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貧窮的塞拉里昂共和國，約翰·卡馬拉（John Kamara）是少有的特權者。他今年
三十來歲，畢業於該國最古老、最知名的福拉·貝（Forali Bay）大學。畢業後他回到他的
老家邊遠又貧困的東方省塞格布韋馬，在聖靈（Ho1v Ghost）學校當一名歷史與法語教
員。他受到學生的尊敬，學生把他當成楷模。塞格布韋馬只有很少的知識分子，像他那樣的
人不多。人們有事都來找他商量。他不只是老師，更是他們的朋友。他能幫助學生解開法語
動詞中的奧秘也能和他們一起踢場足球。
他體格壯健，很少生病，因此當他在1977年2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半夜醒來感到有點不
舒服時，還感到奇怪。他的皮膚摸上去有點發燙，頭有點疼。他的肌肉即使在一場緊張的足
球賽之後也沒這樣痛過。當然，他剛從附近的一個村探親回來，那裡的路很難走，而且天氣
酷熱，塵土飛揚。所以他認為是由於旅途勞累而引起的不適，於是翻過身來試圖重新入睡。
第二天早上他感到更加不舒服。頭痛得厲害，肌肉也更加酸痛，並且肯定發燒了，但這
不是什麼新鮮事。約翰生長的地方，瘧疾多得是，因此他認為他是得了瘧疾了。在塞格布韋
馬和非洲其他許多地方，人們一旦發燒、頭痛、肌肉酸痛，往往都被診斷為患了瘧疾。成人
也如此，儘管他們一生中飽受攜帶瘧疾菌的蚊子的叮咬應該具備了某種免疫力。約翰給校方
寫了個便條請假，說明自己病了，然後吃了幾片阿司匹林和4片氯奎寧（這是當時治療瘧疾
的標準方法），就上床睡覺了。下午，他覺得好了些，但他發現肌肉酸痛轉到後背底下，而
且嗓子開始疼痛。
當天晚上，情況更糟了。體溫上升，嗓子痛加劇，肌肉疼痛也更厲害。他開始覺得他患
的可能不是瘧疾而是其他的病。第二天，他的體溫持續上升，疼痛也加劇，他於是去塞格布
韋馬的尼克松紀念醫院就診。為他接診的伊莎貝爾·金醫生（1sabeile King）立刻知道了
他患的是什麼病。
拉沙熱！
1976年11月，對扎伊爾的埃波拉病毒的調查結束之後，我回到我剛在塞拉利昂凱內馬
建立的項目現場去完成我的未竟工作，我的主要任務是制定一個研究拉沙熱病的長期規劃。
兩項主要未完成的工作正待我來做：一是找個住處，二是搞起一個像樣的實驗室。政府撥給
我的那所房子，得花些工夫才能把它改裝成一個可用的實驗室。首先我得裝上發電設備，房
頂漏雨，得好好油漆一番，還得取回我在亞待蘭大買的設備。設備已經到達塞拉里昂，存放
在港口的倉庫裡，但願它完好無損。在塞拉里昂，除了我之外，沒有別人知道怎樣擺弄它。
但是在非洲，特別是在塞拉利昂這樣貧窮的國家，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什麼東西都可以被
「回收」，做法千奇百怪。例如，放置在路旁的一輛報廢汽車，頃刻之間就會像動物園中的
野獸屍體一樣，被吞噬一空。因此我必須到港口去指導把設備安全地裝上卡車，以免設備受
損或是被「遺忘」在倉庫裡。
我到達港口後，沿著一條彎曲小道南行，找到貨運經理，他向我擔保說設備完整無損，
但不允許我親自去作檢查。兩天後我收到倉庫的緊急通知，說我租用的卡車後門不夠大，盛
儀器的木箱放不進去，因此我還得再找一輛後門開得大些的卡車來搬運這批儀器，任務是完
成了，代價是我幾晚未能成眠。
有了這批儀器，我得通上電源。我在扎伊爾教書時，有擺弄電線的經驗，但是我現在沒
有時間，只能僱用當地的一名電工。我想我在旁邊監督著他幹活，一定能保證他把活幹好。
當他說他已經幹完活時，我對插座和纜線檢查了一番，似乎沒什麼問題。關鍵的時刻到了，
