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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病毒引起的騷動

　　1989年11月30日晚，我覺察到隔壁特殊病原體分部一個小辦公區喬的辦公室內發生了不尋常的事。弗雷德和喬在一起。聽聲音就知道弗雷德很激動。我好奇，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就探頭向屋裡張望。他們看見了就讓我進去。

　　「羅塞爾將軍剛從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給弗雷德打來電話」。喬說。「彼得說他在雷斯頓一個實驗室的一些病猴身上發現了看來很像埃波拉或瑪爾伯格的病毒，就在華盛頓附近。」

　　我很瞭解彼得·賈林。他花了很長時間在迪特裡克堡的第四級病毒實驗室研究拉沙熱病毒和埃波拉病毒。但是，華盛頓反而有埃波拉病毒？它又出現了？

　　「他一定是看花了眼」，我說。我開始思考。這也並非不可能，以我們對瑪爾伯格病毒一無所知來說。假如它以前出現過一次，就有可能再次出現。弗雷德是個了不起的人，他用一種肯定的語氣，轉述著拉塞爾將軍在電話裡對他說的活，顯然，他們是在培養死猴身上的細胞組織時發現了大量的絲狀病毒。

　　「猴子是從哪裡來的？」我問道。我等待他說出烏干達這個地方，從那裡進口的猴帶有瑪爾伯格病毒。

　　「菲律賓」，弗雷德答道。

　　「菲律賓？」

　　「可是」，我說，「帶有這種病毒的猴子都是來自非洲，菲律賓不應出現猿出血熱。」

　　弗雷德和喬都表示同意，他們也一直為此表示疑惑。不過，我們都知道彼得的能力，我們應重視他的活。假如他說他在菲律賓的猴子身上發現了絲狀病毒，可能他確實看到了。另外，他還告訴弗雷德他證實猴子務身上帶有猿出血熱病毒。這樣看來，那死猴是受到了兩種病毒的合併感染引出的血熱病毒和絲狀病毒，都應只存在於非洲和印度。

　　那些猴子當時正在華盛頓的郊區。

　　第二天弗雷德和喬到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去會見軍隊和地方的有關人員。當他們回到「疾病控制中心」後，他們坐下來研究「疾病控制中心」的對策。喬決定由史蒂芬·奧斯特洛夫陪同回雷斯頓，去進行調查，並準備應付可能出現的人受病毒感染的情況。當喬決定了他下一步怎麼辦時，他轉向我說：「蘇，我們不知道這些猴子是在哪裡被感染的。我們需要一個計劃以便追索它們的來路並找出它們與非洲接觸的任何線索。」

　　事情趨向複雜比了，我想。我們開始給熟悉的人打電話，也許他們瞭解一些世界各地猴子的運輸情況。這些人包括世界衛生組織的吉姆·米根，（Jim Meegan），在馬尼拉開展由「疾病控制中心」舉辦的實地流行病學訓練規劃的馬克·懷特（MarkWhite），還有德國和蘇聯的科研人員。也許他們能證實死猴是從他們國家出口的傳言。馬克對我們尤為重要，因為受感染的猴來自菲律賓。喬說服他盡可能調查在馬尼拉的猴子實驗室，看看能否瞭解到一些有關猴子和飼養員的情況。有幸的是馬克的流行病學專家組裡有幾個獸醫，這正是他們喜歡干的工作，不幸的是當時菲律賓正處於困難時期，叛亂者在許多農村地區打仗，使得馬克旅途艱難。

　　我也和荷蘭航空公司派駐紐約的貨運部經理廣泛交談。他給了我很大幫助。原來猴子是1989年10月從馬尼拉運來的。隨著線索的展開，我們發現在馬尼拉有四個猴子貿易商，這只病猴來自四個貿易商之一。它們被裝在荷蘭航空公司正常飛行的飛機貨倉裡運進來，還在阿姆斯特丹機場開辦的一家動物旅館過了一夜。另一種我們無法肯定的說法是一些被運到美國的猴子在飛行途中周圍環境過熱，這些都是指同一批動物嗎？事實證明，它們是從另一條航線被運進來的，溫度過熱不會給帶有絲狀病毒的猴子不良影響。在正常情況下，約有百分之五進口的猴子會在飛行途中死亡或到達後不久死亡，這是旅途中勞累造成的。可我們現在說的是百分之二十到五十的死亡率。另一件麻煩事是我們發現運往雷斯頓的動物還在紐約的肯尼迪機場另一個動物旅館呆過一夜。現在紐約和華盛頓郊區都被牽扯進來了。

