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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資本主義發展的真實畫圖

　　弗瓦迪斯瓦夫·萊蒙特（1868—1925）是我國讀者熟悉的傑出的波蘭現實主義作家，在歐洲和世界文壇有較大的影響。他的代表作《農民》和《福地》不僅在波蘭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而且早已被公認為世界現實主義文學名著。1924年「由於他偉大的民族史詩式的作品《農民》」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
　　魯迅先生三十年代在研究東歐被壓迫民族文學時，對萊蒙特十分推崇。早在四十年代，我國就已經開始翻譯萊蒙特的小說。解放後，他的作品得到了更為廣泛的介紹。不久前我國出版了《農民》的新譯本。現在我們把他的另一部重要長篇《福地》譯介給讀者。一
　　萊蒙特生活和創作的時代，是波蘭被沙俄、普魯士、奧地利三國瓜分，人民遭受殘酷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災難深重的時期。1863年一月起義失敗後，在三個佔領區，特別是在沙俄和普魯士佔領區，佔領當局都加重了對波蘭的民族壓迫。1864年的農奴解放，為波蘭城鄉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與此同時，沙俄為了將它佔領的波蘭王國和沙俄帝國完全合併，取消了王國和帝國之間的關稅壁壘，波蘭城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因此具備廣闊的銷售市場和足夠的勞動力，在八十和九十年代發展很快。盧森堡曾經指出：「在1800— 1877年間，工業發展的主要條件：銷售市場、交通道路和工業後備軍都形成了，俄國和波蘭的工業成了資本主義初期積累名副其實的金庫。1877年以後，開始了大規模的資本積累和大企業迅速創建的時代，隨之而來的是生產迅速增長。」這時，華沙的五金工業、索斯諾維茨的採礦、鋼鐵工業和羅茲的棉花、羊毛工業等都從工場手工業變成了強大的現代化機械工業。當時波蘭處於殖民地地位，外國資本——俄國、法國、德國、比利時、英國的資本大量入侵，一方面造成了波蘭民族資本和外國資本之間激烈的競爭，另一方面，波蘭的工業品也可以借此出口外國，如波蘭的紡織品當時就曾大量銷往立陶宛、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等地，甚至遠銷中國，使資本家獲得高額利潤。工業的長足發展，使波蘭王國成為原料的買主和新商品的輸出者。在這種情況下，大工業企業和資本便迅速集中在人數越來越少的實力雄厚的資本家手中，波蘭王國的資本主義開始由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
　　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波蘭王國農村，也發生了急劇的土地兼併和階級分化，結果是大部分土地仍集中在一部分舊式地主和新起的農業資本家手中，農民雖然獲得人身自由，但由於沒有土地或者土地很少，無法擺脫貧困的處境，許多人重又當上地主和新興農業資本家的雇工，或者流入城市，加入城市無產階級的隊伍，遭受資本主義壓迫和剝削。
