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星期五夜裡到家時，公寓的房間當然是空無一人的，但卻有些新的轉變。在廚房的角落有一張紙條。她學著我的樣子，也回普羅維登斯她父母的家去了。她沒有說明原因，只是叫我回來後打電話給她。
我打電話給她父母時，他們正在吃飯。我們艱難地談了五分鐘，這段談話只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我們兩人都很好，還有就是她大約在星期天下午回來。
我掛上電話，去煮咖啡。我一邊喝著咖啡一邊凝視著臥室的窗外，看著行駛在P街上的車輛。路上還覆蓋著雪，看不出有融化的跡象。
我猜想她一定也會把困擾我的那個令人不快的故事講給她的父母聽，在我們自己都沒有面對現實之前雙方都對自己的父親十分坦誠了。這對我們來說是既令人傷心又很奇怪，但又不是讓人感到意外的。我已厭倦了這種做法，我想很快，或許就是這個禮拜天，我們就會坐下來，很可能就在餐桌上，面對這個現實。我們可以開誠佈公地把我們的想法、擔心都講出來，我可以肯定地說，並開始計劃我們的分居生活，我知道她想要出去，我只是不曾想過會是怎樣地離開。
我練習著我將說給她聽的每一句話，直到我感到這種說法很有說服力為止，然後我就出去散步，出去很長時問。外面的溫度是華氏十度，冷風刺面，打透了我的風衣。我經過一幢幢房屋，一排排聯立屋，我看到那些真正的家庭正在吃飯，談笑，享受著家庭的溫馨。我轉到M街時，看到不少人站在人行道上，他們是因為久居室內而有些煩悶，所以出來透透風。M大街是充滿生氣的，就是在寒冷的週末夜晚也不例外，酒吧裡坐滿了人，餐館裡都排上了隊，咖啡廳裡也是座無虛席。
我佇立在一個音樂俱樂部窗外，站在齊踝深的雪裡，聽著裡面演奏的勃魯斯音樂，看著青年男女一起飲酒跳舞。有生以來我第一次感到我已不再是青年人了。我已三十二歲，在過去的七年裡，我工作的時間比別人二十年工作的時間還多，我已累了，當然不是老年人那種累，而是中年人所承受的重壓。我承認我已不像大學剛畢業時的那個樣子了，姑娘們很少再回過頭多看我兩眼。
我感到很冷，這時又下起雪來。我買了個三明治，把它塞在衣袋裡，又向我的公寓走去，我喝了些烈性酒，籠起火，在昏暗之中我感到格外孤獨。
從前，克萊爾週末不在家時，我就待在辦公室裡，一點愧疚感也沒有。現在我坐在壁爐旁邊，對這種念頭產生了反感，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我走以後也會長久存在而且還會興旺，而那些客戶和問題，那些看起來是如此重要的問題將由一些年輕的律師去應付，我的離職會在公司引起小小的震動，但不會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的位置用不了幾分鐘就會有人接替。
在九點鐘過後不久，電話鈴響了，讓我從這段清醒的白日夢中醒來。是莫迪凱·格林打來的，他的嗓門很大，「你忙嗎？」他問道。
「唔，不怎麼忙，有什麼事？」
「天太冷了，又下了雪，我們現在很缺人手，你能不能過來幫幾個小時的忙？」
「幹什麼？」
「幹活，我們這兒的確缺少幾個能幹的人。避難所和施粥所都人滿為患了，我們沒有那麼多志願者來幫忙。」
「可我不知我是否能幹得來。」
「你會不會在麵包上塗花生醬？」
「那沒問題。」
「那你就能幹得來。」
「好吧，我到哪兒去？」
「從辦公室走十個街區左右，就在第十三大街和歐幾里德大街交匯的地方，你會在右側看見一個黃色的教堂，就是以便尼派基督教會。我們就在地下室裡。」
我把這些話用筆寫了下來，我越聽就越有些發抖，因為格林先生讓我去的地方是常發生械鬥的地區。我想問問我是否需要帶上槍，我也不知道他是否隨身帶著槍的。但他是黑人，而我卻不是。還有我那輛車怎麼辦？我那輛昂貴的車。
「明白了嗎？」他停了一會兒，問道。
「是的，明白了。二十分鐘以後我就會到的。」我仗著膽子說，可心裡卻不停地在打鼓。
我換上牛仔褲，穿上汗衫和標名遠足鞋。我也把信用卡和錢包裡的大部分現金隨身帶上。在衣櫃的頂端，我發現一件舊細帆布的上衣，還是個有皮裡的，上面有咖啡漬和油漆漬，這還是上法學院時穿的，現在可以算做文物了，我穿戴好之後照照鏡子，使自己盡量看上去不是個很富裕的人，但還是不行。如果在某個雜誌的封面上，一個年輕的演員穿上這身衣服，說不定馬上會成為一種流行的時尚。
