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麗絲·萊辛（Dons Lessing）1919年出生於波斯（現伊朗），父母親為英國人，
1925年隨家人遷往南羅德西亞（現津巴布韋）。萊辛在首都索利斯伯上學，十四歲輟學，
之後不再接受正式教育，但她博覽群書充實自己。
萊辛1939年和法蘭克·惠斯頓結婚，生一男一女，於1943年離婚。二次世界大戰期
間，萊辛對政治產生濃厚興趣，參加一馬克思組織，與一來自德國的難民葛提弗烈德·
萊辛相識，並於1945年結婚，誕下兒子彼德，但婚姻關係維持不久，兩人於1949年離婚，
萊辛自此不再結婚。
萊辛離婚後攜子彼德離開羅德西亞前往英國定居，並於次年1950年出版第一部小說
《青草高歌》（The Grass IsSinging），開始數十載的寫作生涯。萊辛作品十分豐富，
計有十數部長篇小說，七十多部短篇小說，兩部劇本，一本詩集，多本論文集和回憶錄。
長篇小說包括兩組小說系列：《暴力下的孩子》（Children of Violence，1952-1969）
和《南船星座的老人星》（Conopus In Argos，1979-1983），各有五部。另有兩部以
筆名珍·薩姆斯（Jane Sommers）出版，1984年身份揭露時，引起傳媒極大的反響。作
品中，最富盛名的則是《金色的筆記本》（The Golden Notebooks，1962）。
萊辛的作品廣受學術界注視，早在1971年現代語言學會（MLA）的年會上已有專題
研討會討論她的作品。1976年出現了第一部以她的作品為題的博士論文，1975年狄·斯
陵民創辦朵麗絲·萊辛專刊。到了7O年代末，在美國已有35篇博士論文研討她的作品。
（有關資料取自Sprague，C:Reading Doris Lessing，Chapel Hill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7，P79。按目前電腦網絡上的資料，僅美、
加兩地，與萊辛作品有關的博士論文，已超過60篇。）
萊辛關心社會、政治問題，對人的問題--個人身份的認定和人的結合，乃至人類的
命運，尤其關心。她作品中的主題包括殖民主義、種族歧視、女性主義、政治、戰爭、
社會福利、醫療、教育、藝術、成長過程、精神分裂、瘋狂、夢、宗教神秘思想等。她
曾熱心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習伊斯蘭教蘇非（Sufi）教義，親身經歷榮格的心理治療，
甚且親嘗數日不眠不食陷入狂亂的滋味（見Ingersoll，E．G．（ed）Doris Lessing
Conversations:Princeton：OntarioReview Press，1994，p49．）。20世紀的重要政
治運動和學術思想如弗洛伊德、榮格心理學、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神秘主義、社會
生物學，或多或少都反映在她的作品之中，但她極不喜歡評論者將她的作品分門別類，
歸為女性主義、榮格派等等（萊辛對評論家的反應，散見其訪問談話中。）。她注重的
是人類整體的問題，而不是分割片斷的世界（見Pickering，JUnderstanding Doris
Lessing．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Press，1986，p6．）。她的小說種類繁多，
有悲劇、社會寫實、寓言、神話、成長故事，也有科幻小說，但一如她作品中的主題，
她的小說技巧也不是一元化的，她不喜歡兩分化（either／or）的創作形式，總是寫實
