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桑天生是民主主義者。
●共和國在額抖……
「女人都沒有道德觀念，她們的生活作風完全取決於她們所愛的人。」
不止一個傳記作家想把這句話用於喬治·桑的政治生活。他們說：「她沒有理論，她在思想上追隨她所愛的男人。」
其實並非如此。甚至在愛某一個人之前，她已經有了自己的政治觀點。肖邦是個貴族，繆塞是個懷疑論者；他們都沒有使喬治·桑變成貴族或者懷疑論者。她曾從米歇爾·德·布爾日、拉姆奈和皮埃爾·勒魯等人那裡，吸收過他們的一些思想，但是這些思想是她原來就有的。
在政治上，她本來就是極端大膽、熱情和激烈的。她是十九世紀在法國歷史上起過一定作用的、少有的婦女之一。
喬治·桑從孩提時起，她就已有明確的政治態度。一方面是因為她珍重人民，並且常常喜歡想到他們；另一方面是因為她長期親密無間地和農民的孩子們一起生活。她認為母親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從小就對母親懷著強烈的愛。因此從母親那裡，她學會了不相信富人，天生就同情反叛者。她嘗到了當時統治階級的腐化所帶來的痛苦，而且她也參與這種腐化，於是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人民大眾的美德上。
因此，喬治·桑天生是民主主義者，或者說，至少她自認是民主主義者。和拉夏特爾的朋友們在一起時，她總是反對君主派，為共和派和拿破侖派辯護。在她看來，凡是國王，即使他自稱公民，都是暴君。當莫裡斯和蒙彼利埃公爵在同一個班上學時，她禁止兒子接受年輕的親王的邀請。她擁護共和政體；但是，她在尋找最好的共和國。
喬治·桑從來也不要求、也不希望給婦女以政治上的平等。她認為母愛的職責，同公職不相容。她說：「婦女將同男子一樣受教育，但是女人的心，將仍是愛情、忠誠、耐性和慈悲的庇護所。正是女人要在粗暴的情感中拯救仁慈的基督精神。女人不再起這種作用的世界，是十分不幸的。」
她為婦女要求的不是投票權和選舉權，而是公民權的平等和情感的平等。她認為，男人控制女人的奴役方式，破壞了男女之間的幸福，而這幸福只有在自由之中才有可能獲得。如果女人能如願以償的被人愛，她們也許就無所求了：「但是，男人們虐待她們、責備她們被迫養成的習慣，鄙視她們的無知，嘲笑她們的學問。在愛情上，男人們把她們看成妓女；在夫妻的情份上，則把她們看成傭人。男人們並不喜歡她們，男人們使喚和利用她們，並且希望這樣迫使她們屈從於忠貞的戒律。」
這就是她主要的抱怨，也是她自青年時代就發出的呼聲。這在她後來的作品裡都有反響。男人認為忠貞是徒勞無益和可笑的。但是，憑什麼公理，是人間的還是天上的公理，人們能夠要求婦女忠貞？如果那男人是個追逐女色、粗暴放蕩之人，為什麼妻子還要對他保持貞潔呢？
在我們的這個社會裡，在我們的偏見和習俗裡，一個男人越是交了好運引人注意，人們就越是對他笑臉相迎、巴結奉承。某人吃得腦滿腸肥，情場上春風得意，就被看作是快活的夥伴。而被指控為奸婦的女人，卻不會有這種地位。這就是人們給予婦女的唯一的榮譽。對丈夫不忠的女人，她變得憔悴，被人輕視；在子女眼裡，她也是很丟人的；她該受到侮辱性的懲罰，比如說坐牢。
喬治·桑所希望的是，把婦女因結婚而被剝奪了的公民權利歸還給她們；並且希望廢止對通姦的婦女實行侮辱性懲罰的法律，因為那是「使通姦現象長期存在並不斷增加的野蠻法律。」
