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臨終前，有幾個女士站在他的床前，其中有索朗芝。
●瑪麗·達古爾和李斯特分手。
1848年12月底，伊包利特去世了，他病了將近兩年，在酒裡找尋一種人為的刺激。
他什麼也不吃，每天喝酒，越喝越多。死神來到了，他卻沒有察覺到。
1847年，奧古斯蒂娜生了個兒子，取名喬治。
瑪麗·多爾瓦爾的外孫也叫喬治。瑪麗·多爾瓦爾變老了，她退出情場，斷絕了一切來往，只是一個熱心的祖母。她的女兒卡羅琳娜，嫁給了喜劇演員勒內。小夫婦倆在事業上並不成功；但已有三個孩子了。瑪麗的丈夫已經癱瘓，成了殘廢。沉重的負擔壓在多爾瓦爾的身上。她勇敢地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巡迴演出。因為在這個貧窮的家庭裡，除她這個流浪女演員的演出報酬之外，再也沒有別的什麼收入。小喬治身體很虛弱。
為了使多爾瓦爾能帶孩子到南方去調養，喬治·桑給孩子出旅費。孩子卻因患大腦炎而夭折，多爾瓦爾也只比孩子多活了一年。
臨死前，多爾瓦爾曾叫人通知大仲馬和桑多，說她想見見他倆。大仲馬跑來看她。
瑪麗擔心會被拋到公共墓穴中去，大仲馬安慰她，並答應為她買塊墓地。但是小於勒錯過了這最後的會面，他來得太遲了。在她的墓前，豎著一個黑色木十字架，上面寫著：「瑪麗·多爾瓦爾，死於悲傷。」
在她被詛咒、被拋棄和被侮辱的一生中，她是藝術和命運的犧牲品，喬治·桑慷慨地照顧她的外孫們——雅克和瑪麗長期在諾昂度假。
肖邦沒有再見到喬治·桑。1849年10月17日，他與世長辭。有人說他斯喃喃地說：
「喬治·桑對我說過，我只在她的懷抱中死去。」
肖邦臨終時，有幾個女士站在他的床前，其中有索朗芝。喬治·桑得知這個死訊時，把肖邦過去給她的一綹環狀鬈發，放在一個小紙袋裡，在上面寫道：可憐的肖邦！死於一八四九年十月十七日。
兩年之後，小仲馬在俄國與波蘭邊界，發現了喬治·桑給肖邦的全部信件。肖邦的姐姐把信從巴黎帶到了密斯羅維奇，因為怕信被那裡的海關截去，就把信留在朋友那裡。
那些人為了讓年輕的小仲馬開心，讓他看了一個法國女人的情囊，而他們根本不認得她。
自從瑪麗·達古爾和李斯特分手之後，瑪麗住在巴黎。她同家裡的人（除了丈夫）
言歸於好，她在愛麗捨田園大街主持政治沙龍，發表了一些嚴肅的作品：《論自由》《共和主義者的信》《倫理學提綱》。在寫三卷《一八四八年革命史》的時候，她想和喬治·桑接觸，希望這個當年參與這出歷史悲劇的演員能幫助她回憶這段時間的歷史。
可是，這兩個女人不和已經有十一年了。
1850年11月，瑪麗·達古爾給喬治·桑寫信：
我們共同的朋友中，有人代表您向我淡了些知心話，說到我心坎上。但我還不敢沉浸在它帶來的歡樂裡。要是您是單身的話，我本來隨時想去向您瞭解一下，我們間事實上破裂了的、美好友誼，是否還給您留下某些惋惜之情？您是否也和我一樣覺得那友誼是永恆的，並且是一點也不能替代的呢？
公眾誤以為我們相互做了對不起對方的事。如果您發現我對不起您，我隨時準備懺悔。但說實在的，我認為我們兩人，只有一件事情是可責備的，那就是我們少不更事。
我們那時年輕，就是說我們輕信，愛挑剔，又太暴躁。我們曾天真地相信了那些惡毒的，或至少是輕率的謠傳。我們自以為強烈的溫情被人出賣，流露過激烈的言詞。但我懷著不能奪走的堅定信念：因為如果我們在那痛苦的年代的每時每刻，透過所有憤怒的謠言背後，都能瞭解對方真實的思想，那麼我們的友情就會真摯深厚和牢不可破。