中帶有幻想，現實中有夢幻；清醒與狂亂難分，真實與夢境難辨。而對於她的一系列以
大空為背景的小說，她也不喜歡稱之為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而稱之為太空
（space fiction）小說。她之所以採用太空小說的技巧，是為了能夠更自由地探討人
性的問題（見Ingersoll，E．G．（ed）Dorus Lessing Conversations．Princeton：
ontarloReview Press，1994，p107．）
萊辛的另一個特色是她總走在時代的前面，不論是種族隔離的問題，女性的問題，
還是夢、瘋狂、無意識的問題，以至核武器、地球的命運等等，她的作品遠在人們熱烈
地討論這些問題之前就早已反映了問題的種種。有論者認為，她作品中預言的口吻是她
最具創意的特質，她對地球的悲觀看法因而尤為令人擔憂（見Whitt-aker，R.Doris
Lessing.London:Macmillan，1988，p13．）。
本集收錄的14篇短篇小說選自萊辛的《小說集》（Stories），1980年出版。這14
篇小說大多寫於五六十年代，屬於她較早期的作品，當中除了《天堂裡的上帝之眼》
（The Eve of God in Par－adise）和《危城紀買》（Report on the Threatened
City），主要都是講述女人和男人的故事。
作品的解讀和詮釋因人而異，不同的讀者有不同的詮釋本是自然之事。萊辛最富盛
名的長篇小說《金色的筆記本》，有人從中只看到了男女兩性之間的爭鬥；有人只看到
了政治的一面；也有人只看到了瘋狂這一主題（見萊辛「The Golden Notebook」序
言。）。這和盲人摸象的情況類似，每人只摸到了象的一部分。而萊辛的作品不但主題
多元，且寫作技巧變化多端，讀者要摸索這種活力和動力兼具的「飛象」更是困難重重。
而文化背景不同的譯文讀者透過譯文如何探索這種異國「飛象」更是一大問題。就譯者
來說，能夠做到不把「飛象」翻譯成「飛牛」或「飛虎」已不容易，譯文讀者要如何理
解和詮釋，實非譯者所能主導。何況就如萊辛所說，只有具有生命力的作品才能刺激讀
者的思考和探討，而作品的生命力在於其結構、形式和意圖。作品有如活生生的有機體，
本不應解開，一旦解開，作品出失去其刺激之處。但在跨語言、跨文化的翻譯中，讀者
由於文化、歷史、知識背景的差異，信息流失的情況可能較為嚴重，甚至容易產生歧解
或誤解。下面就萊辛這14篇小說，選擇信息流失情況可能較為嚴重的幾個問題，加以分
析討論。
萊辛雖不喜歡自己的作品給標上女性主義的標籤，但女性的問題無疑是她作品的重
要主題之一。只是她討論的不只是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男性的粗暴、不忠而已，她的
作品也探討愛情的真義；女人與事業、家庭、婚姻的關係，女人與女人以及女人與男人
的關係，尤其是女性的成長和醒悟，以及最終的「自由」。
近代歐洲自從法國大革命之後，人們追求自由和平等，但女性在法律上獲得和男性
平等的地位只是近年之事。歐美女性主義從歷史、社會、政治、經濟、語言各種角度探
討男女不平等的問題，提倡婦女解放運動。七十年代的美國婦女運動分子將萊辛的作品，
尤其是《金色的筆記本》視為婦女運動的先驅。但萊辛說她雖絕不會不支持婦女運動，
也十分理解婦解分子所採取的激烈手段，但她的作品並不是婦解的號角（見萊辛「The
Golden Notebook」序言。）。換句話說，她探討的雖是女性的問題，但她的主人公並
不嘶聲竭力高呼女性的不平等地位，也不是和男性開戰。本集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雖有遭
