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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奧秘

　　昨夜未能成眠，沒法子，便穿了草履，想在院子裡轉一轉，然後再睡。赤裸的腳下有寒氣襲上來，便蜷縮雙腿，望著旭日的光線淡淡地射進種著的白椿花叢裡，感覺到有一股每天清晨吮吸著人的快樂的精氣神兒，歎息正是它攪了自己的一夜好覺。東京郊外颳大風的天氣裡，無意間撞見了在屋簷下嗤溜著鼻涕的孩子，便感慨道，真想在這樣的地方過日子的，是谷崎潤一郎氏。東京郊外早晨的那份清爽快意，不是偶爾趕晴天一大早起床，是無法得知的。這種時候，我常常會沉吟道，人何以會對天天蒞臨的清晨不覺得厭倦的呢？佇立在院於裡，身後是絡繹起來的妻女，默不作聲地繫著衣帶。打開露水打濕的板窗，以及微暗的房間角落裡，一邊嘰嘰咕咕著什麼，一邊穿著褲子、襯衣，還是一臉睡意的孩子的臉，在接下來不知該做些什麼的令人不快的靜謐之中，給人一種陰鬱沉默著的獸類之感。這麼思忖著的當兒，有一種與人無所關涉的爽快，全身處在利己主義得以極度發揮的狀態裡，是人的感覺最為遠離糾纏於俗世的道德的時候。人醒來起床有種種的不快，其中之一，便是心靈全讓清早的清爽快意給剝奪了。所謂道義心，並非指一清早醒來時，而是從下午起，盤踞在人們疲憊了的大腦中的一種習慣。而這一習慣到了晚上十二點鐘左右，便早就不成其為習慣，而成了飽嘗辛酸的人情之類的玩意兒，由感官的麻痺，一變而喪失性格，而聽任他人言行舉上的支配。倡導清晨早起夜晚早睡的宗派，恐怕是著眼於這樣的效果，那就是不讓人有產生虛無感的餘暇。政治家利用道時守約的方式來推行他的政策，可以看做是通過估算人類最具雷同性的時間，從中巧妙地發現了一種把人類頭腦推向虛無之境的手段，換句話說，政治完全是反過來藉助於虛無的一種創造。
　　我們清晨早早醒來。自己是從什麼地方醒來的呢，環顧四周，看到昨晚一起入睡的人還在沉睡之中，會覺得好生奇怪，但這類不足掛齒的滑稽可笑可以說正是人性的真正本色。人早上醒來後碰面時，即使父母與孩子之間，也總有些羞於打照面的感覺，若在夫婦朋友之間，這種情形會變得更為複雜，以致彼此會作出某種奇妙的表情來。我清早醒來時，一旦有什麼惹惱了自己，時常會有動物性的憤怒襲來。因為是突然發作，因而讓人覺得在一瞬間完全失去了自制力。這對我說來是個疑問。故爾我常常想讀到這樣一些人物的感想，他們早睡早起，並無物質上的匿乏之憂，人又健康，並且一生為戀人所鍾愛，既得到名譽，又不感到倦怠和心神勞累，這樣的人物是不是存在我不清楚，如果存在的話，這種人物的感想會是一種天籟吧。我喜歡哥德的理由之一，便是因為他比其他任何文人都幸福，並且畢生一直洋洋自得地流露出幸福的神情。但我，至今還未曾得到過能像哥德和艾克爾曼的談話錄那樣給予我勇氣和拯救的讀物。就這個意義而言，我不喜歡不入俗的文人。我不認為拯救文人的東西會存在於世俗之外。不能入俗者，終究會因為不能入俗而顯得凡庸。在這無聊的人間，還不曾見到過一個世俗化的人。
　　我是因為這個原因才從來不曾想過要剖析一下自己的命運的嗎？日常性這東西，在我看來就好像是別人的事。前些天，我在院子裡種了一二枝樹，卻感到內心生活由此而頗起了一陣動盪。種了一二枝樹，就獲得如此清新的感覺，一念及此，想在尚未見棄而心存意外之想的自己身上發現潛在之物的念頭，便變得明顯起來。庭院的起源，最初似乎是出於在家庭之中營造極樂之園的目的，但實際上卻體現了我們對日常生活精益求精這一無法捨棄的意願。第一個修建庭院的珠光，這個足利時代的人物，也是茶道的創始人，作為將佛教和趣味合為一體，統一協調到我們的感知中的第一人，將使我們永誌不忘。村能[注]我雖然所知不多，但多半可以肯定，珠光他們對能也作出過某種劃時代的貢獻。前些日子，在寶生會的舞台上看了場祭祀觀世音菩薩的能。日本藝術中，我以為沒有比能更具純粹持續之美的。在外人，恐怕多數人看懂的，是能裡邊那種自始至終忍受著的規則和秩序之類的令人生厭之美吧。沉鬱無聊、固定不變的程式，將觀者平時的日常性更為強有力地推進了一步，使人的生理蜷縮在令人嫌厭的界限內，這麼一來，煞費苦心的優美藝術也就不復存在了。憑借對這門藝術的時常觀賞，遂使這些人對乏味的家庭生活產生了恍若時至今日才剛剛意識到的新鮮和幸福之感。珠光他們對能最初所著眼的，恐怕與修建庭園一樣，也是想讓人在做人之際感受到家庭的極樂吧。巴雷裡說過：自由不在規範之外。能之美，正是這麼一種自由之美吧？