電源是否接通了呢？我把一個110伏特的顯微鏡插上電源，可我卻立刻遭受到110伏特的電
擊，肯定電源接錯了。我又把小點的儀器插上電源，結果是一樣。肯定這是根本性的裝接錯
誤。電工忙著向我保證說一切都是按我指點的那樣做的，那麼我的手指怎麼會遭電擊，又那
麼疼痛？
我懷疑是地線有問題。我打開保險盒，看見裡面的地線都沒有接上，原來是電工把零線
和火線接好了，但是地線卻繞成一團，沒把線頭接上。他把我當成地板了。我耐心向他解釋
地線是幹什麼的，怎麼個安裝法。他聽到後就照辦了。我不知道凱內馬其他的建築情況會是
怎樣。管它呢，幸好現在我可以坐在我的實驗室的椅子上操作儀器而不會遭受電擊了。
要使我的實驗室運作，得找些人來工作。我需要四個方面的人選。鑒於我們的工作條
件，我不能只要求專業水平，還得對拉沙病毒免疫。我們的研究對象是一種生活在灌木叢中
中等個頭的鼠類，大小在一般老鼠和美國的家鼠之間。它們是拉沙病毒的載體，在胚胎期間
就受到病毒感染。它們自己不發病，但是尿液中分泌病毒。病毒在老鼠體內不斷繁殖，然而
卻躲過了它的免疫系統，也許是讓免疫系統誤認它是老鼠本身而不是病毒了。疾病的持久性
使病毒得以在病人體內不為斷繁殖。病毒就是如此殘暴和聰明，如人體免疫系統缺損病毒就
會使無數人終身為它們服務，而我們至今對它仍缺少瞭解，既不能醫治，也不能預防。
當時，從患過病的人身上取得的抗體是對付疾病的最好方法。抗體不能防止人們再次感
染疾病，但至少可以使人們再次患病時，病情不會過於嚴重。不管怎樣，我得盡量防止我的
工作人員染上瘟疫。要和分泌大量病毒的老鼠打交道，那是樁十分危險的工作。我對這事有
點擔心，但是也沒必要過分憂慮，因為不難找到有拉沙病毒抗體的人。主要問題在於要找到
既有抗體而又能勝任此項工作的人。塞拉利昂東方省沒有幾個人上過一兩年學，應徵者中最
高水平的只上過高中，粗通文化和一般計算。在這裡除了通過人事關係而獲得少數幾個政府
職位外，可干的工作就是農業，誰有必要為此而上學呢，因此，我能找到的應徵者極為有
限。我也需要會說本地方言門德語（Mende）和較通用的克裡奧語的人。最後我還需要掌握
基本醫學知識的人。很快，我發現很難找到這樣的人。實際上，要為這項工作找到訓練有素
的醫生的努力早就失敗了，這不足為奇，塞拉利昂沒有醫科學校。本地的醫生來自兩條系
統，或在西方或在蘇聯受過訓練的。在西方上過學的，回來後一般在弗裡敦找到較好的崗
位，或是為政府工作，這樣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好處，可觀的年金，下午和晚上還能在私人場
所兼職。他們很少到農村來。
從蘇聯受訓的人口國後則大多到政府醫療系統工作並立即被派往農村。從理論上說，在
蘇聯受過訓的醫生在派往農村前要先在費裡敦實習，而實際上，這種所謂實習只不過是從幾
乎不合格的醫生中把最不合格的淘汰出去而已。地方醫院中充斥著這種不合格的醫生，他們
大多是莫斯科盧蒙巴友誼大學（Patrice lumumba Friendship Uuiversity）的畢業生。該學校的
課程表中政治理論課要比解剖學來得多。許多在蘇聯受訓的醫生比屠夫強不了多少。他們在
毫無戒備的當地居民身上隨心所欲地胡亂操作著。過不了多久，連最無知的村民都懂得對政
府醫院要退避三舍。
不幸的是，村民常常是無處求援。垂危的病人要乘一種藍色的小卡車在破爛不堪的道路
上顛簸幾英里去找一家比較好的教會醫院。這種卡車是作為萬能車輛行駛的，通常擠滿人和
貨物，牲畜也像沙丁魚似地擠在一起，糞便四流。擠不進車廂的乘客就爬在車頂或懸掛在車
箱兩旁和尾部，真是生死攸關。
儘管沒有合適的醫生，我卻獲得許多應徵者。用凱內馬的標準來衡量，我快成為大僱主
了。衛生部向我推薦了幾名候選人。我面談的第一批人竟都是衛生部某個人的親戚，根本不
