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眼前這些彷彿在夜間蜿蜒的龍，使她入迷，使她神魂顛倒。過去，火車一般意味著帶她逃跑。而這輛火車卻帶著她向前。她知道自己必須返回紐約，不是為了上課或去做化學實驗，而是為了去找威爾伯醫生。
西碧爾努力想像在她離開紐約期間會發生什麼事：與醫生每天見面的固定約會完蛋了，醫生可能在想方設法地尋找她，更主要的是醫生會猜測到什麼事而對她灰心失望。
西碧爾把這些煩人的想法統統撇到一邊。自從上車以來，她心境就十分平靜，再不能沉溺於空想、自責和懊惱的情緒之中了。
西碧爾·伊莎貝爾·多塞特回想她第一次見威爾伯醫生時的有關情況，想得那麼專注，一直想到火車抵達紐約的賓夕法尼亞車站。
西碧爾，1945年夏天時，年紀二十二歲，情緒絕望地與她父母（威拉德和亨莉埃塔）同住。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對西碧爾來說，她的內心世界似乎也處於交戰狀態，不是普通說說的神經質問題，而是某種特殊意義的神經質問題，那些自幼就折磨她的神經症狀已經愈來愈甚。她在中西部師範學院主攻藝術，而學院當局在去年六月竟把她送回家來，並交代說：除非精神病科大夫認可，否則就別回學院去唸書。學院的護士，名叫格溫·厄普代克，不敢讓她單身上車，還陪著她一起回家。西碧爾原先從事學術事業就難以應付，回家以後，她的父母立刻變得冷漠無情，西碧爾在處理自己與雙親的關係方面更加束手無策，結果，她的症狀只能愈來愈重。1945年8月，西碧爾開始認真地尋求問題的解決。這個問題已經牽累她一生，但，包括她自己在內，誰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懷著這樣的心情，西碧爾第一次去見林恩·湯普森·霍爾醫師，這是她母親的醫生，而且去看病的是肚子發漲的母親，西碧爾則以患者女兒的身份作陪。但在對霍爾醫生談及她母親時，西碧爾在很短的一瞬間竟希望他能問到自己的身體情況。她喜歡這位身材高大、話語溫柔的霍爾醫生。而且她知道自己最喜歡他的是他把她當作一個聰明的成年人。但是實情卻足以令人不安。二十二歲了，她具備了成年人的資格。智商170，根據標準，也夠得上聰明的水平。可是，她在母親甚至父親身邊從來沒有感到自己是一個聰明的成年人。在她出生時，父母雙雙都已四十歲。從她記事起，她就看見母親頭上有花白頭髮。她認為父母與自己之間存在著兩代（而不是僅僅一代）的代溝。加上她又是一個獨生女兒，所以在父母面前永遠是個孩子，永遠不會長大。
西碧爾想直接同霍爾醫生聯繫。第一次去時，她真希望他會問她：「你有什麼不舒服啊？我能幫你什麼忙呢？」三天後第二次去時，這個願望更加強烈了。但當她陪著母親坐在擁擠不堪的候診室內一小時又一小時地等待時（由於戰爭的緣故，當時醫生很少），她的勇氣便化為烏有了。實在沒有理由認為霍爾醫生會問她病情，這一點她明白。
終於輪到她母親就診了。由於母親的堅持，醫生在做檢查時，西碧爾始終在場。當母女兩人和醫生走出檢查室時，霍爾醫生把她帶過一邊，說：「我想在診室跟你談一談，多塞特小姐。」西碧爾跟隨霍爾醫生去診室時，她母親去化妝室了。
西碧爾驚奇的是醫生並沒有談她母親的病情，他坐在轉椅上，瞅著西碧爾，直截了當地問道：「多塞特小姐，你又瘦又蒼白，有什麼不舒服嗎？」他頓了頓又問：「我能幫你什麼忙嗎？」
