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賺錢成了不可推卻的任務，可是怎麼去賺？
●「一個女人不應該寫東西……相信我的話，您別寫書，生孩子吧。」
●在開初的時候，兩人署名為J·桑多。兩個情人相信找到了幸福。
來到巴黎，奧洛爾已經疲憊不堪。因為公共驛車的門關得不嚴，她凍了一路。於勒·桑多一直在心情激動、充滿熱情地等著她。她在塞納街31號伊包利特的套房裡安頓下來。
在他們周圍，很快就聚起一小群貝裡人：菲利克斯·皮亞特、愛彌爾·勒尼奧、弗勒裡，還有古斯塔夫·帕佩。
這些小伙子都有些愛慕她。在他們之間，奧洛爾覺得心情愉快。
1831年的巴黎是令人興奮的：革命經常發生，議會不斷更迭。在刺刀、騷亂和破產之中，人們還像在和平時期一樣快活地生活。
同時，文學革命毫不亞於政治革命。
這是浪漫主義戲劇舉行盛大首演的時代，鼓吹民主的青年向墨守陳規的人挑戰。1831年2月，《巴黎聖母院》面世；米什萊出版了《世界歷史導言》；布洛茲當上了《兩世界評論》的主編。稍晚之後，瑪麗·多爾瓦爾，這個為青年反抗者們所喜愛的女演員，表演了大仲馬的《安東尼》。這齣戲是通姦和私生的辯護辭。奧洛爾和朋友們為了捍衛這齣戲，都在戲院正廳裡觀看。當時女人只在樓座或者包廂裡看戲。為了自由通行，也為了衣著省儉，奧洛爾身穿男人服裝。她過去穿粗布罩衣，戴護腿套，和德沙爾特一同打過豬，所以喬裝改扮，她不感到任何為難。當時的服裝也有助於女扮男裝。男人們穿著寬大方正的禮服，名曰「業主裝」，一直垂到鞋跟，並不怎麼突出身段。奧洛爾穿一件灰呢的「哨兵服」，戴一頂灰禮帽，系一條羊毛大領帶，儼然是個瘦小的大學一年級學生。
不過，更重要的是，她擺脫了女人受支配的地位。在她挽著一個小伙子的手散步時，不再有拉夏特爾人的竊竊私議：「這好像是杜德望夫人！」
為了使生活環境完全改變，她與從前自己的那個階層完全斷絕了聯繫。她只在需要丈夫的時候才想到丈夫：
「請你給我一些錢，以購買鞋、襪，等等。請馬上寫信給薩爾蒙先生，讓他交給我三百法郎。再見，我的朋友。我看到了我母親、姐姐、夏爾·杜維納和於勒·德·格朗薩涅。我將去欣賞帕格尼尼的表演……我衷心地吻你……」
對她親愛的英國女修道院，她做了最後一次拜訪。
七月的大炮把修道院的修女們震得惶惶不安。阿莉亞婭嬤嬤憂形於色，忙忙碌碌，只和她過去的「女兒」會見了片刻時間。
奧洛爾明白，在修女們眼裡，外邊的友誼無足輕重。她又去探望科特萊的兩位朋友：
雅娜和埃美。兩人都結了婚，如今是伯爵夫人，有錢有勢，受人奉承。她離開她們後，決心永不再來。這些可愛的姑娘選擇的是正統觀念，謹遵舊習。奧洛爾·杜德望卻更喜歡在人類的荒漠裡自由自在地躑躅，昂著頭，「腳踩薄冰，肩披雪花，兩手插在口袋裡，有時腹內略空，然而腦袋卻更因此充滿夢想、旋律、色彩、形狀、光線和人影」。
然而必須生活。
她不能在伊包利特的套房裡住下去。因為他常來巴黎，需要房子。租一間最小的屋頂室一年也要三百法郎的租金。雇一個看門女人做做家務，一個月就要十五法郎。一個蹩腳廚子送幾餐飯，一天就要兩法郎。嚴格地講，如果她不買傢具，不購書，勉強可以靠著三千法郎維持生活。她想方設法在馬薩林圖書館住下，並在裡面工作。可惜奧洛爾畏寒怕冷，而圖書館裡供暖不好，冷冰冰的。
賺錢成了不可推卻的任務，可是怎樣去賺？
用水粉去塗畫盒子？給人畫肖像，十五法郎一張！可有一些可憐的畫匠準備五法郎一幅給人畫像。而且她把看門女人的肖像畫糟了，在附近一帶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寫作行嗎？為什麼不行？「我發現我寫得很快，很輕鬆；寫很久也不累。思想原來昏睡在頭腦裡，信筆寫來，便都甦醒了，並且都環環相扣……」她在談話中表述自己的想法相當遲鈍，在寫作中卻才華橫溢，文思敏捷。總之，她是天生的作家，並且自己已感覺到了這點。她總是樂於記錄自己的印象、感受。她的行李中帶了一部長篇小說《埃美》。那是在諾昂寫的。
可是，迄今為止，她的寫作都只是一種消遣，如何把它變成謀生的手段？而且，又怎樣進入文人的圈子？
她思考著找一位能推薦自己的人。
她當時在巴黎熟識的人中，最有勢力的是杜利—杜弗萊斯納，拉夏特爾選出的議員。
她去拜訪他。
對這位漂亮的女同鄉，他顯得慇勤而謙恭。奧洛爾向他談出自己的寫作打算後，他打算把她介紹給德·拉法耶特先生。