符合條件。我很快發現我必須接受他們推薦的任何人，這些人被錄用後得付錢給他們的推薦
人。我需要衛生部的合作，否則我沒法實行我的方案。因此，我的處境相當微妙。
於是我採取超額僱用人員的辦法，錄取了包括衛生部推薦的人和真正符合條件的人。我
告訴大家我現在只是試用，之後要根據他們的表現擇優錄用。這種作法，不管最後誰被錄
用，大家都不丟臉。落榜的人只好責怪自己不夠條件。
於是我在凱內馬開始培訓新僱員。訓練開始，我讓他們實際操作並接受書面考試以瞭解
他們的水平，最後我留下了一批我認為可以培訓成為合格技術人員的年輕人。大多數高中畢
業，沒多少工作經驗。這也不錯，他們還沒來得及養成不良的工作習慣。我從最基本的要求
作起，告訴他們必須每天準時上班，在實驗室裡，我告訴他們要完成哪幾件事：不幸的是，
那時，這些簡單的要求對塞拉利昂的許多資深的政府僱員來說也是新鮮事。
錄用和培訓僱員是樁艱苦差事，但是高興的是我找到幾個很不錯的人，其中有些人和我
們共事了13年以上。特別運氣的是我們找到約翰·坎迪（John Kande）。坎迪個子不高，
稍胖，隨著年齡的增長和他對棕櫚酒嗜好的發展，他變得愈來愈胖。圓圓的臉上留著小胡
子，黑眼珠上老戴著一副墨鏡。他性格開朗，頗受婦女喜愛。
棕櫚酒是非洲名酒，由棕櫚樹液發酵而成。制酒工人用一條細竹圈把自己縛住，光腳爬
上棕擱樹頂，把樹液吸人葫蘆瓢內（這樣做是有一定危險的）。樹液呈白色，甘醇可口，多
飲能夠醉人。
坎迪能說好幾種方言，他對林巴語（Limba）的掌握尤其使他備受歡迎。林巴語是制酒
工人的語言，坎迪能說這種方言，使我們這支隊伍每天晚餐時都能喝到新鮮的棕櫚酒。棕櫚
酒最講究新鮮，怎樣才算新鮮呢？晚上喝的酒必須是當天早上採集的。一整天的發酵時間最
合適，到第二天喝就成汽油味了。
坎迪還有本事與當地的頭頭及其他主要人物交往，而使這些人瞭解我們項目的重要性是
十分必要的。有些人可能輕易地得到棕櫚酒，有些人擅於獲得頭頭們的歡心，坎迪則兼而有
之。他性格中的唯一缺點是，在整天工作和整晚喝酒之後容易與人打架。不時的，坎迪會因
酗酒和行為不檢點而被關進監獄。這時他交友的才幹就起作用了。他會把村裡的頭頭或長者
請來，他們立刻就會想辦法把他保釋出獄。負責拉沙熱病項目的官員常常為此奔走。
與拉沙熱病項目打了多年交道之後，坎迪成了一名動物專家。他開辦了一個老鼠繁殖
廠，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樣品。他的成就的頂峰是在1989年為要拍攝記錄片的一支攝
影隊架設了一個「攝影棚」。要想在鼠穴中拍攝老鼠是很困難的，於是他挑選了幾隻不帶病
毒的老鼠，給它們注射了微量麻醉劑，然後放進他的「攝影棚」裡。老鼠的表現十分精彩，
攝影隊拍出了一些漂亮的鏡頭。但坎迪對其中幾隻老鼠麻醉過量，以至當它們在我們為加強
戲劇效果而特地佈置的一些殘餘食品中間跌跌憧撞地爬過時，就像真喝過棕櫚酒一樣，竟從
桌上一頭栽下來，還得把它們檢回桌上去。
僱用工作人員之後，我當然得給他們找住處。這是個問題，因為對外來者存在各種偏
見。這裡沒有房子出租，因為習慣上不允許陌生人寄宿過夜，更不要說長期居住了。凡不在
本村出生的人都算是外來者。村民對陌生人懷有疑懼，怕他們會帶來不祥。他們認為一個人
若不是存有某種不良動機，怎麼會離開自己的家呢？當然這是發生在農村居民大量流入城市
之前。近來，隨著勞工的轉移和貿易進入非洲的邊遠地區，人們對陌生人的態度大大改觀
了。
然而，1976年，凱內馬北部的鑽石礦區是個例外。那裡有許多陌生人，他們是來尋找
世界上最優質的鑽石的。鑽石是塞拉利昂僅有的少數資源之一。鑽石礦多屬國有，然而這一
行業也吸引了許多想發財致富的人。不僅是塞拉利昂，四面八方都有人來。一夜之間，所有