她盼望發生的事，果真發生了，但她卻很憂慮。雖然她渴望有這次機會，機會真來時，又令人大惑不解。霍爾醫生怎麼能猜出她的願望呢？他居然會本能地聽到她緊閉心中的企求，簡直不可思議。人們早就稱他是聰敏的醫生、奧馬哈市最優秀的內科大夫，但這些都不足以解釋一切。
西碧爾突然想起霍爾醫生在單刀直入地提出問題後，正在等著她的答覆，現在沒有時間容她沉思冥想。她慢吞吞地回答道：「噢，我身體方面倒沒有什麼大的不舒服，醫生。」她極度渴望他的幫助，但又怕告訴他太多，於是又說了幾句：「我只是有些神經質，我在學院裡神經質鬧得厲害，所以他們送我回家，等我好了再回學校。」
霍爾醫生注意地聽著。西碧爾感到他是真心想幫助她。但由於她總是把自己置於無足輕重的地位，所以她不理解霍爾醫生為什麼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這麼說，你現在不在學校唸書，」醫生問道：「那你在幹什麼？」
「在一家初級中學教書，」她答道。她儘管不是大學畢業生，但仍然能當教員，原因是戰時教員短缺。
「原來如此，」霍爾醫生說：「你提到的神經質，有哪些表現呢？」
這個問題把她嚇著了。有哪些表現？這正是她不願講的事情。不管霍爾醫生多麼想幫助她，不管她多麼渴望得到他的幫助她仍是無法告訴他。她從來就不可能讓別人知道這方面的事。即使她願意這樣做，她也做不到。有一種邪惡的力量籠罩著她的生活，使她與眾不同。但這是什麼力量，連她自己也說不出，道不明。
西碧爾只是說：「我知道我必須找一位精神病科大夫看一看。」這句話，她自己都覺得有點花言巧語，但她很難從霍爾醫生的臉上看出什麼反應。他毫不驚奇，也不作任何判斷。
「我替你預約吧，」他順水推舟地說道：「星期四你陪母親來時我把預約時間告訴你。」
「好啊，謝謝你，大夫。」西碧爾答道。
這串表示感謝的簡單而僵硬的習慣用語，顯得十分空洞無物。她想道，這些用詞根本不能表達她現在洶湧無比的激情。她找精神病科大夫，不僅是想恢復健康，而且是要返回學院。回校，是她夢寐以求的事，而找精神病科大夫是唯一的出路。
西碧爾什麼都沒對父母提起過，但在星期四，霍爾醫生當著她母親的面通知說：「威爾伯醫生跟你約定的時間是8月10日下午兩點。她跟年輕人特別合得來。」
西碧爾感到自己心跳起來，然後是猛跳。但是，能見到精神病科大夫的興奮心情，卻被一個代名詞「她」而打了折扣。女大夫？沒有聽錯吧？她所知道的大夫都是男的。
「是的，」霍爾醫生還在說著，「威爾伯醫生在治療我轉給她的患者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
西碧爾心不在蔫地聽著他的話，心裡一直想著女的精神病科大夫。但她忽然想開了。她同那位學院的護士厄普代克小姐的關係很融洽，同梅奧診所１的一位神經科男大夫的關係卻很糟糕。他只看過她一次便把她打發了。他的靈丹妙藥是告訴她父親：只要她繼續寫詩，她就會好的。
霍爾醫生一面把手放在她母親的胳膊上，一面斬釘截鐵地說：「還有，你作母親的不要跟她一起去。」
西碧爾聽到大夫的語調，看到母親顯然默許時，幾乎嚇呆了。自小到大，她始終與母親在一起。西碧爾從來沒有能夠改變這種狀況，想盡辦法也無用。她母親在西碧爾的生活裡無所不在，這就像日出日落那樣無法改變。但霍爾用一句話便把它給改變了。
