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前，當那瑪全家從卡南加（Kanange）遷往金沙薩時，他們很自然地被吸引到這
「城裡」來。（卡南加有一百多萬人口，有著世界上最大的無電城市的不光彩的名聲）。
「城裡」位於金沙薩的中心，是個破亂不堪的貧民窟。由木材、水泥、泥上、鐵皮和破紙板
搭成的一排排房屋組成。實際上，任何材料都行，只要能擋雨、防止害蟲和侵犯者，以及惡
鬼。這裡是金沙薩的一部分，有很多小商店，人們可以買到便宜的中國或泰國製造的玩具，
可以修理汽車和自行車。或用廢輪胎修補鞋跟。「城裡」是沒錢人定居的地方。他們相信一
旦找到工作便可以遷到好一點的地方去住，但是這種美夢很少成真。
在「城裡」，婦女掙錢的辦法之一是出賣自己。所謂的「femmeslibres」（「自由婦
女」）並非必須是未婚女子，更常見的是寡婦、離了婚的、分居的，或者索性就是被拋棄的
婦女。她們沒有其它的供養來源，亟需金錢來養活自己和孩子們。說她們是「自由」的，是
從這樣的意義來說的，就是她們可以提供隨意的「性」來換取金錢或禮物，而不是職業意義
上的「妓女」。這種區別很重要，「職業的」是指經常的工作，而「自由婦女」只是偶而為
之。由於人口增長，經濟衰落，城裡的情況日益惡化，「自由婦女」現象越來越普遍。這只
是又一個例子，說明婦女低下的社會地位加劇了對健康的危害。
那瑪是七個孩子中的老二，雖然她的父親是文盲，卻在啤酒廠找到一份扛啤酒箱的工
作。步行或乘公共汽車上工，每天來回要幾小時。有時他幾天不回家，結果那瑪的母親只好
擔負起養活她自己和一家的重任，儘管她竭盡一個母親所能做到的一切，但常常入不敷出，
她的微薄工資無濟於事。她被生活的重擔壓垮了，以至不能照顧到所有的孩子，當然不能指
望他們能夠上學。而且也沒有足夠數量的學校能容納那麼多需要入學的兒童。因此，不可避
免地他們在很小的年紀就要懂得怎樣靠自己掙錢餬口。那瑪倣傚「城裡」其他年輕的、處於
青春期的女孩那樣，起初偶而和當地男人發生性關係去賺錢。在扎伊爾農村，這種行為是不
允許的，而在此地，則或許是缺乏教養而被容忍。當她20歲時，她已經兩次墮胎。1982年
末和1983年初，她的體重開始下降，同時經期不正常，最後在1983年5月完全停經。由於
體重下降，她日益感到疲乏。她常常打寒戰，食慾下降，並有乾咳。由於無力工作，她完全
依賴家庭過活。由於無錢請醫生，那瑪得不到醫治。遲至9月，當她的母親不再能叫醒她
時，在絕望中，家裡人才把她送到瑪瑪那模醫院。
那瑪是我們所看到的第一個當時認為有不尋常艾滋病症狀的病例。我們一位同事，在金
沙薩工作的比利時醫生奈斯特博士（Dr. Nyst）稱，他曾遇到過類似的病例。他告訴我們，
去年以來，得囊球菌腦膜炎的病人不斷增加。那瑪可能也感染了這種腦膜炎，這是一種在正
常人中很少發現、由酵母狀微生物侵入腦部所致的疾病，有時發生在免疫系統被放射和化學
療法所抑止的晚期癌症病人身上。
奈斯特醫生給那瑪進行了脊椎抽液並將脊髓液體樣本送到試驗室。在顯微鏡下，在黑色
印度墨水的背景下顯現出成百上千個圓形半透明的微生物——一個明顯的標誌，證明那瑪確
實患了囊球菌腦膜炎。這種微生物從字義上說就是糖衣裹著的黴菌，它生長在病人的脊髓
中。對我們來說，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沒有必需的藥品來醫治這種病，在任何情況下，在扎伊
爾，沒有人能買得起這種藥品。注射劑的毒性很高，而片劑則一片藥就需十五美元以上。我
