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台書屋--外國文學--大江健三郎--新人呵，醒來吧

被禁錮的靈魂

　　世田谷區有一個為殘疾人開設的福利工廠，義⼳將去那裡接受職業訓練。他的關係仍然留在育兒學校，只是去那裡實地工作兩星期。為了讓學生先在家裡練習，工廠在他們去之前留了家庭作業，即把方便筷子放進紙袋裡。義⼳放學回來後，從書包裡拿出一大堆白木片和很多捆紙袋，好像把不乾淨令人忌諱的東西帶到家裡來。在兩個音箱的正前方，義⼳撇開兩條腿把大屁股坐在花蓆子上，從後邊看就像橫臥的海狗似的。他把膝蓋旁邊的木筷小心翼翼地放進紙袋裡。在放進去之前，仔細檢查一下筷子，如果有破損的話，就無限感慨地說：「啊，真遺憾，這雙筷子頭缺了一塊！」然後站起來，恭恭敬敬地把它「安葬」在廚房的廢紙簍裡。
　　裝完一百根之後，義⼳再重新數一遍。由妻子從每個角度都能看見紙袋上的印刷標誌之後，義⼳把筷子捆起來，捲上商標，再用聚乙烯塑料包上。最後的工序很難，如果是大人的話，似乎很快就能熟練掌握這門技術。一次，全家一起去超級市場，在平時不看的貨架間，妻子突然停下來，那裡有一個紙包，也同樣地包了一百雙方便筷子。妻子用專業人員的眼光看表面的包裝，然後又慢慢走出來……
　　兒子去職業訓練中心，也可以說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走入社會生活。對此，妻子的想法好像跟我的這種想法相似。深夜，妻子為中心的入廠典禮作好了準備後，對一直在旁邊看書的我說：「把F先生給的憲法小冊子放到義⼳的工作服裡吧。因為F先生曾經那麼交待過。」
　　我上樓去，用戰後文學家的話來說，F先生是身邊的前輩，是朋友中受人尊敬的先驅。在樓上的書房裡，書架上放著跟這位先驅有關的物品，我取出二十多年前美軍管治下衝繩縣教職員工工會發行的小冊子後，回到樓下。
　　像上面寫的那樣，「與先驅有關的物品」，贈給我這本小冊子的F先生出生在沖繩，他已經死了。今年年初，在他的故鄉伊江島舉行意義重大的第十三屆沖繩民俗慶典。F先生是收復行政權運動的活動家，最終也是因為參與這個運動，死在旅館的火災中。F先生很愛喝酒，就連發生火災的時候，他也是爛醉如呢、睡得僵死，哪還能談得上逃走呢？可是，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時候，從未見過F先生喝酒。所以，在F先生死後，當我聽到他愛喝酒，而且一醉就纏住別人的傳聞時，覺得很意外。在我和F先生的會面中，只有一次讓我瞭解到F先生和酒的關係，當時義⼳也在場。有一時期，我和幼小的義⼳特別愛吃豬蹄，義⼳點豬蹄抹辣椒時那種鈴鐺般清脆的聲音至今還留在我耳邊。我喜歡帶義⼳去各處的朝鮮飯館，讓他品嘗稍有不同的豬蹄蒸法和味道。一隻豬蹄被分成兩塊盛在盤子裡，端來後，義⼳按順序先吃厚厚的皮，然後吃肉，最後是凝膠狀的腱，每啃完一塊骨頭後，就把它擺在桌子上，可是有一天，義⼳的表情充滿疑惑，不知該把一塊小骨頭放在何處。我接過來一看，原來是義⼳的一顆乳牙掉了。那時義⼳還小，可是他嚴格地按著順序啃豬蹄，然後把所有的骨頭整齊地擺出來。
　　一個冬天的傍晚，義⼳也是這樣吃著豬蹄和冷面——除了夏天，其它季節也賣冷面的朝鮮飯館還很少，所以我記得走了很遠才在三軒茶館的飲食街上找到一個店。當我們正要往回走的時候，從一個叫作泡盛館的沖繩飯館裡，走出來一位長著大腦袋、大身子，腿極短的矮個子男人，疲憊不堪的娃娃臉正在往這邊看。我和義⼳兩人本來身體就肥胖，又穿得鼓鼓的，旁人看到會覺得奇怪，他肯定看到我們了。
　　「F先生」，我正要大聲喊，他直挺挺地站在那裡好像哭喪著臉，又鑽進剛出來的門簾裡……
　　F先生死了以後，他的朋友掀起一場運動——在美軍管制下的沖繩，把憲法小冊子放進胸前的口袋裡。妻子平時從來不故意顯示，這是因為她回想起F先生，即使看到領著殘疾兒走路的熟人都怕傷害他們的那份善良和他的一生，所以要我把那本小冊子放入剛剛步入社會生活的義⼳的胸前口袋裡。
　　妻子回到和女兒同住的臥室後，我把封皮已褪色的小冊子放到飯桌上，一邊喝著睡前酒，一邊計劃著寫一部面向殘疾兒童的有關世界、社會、人類的定義集，同時為了義⼳，我想在書中把憲法解釋一遍。可又一想，那是不會實現的。實現那種願望，並不是很困難，可還是沒有實現。對作家來說，寫這樣一本書也不是沒有樂趣。可我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實際上並沒有實行計劃。用殘疾兒能理解的語言寫一系列短篇，現在先不考慮這一條件，我想寫一系列短篇，然後再把它們改編成定義集，可這還是不符合我一開始的想法。
　　目前，我這麼想是有原因的。在凱恩斯以後，戴維·阿德曼是具有代表性的布萊克原本的編者。我曾給他寫的《布萊克用語索引》加過註釋，而且一直在使用它。最近，我讀了戴維·阿德曼的《布萊克，帝國的預言者》。他對布萊克及同時代的報紙和小冊子之類作了徹底的研究之後，將布萊克預言詩中的每一句話同英法戰爭的那個時代和社會直接聯繫起來，並作了解釋，在閱讀過程中，我不斷受到震撼，在文章一開始，阿德曼就指出布萊克在預言詩《亞美利加》中是怎樣把美國獨立宣言的思想變成自己詩的語言，我認為這非常有趣。
　　阿德曼根據自己的理解，對照著歷史把文章翻譯出來。在十八張對折的彩繪版畫上畫著《亞美利加》，在第六張有這樣在該頁的下方，阿德曼對照著獨立宣言的思想寫出自己的分析。
　　《生命》
　　「天亮了，黑夜消失了，哨兵離開了哨所。／墳墓被打開，奠儀散亂，綿布被洗劫一空。／死人的骨頭，蓋在上面的土，干縮的肌肉／一切又都復活了，蠕動，喘息，呼吸，睜開眼睛、／就像掙脫枷鎖、逃出牢籠的囚犯一樣跳起來。」
　　《自由》
　　「推磨的奴隸，奔向原野吧。／仰望天空，在燦爛的陽光下開懷大笑吧。／被關在陰暗和歎息中，三十年了，疲倦不堪的日日夜夜，／那張臉上從未見過一次微笑，被禁錮的靈魂，站起來吧，睜開眼睛吧。」
　　《追求幸福的權利》
　　「——鎖開了，城堡的門被打開了。／他們的妻子和孩子們從統治者的鞭子下解放了— —／他們每走一步，回頭看一眼，懷疑著，這是在做夢嗎？然後一邊唱著：『陽光下，烏雲消失了，又是一個晴朗的早晨』，一邊……」
　　人們反覆地唱著：「推翻統治是我們的權利，是我們的義務。」
　　「晴朗的夜晚，美麗的月亮露出笑臉。／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帝國已經沒有了，獅子和狼結束了戰爭。」
　　讀這句詩，可能有的人能從中感受到強烈的震撼，而有的人會認為這不過是把過多修飾《獨立宣言》思想體系的韻文連綴起來。我們的生活遠離布萊克那一時代的氣氛和聖書神話中的隱喻。在這兩者之中，或許後者更自然。可是我卻屬於被這首詩深深打動的一類人。
　　我認為緊接著戰後的動盪時期（或者不如說從戰時到戰後更確切些）和新憲法推出的時期，曾給少年時代的我帶來最強烈的震動和影響。我以評論、隨筆的形式寫下了當時的感受。這些都受到了所謂懷疑「戰後」的評論家批評。從新憲法的公佈到實施這一期間，會給十一、二歲的人帶來疑問，為什麼憲法中抽像的條文會讓人銘記在心呢？
　　我決定以憲法為出發點，為義⼳寫一本定義集，當然另一方面也是想回答那些批判和嘲弄。可是，我怎麼也不能著手做這件事，也許我得承認我有一種擔心，我果真能把少年時代的興奮充分表達出來嗎？這件事不是絕對不可能，而且，作為文學創作也是會有樂趣的。可是，因為我預感到將會出現這種困難，所以我沒有輕率地開始……