　　人做事時，意識到自己的行為，與僅僅是朝著目的行動，分屬兩種不同的行動。明瞭這一道理並認定其確鑿無疑的，與對此並不瞭然，就這麼盲目幹著的，自然也不是同一碼事。因而絕對需要從一開始就設定一個第四人稱。對寫作者則有必要，對不寫作者則無須，這樣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道德的追求，就該最先從這一問題著手做起：把第四人稱置於自身內部的何處。在作出將第四人稱置於自身內部何處的選擇之際，理性就有了個基始，而不設定第四人稱，思考便無從進行。柏拉圖是第一個從對新假設的感激中認識到了善的。近代的道德探索之所以沒有出現任何新的假設，可能是因為人們對什麼東西心存恐懼吧？而恐懼的原因，總是存在於最為無聊低級的地方。
　　讀畢達哥拉斯和蘇格拉底的對話，覺得十分明顯的是，有代表性的頭腦中自始至終進行著不諧和音與諧音的交鋒。畢達哥拉斯屬於當時思想界孕育不諧和音的代表性頭腦，蘇格拉底則一直面露微笑，以諧音壓倒畢達哥拉斯的不諧和音。畢達哥拉斯自兩人論爭交鋒之前起即已敗北。但不知何故，讀者的同情卻在畢達哥拉斯一邊，之所以如此，那是因為，處在注定敗北的位置上的畢達哥拉斯，從一開始就承認了自己缺乏辨明和扭轉自身不利位置的能量。到論爭結束時，我們讀出了蘇格拉底三段論法勝利中的狡詭，並和畢達哥拉斯一道感同身受著敗北的滋味而憤然退場。此時，我們身不由己地扔下這麼句話：「你贏了，可你又做了什麼呢？」但麻煩的是，蘇格拉底的職責是必須向民眾傳授自己的勝利。這就讓人們覺察到，諧音的狡詭之處，即在於向人們提供信仰。
　　與其念頌南無阿彌陀佛，還不如唱歌，心裡牽掛太多，是會墮入焦熱地獄的。說此話的法然和尚，肯定是最洞悉現實主義奧秘的人。法然還是日本浪漫主義的始作湧者。
　　作家的奧秘，本不該由作家來談論。而現在不得不來談論這一奧秘，表明了一個現代作家的角逐場已於新近形成。比方說，作家要寫某個心地善良的人，在這種場合，他是將自己徹底變成那個心地善良者呢，抑或只是觀察他，這思考的當兒，作家便要觸及到自身的奧秘。這奧秘恰好跟眼睛的奧秘相同。人在觀看眼前的樹木時，儘管樹木成了倒立的映像，但在視神經的作用下，不知不覺地把它校正成了筆直挺立著的樹木。作家在寫心地善良者的當兒，不知不覺間將自己變成了心地善良者，像這樣的事，真會在作家的生活裡發生嗎？
　　作家近來都不大有寫作的意欲了，以致豐島與志雄氏要說文學衰弱了。這是理所當然之論。近來的作家，比起沒什麼可寫的，更需要對用以寫作的文字是否適用於寫作這一點提出懷疑。為什麼都是虛構，有的有現實感，有的就不具有現實感呢？這是當下不得不思考的。「什麼名文家，嗤嗤嗤」，人人都在從眼底裡若隱若現地流露出憐憫之笑。藝術襄助我們所得到的報應，便是我們對它的嘲笑。作家的奧秘，既不在寫作的意欲，也不在非寫不可，而在於與自身之鬼作鬥爭。這種無益的惡業 [注]，便是對道德的探求。這中間所增生的非業[注]生活，則不屬植神世界。純小說便是不得不由此出發的哥倫布，而作家便是都得認定地球是圓的那號人，船長則是個從未航過海、根本不知道航海之艱辛的無賴，在這種情形下，他一定會不惜饑餓，下令啟航。「累了，就該中途折回！」在橫渡大海之際，沒有比芭蕉這句包含慈悲之心的話更好的辦法了。
　　自古以來，人們和無賴作戰，只有擴張軍備這一招。可我們卻不得不對之施以恩愛。這樣，與其聽命於他、聽任他為所欲為，不如究明他慾望的深淺。這是人類心理中最貼近科學的一種精神。潛身於這種無底之淵的法術，對誰說來都該是奧秘中的奧秘吧。入俗的大業，正是從這奧秘中浮現出來的一種奮不顧身的戰法。基於虛無的創造，便是與無賴作戰的戰法。對作家說來，如同自然那樣值得恐懼的無賴並不存在，並且，當下的自然已不復是昔日的自然。這自然，是指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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