　　在門廳裡，我偶然遇到一位在軍事方面很有經驗的同事。他已聽說了我遇到的情況。

　　「我得提醒你，蘇」，他說。

　　是什麼呢，我想，於是我說：「你想說什麼？」

　　「記住我的話，這次流行將改變你們分部的整個特點。等事情結束後，一切都變樣了。」

　　我不能想像怎麼會這樣，為什麼這次流行會與我以往調查的如此不同，我來不及多想，就投入了工作。我給在馬裡蘭迪特裡克堡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彼得打通了電話。

　　「蘇，這裡發瘋了」，他說，「我們被病猴搞得不知所措，我從沒有見過這種情形」。

　　他盡量把那裡的情況都告訴了我，向我提供了一些有關猴子來源的線索。他說獸醫們自己在對付猴子，他很高興他不再為他們負什麼責任。我們同意保持聯繫。

　　關於與非洲的關係，我肯定病毒與非洲有關係，可怎麼去尋找呢，喬和我討論了幾種方案，不久我們就決定下來我該做什麼。

　　「你最好搞一份去阿姆斯特丹的邀請」，喬說，「需要有人去那裡，看看在運輸中猴子是否出過什麼事。」

　　這項任務意味著要打長長的、難辦的橫越大西洋的電話，這與特殊的政治問題有關。我們立即提出有關權限的問題。荷蘭政府對帶有埃波拉病毒的猴子經過他們飛機場的可能大為震驚，我設法與日內瓦國際衛生組織的吉姆·米根聯繫上。吉姆是軍隊的一名病毒學專家，當時以世界衛生組織的出血熱專家身份工作，而他還是個學院病毒學專家，主修樹木病毒的實驗室診斷。樹木病毒主要是由蚊子傳播的，大多數樹木病毒最多達到2～3 級，他沒有和這種猴子身上病原體帶有的致命病毒打過交道。不過，他說他要去阿姆斯特丹調查，並帶一名獸醫同去。他給我的印象是他認為這是他自己獨佔的地盤，即使他沒有關於埃波拉感染方面的經驗。從我們成為幫助國際衛生組織工作的參考實驗室的那天起，事情就發生了變化。我們仍使用原來的名稱，但政治是首要的。

　　問題更多了，當我打電話給阿姆斯特丹的衛生官員時他們告訴我，他們贊同我們需要瞭解病毒是哪來的，但他們威脅我說「疾病控制中心」可能不受荷蘭歡迎。我們把這消息告訴了弗雷德，他讓我們與著名的荷蘭病毒學家，同時也是鹿特丹熱帶醫學研究所的布因斯馬教授（Professor l3ruinsma）聯繫。他恰好也是弗雷德的同事。我一跟他聯繫上，立刻就知道我有了一個盟友，他是個快樂的、堅定的有學識的人。

　　「別在意那些官員說些什麼」他告訴我，「到阿姆斯特丹來，我去接你，我們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他們不過是普通的地方政客。」

　　他接著說在海牙的衛生官員已召集會議討論這次疫情。會議就定在第二天，這是我去的好機會。要不是有布因斯馬教授的鼓勵，我還在為處境擔憂呢。我覺得我需要一份官方邀請。我告訴喬和弗雷德荷蘭衛生部特意告訴我不要去，可他們對我下一步要做的事毫不動搖。

　　「無論如何要去，」弗雷德說。

　　這是我們通常在不尋常的情況下才會做的事。我以為，對這事件只能這樣處理，不論我們是處理愛達荷的肝炎疫情，還是內布拉斯加州的食物中毒事件，在「疾病控制中心」以外的地方調查，總是要接到地方部門的邀請。當國外發生疫情時，更是如此。另外，這也是約定俗成的。而且，弗雷德是我的上司，他剛給我直接下了命令。從技術方面考慮，我是有邀請的，雖然僅是布因斯馬教授的私人邀請。我記起荷蘭航空公司駐紐約的代表向我保證阿姆斯特丹斯希普霍爾機場（SchiphoI Air〔）0rt）的航班會全力合作。看來，我別無選擇，只有去碰碰運氣。

