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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與東京

　　由東京上京都，一年裡大約有兩趟，不是專程去辦什麼事，只是隨便出去走走。因為途經的地方很大，每去一趟，什麼地方有了變化，就會一一映入眼中。道路的拓闊，時尚的變遷，食品店裡的新發現，這類事時常會有。但比起這些來，最近又漸漸發現了這麼一些不花上個五年十年功夫就弄不清的事，並且這些事，只有時常路經這裡的外來者才明白，當地人就不見得了。譬如說，頭一回來這裡時覺得礙難贊同的事，到了第三第四次，結果發覺那是因為自己認識不足所致，並為此而悶悶不樂，但回到東京，卻又會反過來，對原先一直以為是東京勝人一籌的東西感到了不快。但不管怎麼說，我想，那些意欲從事些重要事務的青年和壯年，此時如不關注東京大阪在精神和物質上的主流性變動狀況，籌劃事務時就不免要出錯。當下生活在東京的人們的精神狀態，就跟貓眼似的，年年起著變化，大阪的物質狀態也仿佛與之相頡頏似地變動不居。兩個城市的變化並非完全沒有條理，從內裡看還是有條理的，但要事先作出預見卻非常之難。生活在東京的人，近來為了什麼事常常把「不安」掛在了嘴上，但不安並非是去年才突然蒞臨的東西。人沒有哪一年會不感到某種漠然的不安。每年，當意識到自己的預想完全落了空，人便會念叨起不安來。這樣的預想，通常誰都不可能年年碰上，所以誰要是說起自己是如何不安得難耐，便會有人出來告知說，是呵，他也是這樣的。這一來，似乎不安就該是理所當然存在的，於是不安的精神就像雨後春筍般生長起來。我遇到口稱不安的人時，通常要問一聲你究竟不安什麼，回答是各人各樣。雖然不安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不安這件事卻誰都確認無疑，換句話說，它表明誰都對事物要比原先思考得深刻些，不思考，就不會產生不安，因而，不安最足以表明我們對自己生活和精神所作的認真思考。幹什麼才好呢？這事有前途嗎？自己的所作所為究竟會有什麼結果呢？選擇怎樣的道路前行？這些誰都不清楚。因為誰都不清楚，懵懵懂懂的頭腦湊在一起，現實就在時間裡不知不覺變動著，意識到了現實隨時間推移，在朝著誰都不清楚的方向變動，我想這就是導致不安的原因了。這不安老是變得讓人更加難以捉摸。恐怕今年也是如此吧。由此，及時行樂的觀念和佛教便並行不悻地盛行開來。反正誰都鬧不清，都跟傻瓜似的，面面相覷。這世界早已命中注定，與其去費神思考自己實際的行為能力，還不如搶在頭裡，讓自己和別人一道變得稀裡糊塗的好。
　　這是東京的情況。大阪則稍稍不同，大體只是物質上的不安。消除物質的不安，關鍵在於實際行動能力；如果比別人搶先一步變動，後面的當然會隨之而起，一個動了，另一個也動了。如果變動出了錯，此時與其考慮日後，還不如著眼當下。因而變動並不改變什麼，反正停不下來，一直變動著的話，首先當下是太平的。大阪人的使命，便是使不變動的東西重新變動起來。要能造出變動的種子那該多好。不過，一旦出現種子斷檔的擔憂，那麼將來就開始被賦予了比當下重要的性質。大阪人中有一個深思熟慮的實業家，這是個將當下置於首位而行事，並且處處獲得成功的人，他對我說，那樣做著的時候，要是琢磨這究竟好還是不好，那當下也好將來也罷，全都會變得黯然失色。我覺得，他的這份焦慮，在通常還很清醒的時候，大概是不容易產生的。