　　深夜，我望著飯桌上放著的沖繩憲法小冊子，一邊想著這些，一邊喝著酒，已經超過了我平時為了睡眠而喝的酒量了。不久我就清清楚楚地回憶起以前從我的記憶表層中消失的片段。才明白妻子為什麼突然說出那句話來。偶遇F先生之後，又過了兩、三個月，他來請求人們援助美軍統轄下的沖繩第一次主席選舉。F先生好像完全不知在三軒茶館的那件事，於是我又想那也許是我看錯了，我們在客廳裡談話時，義⼳每次進來，F先生都為之一驚，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他神色緊張的原因。
　　那天，請F先生吃了簡單的晚飯，他堅決不接受我請他喝威士忌，我記得他只喝了些啤酒。F先生曾經當過教師，他突然對伺候我們吃飯的妻子說：「我看你們家的孩子病不重，如果在沖繩的話，可以進普通班級。」妻子常常感到消沉，她說：「不管是在家裡，還是在家長會上，平常我們就想，作為殘疾兒的父母，哪怕是能比他多活一天來照顧他，那該多好呀。」F先生有一張黑軟無力、像老頭陰莖般的娃娃臉，他把臉湊過去說：「夫人，這種想法可要不得呀。是失敗主義，所以不行呀。（F先生好像說的是『系失敗主義，學以不行呀。』現在，我覺得那是F先生自己的習慣，而不是沖繩人講普通話時帶的口音。）讓殘疾兒把憲法小冊子放在胸前口袋裡，遇到麻煩時，只要他說「是」，然後把它拿出來，問題就全都解決了。不實現這樣的社會是不行的呀。對此不抱希望的人全都是失敗主義呀。」
　　在收復沖繩行政權運動還沒成功的時候。F先生就在活動根據地——日本青年館的火災中死了。在義⼳第一次參加社會工作訓練的日子裡，妻子想到讓我把那天晚上F先生留下來的憲法小冊子放在他工作服的胸前口袋裡。本來，就連妻子也深深感到。F先生去世已經十多年了，可是當殘疾兒遇到困難時，只要從上衣口袋裡拿出憲法小冊子就能解決一切問題的那種社會還沒有到來。恐怕僅僅是因為想起了那個肥胖矮小、走路搖搖晃晃、終日疲憊不堪嗜酒如命，皮膚細紋裡沾著黑油，堅決反對失敗主義的F先生吧……
　　我在前面引用過布萊克的詩，他的政治思想和基督教的教義沒有相同之處。預言詩《亞美利加》直接道出了布萊克的政治主張，這一點跟其它的預言詩不同。美國革命波及到法國，之後在英國也取得了成功。「晴朗的夜晚，美麗的月亮露出了笑臉。／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已經沒有帝國了，獅子和狼結束了戰爭。」可是這種理想社會沒有到來，卻進入了反動時期，布萊克陷入深深的憂鬱之中，被說成是反動政治。當時，在政治上與布萊克對立的最主要敵人就是喬治三世。那個時期，布萊克陷於深深的抑鬱之中，然而，喬治三世的性格卻因此恢復開朗了嗎？目前，我正在為世界史的高考作準備，通過閱讀英國史，使我想起了大彼得、小彼得和納爾遜提督，再次把布萊克的詩和他們的光榮與失敗對照起來。可是，在小說中引用英國史恐怕不妥當吧。由於引用了布萊克，我不得不立刻返回來談自己的兒子。首先，我想寫一段歷史插曲。因失掉了美國殖民地，喬治三世受到了刺激，據說是發了瘋，一八○一年二月十三日，再次表現出瘋狂的徵兆。阿德曼起了一個很有吸引力的題目《美國最後的國王》，他在文中寫到，「在作禮拜的時候，喬治三世突然站起來，用近似瘋狂的語言大聲叫喊著第九十五號詩，使整個教堂裡的人感到震驚。『吾拚命奔波政治四十載，被錯誤蒙蔽之民全然不知吾之苦心哉』。那年，正好是喬治三世在位四十年。要注意國王把自己當成耶和華了！」接著，國王跪下來，久久地做祈禱，冰冷的地磚和冬天刺骨的寒氣使他發抖，可他仍然在不停地祈禱……
　　布萊克多次修改《四個動物》，從這一時期的刪改中可以看出這件事也傳到他的耳朵裡。國王尤萊根是布萊克神話世界中的主要人物，他想通過理性來統治天下，發瘋的喬治三世潛入尤萊根的影子裡。「王冠的廢墟像冰石一樣，他躺在上面／顫抖的四肢劇烈地搖晃著，尤萊根使堅固的洞穴震顫了」。另外，我被布萊克所吸引的主要原因是這位詩人立足於從基督教到秘教的傳統上，創造了自己的神話世界，同時他還引進那一時代的變化，作為展開神話世界的契機——當然，他也必須這麼做。
　　布萊克採用超現實的手法，通過獨特的神話世界，把那個時代的政治、國際關係等問題表現出來。通過這兩條線索，描寫一件事情，我發現了布萊克魅力之所在。
　　我開始讀布萊克預言詩的時候，最先呈現在面前的是壯觀而又豐富的神話世界，可我也有一個疑問，是什麼力量使他每天能寫出如此大量的詩句呢？書店發行的《法蘭西革命》，本來要出七卷，可實際上只出了第一卷。正因為如此，由布萊克自己刻版印刷，帶有精美插圖的無以類比的詩稿成為傳世之作。
　　也就是說，既沒有書店的勸說，也沒有讀者的反映，布萊克經過反覆修改，寫完了這部長篇巨詩。因為擔心被檢查，被讀出真正含義，布萊克使用了大量的隱喻，將神話式的構思極盡錯綜複雜。他每天都在預言詩之林中推敲，幻想著批判喬治三世，這些直接避免了喬治三世政府的鎮壓。阿德曼在閱讀那一時期的資料之後，把布萊克的真實意圖解釋出來。通過這些，我多次想到，布萊克在與終生相伴的妻子凱瑟琳的私人生活中，不正是對喬治三世的治國之道給予了激烈的批判嗎？在此，我還想寫一段有關布萊克被推上審判席的很有名的真實故事。
　　一八○○年，布萊克離開倫敦，在海濱的寓所裡，度過了他自稱為「在太平洋岸邊的三年睡眠」的時光。得到一位富有的實業家、詩人威廉·亨利的資助，那三年，布萊克在創作與自己的神話世界無關的插圖和細膩肖像畫。費爾潘寓所的僕人越來越感到不滿，終於告發了布萊克。根據審判的結果，很難以叛逆罪判處死刑。我根據費爾潘的證言記錄，寫下了故事梗概，有一天，布萊克發現陌生的士兵走進自家庭院。布萊克認為庭院是神聖的場所，幻想著妖怪在草陰下舉行葬禮，士兵是這個墮落世界裡野蠻、殘酷、獸性的象徵。布萊克用盡全力將士兵推出去，懷恨的士兵發出叫喊，說布萊克詛咒國王、人民和士兵，告發他擾亂朝綱。四季法院最後宣佈布萊克無罪。在下面的一部分證言記錄中，我彷彿看到了當時的場面。
　　在和士兵的鬥爭中，布萊克的妻子也站出來鼓勵丈夫。而且凱瑟琳還說：「只要自己的身體裡還有一滴血，就要戰鬥到底。」布萊克問她：「親愛的，你不是跟法蘭西作鬥爭吧？」「當然不是，我要為波拿巴貢獻一切……」
　　從布萊克的幾部短篇作品中，可以知道凱瑟琳是一位身材高大、體態豐滿、面容溫和的女性，跟布萊克結婚的時候，只能在證書上畫一個「×」來代替簽名，是一位沒受過教育的女性。可是到了晚年，她取得了很大進步，甚至幫助布萊克給版畫上色、印刷。布萊克和凱瑟琳都沒有使用士兵的證詞中那種粗野的語言。可是這和趕走士兵的那些語言，兩者的含義有不可思議的一致性。當布萊克看到證言記錄時，可能會驚訝的，他偷偷地寫批判喬治三世的預言詩，充滿謎一般的隱喻，可能還感覺有必要警惕某處有盯梢的密探。這件事使得布萊克一直到晚年都保持著沉默。
　　我想，可能是布萊克和妻子說話的內容被原原本本揭發出來，只不過是經過士兵的耳朵後變成粗野、下流的語言。當時，拿破倫還沒有登基，布萊克認為他是拯救法國革命的英雄。法國革命之火波及英國，布萊克希望革命也能給英國帶來解放。不久布萊克就對拿破倫感到幻滅，把他視為可惡的暴君……
　　對於士兵的告發，四季法院認為證據不足，宣佈布萊克無罪，可是布萊克受到詩才平庸的鄉紳資助，必須不停地干與理想相悖的工作，他寫預言詩，批判那個時代，這比畫畫更難找到知音——甚至被亨利嘲笑是發瘋的創作。布萊克四十五、六歲時還保持著趕走士兵的體力，而且正像士兵曾經說過的那樣，妻子鼓勵布萊克，說出過激的語言。這些都給我留下難以忘記的感受。實際上，即使推出士兵的布萊克和擔心丈夫的凱瑟琳都保持沉默，但他們的靈魂會在沉默中同士兵的傳言交談。被推出的士兵聽到了他們沉默的聲音。閱讀布萊克用暴力推出士兵的故事，引起我無限遐想。這時，我回憶起兒童時代的一個片段。在回憶中，布萊克慣用的字眼又發揮了作用。事情是有關戰時死去的父親。關於父親的死，以前我也寫過多次——雖然不是直接地，但也把當時的印象清楚地寫下來。可是這回，我第一次清楚地回憶起已忘掉的情景，從年幼無知的我對戰時強權的理解到父親的死，特別是到聽到戰敗的消息，呈現出一條清晰的脈絡，好像是有生以來的新發現。通過閱讀布萊克，我感到自己好像得到了很多體驗，真是不可思議呀……