　　我當晚乘機飛往阿姆斯特丹。我旁邊的座位是空的，飛機已經起飛。太棒了，我想，我有更寬敝的地方舒服一下。說不定我能睡一會兒，然後精力充沛地面對明天非常困難的早晨。

　　可安全帶剛繫好，一個肥胖的中年男人從過道走過來坐在我身邊。

　　「我跟你一起去」，他說，「我是檢疫部的查克·麥坎斯（Chuck McCance ）。」

　　檢疫部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另外一座樓裡辦公，我們走路都碰不上，這是怎麼了？

　　事實上，查克是個令人愉快的夥伴，他同樣對工作十分勝任，而且相當有經驗。我會從他的支持和建議中受益。他決定陪我去阿姆斯待丹，這表明檢疫部多麼重視這事。查克所在的分部在「疾病控制中心」是很獨特的，因為它享有官方行政權，而進口猴子是他們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即使如此，我仍強調荷蘭的官員多麼難對付。他對不顧一切地命令我前往大吃一驚。他以為我接到了邀請。事實上他也沒有接到邀請，除了空跑一趟以外，到了阿姆斯特丹我們會沒什麼事可做。

　　正如布因斯馬教授答應的那樣，他在我們著陸時正在那裡等我。教授身材短小，衣冠楚楚，大約50多歲。他給我們的感覺我們是受歡迎的。但他沒有時間寒暄。從機場到海牙開車要一個小時，我們得抓緊趕路。在路上，他告訴我，我們的處境算不上特殊。他說，從傳統上看，歐洲人討厭前殖民地的人告訴他們該做什麼。

　　「但是探討埃波拉是否真的從機場入境比荷蘭政治重要得多。」他說。

　　一到海牙，教授就把我們引進一座舊的政府建築。電梯把我門送到七層，我不知道當時的感覺是緊張還是旅途勞頓，布因斯馬教授把我們護送到一個很小的屋於裡，中間兩張桌子幾乎佔去了全部空間，早有幾個人圍坐在桌邊，我只認識國際衛生組織的吉姆·米很。但有一點很明顯，屋裡只有我一人有埃波拉病毒方面的直接經驗。我心裡十分清楚：我很緊張。

　　我驚奇的是。屋裡的氣氛似乎很友好，他們甚至請我介紹一下埃波拉，等我說完了．我感到我的所為是受歡迎的。查克在一旁仔細觀察，沉默不語。大約一個小時以後，會議快結束了。此時，似乎事情的發展比我期望的要好得多。我們甚至得到許可，檢查運猴子的設備。然而，會議結束時，一位年長的政府官員繞過桌於，走到我面前用別人聽不到的低低的聲音說：「我告訴你。我們不需要你來。」

　　「對不起」，我說，「通常我是決不會這佯做的，可我是受命而來，別無辦法。」

　　除此之外．我能說什麼呢？

　　那位官員面色陰沉地點點頭。

　　「我沒讓你離開會場，因為你是位夫人」他說，「告訴你的上司不許再這樣子。」

　　查克就坐在我後邊，肯定也聽到了這話，因他的身份，他沒動聲色。

　　儘管牽扯到敏感問題，我們得到了需要的東西，第二天，我們去察看了斯希普霍爾機場貴區動物旅館關猴子的屋子。這是一個很大的，通風的，吊架式建築，是為各種動物設計的從家養的寵物和外國野獸，還有專門關賽馬的地區，兩個小房間裝猴、鳥和其他小的外國動物。令人愉快的設施給我震動很大。看上去管理是有效的。確實，它可以與大飛機場的登機室相比而且這裡還不擁擠。

　　我們瞭解到有時候鳥和猴子被放在一起。從細菌學角度說。這會引起一些有趣的可能。我們看到的會不會是一種鳥的病毒、這可不是大牽強的說法。何時我們想埃波拉可能不是一種植物病毒，主要因為只有那些不大像埃波拉的病毒才是某些植物病毒。