剛才提筆給您寫信，我還很猶豫。我對您的感情對您是否還有些魅力呢？
歲月也許是把我改變得比較好些了，但也使我變得沒有那麼可愛了。金髮女郎翅膀不知留在哪裡了，神奇的公主脫下了她藍色的裙子，神聖的光芒已經離開了她的額頭。
在您充滿才華的一切幻覺中，只剩下一個女人了。她性格倔強，更加勇敢，慢慢地走在一條孤獨的路上，走在長長的送葬行列的最前頭。
不管怎麼樣，無論如何，我還是寫信給您了。您將會感到這些話嚴肅而又真誠。我感謝您住日真誠地對待我。
喬治·桑，在我寫這個如此親切的名字時，我似乎看到自己又回到青年時代。所有疑慮都消失了，我聽到一個聲音，我們的友情將會復活，不僅親密，而且更加堅強。我再也沒有什麼比這更熱烈的希望了。
而您呢，喬治·桑？
喬治·桑並不反對這種半和好的想法。但是，在同意和解之前，她堅持要把膿腫擠乾淨！要澄清一切事實。她給瑪麗·達古爾寫信，說明了這層意思。
說實在的，這兩個女人間的友情，不可能繼續存在。她們互相說得太多，寫得太多了。她們彼此都知道對手與夥伴對自己的看法。過分直率，就不能相互原諒。它使對方大清楚別人的評價。這評價過去殘酷無情，現在可能依然如故。沒有信任就沒有友誼。
而且，尊重對於友誼來講，即使是虛情假意，也比嚴厲的真誠更有利。此外，真誠常常也只是一種生氣或怨恨的表示。
喬治·桑的孩子們幾乎沒有變。索朗芝和她的丈夫在愛情與離異之間搖擺。他們因支付不了抵押的利息，法院根據債權人的請求和申訴，把納博納公館賤價出賣了。女兒自己的陪嫁揮霍光了，母親仁慈地答應給她每年三千法郎的補貼。1849年5月，一個小女孩降生在卡西米爾的家裡。她就是讓娜·克萊森熱。
莫裡斯還是那樣優柔寡斷，僅有願望而沒有行動。他老是說要成家，但計劃總是落空。
1850年12月21日，母親在信中對他說：「不對，你對結婚的看法，我並不認為是悲劇性的，不要以為我責備你的過去。」
她勸兒子，如果真想找妻子，要在巴黎把結交的範圍擴大，並且深入到各種不同的團體裡。「還有別的階層：你願意見見達古爾夫人嗎？她接受偉大思想的最芳香的花朵。我們之間已經言和了。儘管我不願常去她那裡，但你可以去看看她。她會熱情接待你的，因為她渴望和解，她有幾個女兒，她會接待年輕人的。然後，新朋友再介紹新朋友……」
她特別要莫裡斯經過認真的選擇之後再做決定。這是很重要的事，不僅對莫裡斯是這樣，對她也一樣。如果將來她和媳婦不和，就得離開諾昂。
根據她自己的經驗，喬治·桑提醒兒子，只有一種方法可使夫妻幸福，這就是說要誠心誠意，而不是只有些游移模糊的想法。她勸人們要保持忠貞。這可能使人驚訝。但對愛情的忠貞卻是她的一貫主張。
沒有愛情的婚姻是終生的苦役。
不久前，我就聽你說，你認為不能永遠愛一個人，也不能保證結婚後永不變心。如果你有這種想法，就不要結婚。因為那樣你會成為戴綠帽的丈夫，那你是咎由自取。你得到的，不是個愚蠢的犧牲品，就是醋意十足的潑婦，或者你所瞧不起的騙子。
人們在相愛的時候，總是確信對愛情忠貞不渝。人們完全可能受騙，但是相信保持忠貞，立下山盟海誓，能堅持多久就能幸福多久。要是專一的愛情不能維持一生，至少有一段美好的時光，人們可能相信忠貞不渝的愛情。
在我看到你有自信心的時候，我就安心了。
莫裡斯在諾昂吸引了很多和他年紀相仿的男青年，有畫室的同伴，也有政治上的朋友。他們長期住在諾昂。喬治·桑把自己的生活同他們的生活聯繫在一起。