　　從農家買來黃瑞香樹皮後，開始進行被稱為「削皮」的工藝，即將黃瑞香重新浸到水裡使其柔軟，然後刮掉表皮和黃色嫩皮，最後，將韌皮曬成白色。把簡陋的工具作為「削皮」機器租出去，由農家來幫助做這道工序。父親把收購來的韌皮弄成小捆，壓成一個大長方體之後，交給內閣印刷廠作紙幣的原料。從戰前到戰時，我們家就是以此為生計。
　　少年時代的我，看到四十五、六歲的父親總是保持沉默，一個人承擔所有的活兒，從不同側面感受到父親的內心，當然這只不過是我天真無知的想法。跟農家作交易時，父親給我留下統領、族長的印象。拿一把透著冷光的黑色小尖刀，仔細地削掉留在韌皮上的表皮，然後捆成一捆，父親端坐在地板上，儼然是個工匠，我覺得這同我現在以寫文章為工作的日常生活最接近。縣道兩旁的倉庫陰暗，而且地面是土的，父親在那裡做最後一道工序，即操作黃瑞香成型機器，這時的父親給我留下工廠裡工人的形象。機器內部產生出強大力量，父親很好地控制力量把握方向，我似乎從中最能感受到父親那成人健壯的身體。
　　成型機器，就是在捆成櫓狀的橡樹材料兩端，釘入兩根直徑為十厘米的帶螺旋的鐵棒，然後安上帶齒輪的把手，使模具從上往下移動。機器兩邊各站一人，順時針方向推把手，黃瑞香韌皮被壓得發出「吱、吱」的聲音，當把模具壓到下邊時，齒輪間便發出「咯登、咯登、咯登」的聲音，然後拉回把手，繼續壓。在長方體狀的格子中，在看不見的部分裡，黃瑞香的高度被壓縮到原來的五分之一，用結實的黃瑞香繩固定之後，光噹一聲，恰好落到事先做好的那塊堅實的木板上……
　　成型機器就被放在像我的狗下崽一樣陰暗的地方。我每次讀到布萊克文中的齒輪或碾機、搾葡萄汁機和石磨等這些負重的字眼時，都不由得想起成型機器發出的各種聲音。布萊克把尤萊根給人類帶來最大錯誤的理性體系稱作齒輪和碾機。而且就像剛才引用《亞美利加》中所描寫的那樣，把搾汁機和石磨作為勞動的象徵，與樂園中的人們不相稱。我讀布萊克的詩，每次碰到這些詞時都會想起第二年死去的父親和與黃瑞香成型機器相關的事情。我還發現這同布萊克使用暴力的故事有相同之處。
　　縣知事從來沒有視察過山谷裡的村莊。這次可能是為了宣傳國家提倡的戰時「後方增產運動」，鼓勵地方產業而做出的一種姿態。我覺得在他們到來之前，鄉政府似乎跟父親打過招呼，因為那天父親穿著我從未見過的新厚司，像木板一樣支稜著，像個怪人。現在回想起來，他的年齡跟我現在的差不多，作坊裡已成型的黃瑞香上撒滿了柔和的金光，父親就是這身打扮，坐在黃瑞香旁邊的木椅上，背對著陰影裡的成型機器，憂愁的樣子，低著頭等待著。我從路邊窺視微光中的父親，已有一種不安的感覺。
　　縣知事和隨從人員依次視察了下游的木材廠、醬油廠，然後由村長和鄰鎮的警察署長陪同沿著縣道走上來。終於，一群人來到父親的作坊前，以縣知事為中心圍了一圈，由村長向他們介紹村裡加工黃瑞香的歷史。我和母親被擠出人群，我們退到房簷下，母親透過縫隙往裡看，我注意到她全身在發抖，顯出不安。村長講完話之後，就該演示成型機器了。成型機器的模具中已堆積了黃瑞香捆兒。機器兩側必須要有兩個人推把手，可是父親的搭檔十天前已經應徵入伍了。這時，還沒找來代替他的人。只剩下父親一個人，縣知事他們驕傲地挺著胸脯，看著下顎對面作坊的陰影裡，父親將頭埋在硬梆梆的厚司領子裡……
　　——喂，起來！警察署長對父親喊。我覺得警察署長那種盛氣凌人的口氣，別說對父親，就是對任何人，對家畜，也不能喊出口。父親抬起頭向警察署長看了一眼，又埋下了頭。
　　我和旁邊的母親都嚇得發抖。警察署長走上前一步，呵斥道：「喂，起來！還不快點干？！」父親慢慢地站起來，抓住成型機器一側的把手，「吱，吱」地壓，接著齒輪發出「咯登、咯登、咯登」的聲音，然後父親拉回把手，旁若無人的樣子，盯著把手的前方，反復壓。成型機器向下傾斜，整個成型機器好像眼看就要倒了。只要鐵棒從橡樹做的模具上掉下來，把手就會反向空轉，會把父親彈出來的。我嚇壞了。接著，父親轉回齒輪，放開把手，繞過成型機器前面（即縣知事和警察署長們的前方），靜靜地步到對面把手處。這時，旁邊的母親——比我現在的妻子還小十歲左右，強忍著沒有發出驚叫聲，喉嚨裡卻發出一聲悲鳴。可以說父親的厚司像怪人的軍裝，腰裡別著一把柴刀，那是用來切斷捆已成型黃瑞香硬繩的。父親慢慢地走著，似乎在沉思，緊握柴刀的手都僵硬了。可是父親一隻手扶住把手，開始很艱難，形勢漸漸緩和下來，「吱、吱」地壓，「咯登、咯登、咯登」然後拉回把手，連續操作。不久，縣知事一群人呼呼拉拉地朝著上游的栗子集市方向走了。他們走後，父親漸漸縮短單側操作，輪換著推把手，終於做完了成型工序……
　　一年後，也就是戰敗前的初春，母親從二樓下來，告訴我們說，半夜裡父親狂怒地大叫一聲後死了。這就是那天早晨一開始的記憶。中間的事情已想不起來了，所以現在回想起來，狂怒地大叫一聲死去的那個夜晚好像就是在縣知事等人前受侮辱的第二天。父親去世那天的事情我只記得一點兒。其中有一件事是鄰組的組長來商量喪事的程序。他在勸慰時說了句「因為這一年成天沉浸在酒裡」，母親突然挺起脊背，有氣無力的嗚咽聲變得粗獷起來，說：「雖說我丈夫每晚都喝很多酒，可是早晨大家還都在睡覺的時候，他就已經在看書了，白天工作。這能和每天沉浸在酒中一樣嗎？」
　　另一件事曾給我留下可怕的回憶，那漫長的一天我一直都在想這件事。現在，我在反覆讀布萊克的詩之後，試著把自己的感受寫出來。事情是這樣的，被警察署長像呵斥狗一樣催促後，父親走上碾機，開始操作。機器受到不平衡的壓力，好像快要爆炸似的，不用說，正是在父親的身體裡，處於眼看就要爆炸的關頭。為了減緩壓力，必須把能量從身體裡釋放出來。那天，母親完全理解父親的動作和表情，他不正是大有鬥爭到底的意味嗎？不管對方是警察署長、村長，還是縣知事——就算是「天皇陛下」（後面將談到我之所以這麼想的根據），大聲臭罵這些不講道理的東西，甚至要揮起成型時使用的柴刀。所以，當身穿厚司的父親腰間掛著柴刀走到機器前面時，母親不正是在發抖嗎？
　　可是，像對狗一樣被警察署長呵斥後，父親屈服了，一個人面對機器進行艱難的成型工作。機器本身沒有爆炸，可是一年後，父親肉體的機器卻因此失去了控制，被爆破力摧毀了。父親憤怒地大喊一聲後死了。年幼的我認為，一年前，如果拿著短刀對縣知事那群人大聲呵斥的話，父親會被警察署長當場打死，否則也得在監獄裡被拷打死。父親死的那天，我的腦海裡湧現出一連串幻想，如果父親對警察署長、村長和縣知事進行恐嚇的話，敵人會一個接一個地站出來，最後出來的肯定是「天皇陛下」，所以……，我找不到準確的語言來表達。最後，我將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
　　父親死了以後，母親不讀報，也不聽廣播，她說社會上沒有什麼好消息。可戰敗那天，一聽到天皇宣佈停戰的遲到的消息時，母親的臉頰興奮得變紅了，熱流吹進我的耳朵，說：「跟你父親說的一樣！上面的變成下面的，下面的變成上面的。確實如此！」