　　旅館經理向我們保證最終死在雷斯頓的猴子只在那裡呆了幾個小時。他們交給我們檢查的記錄說明動物在那裡停留不超過六小時。在那樣短的時間裡。雷斯頓的猴子可能與來自非洲的動物接觸嗎？從記錄中我們所能辨認的可能與非洲動物接觸的是兩隻靈長類動物，一隻佛佛和一隻鼻子上長黑點的猴子。它們從加納來，要運到墨西哥城一家私人動物園去。這方面有問題嗎？我們無從知曉。經理告訴我們非洲的猴和亞洲的猴都用同樣的水瓶。這不足以證明一種病毒就是這佯傳給猴子的，同時傳播兩種病毒就更不可能了。雖然不是個好主意，我們還是告訴經理這樣有可能傳染疾病，我們的觀點似乎對他產生了影響，他趕忙向我們保證以後他一定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他立刻指示工作人員提供新的瓶子，並採取消毒措施。

　　那天半夜，我被電話鈴聲吵醒，是喬從亞特蘭大打來的。消息很壞。

　　「我們得到消息，一艘開往得克薩斯州運輸猴子的船，正在從坦桑尼亞的阿魯沙到阿姆斯特丹的路上，」他說：「據傳說，阿魯沙關猴子的地方有許多猴子死了。」

　　他給我講了空運中的詳細情況，動物已經被帶上天空，乘荷蘭航空公司班機去斯希普霍爾機場。我看了一下手錶，早上二點鐘。我把鬧鐘上到六點三十分。我給動物接收部門打電話提醒他們。

　　「我們會在動物到達時認真檢查的。」他們告訴我。

　　不論傳言的背後有多少真實性。後來發現那些猴子是健康的，被允許繼續運往德克薩斯州。對此我們並不滿意。我們還需要得到保證那些猴子是安全的。我給喬打電話。告訴他運猴子的飛機已經起飛。我們決定安排對猴子的接待。「疾病控制中心」我們實驗室動物資源主任和靈長類動物醫療方面主要獸醫，博比·布朗（Bobbv Brown）準備飛到他家所在的州去迎接這些猴子。

　　喬知道要查出猴子身上的絲狀病毒是否來自非洲，或者同一個家族卻來自亞洲，這是至關重要的。我報告中說，一些從加納運往墨西哥城私人動物園的猴子，作為首批雷斯頓的貨物，曾被安排在同一房間裡，這點引起了喬的好奇心，他設法搞到了那位在墨西哥動物園的接收人的名字，並和他通了話，從他那生疏的西班牙語交談中，喬確認當猴子到達動物園時情況良好，而且至今很健康。但喬並沒有就此停止。他需要一份猴子的血清樣品以檢測埃波拉病毒感染的情況。於是他和一位「疾病控制中心」的朋友喬治·貝爾（George Baer），一位終生與兔子打交道的獸醫聯繫上了。喬治認識或幾乎全認識墨西哥的頭面人物。正是通過他的幫助喬得到了大拂拂和那只鼻於上長著黑點的猴子的血清，它們都對埃波拉病毒和埃波拉病毒非洲病毒株的抗體呈陽性反映。就我們來說已經排除了非洲病毒被牽連的最後可能性。他此時相信。我們的對手是一種新的亞洲病毒。

　　儘管墨西哥的動物已檢查過了，我們仍不知道德克薩斯州的貨物是否安全，所以，博比·布朗決定回到他家的那個州仔細檢查一下從阿魯沙來的猴子。他聯繫得很順利。擁有猴子的獸醫是一位老朋友。於是他和博比合作。給所有的動物認真體檢後，他們沒有發現與當前非洲絲狀病毒感染有關的疾病的證據。他們確實發現一些動物已有了抗體，但是，對這些動物進行的活體檢查，足以說明我們有可能得到檢測病毒的最好的血清。博比甚至把抗體呈陽性的猴子帶回了亞特蘭大，我們在「疾病控制中心」餵養了它們很長一段時間用以觀察他們是否會發病，或具有持久潛伏性埃波拉病毒感染的證據。什麼也沒有發生。又是一種誤導。最終，我們得到了一隻健康猴，它帶有埃波拉病毒抗體，但它對其他猴子或管理人員的健康不構成威脅。這可是個重要的信息，因為雷斯頓事件發生以後，我們不斷接到焦慮的獸醫們打來的電話，報告他們那裡有對抗體呈陽性反應的猴子。那些動物對他們很有價值，也很重要，他們不想有無謂的損失。每個人都願避免雷斯頓猴子恐慌的再現。

