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俱樂部就餐時，梅斯想到了胖子魯克鴉片館裡的那兩位姑娘，想到了她們黃皮膚粗壯的肉體，想到了申勞如果得知他是這麼一個不知羞慚的人會多麼厭惡他。
美國人被掃地出門時會到西部加州淘金；英國人有辱門楣被趕出家門時則會到東方闖蕩香港。六十年代許戈·威史密斯·梅斯勳爵匆匆離開了倫敦的金融區。現在香港是他的老窩。
今晚，他喝了不止兩杯紅杜松子酒才離開他的英國俱樂部。他的心怦怦直跳，似乎預感到要發生什麼事情。
一輛黃包車見到他招呼便停了下來。雖說梅斯勳爵五十開外，又經常喝酒，但他仍沒發胖，他的體重不會讓人力車伕感到吃力。梅斯勳爵認為他必須使用這種交通工具；他不能坐他那輛藍灰色本特利牌汽車，這會讓司機知道他經常光顧鴉片館。司機受雇於梅斯的老闆，如果得知他又染上鴉片，會馬上匯報他的主子。申勞平生最恨吸毒了。
有人覺得納悶，一個產業巨頭怎麼會用一個像梅斯這樣揮霍無度的敗家子。申勞的理由就像查理·理查茲僱傭安迪·雷德的道理一樣。梅斯勳爵代表著申勞產業在西方的形象：一個英國人會劃出合法和非法的界限。
只有西方人才堅持這種界限。在東方，仍是這位金融家、實業家，但他能同時生產電視機和白粉。他什麼都敢賣，而且萬無一失。他能受政界的上層人物的保護。虛偽則是西方人的煩惱；在東方，一切都擺到桌面上。
在胖子魯克那兒，那兩位姑娘在離走廊附近的小房間裡，裸著身體敦實地坐著，嘴裡叼著萬寶路香煙。這些「姑娘」實際上是四十來歲、乾乾淨淨、長相平平的婦女。她們伺候梅斯勳爵多年，差不多和他在香港的歷史一樣長。她們都知道富有的大煙鬼到這兒的老規矩。這種規矩簡直就是幾百年前有辱神靈的異教儀式。梅斯更喜歡使喚這些姑娘，他不要那些價格低廉的男孩，因為他們太瘦了，又不乾淨，而且總是沒有安穩的時候。
兩位女人中，更為豐滿的一位剝光梅斯勳爵的衣裳，另一位在玉柄頭帽飾針上為他預備一顆上好的鴉片，她將榛子一樣大的鴉片藥丸塞進碗口那麼大的瓷製煙斗裡。她側過身，對著酒精燈上藍色的火焰，吸了一口。鴉片開始化成液體，絲絲地冒出一股刺鼻的煙霧。
然後，梅斯勳爵側臥著裸露的身體，雙膝蜷曲，兩個女人兩側緊緊地夾著，她們軟乎乎的肉體包圍著他，像個全肉夾心麵包。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煙斗，很滿足地歎了一口氣。接著又猛吸了一口。
再過一會兒就會出現夢境和幻覺。兩年前，在一次不多見的鴉片夢境裡，梅斯勳爵差點要了那個豐滿女人的命。他兩手緊緊掐住她的脖子，胖子魯克只好往他身上潑了一桶涼水才讓他鬆手。那天晚上，梅斯勳爵支付了雙份的錢。但一般情況下，過了煙癮後，他很平靜，在由女性的大腿、肉乎乎的肚子和堅挺的乳房構成的搖籃裡，美美地睡上一覺。房門被掛得緊緊的，門上有一個貓眼。房門顫動了一下。胖子魯克站在門外，透著貓眼望了望這三位。他的許多年輕顧客一般選擇見效快的海洛因，然後要一個女人為他們做色情服務。只有這種老煙槍才會瞭解鴉片。
胖子魯克用著濃濃墨汁的毛筆，在一片紙上豎著寫了幾行字，他祖先幾百年來就是這麼做的。紙墨干後，他疊好，用現在時髦用的釘書機封好。他讓人把他侄子找來，告訴他將這個便條送到何處。
小伙子無需再交代，騎上自行車就跑。在香港，就像在台北、漢城、東京、曼谷和新加坡一樣，誰都知道在哪兒能找到申勞。他總是在家接待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客人，在大陸，他有不少秘密企業需要料理。