男人遺棄的怨婦（《男人間》），有遇人「不淑」的癡情女（《二奶》），有無故遭人
騷擾的婦人（《天台上的女人》），但也有讓男人神魂顛倒的貴婦人（《女人》）和棄
絕男人的女人（《我如何最終把心給丟了》）。此外，故事中雖有遭家人遺棄的老婦人
（《老婦人和她的貓》），有遭小男孩強暴的老太太（《佛特斯球太太》），有因家庭、
子女、婚姻喪失創作力、甚至生命的婦人（《一個男人和兩個女人》、《十九號房》），
但也有最終勇敢表達自我的婦人（《愛的習慣》），或自始至終都保持獨立自主的女性
（《吾友茱蒂絲》）。在這些故事中，有高高在上的男人，有朝三暮四的男人，也有暴
跳如雷毫無涵養的男人，但他們不一定都是站在女性敵對的位置上。女性固然身受種種
壓力和苦惱，男性何嘗不是，問題在於人人都想把自身的煩惱與創傷扔給對方（例如
《我如何最終把心給丟了》中的女主人公手中握著的心），誰也不會想到主動去接取別
人手中握著的心（煩惱與創傷）。有人認為《金色筆記本》中的男人都十分可惡，萊辛
則說他們都很好（terrific）。問題可能不在於好、壞那麼簡單，分辨好壞也不是問題
的重點，重要的是人在現實社會的壓力下如何尋找自我，如何認定自己的身份（有別於
妻子、母親、情婦），乃至如何走出自我，找尋「自由」。而女性和男性也可合作無間，
在創作上達至完美的結合（《愛的習慣》中的男女街童）。
萊辛這些有關女性的問題、個人尋求自由的主題，也出現在她的許多其他作品中，
以及英國文學史上某些作家的作品之中，構成茱莉·克麗絲蒂瓦（J．Kristiv-a）所說
的「互文關係」。文本（text）可單指某一作品，也可泛指一切文化結構。文本與文本
之間構成千絲萬縷的關係，隱含了許多信息，產生信息的空隙現象。例如，《十九號房》
和《我如何最終把心給丟了》都出現了瘋女人：前者的女主人公蘇珊在鏡中看到的瘋女
人和後者的女主人公「我」在火車上看到的。這種「瘋狂」的主題在英國文學中並不罕
見，早如勃朗特的《簡愛》。而這也是文學批評上所謂的「他者」；人將自己投射到無
意識之中，兩者互動。蘇珊和鏡中的瘋女人，以及《我如何最終把心給丟了》的「我」
和火車上的瘋女人可以視為一個人的兩面。對具有英國文學背景知識的讀者來說，這種
關聯並不難理解。但讀者如缺乏此種互文關係的知識，就無法掌握其中所隱含的意義。
至於有關女性的基本觀點，與萊辛的作品關係較明顯的英國文學史上其他的女性作家有
喬治·艾略特（George Elliot）、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維吉尼亞
·伍爾夫（VirginiaWoolf），尤其是伍爾夫。
女性主義按其基本理論可粗分兩種：男女同體主義（androgyny）與實質主義
（essentialism）。前者主張不管男性或女性，每個人的生理、心理結構、語言都含有
陰陽兩種成份，完美的人格在於兩性完美合作無間。後者強調男女生理上實質的不同，
以及為男性所主導的社會，甚至歷史，對女性所造成的種種不公（參見周英雄，《小說
·歷史·心理·人物》，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189--208頁。）。就男女同體合
作無間，以及女性爭取空間、爭取機會表達自我這兩點來看，萊辛的作品即使不是一脈
相承伍爾夫，相似之處也是有跡可尋。
《愛的習慣》夫妻老少配，女主人公不論年齡、學養、社會地位、經濟條件都和男
主人公喬治有一大段距離，兩人的生活從新婚蜜月開始即出現不調和。但另一方面，她
在歌舞表演上，卻找到了她的另一半，兩人合作無間，一男一女，或說半男半女，或說
不男不女，兩人甚至男女角色對調，完成美滿的演出。當然，這只是舞台上的演出，在
現實生活中，兩人由於種種的原因，並不能如伍爾夫筆下一同進入計程車的男女，讓觀