而且，這句話的意義還不止此。從來沒有任何人——無論是家庭，還是朋友，甚至西碧爾的父親，更不用說西碧爾本人，曾經告訴她母親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她的母親（自稱為「偉大的海蒂·多塞特」）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人，鐵石心腸，戰無不勝。她不會聽從命令。下命令的是她。
同她母親離開診所時，西碧爾熱烈地盼望那位即將見面的精神病科女大夫沒有花白頭髮。這個願望也許十分荒謬，但卻非常強烈。
8月10日下午兩點整，西碧爾來到奧馬哈市醫學藝術大廈六樓，走進科妮莉亞·B·威爾伯醫師的診室。醫生的頭髮並不白，而是紅的。醫生還很年輕，恐怕最多比西碧爾大十歲。她的目光十分親切。不錯，的確十分親切。
可是，西碧爾內心激烈地翻騰著的，仍是她在霍爾醫生診所體驗的兩種對立的感情——一方面是解脫感，她終於來治療神經質問題啦；另一方面是恐懼感，她所患的是一種奇特的不治之症呀。
西碧爾設法掩蓋這兩種相互矛盾的心情，喋喋不休地講她在學院時極為神經質，因此常常不得不離開教室。
「在學院時情況很糟，」西碧爾回憶道：「學校的護士厄普代克小姐很為我擔心。學校的大夫把我轉到梅奧診所的神經科大夫那裡去。我只去看過一次，他保證我不會有問題。可是我的情況愈來愈糟。他們就送我回家，說等我身體好了以後才能回去。」
威爾伯醫生很有耐心。西碧爾看到她的微笑而感到十分自在。
「喏，」西碧爾接著道：「我現在在家。糟透了，簡直糟透了。我無時無刻不同父母在一起。他們不讓我離開他們的視線。他們板著面孔。我知道他們為我被學院送回家來而覺得羞恥。他們對我的教育期望很高。不過我在情況好了以後是要回去的。」
醫生迄今沒有說過一句話，因此西碧爾接著說下去。「我是個獨生女兒。我父母待我很好。」
威爾伯醫生點了點頭，她點燃了香煙。
「他們為我擔心，」西碧爾接著道：「每個人都為我擔心——我的朋友，我們的牧師，每一個人。我在為牧師的學術演說搞些圖畫說明。他在講，我在畫他所講的野獸。畫得真生動。我當時吊在舞台上方十英尺高的腳手架上。我一般用粉筆在厚畫紙上畫出牧師所講的東西。他使我忙碌不堪。他……」
「你自己覺得怎樣？」威爾伯醫生打斷她的話。「你已經告訴我別人對你是怎麼想的。可是你自己又覺得如何呢？」
西碧爾簡略地談到自己身體上的不適，如食慾很差，身高五英尺五英吋而體重只有79磅。還有慢性鼻竇炎和視力極差。「我有時覺得好像透過隧道看東西似的。」她停了停又補充道：「我的身體根本不好，但人家說我健康得很。從我小時候起，我就是又病又不病。」
能記得自己做過的夢嗎？醫生想知道。不，她記不得。小時候做過惡夢，但也記不起來了。
醫生要她談談自己的感情，西碧爾就發呆了。但醫生堅持要她談。西碧爾所講的只引起醫生這樣一段話：「你還要到這兒來。你的難題是可以解決的。」對於這一點，威爾伯醫生是有把握的，但她也知道要影響西碧爾並不容易。西碧爾如此幼稚，如此不成熟，如此不諳世故。
西碧爾真誠地願意再來，但她在外屋付錢的時候就知道：自己若不先同父母長談的話，是不可能再來就診的了。她仍感到自己如果能繼續與醫生合作，是可以好起來的。
她對醫生講得是否太多了？電梯自六樓迅速下降時，西碧爾在考慮這個問題。但她明白：她不敢說的事並不曾出口。走出大廈，來到八月的陽光下面時，她知道自己永遠不會把自己應說和能說出來的個人情況告訴威爾伯醫生，永遠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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