　　在我從阿姆斯特丹返回美國時，經過紐約。查克已直接回到「疾病控制中心」。當我到達時，史蒂夫·奧斯特洛夫來接我。他是從雷斯頓趕來調查JFK機場動物旅館情況的。等我提取了行李，我們一起去了那家旅館。它是由旨在保護動物的美國社團開辦的，由一位30多歲，身材高大，長著黑頭髮的婦女管理。顯然，當談論起動物時，她顯得很寬厚。實際上，這家旅館充其量只具備飼養動物的基本條件，從面積、清潔和效率上講，遠不能與阿姆斯特丹的相比，好幾隻猴子被塞進一個小房間，有的還因缺少房間不得不放在門廳裡。任何猴子一旦被發現情況不妙就把它從寵子裡放出來，由工作人員用手餵食並加以護理。

　　史蒂夫和我興奮極了。

　　假如有一條從非洲到美國本上居民的埃波拉感染途徑，就應該是這裡。我們詢問經理在猴子和僱員身上是否出現過埃波拉病毒那樣疾病的可能性時，我們的擔心被證實了。

　　她不僅知道這樣一個病例，她還告訴我，兩年前她本人就染上了一種急性熱病，聽起來很可疑是出血熱。雖然她已恢復健康，我們還急著檢查了她的血液。結果她身上帶有少量埃波拉病毒抗體，但是我們不能肯定這到底意味什麼。跟蹤抽樣顯示抗體滴定率沒有變化，這表明不論她的情況怎樣，都與近來發生的埃波拉感染無關。也許她被感染過，也許這是假陽性。

　　等我回到亞特蘭大，我發現檢疫部已採取了行動控制猴子進口，以限制那些殘忍地對待猴子，在運輸和關養時使它們處於擁擠狀態的走私者，他們非法將猴子當作寵物出售。

　　最終，在1990年3月檢疫部終於通過了關於不僅在菲律賓，而且是全世界暫時禁止進口猴子的決定。這引起了憤怒的科學家們極力抗議。我們不知道科學家是多麼地依賴這些野生的猴子。讓我們驚呀不已的是每年美國要進口2萬多隻猴子，其中有1600只是來自亞洲的彌猴，與在雷斯頓死亡的猴子屬付一種類。這些猴子主要用於醫學研究，有些則用於測檢藥物的安全性。我們對大量的進口和實驗用途深感恐懼。這是一宗大買賣，還有黑社會在插手，它涉及的範圍之廣，利潤之大，是我們從未料到的。因此我們是為限制和進一步規範猴子貿易做了點事。

　　但是，禁令生效之前還有一段時間，猴子仍在被進口，有些無疑是患病的。這一點需要緊急地通知獸醫和研究人員。喬，史蒂夫和我一起制定管理可能帶有出血熱病毒進口猴的預防措施，忙得不可開交。我們有一些先例可作借鑒。1967年瑪爾伯格流行後，檢疫部有規定，要求猴子被放出來以前須關養30天。但這些規定並不完全。在檢疫中，總有幾只死亡。埃波拉疫情的傳播有可能被誤診或漏查。結果，一些被感染的但無症狀的猴子在強制性等待期間被放出去，我們仔細地討論了如何保證最近進口的猴子身上的埃波拉病毒不被漏查。

　　更糟糕的事發生了。最近進口的猴子中又有了類似埃波拉病毒的疫情出現，這次是發生在賓西法尼亞州另外一家公司購買的進口猴中間，和雷斯頓的猴一樣也來自菲律賓，是穿越太平洋由海上運來的，與非洲沒有牽涉。現在我們知道這些病毒是新的，來自亞洲與亞洲有關，與埃波拉不同。但越來越清楚的是人沒有患病，我們不知道的是，人是否會進一步被感染。1990年1月，事情更加糟糕。令人驚訝的是海斯頓實驗室為彌補它的損失又開始進口猴子了，供貨者仍然是馬尼拉原來向他們提供猴子的公司。這批猴子也開始死亡，它們同樣是被感染了新絲狀病毒。