我特別需要一件防彈背心，我有些害怕。但是當我鎖好門，走到風雪中時，我又有一種異樣的興奮。
飛車開槍射擊鄰近車輛和聚眾攻擊行人的事情並沒有像我預料的那樣出現。由於天氣的緣故，路上幾乎不見什麼車輛，十分安全，起碼那時是這樣的。我找到了那個教堂，把車停在街對面的一個停車場上，這個教堂雖是個主教堂，但並不大，看樣子有一百年的歷史了，很明顯，原來的教會組織早已把它廢棄了。
在拐角處，我看見一群人龜縮在一起，等在門外。我迅速地從他們身邊走過去，就像我十分清楚要去哪兒那樣。就這樣我走進了一個流浪漢的世界。
正當我假裝很熟悉的樣子向前慢慢走時，突然我走不動了，我被驚呆了，地下室裡擠滿了無家可歸的人，數量之多難以置信：有的人躺在地板上，打算睡覺；有的三五成群坐在一起，低聲談話；有的坐在長條桌旁吃東西；有的則坐在他們的折疊椅上，靠牆的每一英吋都坐滿了人，他們背靠著空心煤渣磚牆。小孩子有的在哭，有的在玩，母親總是盡量把自己的孩子拉到身邊。醉漢僵直地躺著，打著鼾，志願者們在人群中穿來穿去，給他們發放毯子和蘋果。
廚房在地下室的一端，裡面忙作一團，有的人在準備食品，有的在發放。我看見了莫迪凱，他在一群人的後面正往紙杯裡擠果醬，嘴裡還不停地說著什麼。在廚房的門口擺放食品的長桌前站著長長的一隊人，他們在耐心地等候領到一份食物。
屋裡很暖和，各種氣味混合在一起，再加上煤氣一熏，聞起來很不舒服，這時一個流浪漢撞到我的身上，他穿戴得和那位先生十分相像，是該動一動的時候了。
我直奔莫迪凱走去，他看到我十分高興。我們就像老朋友一樣握了握手，他把我介紹給另外兩個志願服務者，他們的名字我從來沒聽說過。
「真有意思，」他說，「天下大雪，氣溫驟降，我們卻在這兒整夜地幹活，你拿著那盤麵包。」他指著那邊一盤切片麵包。我拿起那個盤子跟他走到長桌前。
「這可不簡單，你從這兒拿一片大紅腸，再從那兒拿點芥末和蛋黃醬。一半三明治上抹些芥末，一半抹蛋黃醬，再把大紅腸夾在兩片麵包中問。每十來個再加些花生醬。懂了吧？」
「懂了。」
「你學得很快。」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後就又不知道忙什麼去了。
我很快就做好了十來個三明治，自認為已十分熟練了。接著我就慢下來，看著排在隊裡的人們，他們低著頭，但總是不時瞥一眼桌上的食物。他們每人發給一個紙盤，一隻塑料碗和一隻勺子，以及一塊餐巾紙，隨著隊伍不斷地向前移動，他們的碗裡添上了湯，盤子裡先是半個三明治，然後又是一隻蘋果和幾塊餅乾，最後是一杯蘋果汁。
大多數人部對發放果汁的人輕聲說聲「謝謝」，然後就走開，小心翼翼地端著食物，甚至孩子們都靜靜地等候著，對食品也十分仔細小心。
大多數人都吃得很慢，享受這裡的溫暖，品味著嘴裡的食物，而有些人則吃得很快。
我的旁邊是一個煤氣灶，有四個爐盤，每個上面都煮的是湯。煤氣灶的另一端是一張桌子，上面是各種蔬菜，有芹菜、胡蘿蔔、洋蔥、蕃茄，以及整只的雞。一個志願服務者用一把很大的刀飛快地又切又剁，另外兩個志願者照顧著爐火，還有幾個人負責往桌子上送食物，而我的任務暫時就是製作三明治。
「我們還需要一些花生醬三明治。」莫迪凱回到廚房裡時大聲地說。他來到長條桌旁，手中拿著一個兩加侖的花生醬瓶子。
「你能行嗎？」
「我是個行家裡手。」
他看著我幹活，這時排隊的人漸漸少了，他開始想要同我聊一聊。
「我想你做過律師吧。」我一邊往三明治上塗花生醬一邊說。
「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律師，兩者可以兼得，但不太容易，我們要使更多的人受益。」
「這些食品是從哪兒來的？」
「食品貯存庫，都是捐贈的，今天我們挺幸運，因為還有雞。這算是美餐了。通常只有些蔬菜。」
「麵包不是太新鮮的了。」
「是不太新鮮了，可它是免費的。是一個大麵包廠捐贈的，是隔夜的食品，你要餓也吃個三明治。」
「謝謝，我已吃過一個了。你也在這兒吃嗎？」
「很少在這兒吃。」從莫迪凱的這個避難所的樣子看上去，他平時是不供應湯和蘋果的。他坐在桌子的另一端，看著這群人，說道：「這是你第一次到這樣的地方來吧？」
「是的。」
「你最明顯的感覺是什麼？」
「一種絕望感。」
「可想而知，但很快就可以過去的。」
「這裡住多少人？」
「一個也不住。這只是一個緊急避難所。但這裡的廚房每天都開伙，只準備午餐和晚餐。這不是專門的避難所，只是在天氣不好時教堂才出於善心讓人們來避難。」