者分割為二的心頓然化為一體（伍爾夫原文的譯文是：毫無疑問，我一看到一男一女進
入一部計程車，我的心本來是分割為二的，這下顯然融合為一體。最明顯的原因不外：
男女合作是最自然不過的事。參見上注，199頁。）。另外，在萊辛的《一封未投郵的
情書》中，女主角說，她大可告訴人家「我是藝術家，因此是男女同體。」或是，「我
在身體裡創造了個男人，和我的女人配對。」她在偶然間見到情書中的假想情人之後，
想像自已是一張帳篷、一塊天空、一個房間、一池水、一個世界、一片空間，兩人共處
其中，融為一體。而她第二天的表演將再創藝術高峰，達到男女同體的最高境界。
男女同體並不是伍爾夫作品中男女關係的唯一看法，她的作品也反映實質主義女性
受屈的一面，例如《自己的房間》（ARoom of One's Own）當中一篇《莎士比亞的妹妹》
（Shakespeare's Sister），敘述女性即使才華出眾，在男性為主的社會裡，也沒有表
現的機會和條件。而女性要想寫作，最基本的條件是擁有屬於自己的房間和每年固定的
收入。伍爾夫這個房間和固定收入的觀念，在萊辛的作品中並不罕見，較為突出的是
《十九號房》和《吾友茱蒂絲》。《十九號房》的蘇珊在「媽媽的房間」有名無實地變
成另一個家庭起居室，以及在花園和整個房子給她越來越大的壓迫感之後，終於選擇了
一間又舊又髒的旅館房間，逃避外面世界的壓迫，也逃避自己心中的惡
魔（dlVil），以取得內心的平靜，但在房間的秘密被揭穿之後，竟賠上了一條性
命。相對來說，《吾文茱蒂絲》擁有自己的房子，每年有一筆固定的收入，寫詩之外，
也教書補貼家用。她不結婚，不但生活獨立，思想、創作也都獨立，她那兩個拜倒在她
石榴裙下的老作家非但影響不了她，連他們題贈的兩書架作品，她也翻都沒翻過。茱蒂
絲，這位和《莎士比亞的妹妹》中的妹妹同名的女性，有論者認為是現代女性的英雄，
她找到了「自己的房間」（見Gardiner,J.K.Rhys,stead，Les-sing and the Portics
of Empath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p99.）
《十九號房》的蘇珊婚前是廣告畫畫家，婚後懷孕之後為了家庭辭去工作，成為專
職的妻子和母親。表面上，她婚姻美滿，丈夫收入高，經濟條件好，住宅豪華漂亮，子
女健康活潑，她即使感到生活「無聊，秘密被揭發，似乎也無足夠的理由自殺。她的死，
引起許多的討論和詮釋。從現代女性主義的觀點來看，蘇珊處身西方中產階級以男性為
主的社會，在社會的約束之下，死是必然的結果（見KnaPP,M.．Doris Lessing．New
York：Ungar，1984，P80.）。蘇珊的死固然和她經濟不獨立有關：她得每個星期伸手
向丈夫要五鎊支付旅館房間費用，也正因此才洩露了房間的秘密。此外，她最後打開煤
氣開關也是因為她丈夫向她承認不忠，甚至逼迫她捏造婚外情的故事所造成的。但從另
一個角度看，蘇珊的死也是必然的，是作者一早的安排。故事一開始，作者就說「這是
一個理智發揮不了作用的故事。」理智（intelligence）是故事中羅林夫妻做人做事的
原則，故事中一共出現了十數次，另有十數個類似的詞語。在一個表面幾乎是完美的婚
姻中，女主人公和花園中的魔鬼，鏡子中的瘋女人鬥爭，最後投降自絕。這可以說是對
現代分崩離析的社會的一種反諷。但另一方面，這和萊辛的長篇小說《金色的筆記本》
的主題不無相似之處：個人經由瘋狂、神經崩潰之後，和他人溶合成一片，達到最終的
結合。只是蘇珊單獨崩潰，也沒有從瘋狂中解脫，獲得精神上的提升。套用弗洛伊德的
用語：死亡是慾望的最後目標
假如說《吾友茱蒂絲》的茱蒂絲是找到「自己房間」的自由女性，《十九號房》的
蘇珊無疑是找不到「房間」的不幸女性，並以昂貴的代價--生命，消極地換取最終的自