　　隨著波蘭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地主資本家之間的階級矛盾日益尖銳。早在七十年代末，由於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就在波蘭興起。 1882年，華沙工人運動領袖路德維克·瓦林斯基領導成立了波蘭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無產階級」。1893年，在著名革命領袖盧森堡和馬爾赫列夫斯基領導下，「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誕生。1900年，波蘭王國和立陶宛的無產階級聯合，成立了著名的「波蘭王國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這些政黨領導了華沙、羅茲等大工業城市和農村的無產階級罷工運動，曾使八十、九十年代的波蘭工人運動出現一個又一個的高潮。
　　1868年，萊蒙特生於羅茲附近的大科別拉村。他父親曾是鄉村教堂的風琴師，後來又靠租佃經營地主農場的收入維持全家生活。他母親和幾個兄弟曾參加一月起義，反抗沙俄占領者的壓迫。他自己在讀書時，也因堅持講波蘭話，不肯講俄語而被官辦學校開除。萊蒙特十八歲時，就離開家鄉，獨立謀生，當過裁縫、肩挑小販、鐵路職員、小站站長，並在工廠裡幹過各種雜活，還做過流浪藝人、寫生畫家和修道士等。他常常挨餓和露宿街頭，受到貴人的歧視，正如他的一個朋友當時所說：「萊蒙特經常是生活在四輪馬車下，而不是在四輪馬車上。」
　　由於萊蒙特年輕時長期處於被壓迫的地位，和社會下層接觸較多，他對資本主義的罪惡和勞動人民的悲慘境遇有較深的瞭解，他的文學創作也正是在他飽嘗辛酸的環境中開始的。他在回憶這些生活時曾經寫道：「這種職業，這種貧困，這些可怕的人們我已經領受夠了，我說不出我受過多少苦。」
　　「我不準備描繪我開始文學創作的這些年代的生活，我在這些年裡，由於流浪街頭，遭受貧困，最嚴重的貧困，我是十分不幸的。」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萊蒙特開始創作短篇小說，主要的如《湯美克·巴朗》（1893）、《正義》（1899）、《母狗》（1892）等，都是反映波蘭城鄉勞動人民的悲慘命運。作者不僅對那些陰險殘暴的工頭、地主、仗勢欺人的管家、偽善的村長、神父進行了揭露，而且成功地刻畫了許多對社會黑暗敢於反抗，堅持正義和純樸善良的勞動人民的形象。
　　九十年代，萊蒙特創作了兩部長篇小說：《喜劇演員》（1895）及其續集《煩惱》（1897）和《福地》（1897—1899）。前者通過一個藝人的不幸遭遇，反映了在資產階級頹廢藝術風行一時的社會環境中，真正的才華和抱負得不到施展，揭露了資產階級庸俗、腐化、墮落的生活方式。1902年至1908年間，萊蒙特創作了以波蘭農村生活為題材的偉大史詩《農民》。這部長篇小說以波蘭王國二十世紀初和1905年革命前後的廣大農村為背景，深刻反映了波蘭各階層農民為爭奪土地而進行的你死我活的鬥爭，揭露了沙俄佔領者勾結地主對波蘭實行民族壓迫和鎮壓波蘭人民反抗鬥爭的罪惡，生動地描寫了波蘭農村各階層的日常生活和風俗習慣，塑造了一系列的典型人物。從《喜劇演員》到《農民》是萊蒙特小說創作的主要階段，這一時期的作品在思想上藝術上都獲得了突出的成就。
　　從這以後直到1925年他逝世前，他雖然還創作了不少長短篇小說，可是其中除少數外，大部分作品，特別是他晚年寫的作品都不成功。長篇三部曲《一七九四年》（1911— 1918）取材於十八世紀末波蘭被瓜分前於1788—1792年召開的所謂「四年會議」和科希秋什科起義，作者揭露了當時貴族富豪勾結沙俄出賣民族利益的罪惡行徑，但許多細節描寫歪曲了歷史，醜化了波蘭偉大民族英雄科希秋什科的形象。以後發表的短篇小說如《被判決的》、《幻想家》、《吸血鬼》和《暴動》等，也較他的前期作品大為遜色，表明萊蒙特晚年在思想上趨向保守。二