的村莊都沸騰開來，只是由於聽說某某人走過樹叢時找到一顆鑽石……於是整個叢林的樹木
就會被砍光，剩下來的只是大坑和紅土堆。人們裹著纏腰布，站在齊腰深的泥水中，大汗淋
漓地掘著，篩著，做著發財夢。有些人發財了，但更多的鑽石落入黎巴嫩人手中，他們控制
著該地區的貿易，搶購鑽石，大量的寶貴鑽石都被走私出去了。
這些村落轉眼間繁榮起來，也瞬即衰敗下去。只要聽說另一個村子發現了鑽石，居民會
一跑而空。人口的突然轉移給我們對拉沙病毒傳播情況的調查帶來很大困難。這種淘金熱差
不多就像當年加利福尼亞和阿拉斯加發現金礦時的情況。幸而我們面對的居民並非一味單指
望靠鑽石致富，他們是只要能擺脫赤貧狀態就行。一點錢就能起作用。它奇跡般地改變了村
民拒絕出租房屋給陌生人的偏見。一說出我們願付房租時，要多少房間都能做到。
當我的僱員們一切準備停當時，我打算正式開始對拉沙熱病毒的監視規劃。當時是
1977年2月初，我從扎伊爾回來整4個月。我的工作人員受訓兩個月之後，現在要動真格
的了——要對付真正的拉沙熱病毒患者。
病人是不缺的，周圍有許多拉沙熱病毒患者。
我事先想到我們的工作會相當繁忙，但沒料到會忙到現在這種程度。第一個月我們就見
到近30個病人。當時我並不知道，不久得知一、二月旱季是拉沙熱病盛行的高峰季節。30
個病人中後來死了9個，這對我的新僱員來說，是一次艱難的、但十分有效的受教育機會。
我們的計劃有二：一是測試我們新安裝好的實驗室能否正常運行。二是我們的數據收集
系統是否有效。我選擇了我和卡爾·約翰遜一起參觀過的兩所醫院：塞格布韋馬的尼克松紀
念醫院和潘古瑪的教會醫院，以這兩所醫院的拉沙熱病患者作為檢查對象。這兩所都是教會
醫院，也是當地最好的醫院，又都位於拉沙熱病高發區。我們想更好地了拉沙熱病的不同症
狀。我們的員工已經接受過要對病人的病史作詳細瞭解的訓練，我告訴他們要記錄頭痛、肌
肉痛、嗓子痛等各種症狀。一定要保證醫生為病人量體溫、檢查眼球、牙床是否血，尿中是
否有蛋白質或帶血。工作人員把血樣帶回我的新油漆過的、接通了電源的實驗室，我用從
「疾病控制中心」帶來的試劑測試血樣中是否存有抗體。我們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同一過程，
用離心器把黃色血清分離，然後混入試劑，放在顯微鏡下觀察。
陽性反應、陽性反應、陽性反應！
我們好像中了頭彩似的。每個員工都聽從指揮。他們想幹好工作不僅是意識到這項研究
計劃和自己的前途有關，而且對工作本身也產生了興趣。再則，他們理解到自己是在於一樁
有意義的工作。當我們深入發掘與拉沙熱病有關的事物時，我們接觸到一個又一個的悲慘故
事。失去母親、失去父親、失去兒女，我們要幹的事大多了。
潘古瑪醫院的大多數病人來自鑽石礦區，醫院裡的修女和員工是有奉獻精神的，但是，
對付拉沙熱病，僅有奉獻精神是不夠的。他們把傳染性病人和非傳染性病人放在同一病房。
廢棄針頭到處亂扔，醫院裡找不到消毒劑，沒有人戴手套，即便在處理感染了的樣品時也如
此。所有病房都住上了拉沙熱病患者。我們向醫院員工建議，為了增加病人信心，他們如果
再配備些漂白劑就更好了。
在修女們的合作下，我們建立了隔離護理制度。在這樣的非洲邊遠地區是談不上空調設
施和防毒面罩的。談到空調就是打開窗戶，而在習慣於舉行儀式時佩戴各種面具的國土上，
戴上防毒面罩無異於把自己標明是惡魔，那將導致難以想像的惡果。即使是愛爾蘭修女也難
以理解我們的建議。她們被痢疾、瀕臨死亡的嬰兒、傷寒和貧血病等搞得疲憊不堪，認為拉
沙熱病不過如此。我們說，情況不是她們想像的那樣。醫院收容的成年病人中30％患的是
拉沙熱病，而那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此外，潘古瑪醫院曾流行過這種病，導致若幹員工死