「別攀求那麼高。」她說，「太出名的人沒有時間注意次要事情。」
於是他不得已，轉而選擇他議會中的一個同事，德·凱拉特利先生。他是布列塔尼的貴族，小說家。奧洛爾曾讀過他的一部荒謬的小說：《最後一個勃瑪諾瓦爾》。在那部小說裡，一個教士強姦一個死了的女人。
「您的同事是個瘋子，」她對杜利—杜弗萊斯納說。「然而人們可能既是好的裁判，又是壞的實踐者。」
白髮蒼蒼的德·凱拉特利先生，早上八點在一間富麗堂皇的房間裡，氣派十足地接見了奧洛爾。他的年輕妻子蓋著玫瑰紅絲綢面羊絨被子，睡在那間房裡。
「我也許直言不諱，」他對她說，「一個女人不應該寫東西……相信我說的話，您別寫書，生孩子吧。」
「確實是的，先生。」她回答道，噗哧一聲笑了起來。「您把這個勸告給您自己留著吧。」
一番努力白費了。但奧洛爾並不灰心，為了在巴黎生活下去，她繼續尋找機會。
後來，拉夏特爾城的女友杜維納夫人，把她介紹給一位貝裡籍的文人：亨利·德·拉杜什。
此人以難得相處而聞名。他談吐文雅，以致人們起初以為他是裝腔作勢，其實那只不過是他說話的方式。戲劇、小說、新聞、學術研究，佯樣他都涉足，可謂通才，不過都是二流水平。他的長篇小說《弗拉戈勒塔》——說的是一個女人女扮男裝，過著腐化墮落的生活——引起了小轟動。拉杜什是個出類拔萃的批評家。他培養出許多天才作家，自己卻從未達到天才的水平。他辛酸地說：「我培養的作者多於我寫的作品。」他是文學大師巴爾扎克的老師。19世紀上半葉法國較有影響的文學家夏爾·諾地埃對拉杜什推崇倍至，以至於他女兒說：「幸虧上帝創造了世界，要不然就會是杜什先生創造它了。」
在當時在文學界身份卑微的杜德望夫人看來，拉杜什是一個大人物。
她到馬拉蓋濱河街他的套房去拜訪他，見到的是一位四十五歲的男人，胖胖的，臉上容光煥發，十分機智，儀態大方。他的聲音低沉，甜潤，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既溫柔又有點像嘲笑人。他的一隻眼睛童年時瞎了，不過並沒有使他的面目變醜。在女人方面，他大有成就，與一個叫瑪塞琳娜的女人有一段悲劇性的愛情。她為他生了一個兒子。
拉杜什耐心地聽人朗讀奧洛爾帶來的《埃美》的手稿。朗讀完畢後，他問奧洛爾：「夫人，您有孩子嗎？」
「唉！有，可我既不能把他們帶在身邊，又不能回去和他們生活在一起。」
「那麼您打算待在巴黎，用您的筆來掙錢嗎？」
「我必須這樣。」
「這很難哪。我在這方面看不出您有成功的因素，相信我的話，盡可能回家去吧。」
她恭恭敬敬地聽著，卻和貝裡的女人一樣固執。他說那部小說不合常情，她回答：
「說得有理。」當他說必須重寫時，她回答：「這也可能。」
她寫信告訴卡西米爾說：「只在你我之間說說，我永不能和拉杜什這樣的男人融洽相處。」
她也許不久就會發現，「在把他容納不下的才智拋到外邊後」，拉杜什亮出一顆溫柔、忠誠而高尚的心。
他剛剛接管了一份諷刺性的小報《費加羅報》。他向這位少婦提出，請她參加編輯的工作。他驕傲地說：「那是奮飛的雛鷹的窩。」
奧洛爾高興地接受了。
報紙在馬拉蓋濱河街的套房裡壁爐邊編寫。每人都有一張小桌子。奧洛爾在壁爐邊上佔據一隅，小心翼翼，生怕弄髒社長漂亮的白底子地毯。
拉杜什好指點人，好責備人，好發指示。他把題材發給雛鷹們，同時他按實際需要，裁切出一張張或大或小的紙，分給他們。按要求，必須在上面寫出一篇文章，或者一則「社會新聞」。這是學寫短小精悍的文章的極好辦法，可恰恰又是新手自覺無能為力的東西。
拉杜什把愛情的逸聞趣事交給喬治·桑寫，可是枉然：「在規定死的這麼一塊地方，我既不會開頭，也不知結尾。剛開始動手寫，結束的時候又到了……真的受折磨……」
然而大夥兒還是談笑風生。拉杜什雖然文字極為刻薄，卻表現出父親般的仁厚，令人敬愛。奧洛爾聽人說話，消磨許多的時間，沒寫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可到了月底，他發給她十二法郎五十生丁，做為薪金。
然而，1831年3月5日，她還是有一個小小的成功。那天，為了嘲笑政府的謹慎，她寫了如下的社會新聞。