　　《福地》是萊蒙特的主要作品之一，它首先於1897—1898年同時在華沙的進步刊物《每日信使》和克拉科夫的《新改革》上分章發表，然後於1899年成書出版。小說以羅茲八十、九十年代的工業發展為題材，對波蘭王國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狀況進行了全面的深刻的揭露。九十年代的羅茲，是波蘭和外國壟斷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和十分集中的地方，小說所寫的印染廠老闆布霍爾茨和棉紡廠老闆莎亞就是壟斷資本的代表人物。布霍爾茨由於擁有億萬財產，被人們看成是「羅茲的統治者」、「羅茲的靈魂」、「千百萬人生命的主宰」，他死之後，全羅茲為他舉行盛大的葬禮，所有的工廠這一天都停工，全體職工被派去送葬。莎亞來到恩德爾曼家參加資本家們的聚會時，到會的工廠老闆們都得聽從他的意見，對他百依百順，正如達維德·哈爾佩恩所說：「大家在這條大狗魚面前，都感到自己只不過是一條小鮈。因而他們總是擔心是否馬上就被他吞食，這就是這些小工廠主和莎亞的關係。」
　　通過《福地》，我們在羅茲和波蘭王國的壟斷資本主義形成過程中，可以看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這些資本巨頭大都是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們本來出身下層，社會地位低微，由於能夠適時看準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千變萬化，善於通過各種投機取巧的手段，牟取暴利，因而在很短的時期內就成了暴發戶，爬上了社會最高地位；像這樣的暴發戶，往往比那些舊的貴族資產階級更加貪婪、狡詐和無恥。如莎亞，他開初不過是一家小商店的掌櫃，窮得吃不飽飯，穿不暖衣，住在猶太貧民窟裡，後來他做陳貨賤賣的投機生意，掙得大批錢後開始辦工廠、放高利貸……，就逐步上升到主宰一切的高位。奧斯卡爾·邁爾不遠的過去還是布霍爾茨廠裡一名普通職工，後來不僅成了擁有億萬資本的棉織廠老闆，而且獲得了男爵頭銜。卡奇馬列克雖然出身地主，後來卻淪為貧苦的種地者，可是他和那些大量去城裡做工的破產農民不同的正是，他看到了羅茲已經「擴展到了鄉下」，城裡的闊老闆要做生意，建廠，就要「大興土木」，因此他攢錢開磚廠，安裝現代化的蒸汽機，很快就成為闊老闆。特別是那個棉紗頭巾廠老闆維爾切克，本是鄉村教堂風琴師的兒子，「祖祖輩輩都受強者的欺凌和壓迫」，自己小時也放過牛，在修道院裡幹過最下等的雜活，而他卻正因為自己一無所有，「像一隻餓狗一樣」追求金錢和享樂。他做投機買賣，把同行擠垮，向窮人放高利貸不擇手段，就是搞得對方家破人亡也毫不退縮。當他爬上工廠老闆的寶座後，就再也瞧不起那些年輕時和他一起放過牲口的朋友了。
　　二、資本主義社會中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生存競爭在十九世紀的波蘭王國表現得十分激烈，尤其是經濟危機來到時，對社會幾乎所有階層的生活狀況，都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就資本家們來說，小一點的企業在危機中往往倒閉，中等甚至最大的企業也遭到虧損。面對這種形勢，他們為了生存、發展和牟利，不惜採取最狡猾、最卑劣和最殘酷無情的手段，就是對自己的親友，也毫不例外，正如博羅維耶茨基對特拉文斯基所說：「羅茲，這是一帶森林，是叢林。你如果有一雙鐵腕，你就要大膽地幹，要毫不留情地把親近的人掐死，要不然他們就會把你掐死，喝你的血，對你吐唾沫。」博羅維耶茨基雖然為布霍爾茨印染廠的發展立過大功，但布霍爾茨的女婿克諾爾在得知漢堡的美棉將要漲價的消息後，為了自己盡多地搶購，卻向博羅維耶茨基嚴守秘密。而當博羅維耶茨基在情婦家裡得知這個情況後，他也聯合莫雷茨、馬克斯搶先去漢堡，因而獨獲了巨額利潤。莫雷茨本是博羅維耶茨基的多年好友，但他趁博羅維耶茨基邀他合夥開工廠之機，利用對方缺乏現金，便從銀行家格羅斯呂克那裡借來大筆款項，長期不還，以擴大自己的投資額，企圖把「好友」擠掉，獨霸工廠，後來工廠遭到火災，博羅維耶茨基面臨破產，他又凶相畢露地要退出全部投資，逼得對方幾乎處於絕境。博羅維耶茨基自己也是一樣，他建廠一半的錢是用了他情人安卡的，可是當他把安卡的錢用完後，竟無情地拋棄她，和一個百萬富翁的女兒結了婚。在資本家眼裡，金錢就是一切，甚至連女兒也可以當成商品出賣。格林斯潘幾次三番要把女兒梅拉嫁給一個她所不愛的闊老闆，最後看中了莫雷茨，因為他以為莫雷茨可以霸佔博羅維耶茨基的工廠，而莫雷茨則在嫁妝問題上，對格林斯潘大敲一筆。