亡。但是人們是善忘的，何況很多員工已經調離。現在這裡沒有可能為拉沙熱病患者開闢專
門的病房，只能把他們放在大病房中，同時又要保證其他病人和醫護人員的安全。做法很簡
單：在拉沙熱病患者和其他病人之間設置一個裝有輪子的布制屏風，它可以隨意推動。這種
屏風當然不能阻擋病毒，但至少可以提醒病人和醫護人員這種病是具傳染性的，跨過屏風
後，要小心。
我們還進一步在每個拉沙熱病患者的床頭擺上一張小桌，上面放上外科手術用的口罩，
幾副乾淨的橡膠或聚乙稀基手套以及一些漂白溶液。漂白液是用來消毒手套和口罩的，從本
地市場只能買到家用漂白粉和其他極少物品。我們把漂白粉稀釋成10％的溶腋，成為絕妙
的消毒劑。手套在漂白液中浸泡過後，放到太陽光下曬乾後再用。在這種醫院中，豪華的一
次性的手套是談不上的，但勞動力很便宜。可以雇一個人專門洗手套。手套可以反覆使用8
至10次，到破損為止。只要看到晾衣繩上的無數副手套，就能辨認出我們項目的所在地。
多年來，在許多不同的情況下，我們都安全地採用了這種簡易作法。它後來被寫進世界衛生
組織的建議書。對於非洲的病毒性出血症，後來甚至對人體免疫系統不全症，都適用。
潘古瑪醫院的病房寬敞，光線充足，而塞格布韋馬的較老的尼克松紀念醫院則顯得陰
森，令人感到壓抑。照明差、牆壁清一色的暗灰，廁所抽水不好，經常缺水。糞尿的臭氣充
斥整個醫院。和潘古瑪醫院一樣，病房按性別和內、外科劃分，還有一個婦產科和一個小兒
科病房。儘管沒有專家，這也算得上是本地區的最重要的醫療單位，它為方圓20英里的所
有村落服務。像潘古瑪的醫院一樣，尼克松紀念醫院的男女病房都有一小問隔離病房與之相
連，為的是安放傳染病人。然而由於傳染病人大多，一間小房間放不下，因而簡單的隔離手
段再一次被採用。
我們的項目不只限於監測拉沙熱病的疫情和採取預防措施。我們還試圖消除病毒的來
原：老鼠。為此我們募集了一支老鼠巡查隊。除了約翰·坎迪外，還有一位哺乳動物學者約
翰·克雷布斯（John Krebs）。他來自美國，享有美國衛生研究所（NIH）的獎學金，在亞
當·謝林頓（Adam Sherrington）的手下工作。據說亞當的妻子幾年前和一個嘻皮士私奔
了，也許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很不喜歡約翰。約翰是個叭叭叫的嘻皮士，禿頂，滿臉大胡
須。他好冒險，急於發現鮮為人知的各種鼠類的秘密。他平日在地裡辛勤勞動，然後跑到森
林裡呆上幾天捕捉老鼠，測試它們是否帶有病毒。約翰全然接受當地的文化和習俗，特別喜
歡吃本地的食品，配上辣椒。捕捉了一天老鼠之後，晚餐他多半是吃米飯、棕櫚油、花生米
和魚沙司。加上本地的紅辣椒。儘管菜裡已經放了不少紅辣椒，他還嫌不夠，邊吃菜還要邊
嚼辣椒。約翰是個放任不羈的傢伙，總是在不知不黨的情況下冒犯了亞當。但是他的工作對
於瞭解鼠類的活動，特別是在判斷鼠類與人類的接觸方式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的研究
使我們對拉沙病毒在本地居民中的擴散情況有了較清晰的瞭解。他變得如此知名，以至後來
被人們稱作「老鼠博士」。
然而不論約翰取得什麼成就，他總不能讓亞當——他的上司，相信他的數據的真實性。
亞當對約翰的仇視與日俱增。他每天都寫備忘錄，指責約翰無能和不誠實。由於我與約翰成
天共事，我知道這些指責全然站不住腳。實際上，我瞭解約翰對於數字的準確性的要求遠比
任何人都要嚴格。我一直未能瞭解亞當的問題出在哪裡，後來我才知道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一