1850年以後，亞歷山大·芒索升級為受寵的人，並且在諾昂留了下來。他使喬治·桑女士完全滿意，她的政治偏見和模糊的母性都得到了滿足。
芒索比喬治·桑小十三歲，長著一張漂亮的臉蛋，但身子單薄，肺也不太好。
他出身貧寒，父親是盧森堡宮的衛士。他是個很有藝術才能的雕塑家。他起初給喬治·桑當秘書，很快又成了她的知己。
當喬治·桑去巴黎時，她不聽莫裡斯的意見，要往在芒索的家裡。儘管母親人到中年，莫裡斯還是擔心這樣做又會招來閒話。但喬治·桑對莫裡斯說：「你希望我住在哪裡我就住在哪裡。我住在芒索那裡，比住在你那裡更好。要是你和我住在一起，要是你能睡在他的工作室裡，就不會有什麼流言蜚語。即使你不來睡覺，也不會有的。你想，除了看門人之外，誰也不知道我住在那裡！每天，一個男青年把他的套間，借給一個外省來的夫人，特別是這位夫已經四十六歲了！有什麼好說的呢？」
在喬治·桑的生活中，一生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她在諾昂又重新過起平靜的生活，重新每天觀賞美麗的鳶尾花和歐石南，重新生活在吵鬧而又快樂的年輕人的周圍。
芒索要她去照顧，兒子要她去愛，這個家要她去管理；而且，每天晚上，她要寫二十頁小說。她的生活又重新走上了正軌。
路易·波拿巴被選為共和國總統。新的元首對喬治·桑並不陌生。路易·波拿巴年輕時就是自由主義者，甚至是燒炭黨人。大概在1838年，喬治·桑在巴黎的一個沙龍見過他。當時，路易謀反的計劃敗露後，被送進了哈姆監獄。
親王知道喬治·桑女士對他很感興趣，便叫人告訴喬治·桑說，要是她能夠到哈姆監獄來的話，對於他就是盛大的節日。她並沒有去，但給親王寫過信，彬彬有禮地表明自己的立場。
那時，喬治·桑真想相信這個年輕波拿巴的真誠。朋友們要她謹防上當；但是，當波拿巴當選總統後，她還是在《改革報》上發表了一篇不抱敵意的文章。
1851年11月，她來到巴黎，參加她寫的《維克托裡娜的婚姻》的綵排。該劇於1851年11月26日在體育館上演。
索朗芝和她的丈夫，以及她的保護人多爾塞伯爵觀看了首場演出。克萊森熱夫婦若即若離，忽而分居，忽而合好。第二年，這對互相仇恨的夫妻的動盪不安的婚姻走到了盡頭。
這時，大家都在談論著可能發生的政變。誰來反對政變呢？是資產階級？他們是君主主義者。是工人？他們為什麼要捍衛那個曾經下令槍殺他們的國民議會呢？
十二月初的一天，有人對喬治·桑說：「如果總統不馬上搞一次政變，他就是個外行，因為現在這是再簡單不過的了。」
那天晚上，喬治·桑和索朗芝與芒索一起去看馬戲。凌晨一點鐘，他們走過愛麗捨宮，看見院子的正門關著。只有一個哨兵守在那裡，萬籟俱寂；路燈光照著泥濘滑溜的路面。喬治·桑笑著說：「這還不是明天！」這一夜，她睡得很好。
第二天一早，有人來告知她：「國民議會己被解散。」這對她沒有任何影響，很久以來，喪亡中的共和國就已不再是她所期望的共和國了。
大街上，人們都很平靜，但是，晚上《維克托裡娜的婚禮》在體育館演出時，觀眾寥寥無幾。
「現在，我非常能控制自己，」喬治·桑對一個朋友說。「再也沒有什麼會激起我的氣憤了。我對待反動派，就像是對待盲目的命運，要有一定的時間和耐心，才能戰而勝之。」
她坐在爐旁度過了這個路易·波拿巴晚上，細心地聽著外面有什麼動靜：「什麼也沒有，到處是死亡、蠢笨或者恐怖造成的寂靜。」在這幾天裡，她希望路易·波拿巴這個新主人將盡力使法國人和好。