她認為整治兩性結合不合理的唯一辦法，就是自由地中止和改變夫妻關係，而這種自由那時還不存在：「在世上，一個人，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當已經進化到懂得完美的愛情的時候，就不能夠——最好說，就不允許——走回頭路，仍舊像野獸一樣對待性行為了。」
當肉體的結合不是伴隨著一種強烈的感情時，它對人來說是一種罪過和褻瀆行為，即使是結了婚，也是如此。女人應有權躲避這樣的結合：「我認為，在愛情中顯露虛假的快感，以及在不完全的愛情裡極力製造快感，都是莫大的罪孽。我認為，並且要說：
要麼全心全意地去愛，要麼乾脆如處女般生活下去。」
在她看來，錯誤和罪過並不在於更換情人，去愛自己所愛的人，而在於委身於自己不愛的人，哪怕是自己的丈夫。
這就是她的女權論的界限。而且，人們可以看到，對於婦女來講，這種女權論並不牽涉到政治行動。
然而，任何人，不管是隨大流，還是逆潮流，他們都要受到同時代的思想的影響，或者與其一致，或者被其改造。
在1830年至1848年這段時間，喬治·桑生活中的主要特點是繼承1789年的政治革命，號召社會革命。
1847年，喬治·桑的個人生活遭到一連串的不幸：中斷了同肖邦的來往；出現了克萊森熱與索朗芝的婚姻悲劇。這些打擊比政治上的失意使她更感不安。
「我的精神和身體都被悲傷壓碎了，我相信，這是無法醫治的憂傷。因為，我越是能夠暫時忘記憂傷，憂傷越是向我襲來。往後，我就更加陰鬱不快，心碎欲裂……」
儘管這樣，她仍然繼續工作，而且顯得很愉快，有時也會真的心情舒暢。
喬治·桑終於為她的奧古斯蒂娜找到了一個丈夫，三十六歲的圖畫教師卡羅爾。他是流亡法國的波蘭人，維克多發現了他；喬治·桑曾邀請他到家裡做客。他對奧古斯蒂娜十分中意。
這對年輕人沒什麼財產，只有他一年三千法郎的薪金，為了保障他們將來的生活，喬治·桑給了新娘三萬法郎的陪嫁，又為新郎找到一個稅務員的職位。
喬治·桑平日慷慨大方，加上瘋狂的克萊森熱揮霍浪費，結果負債纍纍。為了使收支平衡，她寫了十卷本的《我的自傳》。
1847年，喬治·桑幾乎沒有見過皮埃爾，勒魯，十分寬宏大量的喬治·桑很嚴肅地批評他：「我一點也不知道勒魯的事，我開始習慣做這樣的設想：他在與世隔絕的、想像的鋼絲繩上，可以保持平衡。我不知事情將會變成怎樣，但他總可以找到辦法，一方面，他辦事情雜亂無章；另一方面，他又很靈活，堅持不懈。而且，他很善於從他不承認的這個世界，取得必需的幫助。多年來，他心甘情願地過著窮困的日子；但是，他一家老小，那麼多人吃飯，卻從來不缺少什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這是一個問題。但是問題拖延下來，他並不那麼擔憂，他有令人讚歎的智慧，能找到意想不到的方法度過難關。他也有令人讚歎的才智，使人接受這種解決辦法。」
年輕的維克多此時成了諾昂的常客。1848年初，他一想到即將在巴黎舉行革命，就感到心慌意亂。喬治·桑起初還不相信，二月革命使她吃了一驚，全法國也為之一震。
喬治·桑恨路易·菲利普，完全出於一種女性的強烈憤慨。
她寫信給兒子，勸他不要再去那裡閒逛了，因為人們會被砍傷，而且這對正義的事業毫無好處。她見兒子沒聽她的勸告回諾昂，感到很吃驚。莫裡斯喜氣洋洋，就像喝醉了似的狂熱。喬治·桑很擔心，於是決定去找她的兒子。
到了巴黎後，喬治·桑突然感到，這是偉大的日子，不僅建立了共和國，而且建立了社會主義共和國。她發現朋友們都已上台掌了權。
共和國是堅強的。大家不再放棄它，為了保衛它，必要時就戰死在街壘上。正直的人組成的政府，也許不能勝任只有拿破侖的天才才能完成的任務。但是，大部分人都盡力去工作。