　　在這些十分複雜、尖銳的鬥爭中，由於波蘭當時所處的特殊歷史情況，還包含著不同民族之間的矛盾，如銀行家格羅斯呂克為了聯合羅茲所有的猶太資本家同博羅維耶茨基、特拉文斯基等波蘭資本家競爭，就曾多次挑撥莫雷茨和博羅維耶茨基的關係。莫雷茨借他的債不還，他本來很惱火，但他瞭解到莫雷茨陰謀奪取博羅維耶茨基的工廠時，就立刻和莫雷茨攀親靠友，表示支持他的行動，說什麼「必須讓大伙都看清局勢，手拉手，緊密地團結起來」，實際上是要把波蘭資本家搞垮，把德國人趕走，讓猶太人獨霸羅茲的工商業。
　　一些工廠主由於自己掌握的生產工具不夠先進，或者仍處於舊的手工業生產階段，或者經營方式不夠靈活，適應不了鬥爭的局面，在競爭中就必然遭到失敗、破產，特拉文斯基的嚴重虧損和老巴烏姆的徹底垮臺便是鮮明的例子。
　　三、資本家在進行你死我活的生存鬥爭的同時，他們積累資本最主要的手段，無疑是搾取工人的血汗。十九世紀末的波蘭王國，由於大批農民流入城市，產生了勞動力過剩的現象，資本家把僱傭工人完全不當人看待。工人不僅生活條件極差，勞動保健和生產安全也沒有基本的保障。在布霍爾茨的廠裡，一個工人被機器砸死了，廠主不僅不負法律責任，不給死者家屬撫恤，而且當那個工人剛死，工頭就強迫其他工人立即在他傷亡的機器旁幹活，還威脅說要扣全車間工人的工資，以賠償被死者的血染污的布料。布霍爾茨死後，工人為他送葬，他的女婿甚至連這一天也要扣除工人的工資。特別是在危機到來，或者工廠老闆用機器代替手工勞動的時候，大批工人被解雇，生活無著，貧病交迫，命運極為悲慘。布霍爾茨廠裡的醫生維索茨基一次路遇的一個工人就是一例，這個工人的四個孩子不是給機器砸死就是死於瘧疾，沒有一個活著，他自己也因事故折斷了腿骨，只剩下老伴，孤苦零丁，無依無靠。
　　資本家對工人不僅敲骨吸髓地剝削，而且肆無忌憚地進行人身侵犯和侮辱。棉紡廠老闆凱斯勒在家裡開下流舞會，竟強迫許多女工參加，把她們當成滿足自己獸慾的工具。在這裡，工人所受的殘酷壓迫幾乎和古羅馬社會中的奴隸沒有什麼區別。
　　正是在對無產階級進行殘酷壓迫和剝削的基礎上，百萬富翁們過著極端奢華享樂的寄生生活。那些闊太太和少爺、小姐們，成天無所事事，更是頭腦空虛，作風庸俗，男的一味勾引有夫之婦，女的則以逗犬為樂，有時湊在一起就酗酒，開下流舞會，模仿下等動物的動作……正如維索茨基對他們所說：「煩膩是富人的通病……你們對一切都感到厭煩，因為你們什麼都能有，什麼都可以買到。你們除了玩外，什麼都不與之相干。可是最瘋狂的遊戲到頭來也不過是煩膩。」
　　總之，在這個社會中，人們拜倒在金錢腳下，而金錢又成為導致種種罪惡的根源。小說一個主人公說得很中肯：在某種意義上，「只有窮人才能獨立自主，就是最有錢的百萬富翁也是沒有獨立自主的。一個享有一個盧布的人就是這個盧布的奴隸。……象克諾爾、布霍爾茨、莎亞、米勒和千百個這樣的人，他們都是自己工廠的最可憐的奴隸，最沒有獨立自主的機器，別的什麼也不是！」萊蒙特能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出發，分析和揭露這個黑暗社會中的生存競爭、階級壓迫、貧富不均、道德淪喪以及其他一切具有典型意義的社會現象產生的原因，表明他的觀察是相當深刻敏銳的，小說在這方面可以當之無愧地列入波蘭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傑作。