我想要瞭解這方面的事情。「那這些人平時住在哪兒呢？」
「他們有些人哪兒都住，有的住進廢棄的建築物裡，這算是幸運的；有的就睡在大街上；有的睡在公園裡；有的蹲汽車站；有的在大橋下面棲身，只要天氣可以他們就能對付。今天夜裡是太冷了。」
「那些避難所在哪兒呢？」
「到處都有，大約有二十個左右，一半是私人開的，一半是市政府開的。由於新的預算，可能有兩個要關閉。」
「有多少張床位？」
「有五千個吧，有時多點，有時少點。」
「有多少無家可歸的人呢？」
「這一直是個問題，因為要準確統計可不容易。總不會少於一萬人吧。」
「一萬人？」
「是的，這只是在街上發現的，現在可能還有二萬人目前與家人或朋友同住，但一兩個月後就成了無家可歸的人。」
「這說明在街上就足有五千個人？」我問道，聲調裡充滿了懷疑。
「只多不少。」
這時一個志願服務者要幾個三明治，莫迪凱幫我又做了十二隻，做完後我們又停下來看著那群人。這時門開了，一個年輕的母親走了進來，她懷裡抱著一個嬰兒，後面還跟著三個孩子。其中一個孩子穿著短褲，襪子也不是成對的，沒有穿鞋，頸上圍了一條毛巾。其他兩個至少還穿著鞋子，但衣服十分單薄。那個嬰兒似乎是睡著了。
這位母親顯得有些茫然，進門之後不知往哪兒去，桌子已佔滿了，她領著全家是為食物而來，這時兩個志願者滿臉微笑地走上去幫助她，其中一個人把他們帶到靠廚房的一個角落安置下來，並給他們送來吃的東西，另外一個人用幾條毯子給他們披在身上。
這一系列情景我和莫迪凱都看在眼裡。我盡量不去盯著看，可是這種情況他們誰會在意是否有人在盯著他們看呢？
「風雪之後她們還將去哪兒呢？」我問道。
「誰知道呢？你為什麼不去問問她本人？」
這下子可將了我一軍，我還沒打算馬上就捲進去。
「你在特區律師協會裡很活躍嗎？」他問道。
「還可以，怎麼？」
「只是好奇而已，隨便問問。律師協會可為無家可歸的人做了不少無償的服務。」
他在引我上鉤，我可不打算上當。「我是處理重大案件的。」我驕傲地說，我也不是在撒謊。四年前，我曾幫助我們的一位股東為在德克薩斯州監獄的一個犯人寫辯護狀。我的公司就主張對其所有的同案犯提供無償性的服務，但是免費的工作最好別影響了營業額。
我們還在注視著那位母親和她的四個孩子，那兩個兩三歲的孩子先吃餅乾等候湯涼下來，那位母親有時很冷漠，一動不動，有時好像很驚恐。
「她現在有地方去或有地方住嗎？」我問道。
「很可能沒有。」莫迪凱冷淡地說，他的兩隻大腳在桌子底下晃來晃去，「就拿昨天來說吧，等在緊急避難所避難的人就不下五百號。」
「尋找緊急避難？」
「是的。市政府有一個避寒所，溫度降到冰點以下時就開放。那個地方對她來說可能是個去處，不過到今天晚上那裡也一定早就滿員了。天氣如果暖起來，那個避寒所就會關閉的。」
那位助廚的志願者得回去了。由於我住得最近，又沒有什麼事情，我就接過他的工作。莫迪凱製作三明治，我就切芹菜、胡蘿蔔、洋蔥，切了整整一個小時，我的工作是在多利小姐密切監視之下做的，多利小姐是這個教堂的創辦人之一，十一年來她一直負責為無家可歸者提供食品，廚房是她搞起來的。我能在這裡幹活是我的榮耀。她說我的芹菜切得太長了，我立刻改正了這一缺點。她的圍裙又白又乾淨，連一個污漬都沒有，她對自己的工作充滿自豪感。
「你常常見到這些人嗎？」我問她。我們站在灶前，一陣爭吵聲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這時莫迪凱和牧師走過去平息了這場爭吵，一切又恢復了平靜。
「從未見過，親愛的，」她一邊用毛巾擦著手，一邊回答道，「這真令人不忍目睹，但一句諺語說得好，『能讓窮人吃上飯的人是幸福的人，』正是這句話支持我這樣做的。」
她轉過身去，輕輕地攪攪湯。「雞煮好了。」她衝我說道。
「雞好了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把雞從爐子上端下來，再把湯倒進鍋裡。等雞涼一會之後再去骨。」
看來給雞去骨還真有點技術性，特別是用多利小姐的方法。我給雞去完骨之後手被燙得厲害，實際上都燙出了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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