啦？我聽見你說的話，字字句句都聽見了。」
海蒂·多塞特在回答時鎮靜自若，「噢，我一直按著電話按鈕。我根本沒有打那個電話。」
西碧爾把什麼都想到了，就是沒有想到這個可能性。她母親如此堅決破壞她康復之路，真是難以令人相信。她母親竟使她自1945年10月以來的近三年時間中陷於命運不定和對醫生的疑惑之中，簡直不可思議。
在那麼短暫的治療時，這裡有一絲揭露，那裡有一點醒悟，就足以維持內心的平衡，使她返校復學。威爾伯醫生那天看見西碧爾朝窗戶衝去的那個不可名狀的事，在奧馬哈，在學院和在堪薩斯市，都一直持續下來。正是她的母親，培育著她那怪誕的秘密，並用中斷治療的手段，著意地塑造了她的命運。
多麼恐怖，多麼痛苦，多麼悲傷！可是，沒有控訴，沒有人批評海蒂·多塞特。沒有人對她發脾氣。憤怒，就是魔鬼呀。
海蒂吃著晚餐。西碧爾把托盤拿回廚房。母女二人都沒有再向對方提起那次電話，也沒有再提起威爾伯醫生。
可是，這一次揭露徹底改變了西碧爾對那醫生的態度。事實顯然是：那位醫生根本不知道西碧爾生病，因而理所當然地認為她逃避治療，連說一聲今後不再來的話都難以啟齒。所以醫生離開奧馬哈而不用電話告訴她一聲。感到大失所望的不應是西碧爾·多塞特，而應是科妮莉亞·威爾伯醫生。
未知真情以前，西碧爾故意不去想威爾伯醫生。可是現在，醫生的形象再次突出地顯現出來，而西碧爾感到內心的希望像一陣波濤突然洶湧。回去找她，是恢復聯繫並徹底痊癒的美夢。但這次決不能讓那條巨蛇插手干預。美夢的實現必須推遲，推遲到西碧爾自己有能力支付自己的治療費用。
西碧爾從一本精神病大夫姓名地址錄中得知：威爾伯醫生是紐約的一位心理分析家。西碧爾決定去紐約。
1948年7月，海蒂·多塞特離開人間，葬於堪薩斯市一家公墓。以後兩個月，西碧爾為她父親管家。到9月，她回到學院。1949年6月，她大學畢業，並取得學士學位。這時，她父親住在科羅拉多州丹佛市，與韋伯牧師在一起。還是西碧爾的一位老師，把她父親說服來參加學位典禮。這一天下午一點西碧爾跟隨父親去了丹佛。
隨後數年，她與父親同住，在學校教書，並以職業治療家５這項工作為生。威德拉·多塞特的建築計劃使他經常搬家，西碧爾隨他一起遷居。但到了1954年夏天之前，她已存夠了錢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碩士學位，並去威爾伯醫生那裡恢復治療。她父親只知道女兒去紐約唸書，便開車把她送到紐約。
西碧爾來到紐約的日子是1954年勞動節６。但她一直拖到十月份才去找威爾伯醫生，一方面生怕醫生會拒絕她，一方面又擔心醫生接納她。
拒絕，是合乎情理的，因為西碧爾似乎是那樣傲慢地中斷了治療。但可能性更大的是醫生記不起她了。這更使人傷心。西碧爾本就為自己不公平地責備威爾伯醫生不辭而別而感到內疚。如今在害怕自已被拒之門外的感情中又摻雜了內疚之情。
接納，又是另一種可怕的事。如果她被醫生接納，她就得告訴醫生她在來紐約前住在底特律三年快結束時所感到的那種山窮水盡的情緒。她在教書的時候，似乎一切良好，但有時人在教室而不復記得。然而在她離開教室的時刻——回想起來實在可怕——出現了奇怪的、莫名其妙的事。這些事並不新鮮，實際上在她三歲半的時候就出現了，而且在十四歲時被自己所察覺。但在底特律，這些事不僅出現得愈來愈頻繁，而且愈來愈嚇人。她不敢告人的秘密，已成為可怕的負擔。她常常要拼湊理由來隱瞞自己的秘密並且裝作正常，這更成為負擔。對此，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
她從來沒有見過的人，會堅持說他們認識她。她去參加野餐，隱約地覺得自己以前來過這裡。一種她沒有購買的衣服，可能掛在她的壁櫥裡。她開始繪一幅油畫，後來發現有人完成了這幅圖畫，風格與她的迥然不同。睡眠就是夢魘。她吃不準什麼是睡眠。她往往覺得自己在白晝和夜間都睡覺。她還往往覺得在夜間上床和早晨起床之間沒有一個分界線。在許多場合下，她沒有去睡，卻醒轉過來，或者在睡後醒轉時並不在翌日早晨，而在某個無法確定的時刻。
如果威爾伯醫生接納她，這些事情就要和盤托出。這一次，她立志要告訴醫生。否則，就像自己得了癌，但告訴醫生自己只是傷風感冒。
可是，西碧爾卻不能肯定她能否使自己講出真情。她知道，若不講真情，治療就脫離現實。因此，她懷疑恢復治療到底是否明智之舉。她猶豫了六個星期，才斷然行動。
在火車上，往事漸隱。突然面臨的，是現實，是她從費城倉猝遷移的現實。自從她三歲半以來，每次有這類事件發生，都好像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都好像是第一次。自從她十四歲起對這種情況開始察覺以來，每次有這類事件發生，她都告訴自己一切重新來過，不會再發生這種事了。在底特律，有過許多許多次發作，但即使這樣，她仍打起精神，把每次發作都當作是最後一次。
可是，這一次要比過去任何一次都恐怖。她感到這次在費城的發作必將捲土重來。
火車嚓嘎一聲，停在紐約的賓夕法尼亞車站。西碧爾拿起文件夾，離開火車，急匆匆鑽進出租汽車。她終於感到自己擺脫了對費城之事的煩人的憂慮和懊惱。出租車將要拐進晨邊車道，駛近那褐色沙石建造的住宅區了。她在1955年9月，同特迪·裡夫斯一起在這裡租了一個二層樓的公寓。她覺得自在了，安全了，但首先是控制自己不去回想，才能安寧。
公寓的門一打開，安寧便消失了。卡普裡這頭貓，瘦得眼睛大大地，用嘶啞的嗓門向她迎候。這哀婉動人的貓嗓子，不啻是控訴。西碧爾沒有給它留下水和食物，便把它扔下了。卡普裡是她唯一的伴侶，唯一的財富。西碧爾不會有意虧待任何小動物的，至少不會虧待她的寶貝卡普裡。但她已經虧待它了。她扔下自己所愛的小貓，正如她自己在過去反覆多次被自詡愛她的人們所扔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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