　　可是萊蒙特看不到改變這個社會狀況的根本出路。儘管小說創作的年代，正是羅茲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時代，萊蒙特由於他的局限，不僅沒有描寫工人運動，他所刻畫的無產階級形象和群像也是不成功的。在他的筆下，這些深受資本家壓迫的勞動者雖然有時表現了對老板的仇視和對僱傭勞動的厭惡，可是他們對壓迫卻較少反抗，在自己的同伴被機器砸死後，見到兇惡的工頭，就像「一群被山雕嚇壞了的小鳥一樣」。像阿達姆·馬利諾夫斯基這樣的在妹妹被老闆侮辱後，為了復仇，敢於和老闆作拚死鬥爭的工人，在小說中為數不多。從這方面來說，萊蒙特的這部長篇和他早期創作的一些短篇小說相比，是後退了。
　　在既對黑暗社會痛恨和不滿，而又沒有改變現狀的根本辦法的情況下，萊蒙特有時只好對社會邪惡採取迴避的態度，從一些在他看來是品德善良的人的家庭生活中找到安慰，他所描寫的老巴烏姆和尤焦·亞斯庫爾斯基家中的友愛關係就充分反映了這一點。巴烏姆待人慷慨好施，對年幼的孫輩也很愛護，每當他回到家裡，逗孩子們玩，就形成一種十分歡樂幸福的場面，他對博羅維耶茨基曾深有感觸地說：「一年有這麼一天，就不錯了。在這一天裡，可以把全世界的生意買賣和生活中的一切麻煩都忘掉，共享天倫之樂。」尤焦家裡十分貧困，父親經常失業，弟弟患了癆病，全靠他在馬克斯·巴烏姆事務所裡供職和母親縫製衣裙出賣，或者當家庭教師掙幾個錢維持生活。純樸善良的尤焦每回到家，就把掙來的錢，一文不留地交給媽媽。對於患病的弟弟，兄弟姊妹都極為愛護。像這樣生活雖然貧困，但充滿了溫暖和相親相愛的社會下層的家庭，和上流社會一味爾虞我詐、你爭我奪、自私自利的闊富人家相比，在萊蒙特看來，顯然一個是真、善、美，另一個是偽、惡、醜的象徵。在這裡表現了萊蒙特的人道主義思想觀點。三
　　小說在人物刻畫上，也反映了作家的創作特色。萊蒙特所刻畫的人物性格鮮明，栩栩如生，不僅充分體現他的創作意圖和思想傾向，也大都具有相當的社會典型意義。像布霍爾茨、莫雷茨和維爾切克這樣集中表現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貪婪、高傲、狡詐、陰險和殘酷無情的典型性格的人物無疑是萊蒙特鞭笞的對象。布霍爾茨這個羅茲數一數二的億萬富翁因為有錢，他藐視一切，認為他的財富都是自己勞動所得，說什麼是他養活了工人；他把工人看成畜生，可以任其驅使、宰殺，對於那些參加過罷工和革命的工人更是極端仇視。在他看來，世界上必然有一部分人像他這樣可以窮奢極欲，高踞於億萬人之上，享盡人間的歡樂，也必然有一部分人一無所有，永遠受壓迫，這就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統治者的典型的世界觀和生活邏輯，作者對這個資產者的心理狀態，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畫。
　　博羅維耶茨基是一個內心世界十分複雜和矛盾的人物，他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作者的思想矛盾。博羅維耶茨基從其根本立場來說，是站在維護資產階級統治一邊的，他很熟悉資本主義企業的經營方式，最有資產階級的處世經驗，深深懂得在羅茲「這個欺騙和盜竊成風的地方，誰如果有一點和大家不同，他就別想存在下去」。他說：「生活的全部智慧，就在於適時地發怒、笑、生氣和工作，甚至在於適時地退出生意買賣。」由於他精明能干，事事內行，又善於在布霍爾茨面前逢迎討好，深得布霍爾茨的信任。有一次，當那個被機器砸死的工人的妻子來工廠要救濟金時，見習生霍恩叫她去法院打官司，博羅維耶茨基便馬上以撤他的職來威脅，並教訓他說：「你是工廠裡千百萬齒輪中的一個，我們收你並不是要你在這兒辦慈善事業，是要你幹活。這兒需要一切都發揮最好的效用，照規矩辦事和互相配合，可是你造成了混亂。」另一次，在博羅維耶茨基自己建廠時，腳手架倒下壓傷了幾個工人，安卡想將其中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接來家裡治療，博羅維耶茨基對她也進行了同樣的諷刺和嘲弄。在生活作風上，博羅維耶茨基和其他的闊老闆也沒有什麼區別，他從來沒有愛過什麼女人，卻常背著楚克爾，勾引他的老婆；他對安卡和卡瑪的態度，更是腳踏兩隻船，表裡不一，充分表現了他庸俗的一面。在這一點上，萊蒙特真實地揭露了這個資產者的思想性格的本質方面，表現了作者的現實主義態度。