　　這真難以置信。

　　病毒仍潛伏在他們實驗室裡？還是他們每次進口的都是新感染的猴子？很可能是後一種。

　　似乎這還不夠糟糕。2月初我們從德克薩斯得到消息，說那裡發生了一種疑似致命的疾病，並迅速在進口的猴子中蔓延。我給德克薩斯州的實驗室打電話，那裡的史蒂夫·皮爾遜（StevePearson）毫不奇怪，他是我們「疾病控制中心」獸醫主任博比·布朗的另一位同事。

　　史蒂夫不僅是一位技術高明的獸醫，還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在電話裡就可以聽出他對損失了寶貴動物十分憂傷。他真關心它們，並準備盡可能多地挽救他的猴子。我們的調查相當深入，有充分理由肯定沒有人染上這種病。如果這是扎伊爾的埃波拉，我們相信到這時候早該有一大批人被感染甚至死亡了。我向史蒂夫建議我們要弄清病毒是怎樣被傳播的。否則，我們沒有控制它的希望。他很願意合作。他冒著生命危險親自做全部活檢。我們談了一會兒，我向他講了他面臨的特殊危險以及如何採取預防措施最大程度地降低這些危險。

　　我意識到他需要一位助手。為此我們從「疾病傳染中心」派一位叫做佩吉·蒂普爾（PeflgyTipple）的流行病學專家到德克薩斯去幫助該州的流行病學家凱特·享德裡克斯（KateHendrichs）。佩吉喜歡動物，自己擁有一匹馬。熱衷於收集資料。

　　不過在這一案例中是凱特收集了大部分的資料。她很年輕，有些易於衝動，充滿奔放的熱情，是個純粹的研究人員。她同史蒂夫·皮爾遜緊密合作，能把將要死去的猴子的情況串起來，這使我們對於為什麼這些流行病會發生這個問題，有了更好的洞察力。

　　這項調查被簡化到一定程度，因為凱特和史蒂夫只調查亞洲的埃波拉病毒，而不是埃波拉和雷斯頓發生的猿出血熱的混合調查。大部分實驗室，包括德克薩斯州的那個實驗室，在猴子剛剛到達時為它們做結核菌素皮膚實驗。結核病是籠養猴的主要問題，尤其是剛來的猴子，試驗時把一種小劑量的試劑注射到猴子眼睛周圍柔軟的折皺裡，如果動物被結核菌有效地感染了，被注射的地方就腫起。瓶裝的試劑有幾種劑量。從理論上講，細細的注射器可容納幾種劑量。由於針管中的死角，一次只能抽取七次注射的量。這個試驗中的細節竟然是解開這組猴受感染的迷底的鑰匙。

　　凱特仔細檢查了猴寵的設計，特別留意被感染的猴子。然後她和史蒂夫以及他的工作人員重新檢查了一遍工作程序。是這樣的，他們說他們一直是按照同樣的程序給猴子做檢查的。她要求他們給她重新演示一遍。確實，工作人員按照一個專門的程序從一個籠子到一個籠子地檢查。寵子分上下兩層，凱特按照他們給猴子注射肺結核試劑的順序清點猴子。一有情況異常，她就去查詢記錄猴子死亡的資料。她數得十分仔細。每數到第八隻猴子都看到它情況良好，沒有得病的跡象。事實上，只有第二隻至第七隻猴子生病。原因很清楚。那些第一隻和第八隻幸運的猴子是用乾淨的注射器注射的。

　　這是任何一位研究員所能收集到的最好的證據。它說明德克薩斯的絲狀病毒，諸如瑪爾伯格，埃波拉甚至拉沙，都有可能通過使用過的注射針頭傳播。凱特的發現提供了病毒傳播的最好的解釋。如果細菌是空氣中產生的，那麼第一和第八隻猴子會像其他的不幸的同伴那樣早就被傳染了。後來凱特在波士頓的美國熱帶醫學與衛生學會上公佈了這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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