由。本集故事中的其他女性，也有經過漫長的心路歷程，最終毅然與男人分手以尋求自
立的女性（《二奶》），或摒棄女人標記，穿上男裝宣佈「新生」的女性（《愛的習
慣》）。而做得最徹底或最特別的則是《我如何最終把心給丟了》的女主人公。這位女
主人公經過兩次的婚姻，無數次的「愛情」經驗之後，終於把心交給車廂裡一個遭男人
遺棄、自怨自艾的瘋女人。瘋女人滿心歡喜，而沒有了心的女主人公則感到「幸福」、
「自由」。她本來和《愛的習慣》中的喬治一樣，養成了愛的習慣，交往的男人連名字
都沒有，以字母、數字或其他符號代替。但她終於決定拋棄一個接一個的愛的習慣而換
取自由。只是沒有了心，是否就是自由？
自由的定義，和許許多多其他的詞語一樣，因人、因時、因地而異。萊辛雖使用
「自由女性」（free women），相信也不是要向讀者交待什麼是自由，而正如她自己所
說，「自由女性」是個十分反諷的詞語（見萊辛「The Golden Notebook」序言。）。
女性穿上男性化的衣服（《愛的習慣》），離開男人（《二奶》），甚至把心丟了
（《我如何最終把心給丟了》），這些是否就等於「自由」，相信萊辛並沒有答案。但
這不應是她作品的重點，重要的是女性追求自由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所涉及的歷史、社
會、個人心理因素，以及萊辛個人的藝術表現，則是缺乏互文關係知識的讀者，尤其是
譯文讀者，容易產生理解和詮釋困難之處。一個詞語可能包涵一段歷史，反映一個文化。
「自由女性」所包涵的西方歷史和文化，經過翻譯後難免造成信息流失的現象，但這也
是翻譯的本質，在所難免。下面再舉數例，說明互文關係中所隱含的信息，在跨文化翻
譯上可能產生的流失情況。
在《天堂裡的上帝之眼》，故事中兩個英國人聽到德國醫生剋洛勒稱希特勒為「竄
發的雜種」（mollgrel upstart）時，心中湧起一股不自在的情緒。「mongrdupstart」
隱含了些什麼意義？兩個英國人為什麼會覺得不自在？「mongrel」雖帶貶義，但有別
於一般罵人的詞語，應是有所指。按未經證實的傳言，希特勒具有猶太人的血統（見
《大美百科全書》，台北：光復書局，1990。），這應是那位德國醫生稱他為雜種的原
因。但在戰爭結束不久的德國，猶太人仍是個敏感的話題，而且兩個英國人各和猶太人
有深厚的關係：一個帶有猶太人血統；另一個的太太是猶太人。他們聽到那「雜種」的
稱呼，難免產生不自在之情。此外，根據記載，希特勒出身寒微，父親是私生子，屬貧
農階級，希特勒本人只完成中學學業。在注重階級地位的英國社會，非出身名門或望族
而成功的人，被貶為竄發（upstart），這含有濃厚的社會意義。但在無皇室、社會階
級區分不明顯的德國，兩個思想開放而前進的英國人，聽到那位他們本來甚有好感的德
國人，使用英國的社會階層標準來形容希特勒，於是感到不安。
在《吾友茱蒂絲》中，作者描述茱蒂絲時，刻意描繪她穿上一件直身連衣裙
（dress）的情形，說她穿上那件衣服產生一種古典的形象，像希臘（羅馬）女神黛安
娜或山林仙女（nymPh）。黛安娜是野生生命之母兼保護人，喜愛狩獵。山林仙女棲居
在樹林、樹叢中，具有美麗的容貌，自由自在地在樹林中追逐、歌唱、舞蹈。萊辛用希
臘女神、仙女來比喻茱蒂絲穿上那件連衣裙所產生的形象，除了證實她的美麗之外，還
暗指她和女神、仙女相似之處：自由自在、超俗、獨立。而那件寬寬鬆松的直身連衣裙
更包涵無拘無束的象徵意義，以及瀟灑脫凡的聯想意義：圖書中的希臘女神和仙女都身
披直身的寬鬆長袍。
最後再舉一例。在《愛的習慣》故事中，喬治生病時請芭比當他的看護。他看到她
照顧他，以及應對客人的舉止--冷淡、漠然，甚至有點懶洋洋的美態：這種冷漠無情的