　　無論東京還是大阪，對當下的精神和物質問題採取有力切實行動的人，不知不覺已有了和我相仿的年紀，漸漸成了日本東西兩極的中樞人物。這對我的視力是一種估助。因為都是我的熟人，所以每次去大阪，我總是開了新的眼界，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快樂。像這樣探尋和觀察著每年所發生的變化的，不光是我一個人吧。現在，出門旅行讓我最感愉快的，便是這個地方的傳統，以及發生在這上面的變化。即使明瞭這一點，但由於回答我詢問的人想法各異，我也遇到過不少如果不是做出別的判斷你就會鬧不明白的事。人到中年後，比起離奇的事，我變得更想瞭解實實在在的事。選擇對象的方法也變了。正像看一幅畫的時候，最能準確無誤地識別其價值的地方只有一個。探求事物，尋找自己內心適當的位置，都不是容易的事。巴斯卡爾說，年齡這東西，不能太年輕，也不能太老，因為它們都不易作出正確的判斷，道理多半也就在這裡。中年的我們現在得以接近正確，便是因了年齡正當合適的緣故。因而對事物的探究越是費心血就越是覺得值得探究的，也要數這個年齡段獨多。我想，不能錯過當下這一時機。
　　去年秋天，我去東北旅行。在以往，巖手縣的米向來是日本最難吃的，根本賣不出去，以致極普通的磷酸鈣都供不上，無奈之下，只得用手頭的大量馬糞來施肥，施下去的當年雖不見效，但五六年過後，效果就漸漸顯得要比別的肥料好得多，時至今日，已從他鄉傳來了這樣的話：哪兒的米都趕不上巖手的香。這樣的事，也是非得花費時間才弄得明白的，同時，也是非得經由對米內行的人的品嚐，才明白得了的。當我們談論別的事時，是可以從這個故事裡得到種種意味深長的啟發的。我在大阪也曾意想不到地聽到過與此相似的故事，其中之一，便是丁稚奉公制度的改革。大阪的商業在此之前一直由丁稚奉公制度[注]唱著主角，但近來，由於丁稚奉公制度的瓦解和轉換為公司，這一根深蒂固的主角也不得不發生點變化，現在是公司職員與丁稚之間的競爭，要是全部改為公司職員制，自然就會變得和東京一樣，大阪人的生活理想就會和從前大相逕庭。這樣一來，同樣都是由資本直接經營的企業，便將無可奈何地遭到強有力的競爭者的大幅度兼併，由此，與東京人一樣，他們在精神上的不安色彩也將因此而加重，隨之，思想性的思索方式也同樣肯定會遭到大幅度的兼併，結果是，行動時只管行動、無須擔憂遙遠將來這種大阪人一貫的思路，也將就此告終。不管怎麼說，由於今日東京和大阪在生活能力上的差異影響著整個日本，因而如果看不出兩者之間的差異正在趨於接近和相互容讓，那以後就什麼事都做不成。再進一步講，大阪和東京一旦趨同後，循守本地傳統的區劃性勢力和外來者之間的對峙，便將變成這兩個都市所共有的習性，它們將漸漸變得跟巴黎一樣。對一直居住在東京、幾天前才來到大阪的我說來，連最難理解的港口所特有的氣息也已讓我有了充分的瞭解。這地方，日後肯定會成為巴黎的雷德·高旭，就像異國之物，使人難以親近。丁稚奉公的瓦解跡像已經在這塊土地上出現，大阪人也無法老是安安鬧鬧過日子了。有人認為，即使大阪像東京一樣變成歐洲的公司制，大阪人還是屬於跟東京人有所不同的另一種人。果真是這樣嗎？精神這東西，在制度面前是出乎意料的脆弱，對這一極為重要的問題能自信地作出斷言的人，我以為在今天的大阪人中已所剩不多。所謂窮途末日，便出現在心靈總被法則死死支配著的時候。在思想界，歐洲法則的陷入僵局，造成了Shestov[注]的不安的思想，從而對法則豎起了反抗的旗幟。二二非四，這是東方的長處。現在的大阪，是對法則的屈服還是反抗呢？這不管如何都是件好事。目前，不管什麼事，都只有中樞人物在暗自為之苦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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