但是，新政權一開始就充滿血腥與暴虐。就像白色恐怖時期一樣，一些極端分子要求路易·波拿巴親王做一個冷酷無情而又公正的人，並要求他手持嚴酷的利劍，越過世紀。
凡是忠實於共和國的，都被殘酷地消滅了。地方上的報復行動，使鎮壓有加無減。
半個法國都在檢舉別人，依據匿名、誣告而做出的不能上訴的判決，使無數不幸的人被囚禁、被運往非洲，或流放到美洲去。
貝裡也籠罩在驚恐之中。諾昂的常客中，很多人被投進了監獄，有的人被指定流放。
有人說喬治·桑也要被捕。她不願逃走；相反，她決定要去見路易·波拿巴。
其實，她根本沒什麼危險。親王總統很尊敬她。她堅持要得到總統的接見，她要替朋友們的案子做辯護。
1852年1月，她來到巴黎，並寫信給親王：
「我一直把您看成是一個天才的社會主義者，對您滿懷虔誠的信任。我認為，在眾人的歡呼聲中，高聲責備上天和民族，責備由上帝所降生和為人民所擁護的人，簡直是一種罪過。」
總統親筆回信給她：「夫人，我將很高興地接見您，時間由您定，下星期隨便哪一天，下午三點鐘吧。」
她擔心時間不夠，不能講完自己的意見，事先準備了一封很長的信。這是一份要求寬容的呼籲書：
親王，我來到您身邊大膽地進行交涉。親王，我童年和老年時的朋友們，我的兄弟和我收養的孩子們，現在都已身陷囹圄，或者被流放。
在陌生的天空底下永遠過流亡生活，這不是您的意願吧？
但願您知道它使最平靜和最漠不關心的人都感到沮喪啊！而且，在候審監獄，羈押著身患疾病和生命垂危的人。囚犯們都擠在鋪草的地上。那裡臭氣薰天，而且冰冷難熬。
母親和女兒完全不理解以國家利益為名的理由，她們焦慮不安。溫和的工人和農民都驚呆了。他們說：「難道要把那些不謀殺和不偷竊的人，統統投進監獄嗎？我們都要去嗎？
而我們那時投票選他，都是多麼高興。」
親王，我過去愛戴的親王，請您本人好好考慮吧！您還不至於為了進行統治，而變成無情無義吧。政治也許做出了偉大的事情；但是，只有良心才能做出奇跡。捫心自問一下您的良心吧！
赦免吧！我的親王！如果您不聽我的話，我在臨死之前做了這最後的努力，那死又有什麼關係呢？我覺得自己既不會使上帝不高興，也不會損害自己做人的自由權利。我尤其不會有愧於您對我的敬意。我珍視您對我的敬意勝過珍視寧靜地度過晚年和辭別人世。
路易·波拿巴握著喬治·桑的兩手，聽她慷慨陳辭，請求實行大赦，揭露以政治為幌子的公報私仇。親王對她說，非常尊重她的性格，同意她為朋友們提出的要求，並把她介紹給內政部長。她從這位部長那裡獲得了對一些貝裡人的從寬處理。
接著的一段很長的時間，為了讓不幸的人們獲得赦免，她進行了勇敢頑強的鬥爭。
這真是兩頭不討好的任務：她堅持不懈的奔走，幾乎激怒了當局；而她與當局的關係，又引來了共和派朋友的指責。然而，她一點也不放棄自己的觀點。
在幾個月裡，喬治·桑在部長、親王與警察局長之間周旋，來回奔波。她拯救生病的囚徒；為他們的家庭爭取救濟；阻止運送被流放者的囚車出發；給被流放者寄書匯款。
為了維護請願者的尊嚴，她替他們寫請願書，從行刑隊手中搶救出幾個被判了死刑的士兵。
當喬治·桑碰到的麻煩太多時，她就毫不猶豫地寫信給總統，喬治·桑繼續相信這個從前的哈姆監獄囚犯的善心，可是他已成了愛麗捨宮中的昏君。
總統差不多取得全國一致同意，當了皇帝。喬治·桑再也見不到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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