　　幾天後的一個晌午，我躲在河裡，不知是什麼原因，除我以外，甭說水裡沒有一個人，就是岸上，遠處的橋上，也不見一個孩子影。（我又回憶起那奇特的情景，也許那是一場夢。）一個奇怪的想法纏住了我。縣知事來視察民情的那天，就在警察署長呵斥父親，要父親給他們演示工作的一瞬間，如果整個山谷裡響起天皇宣佈停戰宣言的廣播的話……父親身穿厚司，一股英雄氣概，右手高高舉著柴刀，警察署長和縣知事不正是按著柴刀的指示「吱、吱」地推成型機器，「咯登、咯登、咯登」地拉回把手嗎？宣佈停戰宣言的天皇，脫掉了白手套，排著隊等著輪到自己勞動……
　　那之後又過了十天左右，播放《告少年國民書》，經母親允許，把收音機搬進餐廳，於是我感到以「天皇陛下」為最高地位的國家秩序，即命令父親操作黃瑞香成型機器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K先生是一位教育家，他和我是同一年代的人，他在戰後教育史記載過這段廣播的情況，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於是我把自己的感受寫了下來。
　　「我們懂得天皇陛下的可貴，聽從他的命令，按著他的指示去做。像這次這種停戰方式，別國是做不到的，為什麼到昨天為止大家還在一心一意地同敵人戰鬥，可是只要天皇陛下的一個命令——『結束戰爭吧』，大家就毫無怨言聽從聖旨，結束戰爭呢？這是日本國民性優秀之所在。今後，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只要國民能這樣一心一意聽從天皇陛下的召喚，那麼這個國家就能無往而不勝。而且，如果我們如此擁戴天皇陛下，那麼同外國交往時，不必折磨他國，也不必與之相爭，各國應該是互相協力，達到共同繁榮。」
　　通過這些體驗，爆發力這個東西給我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對此，有一個基本的定義。現在，通過閱讀布萊克，我又一次認識到這一點。在人的身體中有一個類似儲存爆發力的裝置。如果它負載過多的話，作為這種裝置的肉體就越來越歪曲，終於被從內部爆發出來的力量所摧毀。要想控制歪曲的擴大，有時必須找到將爆發力釋放出體外的辦法。年輕時，我曾把一種現象叫作「跳躍」，現在我還是這麼叫，所以「跳躍」，就是在負荷低的時候將能量釋放出來。以前，我、或許父親也做過，身穿厚司的父親從腰間抽出柴刀，呵斥縣知事們，但是父親沒有這樣做。如果事情輪到我的頭上，我也會發出憤怒的呼喊，從內部打破身體這一裝置嗎？我的年齡已經比當年死去的父親還小一歲，在此之前，有過輕度的發作，義⼳因疲勞和發燒躺在沙發上，我從他黑裡透紅的臉上，彷彿看到了父親的面影。想到這裡，我也照起了鏡子。在兄弟當中，我覺得只有自己最不像父親，可是在鏡子中，我找到父親生前最後那張照片的特徵，那是父親在縣知事來視察後不久照的。
　　然而，既不是爆發力從內部爆發出來，也不是粗暴地強加於外部而得到解脫，而是可以採用第三種辦法，或許這是夢境。在戰敗的那個夏天，在見不到一個孩子的河裡，我不正是被這種幻想纏繞著嗎？如果用語言來表達當時的感受，前面翻譯的布萊克的詩最貼切。「推磨的奴隸們，奔向原野吧。／仰望天空，在燦爛的陽光下開懷大笑吧。／被禁錮在黑暗和歎息中，三十年啊，疲憊不堪的日日夜夜，／那張臉上，從未見過一次微笑，被禁錮的靈魂，站起來吧，睜開眼睛吧，」然後是「——鎖開了，城堡的門被打開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從統治者的鞭子下解放了——／他們每走一步，回頭看一眼，懷疑著，這是在做夢嗎？一邊唱著『陽光下烏雲消失了，一個晴朗的早晨』，一邊……」
　　義⼳每天去福利工廠，他的工作是把由新宿中村屋提供的裝「月餅」用的紙箱組裝起來。指導老師和成年殘疾人們一喊義⼳，他就慢條斯理地、準確認真地回答。休息的時候，跟他一樣帶有殘疾的女學生在遊戲室彈鋼琴唱歌，他就熱心聆聽並鼓掌。還把錯誤的指法跟和弦改正過來，以便於理解，不久他就得到了大家的信賴。班主任老師看到這些後，向妻子提出疑問，「我從幾個方面注意觀察了義⼳，雖說他熱情、努力，可是，下課後掃除的時候，義⼳急忙拿起掃帚和墩布，——這還不錯，可他卻站著不動。結果是什麼也沒幹，是懶呢？還是他實際上根本就不會幹這些呢？」
　　妻子很驚訝，讓義⼳屋裡屋外地打掃，進行實地訓練。我也在旁邊看著，兒子身高體壯，堪稱巨人了，他歪著腦袋，「為什麼落葉落在庭院踏腳石上？」一旦角落堆積了落葉，他就非要用掃帚把落葉撒滿一院子。我們在自己家裡對兒子進行能力訓練，有一些很明顯的缺點，所以受到外界指責。
　　有一天，妻子因感冒和牙痛直哼哼，我就代替她到工廠前的車站去接義⼳。可是到得太早了，傍晚路上寒風凜冽，我無法站在路上等，只好走來走去。還有一個原因使我不便在車站標誌牌下等，那就是有一位比我小十五、六歲，身體肥胖、臉色蒼白的婦女已經先站在那兒了，她把下巴縮在厚厚的大衣領子裡，大衣鼓得像個棗核，一看就知道她也是來福利工廠接孩子的母親，她顯得冷漠而憂鬱，我很難跟她打招呼。
　　前不久，義⼳的福利學校死了兩個殘疾兒。有一個孩子是在運動會之後，跟父親去看太子堂的祭祀活動，即神轎遊行。吃完了烤肉，挨著父親睡著了，第二天早上還在靜靜地睡覺，父親在快要上學之前，叫他的時候，他早已涼了。我讀完福利學校的校長先生寫的文章後，深受感動，最後一個晚上，孩子跟父親高高興興地團聚，我甚至想說他像風一樣飄走了。另一個孩子留著莫希干族的頭型，曾給我留下愉快的印象，所以我還記得他，他精神抖擻地一個人去洗澡，因癲癇發作，淹死在水裡。
　　其中一個孩子的死訊從福利學校傳來的時候，妻子去為義賣市場作準備。當談到以何種形式去弔唁時，一位跟妻子一起工作的年輕母親說：「誰想去誰去吧，因為這是好事呀。」這位母親也積極參加義賣市場的準備活動，她不但盡心盡力培養自己的殘疾兒，還關心殘疾朋友們。她可能把一瞬間閃現出來的絕望念頭說出來，她和所有聽到這句話的人一定不會忘記。妻子沒有批評這位年輕的母親，這是他們共有的痛楚，可她好像總在想著這句話。於是我說，如果可能的話，還是把這種話忘掉的好。不知為什麼，我覺得輕輕靠在汽車站標誌牌下穿著又重又厚大衣的人就是那位母親。
　　也不知是第幾次走過福利工廠前面的時候，碰到三個女子。她們年齡比那位憂鬱的母親還小一輪，正在從工廠的大門往裡看，那是一條直通房屋的路。她們穿著一樣的仿鹿皮大衣，一樣的紅褐色長筒靴，一樣地將頭髮染紅，挽在頭頂，滿精神的女子。我經過她們身邊的時候，她們正在說悄悄話，卻顯出故意要讓過路的行人聽到以造成輿論的樣子，熱烈地說：「太美了，實在是太美了。」
　　我沒停下步子，從福利工廠前面路過，來到十字路口，穿過人行橫道，走到對面的便道，一邊走，一邊想，剛才的事兒真奇怪。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不一會兒，我就明白她們的明顯意圖。我誤以為她們也想讓自己的殘疾兒進工廠才來參觀的，所以她們說「太美了」，她們的態度讓我感到奇怪。可是她們都抱著對都城、市區福利政策的批判態度，作為她們行動的開端，先來看福利工廠，所以，她們故意大聲評判的談話明顯說明她們的意圖。實際上，不但義⼳自己，連妻子也認為世田谷區的福利工廠是漂亮宜人的建築，……
　　我走在工廠對面的便道上，看到義⼳走到工廠門口，被剛才的三個女子圍住，從舉止上，可看出他正在非常客氣地回答問題。走過福利工廠前，穿過有紅綠燈的人行橫道，我一直都沒有加快腳步，只是注視著前方的動向。不一會兒，義⼳慢慢地搖著頭，剛才說話的客氣勁兒沒有了。突然，他一下子張開肩膀，挺起胸，一副帶搭不理的樣子，耷拉個腦袋不說話，可是圍在旁邊的三個女子還在你一句我一句地問，使義⼳無法脫身。其他的殘疾兒也從工廠裡出來了，可是她們只抓住義⼳進行提問。