　　然而，博羅維耶茨基在許多方面又與德國和猶太資本家很不相同。在企業經營管理上，他認為應當重視產品的質量和買者的需求，必須改變羅茲外國企業家為了弁取高額利潤，大量生產次品，欺騙消費者的傾向。他也不像德國資本家那樣，在自己企業遇到虧損時，用火燒工廠去騙取保險公司的大量保險費。他對朋友講信義和友愛，同背信棄義的莫雷茨適成對照。他對那些有求於他的窮苦人，或者因工廠事故死亡的工人的家屬，有時也很熱心幫助和照顧。從這些描寫可以看出，作者認為波蘭資本家比猶太和德國資本家的品德作風在某種程度上要高尚些。在萊蒙特看來，羅茲工業的振興，必須由波蘭人來領導，因為在「這個欺騙和盜竊成風的地方」，只有少數的波蘭資本家比較誠實、正直和富於友愛精神。在祖國淪亡的時候，萊蒙特出於對掠奪波蘭財富的外國資本家的憎恨，在這裡所表現出來的民族情緒，是可以理解的。
　　小說中象霍恩、維索茨基和安卡等人物，是作者熱情歌頌的對象，是作者認為在這個黑暗社會中真正敢於和邪惡進行鬥爭，閃耀著人道主義理想光輝的人物。霍恩為人正直，他不僅在遇事不公時，敢於和博羅維耶茨基頂撞，而且面對兇惡的布霍爾茨，也能和他進行堅決的鬥爭，痛罵這個自命不凡的大老闆是「德國豬」、「豺狼」、「賊」、「無恥之徒」，就是被解雇也在所不惜，因為他不只對布霍爾茨，而且對羅茲的欺騙、壓迫，對「這可惡的工業匪幫」早已痛恨之極。維索茨基同情窮人的疾苦，並富於自我犧牲精神，他常給窮人看病，從來不向他們要錢，因此他儘管終日勞累，卻依然十分貧困，連自己也要靠母親養活。安卡也具有善良和同情窮苦人的美德，她衷心愛博羅維耶茨基，為他犧牲了一切，儘管後來產生了分歧，直至被他拋棄，也沒有記恨於他。作者對這些動人形象的刻畫和他深刻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一樣，無疑給小說增添了思想光輝。四
　　《福地》真實地反映了波蘭十九世紀末的資本主義社會面貌，成功地塑造了許多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在藝術手法上具有鮮明的特點，這些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大的方面：
　　一、萊蒙特對於他所痛恨的人物和社會現象往往利用象徵的、外形的描寫以及其他誇張的描寫進行辛辣的諷刺，具有強烈的藝術效果。例如作者寫布霍爾茨這個羅茲最大的富翁表面上十分兇惡，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病入膏肓、行將就木的人，他的意圖顯然不僅是指這個闊老闆生病，而是象徵這整個靠剝削千百萬工人血汗起家的資產階級已經腐朽沒落，必然走向滅亡；尤其是作者寫布霍爾茨的私人醫生用砒霜療法給他治病，還對他說什麼「類似的病用類似的方法治療對人的體質來說是最適合的」，這進一步暗示，對於社會邪惡，唯一的辦法就是以毒攻毒，把它消滅。
　　又如對布姆—布姆這個酒鬼、骨結核和精神病患者，作者首先抓住他外貌的主要特徵，給他畫像：「面孔的顏色就像浸透了血的油脂。他的淺藍色眼睛有點突出……他的稀疏的頭發緊貼在高高隆起的方形額頭上，這額頭上的皮膚折皺很多……他的身子老是向前躬著，看起來就像一個老色鬼。」接著莫雷茨在酒店裡半開玩笑似地宣佈布姆—布姆要出賣自己，「他老了，殘廢，很醜，也很蠢，可是他的賣價很便宜！」然後布姆—布姆見到博羅維耶茨基後，又神經質地不斷在博羅維耶茨基的身上扯來扯去，似乎感到博羅維耶茨基身上有許多扯不乾淨的線一樣。所有這些象徵性的描寫，突出地表現了一個病態社會的種種丑象，具有強烈的諷刺意義。