喬治·桑看到臨時政府的首腦，被工人和資產階級拉來拉去。他們用工作服反對禮服，用鴨舌帽反對禮帽，將社會主義共和國與資產階級共和國相對立。這是她不願看到的。
但在最初的日子裡，她很樂觀，尤其是因為突然感到自己堅強有力。她使她的朋友們被任命為共和國在拉夏特爾等城市的專員。舊情人米歇爾已被澈職，因為他害怕作蠱惑人心的宣傳，背叛了民主。喬治·桑還使莫裡斯成了諾昂的鎮長。
她有一張長期通行證，只要她想去，就可以隨時去找臨時政府的成員。她成了革命的繆斯。革命行動使藝術家們大為振奮，他們沒有經歷過革命的危險，昏了頭腦。他們以為現實的世界和想像的世界同樣容易任人塑造。
美夢是不會長久的，這就是美夢本身的含義。富人們害怕，窮人們也一樣，人民對一八三○年懷著慘痛的記憶。那時候，國王從人民手中搶走了共和國，人民仍然握緊武器。
喬治·桑1848年3月寫道：「我看見了不信任和懷疑已經鑽進了富人的心窩，我看見了野心和欺騙戴上了贊同現政權的假面具。」
她跑口了諾昂，為的是陪莫裡斯回去就職，並瞭解一下外省的情況。一個鄉間的慶祝集會就在市鎮廣場上舉行。但是，在拉夏特爾，資產階級表露了敵對的情緒。「我回到這裡，要盡我的能力，幫助我的朋友們，變革那已經變得相當麻木的貝裡。不管怎樣，並不因為拉夏特爾不同意，共和國就失敗了。」
失望反而使她更頑強，變得更好鬥。回到巴黎後，她十分自豪，自命為政權的智囊和筆桿子。
偉大真誠的信仰在她的心頭掀起了波濤。
巴爾扎克從來都是腳踏實地，他不抱幻想地估量新政權的運氣：共和國維持不了多久，頂多三年。在這段時間裡，應該盡量不失時機。要是他有錢的話，他也許會像他的小說中的投機者一樣，趁著人心惶惶之機，低價買進債券和田產。他寫信給情人說：「為了建立共和國，要摧毀一切，重建一切。這事業沒有人支持。因此，我們將要回去，我想可能很快就要回去。」對於這種可能性的大小，巴爾扎克本來就同她的女友和同志喬治·桑有分歧。
普選臨近了。喬治·桑充分利用她的權力使人民能很好地投票，也就是說去選那些支持政府和革命的候選人。但是。全省除了幾個屬於工人的城市外，都像拉夏特爾一樣保守。
不過，喬治·桑不承認被擊敗了。她撰文威脅道：
如果選舉不能使社會真理取勝的話，如果選舉只代表一個人民不真誠信任的特權集團的利益，那個本應是拯救共和國的選舉就將會失敗。這是毫無疑義的，那麼大概只有一條拯救人民的道路了：人民過去建起過街壘，他們也許會再次表達自己的意志，使錯誤的國民議會決議推遲實行。這是最後的、可悲的辦法。法國願意迫使巴黎再求助於這個辦法嗎？但願不要這樣才好！
這是號召舉行暴動。
喬治·桑不害怕暴動。在她看來，政府、報刊、整個法國分成了兩大派。一派純粹是政治上的共和派，他們與君主主義者有著密切聯繫；另一派是社會主義的共和派，她是其中的一員。她想，唯有戰鬥的結果才能區分兩大陣營。
然而，在等候選舉時，政府中思想先進的人，開始密謀反對自己的政權。很多人把造成混亂的責任，歸咎於喬治·桑的文章。
喬治·桑在別的報紙上力圖解釋說，她不主張示威和反示威，即像她自己說的，不主張「特權集團和小集團」。「特權集團」就是所謂的領導階級，「小集團」指的是狂熱鼓吹暴力的小集團。但是，實際上，她是鼓勵「小集團」，而公眾反對她的叫罵也是很厲害的。
這時，喬治·桑還能到一些部長的家裡去。然而，路易·勃朗被逐出了政府。5月15日，巴黎工人按照喬治·桑勸告他們的那樣做了。巴黎的起義者們闖進了彼旁宮，宣佈解散國民議會，並宣佈成立社會主義政府。但是，合法政府下了緊急動員令，富人區的國民衛軍挽救了國民議會。