　　我加快腳步，可是剛才站在車站標誌牌旁邊那位憂鬱的母親比我還快，吧噠吧噠地跑到義⼳和三個女子那兒。匆匆地吵了幾句之後，她就像一隻臃腫的大鳥，抱住義⼳的肩膀，想要把他從她們中救出來。三個女子看到我急沖沖地奔過去，就像遇到亂子一樣，小步跑走了。那位母親黝黑的臉上因興奮而透著紅暈，一隻手攬著義⼳，另一隻手已經放在一位從工廠裡出來的女孩子肩上了，她盯著我問：「你怎麼光站在那兒看呢？你要不是學生的家長，我們可就不饒你啦。」
　　義⼳也回過頭來，謹慎地看著我，好像他從心底贊成這位救他出來的朋友母親的話。我向她表示深深的感謝後，她這才把兒子還給我。
　　乘上汽車，我問義⼳，那些女人問你了什麼？可他陰沉著臉什麼也不說。剛才那位母親跟我們同乘一輛車，她用別人都能聽到的聲調對我解釋說：「她們說，因為反對在自己的住宅附近建築福利工廠，所以今天就到這裡來啦。她們要向報界投訴說：『施工會一直影響我們，不要奪走孩子們的娛樂場所。』甚至還說，『只要不把工廠建在住宅附近，她們將拿出一千萬元搞殘疾人義務活動。』真是一派胡言。把我們的孩子看得跟髒東西似的。」
　　回家以後，我和妻子都問：「今天，那三個人問你什麼了？」可義⼳堅決不說。最終，我們也不知道那三個是不是參加反對福利工廠運動的人。四、五天後的傍晚，義⼳和家人一起在看電視。新聞正在播放建設福利工廠的情況。一聽說要重新開始建築，住宅的警鐘敲響了，向反對建設福利工廠的運動者報急，主婦們從緊急樓梯上跑下來，孩子們也參加進去，每到一處金屬絲網前，她們都向市工作人員提出抗議，從姿態、舉止、神情上看，她們的生活水平很高。不由得讓人想起，在福利工廠前跟義⼳說話的女子們所穿的仿鹿皮大衣和高筒皮靴就是她們的日常裝束。聽完廣播員的解說後，義⼳就說：「啊，是反對建設福利工廠嗎？這可是難辦呀！」於是我又一次問義⼳，「那次在工廠前面，三人女人問你什麼了？或者她們對你說什麼了？是生氣呢，還是為難呢？你不是一直低著頭嗎？」我這麼一問，義⼳硬梆梆地說：「行了！別再問了！」說完就把臉轉向一邊。
　　妻子也看了剛才的新聞，她微妙地避開我的視線說：「雖然年輕的母親說，把我們的孩子看成髒東西一樣，可是我覺得那些人感覺像受到什麼可怕的攻擊似的。用Y先生的話來說，住宅區的人好像覺得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可怕的侵犯，既然家長們這麼說，孩子們也自然而然會那麼想。剛才電視上好像就是這樣的吧？事態如果發展到受驚的孩子扔石塊的地步，義⼳腦袋裡的塑料板可就危險了。或許還會像十年前那樣戴著帽盔去工廠。因為義⼳畢業後要去正在建的那個工廠……」
　　我寫長篇小說《替補跑壘員記錄》的時候，以小學特殊班級的意外事故為契機，主張對主人公即殘疾兒童進行自衛訓練。這是一部以喜劇性的，或者說是奇異現實主義的意識體系為基調的小說，簡直是一篇充滿誇張的演說詞。
　　「我認為對於即將畢業走向社會的孩子們，你們教師能做的、對他們有真正幫助的就是告訴他們。『你們生存的當今社會是這樣一個社會，』提醒他們『注意這一點！』這可能嗎？教師能對我們的孩子說這些話嗎？現在，老師教我們的孩子們鍛煉自己的動手能力，將來在社會的角落裡，讓他們像不給他人添麻煩的傻子一樣生活，難道不是這樣嗎？在未來社會裡，把這一想法變成現實，即教我們的孩子動手能力，及處理自己的一切事情，這不正是教給他們『啊、啊』自殺的方法嗎？要是真替我們的孩子考慮的話，為了避免在未來社會中被淘汰的現實，就必須教給他們武裝自己進行自衛！這不但會污染當代世界，而且像我們的孩子們那樣的殘疾兒的數量會迅速增長，一旦我們的孩子多到令人矚目的程度，就會被當作低下的先行者，成為人民憎惡的目標。將來，弱小民族、受歧視階級成為必須生存在威脅下被憎惡的對象！然後，又有新的民族和階級站立起來，可是，我們的教師教過我們的孩子們進行自我防衛的方法嗎？」
　　在這篇小說中，即誇張語氣的開頭部分，寫了一段殘疾兒在東京車站迷路的故事。我在描寫一個驚慌失措到處尋找孩子的父親的心裡活動時，引用到布萊克的詩。在車站內的人群裡尋找迷途的孩子，父親似乎覺得自己才是被遺棄的人。他嘟囔著「爸爸，你丟下我，到底要去哪兒呢？」「這麼一說，我就像一個無信仰的人，在面對一個陌生人（啊，啊，是面對父親嗎？）祈求幫助，發出了只有在那種場合下才有的祈求。Father！father！ where are you going？o do not walk so fast．ASpeak，father， Speak to your litter boy．／Or else i shall be lost．我在東京車站內到處亂竄，急切尋找棄我的人，啊，啊，我終於追上了逃走的fater？」
　　要追溯到出版的兩、三年前，我寫這個長篇的時候義⼳１０歲，那年冬天，發生了一件事，與我小說裡寫的故事相似。事實上，義⼳不單純是迷了路，而是被人帶走後，又甩掉了。我之所以沒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寫進小說裡，是因為到目前為止，我有被迫害妄想症，認為或許還會有跟上次一樣蓄意誘拐的人。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害怕報紙報道此事，就沒向警察報告。當然，如果那天我們最後沒有找到義⼳，妻子肯定會給警察打電話的，我也絕不會阻止她。當時，妻子擔心我的被迫害妄想症發作，最後如果是對方先挑釁，我會向別人施加被認為是防衛過當的暴力。
　　關於我的被害妄想症，本來我不想把責任歸咎於別人；僅僅是作為故事的開始，我必須說出那件事發生之前，他們的執拗帶給我的影響，即四、五年前開始的永無休止的電話和來信。起初，我以為每天給我打五、六次電話我一拿起電話他就默不作聲的人和來信寫明姓名和地址的人不是一個人，因為打電話的次數不確定，所以我還以為那是全社會對我表示的敵意。後來，不用多說，我知道絕大多數沉默的電話是寫信人打的。
　　現在，這些已經成為永遠的惡夢，我想省略故事的詳細情節，寫信和打電話的人是一所名牌大學商學系的學生。他說自己想當一名評論家，為走上文壇，請我給他一些幫助，他在桌前坐幾天，也寫不出來一行字，卻對我說：「你教我開始寫文章吧。」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信中始終流露出一種傲慢的自信，只有這才是對他的拯救，過了不久，他不僅給我寫信，也開始給妻子寫，說：「只看重殘疾兒卻拒絕健全人的要求，這是不應該的。」似乎表現出憎恨。一天內，屢次打電話和寫信，差點兒把我們給折磨死，他還攻擊我們說，「為什麼只有自己才必須受苦呢？」甚至暗示出自殺的想法，我給他寫信說：「不管是打算學習，還是要工作，首先，精神狀態要恢復健康，為此只有找醫生談一談。」事實上，我正是以此為根據，認為他就是打沉默電話的人，電話從早到晚不斷地響——可能是這位學生的父母不在家吧——我用命令的口氣低聲說：「你去精神病院吧！」然後掛斷了電話，於是新的方式開始了。妻子接電話告訴他我不在，他就說：「最近在電車上發生了一起案件，鄰居的頭被凶器打了。」我和妻子每次一聽到電話鈴響就緊張，它使我們回想起十年前政治意圖明確的攻擊電話。這似乎要把我推向被迫害妄想症的更深處。