警察局長將發佈一個新的命令。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召集所有能持武器者，每天早上七點至晚上十一點，保衛王宮；每天晚上七點至次日早上七點，保衛寺院教堂和其它公共建築物。在此期間，女人、孩子和老人在自家門口站崗放哨。未履行此條的家庭將失去要求武裝力量保護的權利，將有被騷亂者侵犯蹂躪的危險。
第二，為了確保居民的安寧不再遭到擾亂，每天早上，日出之間，在公共場所鳴炮二十五響。夜裡不論任何時候，每座教堂都將敲警鐘，每條街都將敲集合鼓。國民白衛軍的巡邏隊將跑遍城裡的每一條街；一邊叫喊：「你們要小心！」正如城堡裡的習慣一樣。
第三，鼓勵每個產業主在房屋周圍挖掘一道七尺半寬的壕溝，加固車輛進出的大門，給窗戶裝上欄柵，並至少在家裡存放二十支槍，以便在需要時武裝房客和僕人。
依靠這些措施，政府保證居民們有完全而持久的安寧。他保證每月挫敗的陰謀不超過十二起，每星期忍受的騷亂不超過三回。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將用於通知集會，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則用於解散集會……
咖啡館裡愛打趣的人歡迎這則新聞，可是國王卻老大不悅。《費加羅報》被查封了。
生活剛剛穩定，漸有生氣的奧洛爾又一次陷入了初來巴黎時的困境之中。有一陣子，奧洛爾倒希望法院追查這篇匿名文章的作者，把她逮捕。
奧洛爾在《費加羅報》寫小文章的那段日子裡，於勒·桑多也一樣步入了文壇。奧洛爾起初猶豫不決，不敢把他推薦給拉杜什。因為她知道珍惜他的支持。當她本人獲得了「公民權」以後，她才敢於亮出於勒的一篇文章。拉杜什對這篇文章非常滿意。於是，桑多也坐到編輯室裡來了，佔有一張鋪有漂亮台毯的小桌子。後來，他帶給《巴黎評論》一篇文章。這是兩個情人一起寫的，由於勒署名。《巴黎評論》的主編維隆博士覺得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奧洛爾深為於勒感到高興。這向人們證實他能夠成功。她決心讓他參與自己的工作，或者她參與他的工作。不過，他堅持要讓這種「文學上的合作」秘不外宣，以他的名義來寫作。這不成問題。
因此，在開初的時候，兩人署名為J·桑多。兩個情人相信找到了幸福。奧洛爾寫信給朋友和知己愛彌爾·勒尼奧說：
對我來說，必須有顆火熱的心，像我所知道的那樣愛我，來安慰我，驅走使我青春痛苦的種種不快。而且，儘管日漸年老，我也發現我的心與這顆心一樣年輕。我發現了這種終生的愛慕，什麼也不能使它消沉；它與日俱增。於勒重新把我與我已厭倦的生活聯繫起來。從前，我僅僅是由於孩子、出於職責才忍受它。我從前厭惡的前途，他使它變得更美。現在這種前途滿載著他的身影和成就，滿載著他誠實而謙恭的品行，在我眼前出現……啊！您要知道我多麼愛他，那該多好！……這個可憐的孩子，他忍受了憂愁。
那麼多次不由自主的發作，可人們還為此指責他……啊！至少您，您從不讓他為此臉紅……必須理解他內心火熱的友情和無限的忠誠，而不計較他有時表面顯出的冷漠……
由于于勒·桑多總給人一副冷冰冰的印象，而他又有些慕虛榮，還流露出野心勃勃的姿態，在巴黎的貝裡人都不太喜歡他。每到這時，奧洛爾便出來為他辯護。兩個人在一起，奧洛爾與其說是情婦，不如說更像母親。她安慰他，照顧他。他的身體孱弱，常常不思飲食，她便一定讓他吃東西。他工作不勤奮，她便強迫他坐到桌旁，好像是強迫一個兒子似的。她喜歡行使這種溫柔甜蜜的專制權。對於她，勞動並非一種束縛，而是一種自然的功能。
他們在巴黎的同居生活如魚得水。兩人一起寫作，一起出去欣賞巴黎的景色。然而，自然地他們招來了別人的非議。
她哥哥就這事從諾昂給她寫來一些威脅的信：「你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生養了你的兒子。他比世上任何人都更愛你。你要小心點，別挫傷了他的感情。」
但於勒和奧洛爾自以為有把握建立一個自由的家庭。兩個情人意趣相同，感觸一樣。
這間簡樸的斗室，裡面沒有地毯，也沒有掛毯，可是鮮花使房間裡春意永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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