但歐洲和美洲的企業家們由梅斯勳爵去打交道。申的法國妻子尼科爾在社交場合也結識西方人，現在紐約的年輕小伙子周毅也是這樣。三個人中，只有梅斯需要人看著；申並不計較他到鴉片館過夜，讓他煩心的是他太粗心。
就在一個月前，尼克從曼哈頓給梅斯勳爵的辦公室傳真過來一封信，是給他父親的。這封信一直放在那兒，也許沒有任何保密措施，直到昨天這位英國倫才突然記起這封信來。
雖然已是夜深人靜，但申還是從寫字檯旁起身，來到他的牆壁保險櫃，從裡邊取出那張單行打印的傳真，他到寫字檯後坐了下來，這是一張經過精心雕刻的抽木大寫字檯。他躺在椅子上，又重讀了那封信。
親愛的父親：
「他們幹嗎在黑手黨人的婚禮上非得演奏黑手黨音樂？」那位年輕姑娘問道。
這是一個沒藝術水平的問題，這還不算，還有人問了一個更加外行的問題：音樂有沒有起源和發展？音樂有存在的必要嗎？德彪西給他的組曲命名為《大海》時，他的音樂會不會因此而波峰浪谷、潮起潮落？
同樣，生活中的虛偽和腐敗本沒有意義，不過是我們賦予它們意義罷了。然而人們對此會像對待音樂那樣常常大驚小怪。地球這個星球的運行規則是，每一千愚人中有一個竊賊。如果說這似乎讓人過於悲觀，那麼想想有一句令人沮喪的意大利俗語：整個世界都是個竊賊。那麼會不會因為虛偽和腐敗沒有任何含義，我們就可以說生活也沒有意義呢？可我們知道賊和傻瓜的比率告訴我們，這個世界需要生活。我們不妨將這個理解稱之為大傻瓜理論。
這個理論認為，不管某物多麼沒有實用價值或有明顯的缺陷，總有這麼個大傻瓜會在那兒說：「嘿！這適合我！我要選那傢伙當總統！我要買維他味，這可是新上櫃的能除臭的橘子汁！我要買一台四十八英吋的大彩電。這是我的信用卡。我仰著身體，四肢朝天，我已經無所謂了，把賬記到我的借方賬戶上。我任你擺佈，你可以讓我再買一件沒用的產品。」
但一個人只有一個選擇。他要麼會竭盡全力為毫無意義的生活奮鬥，儘管這種讓人不得安寧的生活充滿著挫折和煩惱；要麼乾脆躺床上手舞足蹈地欣賞音樂。
申分走到窗前，俯瞰廣闊的海灣。他笑了，他對尼克尖酸的幽默總是覺得好笑：維他味，除臭橘子汁！這笑是一種他兒子從未見過的。
他提醒自己要讓紐約的手下周先生去調查一下，愣小子這封不著邊際的信是從曼哈頓哪個信息終端發出的。
這封信標誌著尼克少年時代的結束，它像一面亂揮的旗子，想贏得別人的注意。這是一個警告：小傢伙已經掌握了一套西方化的、憤世嫉俗的、相對主義的信念。它同時也迫使他做出抉擇：要麼永遠讓他留在西方，要麼現在趁他翅膀還沒長硬，就把他帶回來，按照他父親的意願錘煉他。
可是那就意味著使他有機會與聞所有的秘密。
譬如：明天他打算去視察他在橫濱附近的一家汽車廠。這家公司起步時只能生產摩托車，現在可以生產一種性能可靠、價廉物美的家用小型客車，年銷售量達五十萬輛。尼克對這一切最感興趣，這些對一個要幹一番事業的年輕人來說，倒也是很合適。但是他怎麼來理解申在緬甸的經營？他又怎麼理解申在菲律賓成功發展的實業？尼克的人生觀完全西方化了，他滿口都是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界限劃得一清二楚，他怎麼來理解現代東方複雜的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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