們無能為力地看著那瑪走向死亡。
從外表看，由於她陷入長期的昏迷狀態而似乎死得安詳。然而，這是假象。事實是，在
她體內進行著一場猛烈的戰鬥。那是在糖衣包裹的囊球菌和希拉測量的少數倖存的T4細胞
——她的消耗殆盡的免疫細胞——之間的鬥爭。
這種酵母完全不同於普通的烤麵包用的酵母，或者假酵母，即一種引起常見的皮膚和粘
膜的真菌感染的酵母。囊球菌自然滋生的地方是在土壤，在鳥糞，特別是鴿糞中繁殖。我們
能為那瑪做的事那麼少，我們對她的照顧甚至還不及醫院的工友所做的事情有意義。至少，
事後他們可以打掃乾淨，得到完成一件工作後的滿足感。而我們則只能站在一旁，眼睜睜地
看著我們所受過的一切高深的訓練毫無用武之地。
那瑪的家屬對那瑪的死，比我們想像的更為淡漠。我有一種感覺，就是因為她們很久以
前就明白她注定要死，她們根本無能為力，或許只是抱著一線希望能夠出現奇跡，才求助於
瑪瑪那模醫院。我們提不出任何幫助。
在三周考察中，我們發現那瑪是幾個類似情況中唯一的一個病例，而腦膜炎只是該病的
一種症狀。我們看到，病人症狀的範圍之大是驚人的，像扎伊爾這樣貧窮的國家，艾滋病患
者根據權利期望得到的那種醫藥方面的幫助是享受不起的，這些窮苦的人們得病後直到病情
發展到十分危險的地步，才來到公立醫院。這些是我們眼前發生的人間悲劇，有些人嘴和舌
頭劇痛，以至不能進食。那些能吃幾口食物的人則會突然得急性腹痛，吐出大量腹液。他們
的皮膚出現大面積的皮疹。在他們身體的內部和外部都出現大面積的感染的真菌團塊。即使
感染不包含貪婪的酵母細胞，還會有其它寄生蟲準備吞噬活人的腦子。該有一個患者明白他
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或為什麼會發生？而我們呢？我們能夠做的只是在恐怖中注視。我們
作為醫生的作用降為顧慮重重的觀察者和文件的精確的記錄者。我們希望，倘若我們能夠理
解所觀察到的過程，那麼，或許有朝一日有人會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工作之餘的交談是我們從每天的痛苦中發洩感情的唯一方式。我們的朋友——性傳播疾
病專家們繼續為我們講述在西方和HIV （人類免疫缺損病毒）有關的、過度的和希奇古
怪的性習俗。而我們這些具有廣泛旅行經驗的人，如果說不是很老於世故的人，則以講述有
關烹任非洲獨有的美味佳餚的故事來回報他們。向他們生動地描繪餐前的小吃，如生白蟻，
大的含汁的飛蟻和油炸毛蟲（當然只限於某些品種）。我們甚至更進一大步，組織了一次包
括這些地方菜的宴會。但當他們真正面對這些真實的東西時，這些新手們卻畏縮不前了。我
想，這類非洲佳餚要出現在西方高級餐館的菜單上之前，恐怕仍有一段路要走。
我們在調查中有兩點重要發現。一是我們記錄了更多的婦女患艾滋病的病例，它們要遠
遠多於美國或歐洲，在那裡，男性同性戀者得病的數字與此是不相稱的。另一是我們開始發
現，性伴侶的多少和傳染率之間有直接的相互關係。這個發現和醫生們在艾滋病早期流行時
在舊金山看到的男性同性戀者的情況相似。當我們承認這種疾病是由於性傳染而擴散時，令
我們驚訝的是，在扎伊爾，這種病幾乎全由正常的異性性交的擴散。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同
性傳染。我們的調查所揭示的只不過是金沙薩男人的傳染比例相對少些。看來同樣的情況出
現在非洲大部分地區。當然，在扎伊爾還沒有像在西方國家那樣成立有組織的，或公開的同
