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母親尼科爾再也不去波士頓看他了。她在巴哈馬賃了所海濱小屋，帶著本妮和新生的男孩，一個胖墩墩的名叫理奧的嬰兒。理奧既不是中國名字，也不是法國名字，但尼科爾解釋說，這使她覺得最能貼近「勞」這個音。
與此同時，尼基為自己找到一間俯瞰查爾斯河的陰冷的斗室，在那兒他可以保管他們的打字機、傳真機和一些書籍。但是無論什麼也不能消除他們的不安，更別用說那種孤立之感了。他沒有收到他父親、或是母親和本妮的消息；自己也不曾抬手給他們打電話或發傳真。這不是通訊過多常有的技術故障，厄基告訴自己。更多的話是詛咒，更多的問題是可憎，更多的真實會是他們全都死亡。幾個月前他父親提出的建議仍然使他夜不能眠。
那個中心問題已經加上了同樣緊迫的其他一些問題。他現在該結婚嗎？他該放棄上哈佛大學嗎？尼基站立窗旁，注視著秋雨把河面變得像錘打過的白鑞。他該成為他父親的二把手嗎？難道罪惡彌天了就不再是罪惡，而成了二十世紀之末的自然景色了嗎？
自從他於理奧出生後，飛往巴哈馬訪問以來，就再沒見過本妮。她大大變了，從一個他所瞭解的愛玩笑、性感、放肆的女孩，變成了一個差不多像理奧這般年齡的一個瘋瘋癲癲的人。尼基猜想，在那兒與世隔絕，使她的心智降低到了胎兒的水平。
他該批評誰呢？他比她生活得高一個層次嗎？至少，她在盡一個母親的責任，而他卻在逃避做一個父親的責任。「責任」這個詞用得妥當嗎？他的角色呢？但是當然！隨著角色而來的是服飾、姿勢、嗓音、動作方式。沒有什麼東西會完全沒有自己的裝飾就這麼走來的。如果他是理奧的父親，隨同的道具顯而易見：他得在那兒，並有份實用的工作，而不是遠在波士頓即興寫寫文章。
他凝視著下方的查爾斯河，在沉思著。冷雨中，一艘雙人小艇划過水面。兩個划艇人都穿著鮮黃的塑料雨披，看上去像是條水蟲，兩個一模一樣的螢光點就像是一雙野性未馴的眼睛。這想法使他不安。本妮新的性格使他不安；他父親的成熟使他不安；他在新聞業、在隨筆寫作方面的失敗又使他灰心喪氣，意志消沉。他對父親這個角色的疏忽使他痛感羞愧，這好像台上的幕拉起了，而他卻忘了全部台詞。
他父親很久之前便要求他作出決定，以後再沒有要求過。他父親不是那種嘮叨的人。不過得說些什麼，哪怕是給他父親寄去他最近的文章來拖延應付一下也好，這文章與他不能有所行動有關。
親愛的父親：
這是一個輕率的年代。燃料早就完了，卻說什麼節約會有生機，這標誌著「謹慎的尋求自身利益的人類」的死亡；過去那些人的座右銘是：「造一個更好的捕鼠器，世界就會開闢出一條通向你大門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變得顯而易見的是：一個人可以偷別的什麼人的捕鼠器，把它降低為一種低劣的產品，加上適當的廣告，仍然使得世界開闢出一條通向他大門的道路。
讓笨伯們買一隻捕鼠器只是做廣告的一項工作。股票、債券、沙發、矮茶几上放的書籍、銀行賬戶或者是他們選擇的教派，這些都交由反覆無常、機會和宣傳工具的爭吵來決定。輕率的人失去了他們過去建立在因果關係上的對一切事物的掌握。
從對安全市場的研究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甚至「市場力量」也都受狂想支配。計算機操縱的探測器監視著市場動向，並對變化立即作出反應。一個經紀人的軟件系統讓甚至機器人也能製出連貫的市場利潤率。
但如果沒有非法的秘密信息輸入計算機，誰也發不了大財。偷去那個情報，把輸者的損失轉卸到那些小笨伯身上，這是這個輕率時代的又一生活事實。
在我們跌跌絆絆進入二十一世紀時，看來越來越清楚的是，當第三世界只是為了生存下去而鬥爭時，虛偽的西方卻在不可思議地為無因之果增添燃料。
又及：是的，我知道這不是一種承諾，父親。但其中有些問題構成了你要我作出決定的基礎。我力圖用你們方式看待事物，你我是在西方受的教育。我們東方是如此貧困，相比之下，西方的焦慮看來就像是孩子們的抱怨。
我確實接受你們的關於「有罪」的定義。我完全同意，「罪行」只不過是社會的統治者們通過法律來加以禁止的某種事情。知道這個可能會讓你驚奇。
宣告販毒為犯罪，在美國這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給了每個人他們最需要的東西：黑手黨人擁有下作的有利可圖的戰時黑市商的替代物；美國統治者有了新的借口，建立遠遠超出實際需要的全國性執法機構。
這樣，美國便正在成為實行軍事管製法的一個武裝兵營，那種墨索里尼於1922年或1923年首次稱之為「組合國」的理想的受控國家。美國人在發展他們自己牌號的法西斯主義。然而我們仍然允許他們給犯罪命名，就像亞當給動物命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父親，我算什麼人，會假裝我們中哪個比另一個人要好些？
一個最後期限會有助我作出決定。春天怎麼樣？那時的巴哈馬是令人愉快的。我想舉行一次三位申先生——勞、尼基和小理奧的最高級會議。三月份，怎麼樣？我是禁得夠久了。就三月份吧。
愛你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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