　　當時，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已經過了午夜，家人都睡了，暖氣閥門也關了，我就把穿著的防風茄克連頭包上，扣上袖口，還在繼續工作。屋外總是傳來說話聲，起初我以為是兩個人在談話，可並非如此，好像曾叫過我的名字。我從大門的窗口往外窺視，有一個高大的人影站在門邊，對著破舊的對講機在說話。我便問：「有何貴幹？」對方好像是喝醉了，用年輕人驕縱的口氣說：「說『貴幹』可擔當不起呀。」我說：「如果沒有什麼急事兒，夜已經深了，還是等明天再說吧。」說完就關上了門。可是門外的年輕人還是對著對講機說個沒完。我無法再工作下去。那二、三年，為了治療失眠症，我每天在睡前三十分鐘做負重體操，因為做操，我還保持著年輕時代的體魄，甚至顯出從未有過的強壯。三十分鐘的鍛煉結束後，他還在對著對講機發議論，我感到壓抑不住的憤怒，操的前襟，把他拽到車站去。那時，我已讀昭吉爾克裡斯多寫的《布萊克評傳》，我想可能是受布萊克在費爾潘時那件事的影響吧。我走出大門，當我用防風茄克蒙頭的模樣一出現在門燈的燈光下時，前後都發出了驚叫。後面的驚叫聲是妻子發出來的，她正從臥室往門的方向看，因為看到我的樣子而受到驚嚇，前邊那個驚叫的人已經一溜煙兒地逃掉了。考慮到被害妄想症，妻子擔心我傷害別人，造成防衛過當，直到那時我還是那種樣子，正是她深感不安的原因。
　　在我三十五、六歲的時候，有很充分的證據說明我對外來者是不封閉的。一天，有兩個學生來訪，在那之後，他們對我們做了一件事，這對義⼳來說是最痛苦的體驗，也正是因為這件事，使我的行為脫離了正常的軌跡。
　　宇波君是從關西來的學生，帶他來的是沉默寡言的稻田君，他們從同一高中畢業後，稻田君考入東京的大學。那時候，我在憂鬱中寫下長長的日記，記錄下我們的談話。借助當時的日記，我回想起他們來拜訪我那天發生的事。我起得很晚，從書房兼臥室的那個房間下來時，發覺客廳裡義⼳跟來客在玩。他們從莫扎特作品集中讀出克歇爾目錄，讓義⼳猜曲名和調子。我曾就這種遊戲寫過短文並發表過。妻子在廚房高高興興地忙著準備午飯。想做雞肉雞蛋蓋飯，夠客人和家裡所有的人吃的。妻子一邊做飯一邊告訴我說，兩個學生是W老師介紹來的。能說會道的那個是「公明黨市議員」類型，另一位是憂鬱不善談的人。那天早上義⼳身體不舒服，沒去上學，那二個人很巧妙地讓義⼳打起精神來玩遊戲。其中一人好像是在殘疾兒班級搞教育實習的學生……
　　幫妻子端完飯後，我也走進客廳，我和他們邊吃邊聊。受妻子的熱情感染，宇波君面帶微笑，當時正流行長髮，可他卻把頭髮剪短，露出光澤的頭皮。看來義⼳想玩，不願意回到和母親兩個人同住的臥室去，於是妻子和他一起玩。從他的年齡來看，義⼳很少這麼表達自己的想法，這也構成大家快樂氣氛的一環。宇波君來了之後沒多久，不僅是義⼳，連妻子也加入到快樂的談話中來，可另一位稻田君就像是左翼運動中的一類，陰鬱著不知如何是好。
　　那天，跟學生們，更確切地說是跟宇波君的談話，他像一個演員，表現出了精湛的演技，有三個情景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裡。飯後，妻子和義⼳還沒走，宇波君顯出一種很受老師們喜歡的樣子，談到幾位著名學者的近況。當我問到他們在W老師家裡都談了什麼時，他就開始談介紹他倆來的W老師。幾年來，W老師多次讓一部分學生把有關左翼運動的書從研究室裡搬出來，到舊書鋪去賣，所以未必能受到學生活動家的信賴。
　　宇波君說：「我們去的時候，W老師正在半張蓆子大小的水池邊給竹屜刷油漆、上面撒滿冬日的陽光，京都有一位研究法國文學的作家，家裡有『能樂舞台』，W老師的生活比他的更簡樸，給我們留下了這麼個印象。他還喜歡bricolage，若無其事地在讀還沒翻譯成日語的萊維·斯特勞斯的《野蠻的思想》。
　　宇波君說經京都研究法國文學的作家介紹，他們去了W老師的家，沒有別的原因，只是想複印我的畢業論文的法語梗概，在鼓吹麥卡錫旋風的時代結束時，一位加拿大前外交官哈佛·諾曼在開羅自殺了，他也是一位研究日本歷史的學者，是他把W老師介紹給跟自己有交情的政治學家M教授的。W老師說，M教授有病在身，不好介紹，既然是我的論文，還是直接跟本人聯繫一下吧……
　　我很注意聽宇波君的話，發現雖說「被介紹」，也是很含糊其詞的，暫且不論這些。宇波君從關西到東京來的幾天裡，見到了很多學者、作家和評論家，這些就是所謂的靠學院派和新聞界來支持的戰後民主主義人士——當然，我屬於在這些人的影響下從青年時代成長過來的人。
　　「正在鬥爭的人和周圍的同情者把民主主義形式化的責任推到我們所見到的這些人身上。當然了，他們從前是被敵視的人，已經失敗了。打開天窗說亮話，批判這些空談家，用英語說就是Laughing matter，我引用您的短文作論據。我們看到了這種你爭我斗的情景。我們想引爆雙方間的吊橋，現在，距離成功還很遙遠，對對方來說，或許有必要進行修復。我們在京都見到的這些老師們說：「如果我們為此提出了方案，我們將對你們暗淡的前途給予支持。」我們已收集了介紹信。
　　我在日記中，按宇波君的態度變化過程，分１、２、３三個部分，把他的談話清楚地記錄下來，在第２部分的開頭，記下了上面一段話。妻子和義⼳聽不懂這些，回起居室去了，只剩下我和兩個學生還在談話。宇波君非常有禮貌地談老師們的情況，當講到學生們對我的評價時，沒有比他說得再中肯的了。
　　「儘管我們把您的隨筆當作Laughing matter——這是事實，可您既不是跟政治理論有緣的人，也不是政治上的活動家，所謂教條的批評，一開始前提就錯了。可是，我們對您的處世之道感到憂慮。當左翼運動現場的人對您冷言冷語，甚至拿您當笑柄，雖說最近沒對您說什麼，可是我們的立場或者我們的職責是動搖不了他們的，我們在高中時代就讀您的作品，那時曾寫過這樣的話。也就是說，即使他們要威逼我們的理論和行動，我們也不去當現實主義者，所以說，從戰後民主主義的幻影出發，即使被說成是不自量力，我們也決不跟他們同流合污。或許今後再過十年，到那時，您的想法和現在的還不是一樣嗎？這實在是沒法讀，我們焦急呀。不管什麼時候，您都認為這樣做是對的，可是，您這麼想的依據何在？我們站在您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得出的結論是您有一個殘疾兒子。讓殘疾兒上普通班級運動跟我們搞的運動很相似。您知道吧！可是，您並沒有參加這個運動。您們把兒子送入特殊班級進行教育。如果我們批評您說這是助長歧視、再創造歧視，您還會寫這種沒法讀的文章嗎？殘疾兒有許多種生活方式，如果沒有殘疾兒去普通班級，就有問題了。可是，您不是說過：「讓自己的孩子去特殊班級。」嗎？總之，您們把自己的兒子置於生活的中心，根據自己的體驗來作判斷，所以，作為外人，批評你們是很得不償失的呀。我們能讀懂《洪水……》，你認為不管社會制度怎麼變化，也只能讓殘疾兒自己照顧自己，對吧？既然這麼說，您就不會參加運動。這，怎麼說呢，這是您做得很妙的地方。這對我們來說真是無法忍受呀。」
　　宇波君停住了話頭，想看看我的反應，這時，我問一直保持沉默的稻田君：
　　「他說『我們』的時候，包括你嗎？宇波君說的話，你也同意嗎？」
　　「同意，因為他說的是我們的想法。」這幾乎是那天稻田君說的唯一的一句話。我沒說什麼。只是在日記的第２部分裡記錄下宇波君的談話，現在讀起來，他的話好像是對我那一時期處世方式的奉承。不一會兒，宇波君由前面談話時的那種語氣陡然轉變成血腥、挑逗性的談話方式。