性戀團體。另一方面，對比西方國家，異性接觸在非洲是常見的，並相對地不受社會約束，
至少對男人是這樣。
我們在金沙薩的發現得到整個在非洲進行的類似調查所得結果的支持，特別是在盧旺
達。現在世界必須面臨一個令人不安和吃驚的現實。我們對我們發現的結果進行思考，並加
以仔細討論。有一切理由相信，在金沙薩發現了異性傳染的艾滋病，那麼就完全有可能在世
界上其他地方發現它。直到這個時候，特別在美國，艾滋病幾乎完全只和同性戀者、吸毒者
以及其他邊緣地區的人群有關。它被認為不會影響到「主流」人群。
1984年，我們的調查和一個由范·德·皮爾（Van der Peer）率領的比利時調查組在盧
旺達出版了我們所作的結論。它登載在美國歷史悠久的醫學雜誌《刺胳針》上。這篇文章將
改變人們對艾滋病的看法。回顧非洲情況之後，我們提出一個問題：「下一個10年中，西
方國家艾滋病的情況會不會也是這樣的呢？」
當時對有些人來說，這樣一個問題的本身就是侮辱性的。但是今天我們知道，對西方許
多國家而言，回答是：「對的」。1996年，艾滋病是年齡在25至40歲的婦女中主要的死
亡原因。
我給「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的報告中，認為艾滋病是扎伊爾的地方性流行病，70年代
中期以來可能便已存在。我的結論是，根據醫生曾經遇到很多未能確診的體重下降和痢疾病
例，結果患者無例外地在10年以後死亡。雖然他們把這種病歸因於結核病，但是回想起
來，死因或許和艾滋病有關。在報告中最為引起爭論的部分裡，我把這種疾病在扎伊爾的特
征說成是由異性接觸傳播。並且還說，沒有證據說明同性性關係或吸毒在傳播上起任何重要
作用。我建議「疾病控制中心」和扎伊爾衛生部進行長期合作，在該國建立監測系統。最
後，我向世界衛生組織呼籲在金沙薩或鄰近的剛果希拉柴維爾就這個問題召開一次研究會。
這些建議後來都被採納了。
11月8日，我回到亞特蘭大並立即向我的主任加裡·諾布爾（Gary Noble）及傳染病
中心主任沃爾特·多德爾（Wa1ierDowdle）作了報告。聽我說完後，他們兩人都同意我應
會見「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比爾·福奇（BiII F0ege）。就在這一年，福奇博士作為該機
構的領導人，已經宣佈離任。他的繼任人詹姆斯·悔森（James Mason）恰好那天來訪問
「疾病控制中心」，所以也被請參加會議。此外，人體免疫缺損病毒艾滋病（HIV／
AIDS）分部主任吉姆·古倫（Jim Curran）和「病毒性疾病」分部主任費雷德·墨菲
（Fred Murphy）也參加了會議。運氣使那些和「疾病控制中心」有聯繫的、研究艾滋病
的主要角色在同一地點和時間相聚一堂。
比爾·福奇曾在非洲生活和工作過，因此立即意識到我們所面臨的形勢是多麼嚴重。他
決定我們應給衛生部助理部長愛德華·希蘭特（Edward Brandt）打電話。我於是和他拉上
了對講機。我不知道他是何許人——只知道他是羅納德·裡根（Ronald Reagan）任命的—
—我也不知道他會怎樣答覆我。我向他描述我們的數據，概括我們得出的主要結論。我盡量
把一切說得簡單明瞭。
電話的另一頭出現了長時間的沉默。
希蘭特開始說，我一定完全都弄錯了。
他說：「你們的發現一定有另外的解釋。你們是否考慮過其它疾病媒介？比如蚊蟲？」
對他來說，講蚊蟲比講性的問題顯然更容易些。