5月15日，喬治·桑在哪兒呢？波旁宮旁邊的勃艮第街，人群密集，擠得水洩不通。
人們看見，有一個大家不認識的女人在發表演講，並博得眾人的喝采。她就是喬治·桑！
5月15日晚上，喬治·桑斷定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事業失敗了。她只有一個願望：回諾昂去。
但是，她等了兩天，因為有人說她將要被捕。她不願意顯出逃走的樣子。在等待搜查時，她燒燬了所有的文件和《私人日記》。但沒有任何人想要為難她。於是，在17號晚上，她平靜地口諾昂去了。
當喬治·桑回憶起5月15日晚上勃良第街的情況時，她就會覺得，諾昂就是她的避難所。但現在卻應該改變這種看法。在混亂的巴黎，人們都把她給忘了，而在這鄉間，她的處境會更加危險。反動派把她當作攻擊目標，鄰居們指控她犯了種種過失和罪行。
諾昂新鎮長奧拉爾是喬治·桑政治上的對手，又是私交。他勸喬治·桑離開家鄉，直到各種謠言和憤怒平息之後再回來。
喬治·桑去了圖爾，報紙譏笑說：「喬治·桑到哪裡去了？她狼狽不堪，六月事件的時候，收拾好傢具和雪茄煙盒，不再在巴黎露面，到圖爾去住了。」
出走是上策。
起義失敗和六月的血腥屠殺之後，有上千人被流放。社會共和國被推翻了。一道新的血腥的壕溝挖好了，橫在了資產階級和工人之間。喬治·桑失望了，而且停止在報上發表文章。她說：
「我不給任何報刊寫了，至少是現在不寫。在被包圍的情況下，我不能暴露我的思想。所謂當務之急，就是要做些讓步，而我覺得自己不能這樣做。但後來，在一段時間裡，我的精神崩潰了，還未復原，我要等它康復。」
這時，肖邦在倫敦越來越惡毒地談論他舊日情人的不幸：「最近這段時間裡，她陷進泥濘裡了，而且把很多人都拖進泥潭。人們認為，燃起內戰之火的公告是她寫的……」
除了外界的責難，喬治·桑的心中也充滿了痛苦的鬥爭。奧古斯蒂娜的父親也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題名為《當代女人——喬治·桑的傳記及其陰謀》。他在文章中指責喬治·桑把奧古斯蒂娜拐到諾昂，做莫裡斯的情婦，然後把這姑娘隨便嫁給一個男人。
喬治·桑去請教了大律師謝·戴斯丹日。她肯定他說，他兒子和養女之間，只有聖潔的兄妹友情：「因為我們生活在鄉間，家庭裡充滿親密的友情，我一直看著他們長大。」
謝·戴斯丹日恐嚇了那位父親，第二篇文章就再也沒有發表。
但是，輪到肖邦來指控了。他說：「總之，現在整個巴黎都在議論這樁最骯髒的醜聞。做父親的雖沒有盡責，但那都是事實。這就是那樁善舉！當這姑娘來到這個家時，我是竭力反對的……」
索朗芝仍然是肖邦的女友，並且經常接受肖邦送的康乃馨和玫瑰花。
喬治·桑寫給索朗芝的信：「對於他，我不能以怨報怨，以怒報怒。我經常想到他，就像是想起一個性格乖戾、失去理智的病孩……」
為了迎擊敵對派的進攻，喬治·桑再次把自己的書桌變成防衛的堡壘。她重新開始寫《我的自傳》，並又挖掘鄉間題材小說。
這種新的田園小說，贏得了讀者的好感。那並不是因為她否定了自己的思想，但是，她確實放棄了激烈的政治觀點。她說，她從此也許可以接受兩種所有制：一種是個體制，只有階級調和才能使它為人們所接受；另一種是集體制，她希望它能夠實現，並且範圍盡可能廣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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