　　「您把有關原子彈爆炸的書的版稅委託給『被轟炸二世』組織了吧？他們為了在全國游說，買了輛車，在報紙上發表講話，可實際上，他們只用五分之一的錢買了輛破車。在出發前發生了一起事故，說是沒有修理費就走不了，這錢又是從您那拿的吧？剩下的錢幹什麼了？您不認為他們送到同黨上級組織那裡了嗎？那時，聽說來東京遊行的學生被逮捕了，所以有的人坐飛機逃跑了，有的向您和H大學的代理校長請願，結果都被趕跑了，是這樣的吧。您害怕敵對黨派的實力鬥爭，於是就從羽田逃到您上級組織的膝下啦，您花了冤枉錢，似乎看到一點自由，可是對立派那邊怎麼想呢？所以說，要是為黨派出車錢的話，還不如替搞同一運動的我們出車錢。我們在麵包車上安上短波發送裝置，我們計劃走到哪兒就不停地廣播到哪兒。政府和財界那些惡棍們，被推上國會證言席上還不老實地坦白交待，我們把審訊裝置安在自由廣播的麵包車上，把審訊現場播放出來。不論是政治家、實業家還是官僚，把他們抓起來進行拷問，我們在東京到處轉，把他們的證言原原本本地播放出來。至於車的費用問題，可不是您給『被轟炸二世』的那點錢，比那要多得多。一開始，您不想拿出點錢嗎？」話雖如此，可是……
　　他沒有再問我，宇波君在以「我們的意見」發表意見，當我看到稻田君對此表示贊同的樣子時，我就不想再說話了。令人奇怪的是宇波君什麼事情都知道，他所瞭解的事情只有和我直接聯繫的當事人才知道，不用說，一開始我就理解宇波君的意思。雖然，他說的是事實，可我並不認為自己能全盤接受他的建議，我只是對他帶有挑釁意味的言語感到憤怒。我正在考慮用什麼方式讓他們走的時候，妻子走了進來，因為她看到我們不停地談話的情景，擔心事態會發展成防衛過當。看到端茶進來的妻子和跟在後面的義⼳，宇波君的態度突然變成最初時的親切，在他回去之前，對義⼳說：
　　「夫人，坐了這麼久，實在對不起，我們馬上告辭。義⼳君，跟老師談話的時候，我仔細想了一下，再給你出最後一個問題，這可是難題呀，非常難的題。克歇爾５２２號是什麼曲子？提示是屁，噗，噗，噗！……
　　「什麼呢，你在說什麼呢？這是《音樂的玩笑》，是大調，是什麼呢？」
　　那時，每天早上妻子把義⼳送到校門口，放學時我騎車去接他。義⼳八歲時就上了小學，所以當時是特殊班級的三年級學生，班主任老師對我們說：「如果從家門到校門一直由家長領著的話，永遠也培養不出學生自己上學的能力。」她要我們注意這一點。因為同一所小學的學生佔滿了道路，連人行道和邊上的岔路上也沒法走，我們就讓義⼳和他們拉開一點兒距離，一個人走。從成城學園的坡上往下走時，常要在那兒過人行橫道。在高聳的電話電報局大樓前面，我停下自行車等著，義⼳顯得比在家裡時還小，一心一意，慢慢悠悠地邁著獨特的步子走上來。每天這個時候，一看到義⼳，一股激動之情便油然而升。他按著我們告訴的那樣，逆著車道走過來，我在他走的這條路上等著他。義⼳還帶著沒測量准的眼鏡，走到離我三米的近處才發現我在等他。義⼳那張童稚的臉上沒有什麼感慨，站下來，所有緊張，像蒸汽一樣，雲消霧散了，變得像害怕被放在屋外曬太陽的軟體動物一樣，自行車的把手上裝著金屬椅子，讓義⼳坐上去後，我的胸膛緊貼著義⼳的脊背，蹬車回家……
　　那天，我又在電話電報局前等義⼳，可是不見他走上來。從我旁邊走過去的小學低年級的學生越來越少了。跟義⼳在同一特殊班級、年齡比義⼳大的兩個女孩手拉著手走過來，我注意著不驚嚇著她們，喊了一聲，可兩個人還是嚇了一跳，好像被粗暴地拉著似的默默地走了過去。我下了車道，騎著自行車，一邊看走過來的學生，一邊向人行道方向騎去。我放下自行車，急急忙忙穿過人行道、學校門口的通道和台階，然後橫穿過校園，向特殊班級的教室走去。教室裡只剩下老師在作記錄，她說義⼳三十分鐘前就離開了教室。我又返回來，平時在這條路上，都是騎著自行車往家走，現在是一邊東張西望，一邊往回趕，到家一問，妻子說義⼳還沒回來。接著，妻子便承擔起找義⼳的工作。
　　妻子立即給班主任老師打了電話，告訴她義⼳走丟了，然後給班裡的同學打電話，也不管是誰跟誰，組成三個人的尋找小組，並通知能聯繫上的母親們。妻子決定自己也從學校出發去找義⼳，妻子和通知到的母親去找效率會更高，我幫不了什麼忙，所以妻子走之前，讓我留在家裡照顧義⼳的弟弟和妹妹，等他們的消息。
　　妻子走了之後不久，電話鈴響了一下又停了。我一直坐在電話機前，看了一下表，正好是下午三點，我回憶起自己的憤怒，來電話的人實在是太無恥了。我記得自己當時想，哎呀，哎呀，這種時候，還一天到晚不停地打電話。一整天，老是打電話，到最後時還罵一句，我都是不說話，就掛上電話。因為這是想當評論家的學生干的日常電話工作。他用硬鉛筆寫來看不清楚的信，我不放在陽光下就沒法讀，可見他是一位很有耐力的人。不久，我就不得不按來電話的時間來分配時間。從電話鈴響的那一瞬間，甚至到放下電話的那一時刻，我都不由得感到喉嚨堵塞著。對方想用永無休止的攻擊電話，把我搞成神經質。
　　可是那天，我沒說話就掛斷了電話，第二次打來時，我還是沒說話就給掛斷了，可我馬上勃然大怒，一股懊悔之情攫住了我。來電話的人不就是帶走義⼳的人嗎？正是他給我們夫婦寫信，控告我們只忙於照顧殘疾兒子而不幫助他，還說我們培養弱智兒子，不對他人盡義務，卻還能心平氣和地生活，這是特權，反覆找我們麻煩的人不正是這個男人嗎？他在我們家的周圍逡巡、監視著，很明顯，兩、三個星期前，肯定是他曾在我家附近徘徊，把信用金庫的求職考試落榜通知塞進我們家的信箱裡。現在，我要是不停地問來電話的人，說不定他會說：「是我抓走了你兒子，你得如此如此，我才還給你。」這是最後一次電話，他不再打給我。把你在信中主張的討厭的思想付諸行動，如何？
　　只要取出保存大量信件的紙袋，就能知道打電話的人的住址。可是，如何向警察解釋呢？我站在電話機前，忍耐著下一個三十分鐘。四點鐘，電話鈴一響，我就抓起聽筒，報出自己的名字，然後「喂喂，喂，喂」，對方屏住呼吸沒說話，過了一小會兒，一個稚幼、溫和的年輕人的聲音回答道：「是」就又不說話了。我尋找詞彙，可是壓抑不住內心的憤怒、對年輕人喊道：「你去精神病院吧！」然後放下了電話。年輕人不過是躲在家裡按常規進行電話攻擊。我第一次從年輕人打來的電話中得到一種解脫感，這也是最後一次……
　　春天還很遙遠，六點鐘天已經昏暗下來，妻子來電話說還沒找到義⼳，之後，我接到稻田君打來的電話。在跟雄辯的宇波君一起來訪的時候，一直保持沉默的稻田君毫無負罪感，他用憂鬱的口氣說：「因為我想還是告訴你的好。」他解釋說：
　　是朋友宇波一人謀劃並實施的，他向夫人打聽你們接送兒子的過程，並進行了研究，今天下午帶走了您兒子。您沒有參加政治運動，只是用筆來反對體制的文化界人士，憑自己有一個殘疾兒，竟然如此給自己加上大義名分，對此宇波君很生氣。所以他說：『如果對付了您兒子，您就會被推向被動的無法辯白的境地，或者以平安還回您兒子作為條件，對您的行為作些約束。對於自己的殘疾兒子，最後您將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他決定把您兒子控制在自己的手裡，跟您交涉。可是，剛才宇波君給我打電話說，無法跟您取得聯繫，不久就膩煩了，於是在東京車站內放了您兒子，自己坐新幹線回關西了。雖說跟我沒有直接關係，可是我想還是告訴您一聲的好……」
　　母親們決定暫時停止在學校附近尋找義⼳，妻子決定回家休息一個小時，吃點飯，同時也因為擔心我不能照顧好義⼳幼小的弟弟和妹妹。妻子回來的時候，正好聽到了稻田君在開始和最後說的：「我還是告訴您一聲的好。」這句話，她站在我旁邊，頭髮上、肩上披滿雪花，透發著一股礦物質的冷氣，我強忍著憤怒想要把剛才聽到的消息告訴她，連我也感到了自己破鑼般的聲音和肚裡湧出的烏黑的瘴氣一起吐出來。