「我不認為我們取得的證據支持關於蚊蟲的說法，先生。」我說道，「至今為止，我們
在兒童中很少發現有這種病。兒童受蚊蟲叮咬的次數和成年人一樣，可能還多些。這就是為
什麼兒童患瘧疾要比成人多得多。如果艾滋病是蚊蟲傳播的，我們不會在人群中看到這種有
規則的分佈，至於瘧疾，你可以看到一個無規則的分佈。我們知道，任何人都可以患瘧疾；
只是取決於誰被蚊蟲咬過。但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種疾病具有明顯的感染鏈，並且是圍繞
著性接觸。在兒童或老年人中沒有發生任何這種情況。
我認為我的解釋是充分說理的，卻未能動搖希蘭特。他似乎決心要提出另外的理論，只
要讓異性患者擺脫與艾滋病的關係就行。我們的談話約20分鐘，但可以說沒有給他留下任
何印象。我被華盛頓方面那樣深度的不信任——或者，還不如說是否定——弄得不知所措。
當然，當時在場的每個人和我都理解我們提出的證據具有使人不得不信的本質，並認識到迫
切需要採取行動。
明顯地，行政當局的結論是很不同的。這是裡根的時代。如果需要對艾滋病作出解釋的
話，那麼這種解釋似乎必須是政治的和社會的要比我們所提供的更能被接受。選民們將會不
喜歡我們的信息。他們較為樂意接受「同性戀瘟疫」的概念；公眾開始瞭解這種疾病時，他
們就是這樣給定名的，這個概念帶有自我滿足和醜惡的道德主義的味道。我們所建議的是，
告訴他們，艾滋病的確是一種瘟疫，對於它無人能夠免疫。
由於堅決拒絕承認艾滋病危機的真正範圍，裡根當局使它自己成為病毒的同盟者。又過
了一年，華盛頓方面的政策才開始轉變，任命C·埃弗裡特·庫普（C· Everett Koop）為
公共衛生局醫務長官。庫普，一位政治上的保守派，對正確和錯誤有強烈的愛憎感，是一位
偉大的醫生和客觀的科學家。他拒絕以思想意識來殆污公共衛生事業。
兩年後的1987年，我參加了後來很有名的「波托馬克河會議」（Meetng on the
Potomac）。那是在河邊的漂亮的帳蓬裡舉行的。我是幾名被邀請的、幸運的——或者上當
的——來賓之一。不是說集會的發起人沒有好的意圖。值得讚揚的是，伊麗莎白·泰勒
（Elizabeth Taylor）擔負起整個會議的組織工作。當庫普進入帳蓬時，他受到雷鳴般掌聲
的歡迎，以表示讚賞他所做的一切。但當裡根總統站起來致辭，並第一次在公共場合承認艾
滋病是美國公共衛生的主要問題時，卻受到敷衍的掌聲，夾雜著發自內心的呸聲和噓聲。應
當承認，觀眾中，包括很多學術界人士，可能有黨派觀念強的人，但很多出席會議的醫生並
不真正以其對民主黨的支持而出名。他們對裡根當局在處理艾滋病危機問題上所犯的不可饒
恕的疏忽感到吃驚。當然，還有幾個更為鮮明的政治戰勝真理的例子。可能的例外是衛生部
部長瑪格麗待·赫克勒（Margaret Hcckler）於1985年作出的大膽的，雖然是魯莽的宣
言，聲稱將於兩年內提供艾滋病疫苗。
對我來說，波托烏克河會議是個轉折點。我已經在病毒性出血熱方面有所建樹；我已在
從事一項我所喜愛的項目，對所做的研究工作感到激動。我無意放棄我感興趣的領域去從事
艾滋病的研究。然而，我曾經建議在扎伊爾對這種病進行長期研究。我決定或許我應該是將
這項研究工作搞起來的人一——這樣決定也許並非不合情理。我很不安。我該怎麼辦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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