　　二、萊蒙特對波蘭社會的瞭解既深刻，又廣泛，他善於對社會環境、各階層的生活狀況、風俗習慣等進行多方面的描寫。在《福地》中，人們的工作、娛樂、社交、禮拜，以及羅茲的工廠、房屋建築等等的描寫幾乎無所不包，它們呈現在讀者眼前，猶如一幅幅逼真的風俗畫，而總起來又給人絢麗多采的印象。萊蒙特擅長寫景。他的表現手法，在某種程度上受了當時流行的象徵派藝術的影響，力求色彩鮮明，形象生動。例如他寫工廠廠房裡的情景就是這樣：「天色陰沉，他現在什麼也瞧不見。可是那機器上的最大的輪子卻像一頭怪獸一樣，在瘋狂的轉動中噴射出閃閃發亮的鐵火。這鐵火有的散成火星落到地上消失了，有的往上猛竄，好像要破壁而逃。可是它衝不破牆壁，只好上下來回地穿梭，同時發出吱吱喳喳的響聲。它的穿梭動作相當迅速，很難看清它的形狀，唯一可見的就是它從鋼鐵車床的平滑的表面上，不斷升起的一團團煙火。這銀白色的煙火在催著輪子轉動，在整個這座陰暗的塔樓裡散發著無數的火星。」
　　這種聲色俱顯的描寫有時又和人物活動和思想感情變化的描寫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某種氣氛。試讀以下一段：
　　「在這萬籟俱寂的夜中，他們久久地坐在這間客廳裡，外界的任何音響都未能透過牆壁和壁紙傳進來。這兩個沉溺於愛中的人兒，就好像被縈繞在他們上面的歡樂的雲霧所包圍，好像完全失去了自由和力量。在這裡，到處可以聞到撲鼻的香味，可以聽到他們的吻聲，他們激動的說話聲和客廳裡絲緞的沙沙響聲，可以看到象濛濛細雨一樣愈趨微弱的紅綠寶石色的燈光和壁紙、傢具的模糊不清的顏色。這些顏色一忽兒隱隱約約地現出光彩，一忽兒在燈光照耀下，似乎不停地左右跳動，似乎在客廳裡慢慢地移動。然後，它們便在房裡散開了，同時在愈趨濃密的黑暗中失去了自己的光彩。這個時候，只有那尊佛像卻仍在奇妙地閃閃發亮，在它頭上的一些孔雀翎的後面，還有一雙眼睛在越來越悲傷、越來越神秘地望著它。」
　　類似的描寫顯然是為作者塑造人物，以景怡情服務的。小說所寫的羅茲上流社會人士在戲院裡看戲的那個場面也是這樣。有人報告經濟行情惡化，在資本家中間引起了極大的不安，而坐在戲院上層廉價座位上的一般市民因為經濟危機對他們威脅不大，仍然在聚精會神地看節目，歡笑，喝彩，這就狠狠地刺激了那些憂心忡忡的百萬富翁，萊蒙特寫道：「這笑聲宛如從二樓瀉下的一片水浪，像瀑布一樣轟隆隆地響著，灑潑在池座和包廂裡，灑潑在所有這些突然感到心緒不安的人的頭上，灑潑在這些躺在天鵝絨坐位上，身上戴滿了鑽石首飾，自以為有權力、自以為偉大而藐視一切的百萬富翁的身上。」這些風趣、形象和富於諷刺意味的描寫，明顯地透露了作家對這班資產者的蔑視。
　　小說對農村景色的描寫，洋溢著詩情畫意。在萊蒙特心目中，農村和骯髒發臭、拉圾成堆、廢水氾濫的城市街巷，以及帶著「羅茲的俗氣」的矯柔造作的百萬富翁的宮殿建築相比，才的確充滿了生氣勃勃的景象，顯現了真正自然的美；作者深惡痛絕城市資本主義的腐朽沒落，對農村有時則流露出深情的熱愛，這一點也突出地表現在寫景中，例如下面一段描寫：「月亮高懸在窗前，照亮了屋裡淡藍色的塵土，同時把柔和的清輝灑在沉睡的小鎮、空寂的小巷和廣闊的田野上。田野裡蓋滿了微波起伏的麥浪，它的上方靜靜地瀰漫著透明的薄霧。草地和沼澤上冉冉升起灰白色的水氣，像香爐裡冒出的青煙一樣，一團團飛向碧空。在淡霧中，在灑滿露珠，像夢幻一樣沙沙作響的莊稼中，蟋蟀越來越清晰地唧唧叫著；這成千上萬的鳴叫聲時斷時續，以顫抖的節奏一刻不停地在空中傳播；應和它們的是青蛙的大合唱，它的尖厲的鳴叫發自沼澤地上：呱，呱，呱，呱！」
　　上面我們對《福地》及其作者作了一個大略的介紹。最後要說明的是，這個譯本是根據波蘭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萊蒙特選集》，直接從波蘭文譯出的。譯序和譯文的不當之處，請讀者批評指正。
　　張振輝
　　一九八二年五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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