　　「以前來的那個能說會道的學生把義⼳帶走了！為了要把我推向進行運動的境地，『是處置義⼳呢……是處置義⼳呢？還是附加一些交換條件還回去呢？』也就是拐騙勒索！可是，半路上又膩煩了……半路上又膩煩了，於是就乘新幹線回去了！把義⼳扔在車站裡！半道上膩煩了，他是這麼說的。」到對面與我們交往不深的人家，請年輕主婦照顧義⼳的弟弟和妹妹，妻子和我一起去東京車站。妻子擔心如果是宇波君把義⼳還回來，我即使不打死他，肯定也會出手傷人，所以妻子和我一起在東京站台裡到處找義⼳。我的內心感受跟前面引用的《替補跑壘員記錄》的那段描寫一樣。十點之後，在人影稀少的新幹線「精靈」號站台上，我們發現了義⼳。他整個身體躲在賣店旁邊的窪坑兒裡，靠在櫃台邊上，平靜地望著不停降落在軌道上的雪。褲子濕濕的，一雙長筒靴積滿了尿。我在他旁邊蹲下來，義⼳依然是沒有什麼感慨，轉頭看了我一眼，臉上、身上的緊張和擔心消散了，變成平時那個軟體動物，紅光從眼睛擴散開。我們坐上出租車，夜裡，雪開始堆積起來，義⼳穿上新買的褲子和長筒靴，我對著被尿濕的舊靴子嘔吐，發出憤怒的叫聲。像上面寫到的那樣，在我們找義⼳的時候，妻子就想起宇波君對我們做的侵害事件，她跟我說，他們的行為能夠「蹲監獄」了，我像往常貧血時那樣，已吐得軟弱無力了。
　　今年元旦，休息的那個早晨，住在京都市郊住宅區的私塾教師和市政府的官員被人用鐵管打死在路上。我常常去廣島旅行，那天我在關西版看到了這個消息。我想可能也跟我日記中的那件事有關吧，可我沒說話，妻子在看東京版的消息，看來她不知道這件事。據報道，被害人叫宇波三吉和稻田彰，曾屬於學生運動的一派，都是三十歲。讀完這則消息後過了三天，下午六點以後，我到體育俱樂部的游泳池去游泳，回來後，妻子對我說：「有一個長途從京都打來。說是叫宇波，十年前曾來我們家拜訪。打電話的人用絕對不會錯的口氣，自報了姓名。」
　　他先打來電話的目的是很明顯的，五天前因從前學生運動的內訌發生的那一事件中，（我雖然看到了新聞報道，卻沒說什麼），被害者的名字叫宇波、稻田。妻子把電話內容告訴我：「因為不希望你們夫婦誤解，讀了宇波、稻田兩個被殺的消息，您肯定以為十年前帶走並丟棄您兒子的人得到了『天報』，心裡的氣憤落了地，或者認為『天報』，把兩個人都殺了也不過分，我們想說不管你怎麼想都是不對的。我們去您家的時候，報了敵對黨派活動家的名字。這次被殺的兩個人正是宇波、稻田本人，他們或許是一直在活動，或許是不再搞什麼活動，卻因了結不了過去留下的怨恨而被殺了。我們現在都屬於新的黨派。我已經跟小說無緣了，但我知道您和您兒子還都健在……」
　　妻子一直都忍耐著，可這回她下決心，雖說晚了，還是譴責了一番，你對我們兒子做的事實在是太過分了，如果從站台上掉下去，或者乘上一輛從東京站開出的長途電車，那就很難回來了。畢竟，宇波君這個名字，給我們留下殘酷的創傷。」
　　他反駁說：「說實在的，那樣不好嗎？這十年裡，您沒被兒子纏住，應該顯得年輕了，先生還像十年前我們批判的那樣，寫著曖昧不明的文章，不是還把這件事寫出來了嗎？嚴格地說，腦袋有殘疾的孩子當然不能進行生產啦。當然不能形成社會中物質代謝的一環啦。然而，給這樣的孩子帶上免罪符，父親卻不得不經受社會風浪。已經過去十年了，可先生一點也沒變。評論家不是批評過他嗎？『年齡在增長，卻沒有哲學造詣，到底怎麼辦呢？』丈夫打算跟兒子一起生活，互相遷就，這不就是將兩個人活著的辛苦免掉一個人的份了嗎？我們經歷過政治、社會等風波，來到下一階段。我在宗教組織，領導著青年們，正在為拯救人類的靈魂而廢寢忘食地工作。你丈夫在我現在這個年齡的時候，寫下了救濟等沒法看的文章。可是他並沒有死乞白賴地請求救濟，而是在平靜地祈禱，這不太沒意義了嗎？我們為拯救靈魂而努力工作，這比十年前的政治鬥爭還尖銳。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而且在拯救過程中，我們是不會倒下去的。我就肩負起拯救處於水深火熱中的人們的責任。可是，也罷，直接跟您說了吧，您是十點鐘回來吧？也許是在去年的晚刊上，曾看到您丈夫每天傍晚去游泳的報道，所以十點鐘，我想再打一次電話。」傍晚，我在體育俱樂部的游泳池裡游了一千米自由泳，回來後，開始喝酒。為了幫助睡眠，我每天都喝點酒，已經快七年了。可是，如果今天也那麼喝的話，到十點時我就該醉倒了。義⼳的弟弟和妹妹都回臥室裡了，如果他們起來，肯定會聽到我喝醉的怒吼聲。我不想這樣。於是躺在沙發上，撿起一本做過註釋的阿德曼的書，翻到新的一頁漫不經心地讀起來。妻子把剛才的電話告訴我的時候，義⼳、義⼳的弟弟和妹妹都聽到了，九點鐘他們回臥室去了。我看著表，在等著電話鈴響，我不由地回憶起十年前那場無休止的電話攻擊，彷彿又體會到了充滿被迫害妄想症的感覺，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潛在進攻性。
　　我不贊成假宇波君對義⼳的評價，十年來，不，應該說是他出生以來的這二十年，如果說義⼳的存在給我和妻子都帶來束縛的話，那是事實。「推磨的奴隸們，奔向原野吧。／仰望天空，在燦爛的陽光下放聲大笑吧。／被禁錮在黑暗和歎息中，三十年啊，疲憊不堪的日日夜夜，／那張臉上，從來沒有見過一次微笑，被禁錮的靈魂，站起來吧，睜開你們的眼睛吧。」我讀布萊克的詩句，就好像自己被鎖在黑暗中一樣。義⼳由殘疾變成健康，終於，妻子也從殘疾這個統治者的鞭子下，得到幸福的解放。「他們每走一步，都回過頭來，懷疑著，這是在作夢嗎？一邊唱著『陽光下烏雲消失了，晴朗的早晨出來了』，一邊……」大地呈現出自由解放，讓人感到布萊克那充滿喜悅的自信和理想不過是幻想，無奈的詩人走進永遠的沉默。
　　妻子很早就躺下了，差二分鐘十點，她像被觸動了神經，來到起居室，我正這麼想，可抬頭一看，卻是義⼳，從頭到腳包著睡衣，活像一個從鐮倉和室町時代的畫卷中走出來的下級士兵。
　　「忘吃藥了嗎？要是沒吃，快點吃完睡覺去。」我這麼一喊，義⼳乖乖地往廚房走。可是他磨磨蹭蹭地拖時間，我剛明白他的意圖時，電話鈴響了。我起身正要去取聽筒，義⼳已衝到電話前，「唔」地一聲，拿身子頂開我的肩膀。
　　游完泳後，身體應該變得靈活，可我卻被撞到飯桌上。這時，妻子從臥室裡走出來，我注意到她正膽怯地望著我被義⼳粗暴推翻在地的模樣……
　　義⼳把聽筒緊緊貼住耳朵，避開我和妻子的視線，頭對著牆，對電話應著：「對，對！……是的，是我。……對，對！」過了一會兒，義⼳用比平時大得多的聲音說：「你這個壞蛋！你笑什麼？我不會再同你說話！絕對不會！」
　　接著，義⼳像被打了一悶棍似的，放下聽筒。頭依然靠在牆上，好像是在等待體內湧出的憤怒發洩出來，飯桌還倒在那兒，我坐在椅子上，妻子穿著睡衣，哆哆嗦嗦地站在我旁邊，強忍著沒有發出悲鳴，安慰義⼳。這使我想起母親看到腰間掛著柴刀的父親那一瞬間發出的叫聲和深夜裡看到我走到大門時妻子的叫聲。
　　我似乎聽到：「生這麼大的氣，病會發作的，義⼳還記得那件事呀？還為十年前的事情生這麼大的氣呀？
　　「竟能發那麼大的火？因記憶中的事情發火，你具備這種能力嗎？」妻子用更膽怯的聲音對我說：
　　「我真擔心呀，生那麼大的氣，說不定會發病的，或者會傷人……為什麼發那麼大的火呀？……記住那件事，以後就不會被人帶走了。可是他什麼也不說，那個人對他都做了些什麼，卻還記在心裡，發火……」
　　義⼳靠著牆，猛然轉過頭來，回頭看著我們，現在回想起來，穿著睡衣下來的時候，似乎從什麼地方透露出異樣的緊張，他對妻子說話的聲音裡，顯出一種充滿自信的感謝。「我一直都記得！那個人不是好人！可是，媽媽，不用擔心！我已經不生氣了！因為壞人已經再也沒有了！」
　　如果是幻想，人們既有抱有幻想的權利，也有強烈表現出來的權利吧。「晴朗的夜晚，美麗的月亮露出了笑臉，／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帝國已經沒有了，獅子和狼結束了戰爭。」
　　虞欣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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