舉止是顯示涵養的極端表現。喬治起初看了心中一陣寒顫，但後來他看穿了，明白那不
過是她模仿出來的，不論她的血統、出身是什麼，她不會是她的舉止所代表的那個英國
社會階層。英國人的性格一般都較內向，而社會階層越高，涵養越好，舉止就越含蓄，
感情越不外露，幾至冷漠無情的程度。喬治是個新派藝術家，政治取向是工黨中間偏左，
看到藝比這種上流社會般的表現和具有高度涵養的舉止，感到的不是認同或欣賞，而是
心寒；在上面這三個例子中，從「竄發的雜種」一個詞語到聽者坐立不安的反應；從一
件寬鬆的連衣裙到旁觀者產生仙女自由自在的聯想；從冷漠的舉止到觀察者心寒的感受，
中間包涵了許多作品之間，以及文化結構上的社會和歷史意義。
除了互文關係之外，作者使用語言的叛逆（subversive）策略，亦造成翻譯的困難，
產生信息流失的情況。下舉一例說明：
《我如何最終把心給丟了》（「How I Finally，Lost MyHeart」），英語「to
lose one's heart」的慣用意思是「愛上（某人）」。萊辛捨棄習慣用法，取其字面意
義，即丟棄。慣用語（idiom）常用比喻的說法，包涵一個意象，例如英語用「丟失」
或「獻出」自己的心這一個意象來比喻愛上某一個人。萊辛的女主人公丟失了自己的心，
卻不是和對方擦出火花，獻上自己，快樂地度過餘生，而是丟棄那充滿感情、怦怦跳動、
活生生的心臟器宮，一了百了。就翻譯來說，包涵意象的慣用語通常是一種兩難的情形：
取意象則喪失喻意；取喻意則喪失意象。在萊辛的這個故事中，「to lose one's
heart」既然不是一種比喻的說法，翻譯其字面意義本不困難，但原文的叛逆意義則喪
失殆盡，產生另一種兩難的情形。
由互文關係和作者的語言叛逆策略，以及其他修辭方式所造成的信息間隙，是理解
上的一大障礙，對譯文讀者來說，情況可能更加嚴重。譯者常採用各種策略將隱含的信
息顯現，註解即是一種方法。但註解，尤其是腳注或後注，容易分散讀者的閱讀集中力，
減低興趣，故通常並不適合小說一類的文藝作品。此外，要將一切不熟悉的概念，例如
人名、地名、物名、事件等等全部加注，也不切實際。本集譯文完全不採用腳注或後注，
只將關鍵性的重要隱含信息，採用插注的方式使之顯現。例如，在《天台上的女人》故
事中，史丹利--那位滿懷怒氣的工人，稱那個近乎赤裸地在天台上曬太陽的女人為「葛
黛娃夫人」（Lady Godiva），並且說大廈中另一個女人不像葛黛娃夫人，因為她會跟
他們聊兩句，展露笑容。（「Not like，Lady Godiva,」said Stanley.「She can
give us a bit of a chat and smile．」）葛黛娃夫人、天台上裸體的女人，以及展
露笑容的女人三者之間有何關聯？葛黛娃夫人是11世紀的英國貴婦，相傳曾為了為民請
願而裸體騎馬穿過市區，但不准百姓窺視。《天台上的女人》中的女人，對那幾個男人
的叫囂採取不理不睬的態度，使得史丹利暴跳如雷。他將她比喻為葛黛娃夫人，兩者相
似之處除了裸體之外，還有冷淡的態度。而天台上女人的態度，以及史丹利的反應是故
事中的重要主題，因此譯者在處理葛黛娃夫人這一比喻時，將隱含的兩個相似點--裸體
和冷漠，加以顯現。（將「not like Lady Godiva」譯為「不像那一位冷冰冰、赤裸裸
的葛黛娃夫人」。）
互文關係的產生是語言的自然現象，但藝術性越高的作品，如文學作品，作者常利
用間接、隱含的方式創造特殊的效果，互文關係因而可能越複雜。而文化色彩越濃的作
品，在跨文化翻譯中信息間隙也越大。但小說翻譯，畢竟不是註解作品，而解讀作品也
是一種樂趣，讀者應享有解讀隱含信息的樂趣，譯者不應一一加以註解，過於「越俎代
包」。
範文美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