直沒能發表。我終於懂得了亞當之所以極端仇視約翰的原因，這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原諒，
畢竟，人類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
老鼠巡查隊除了內部問題要處理外，還得尊重當地的刁俗。每次安放捕鼠器前，我們都
得和村民商量，講明我們的動機。做說客的任務往往落在約翰的頭上，他則往往帶上另一個
約翰——約翰·坎迪作幫手。後者有能力說服當地居民：也許捕捉老鼠的人是有點神經病，
但是應該歡迎他們這樣。
通過這次調查要弄清三件事：村裡哪種鼠類最多，每戶有少老鼠，有多少老鼠攜帶拉沙
病毒。巡查隊把村子裡的房屋逐個編號，然後繪製了一份詳圖。約翰根據圖上的標誌，選擇
某些農戶作抽樣調查。進行調查的當日．巡查隊乘坐一輛顯眼的黃色捕鼠車。車身上畫著拉
沙標誌。即一個拉沙病毒圓圈中間有隻老鼠，還有一張微縮的非洲地圖。後來方圓多少裡的
居民都認識了這個標誌。多少年後，我們途經這些村落時，人們還會唱著「拉沙不是好東
西」的歌。調子是我們的公眾教育小組組員從塞拉利昂排行前十名的流行歌曲中選來的。
捕鼠隊進村後就在村邊設營，營區包括一輛卡車和兩頂帳蓬。一頂帳蓬住人，另一頂放
置捕捉來的老鼠。然後組員就進入選定的住戶中去放置捕鼠器。捕鼠器有兩種：一種是會殺
死老鼠的，另一種是捉活的，以便作試驗。根據房間多少放置捕鼠器，一般是每戶放十個捕
鼠器。第二天早上，組員去收回。把被殺死的老鼠數字記錄下來，屍體放入袋中焚化。存活
的老鼠則經過一種巧妙的製作方法被回收。當打開捕鼠器的開關時，老鼠以為可以逃跑了，
實則是鑽進了一個塑料袋中，袋中放置了浸有麻醉劑的棉花。我們對昏睡過去的老鼠逐個抽
血以便檢驗拉沙病毒並測定是否存在抗體。老鼠的類別確定後就殺死並作解剖，器官保留下
來以備分離病毒用。通過試驗取得的信息全部輸入電腦。
要瞭解老鼠是如何傳播病毒的，需要進行另一項研究，要在曾患拉沙熱病的住戶中捕捉
老鼠並與沒患病的住戶中的老鼠作比較。我們還想瞭解的是捕捉老鼠之後，新的疫情是否減
弱了。這項專門研究由迪克·金利賽德（Dick Keenleyside）負責。迪克是個英國醫生，在
「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他是個能幹的研究人員，只有一個弱點，即極端害怕會得上拉沙
病。每天晚上回到實驗室，他都會嚷嚷嗓子痛。這種恐懼也不是完全沒道理。畢竟，他每天
都與捕鼠隊緊密合作。但是，恐怖症對於不論是捕鼠人或是病毒追獵者都是很不利的。他乘
坐倫敦班機飛回美國時還真遇到一次可怕的經歷。
在飛機上，他無意中和人談起他曾在塞拉利昂參與一起拉沙熱病研究項目。顯然他錯找
了一個談話對象。一進海關，他就被一些警惕性高、緊張過度的英國移民官員盤問並決定要
把他送去科佩特·伍德（C0ppett's Wood）醫院檢疫。位處倫敦北部的這所古老的熱病醫
院有一具塑料製成的隔離器，凡是被認為患有外來的傳染病病人要放入隔離器中進行隔離。
這是一個巨大的塑料袋，不透氣，可以罩在床上。對於迪克來說，這種隔離器沒有必要，因
為拉沙熱病毒如同大多數其他出血熱病一樣並不通過空氣傳染。然而英國人費了大力，化了
很多錢安裝上這樣一個隔離器，他們急於要使用它。一些來自非洲的乘客，到達倫敦時，只
要有點頭痛腦熱，都會遭到這樣的待遇。
迪克強烈抗議並要求移民官員與「疾病控制中心」取得聯繫，他說他根本沒病。然而就
是搬出「人身保護令」來也沒用。「人身保護令」是12世紀的一種文件，它和大憲章一樣
可以保護公民不受國王或其代理人的隨意拘捕。那是英國神聖的立法之一，但它對於英國的
檢疫官員顯然無效。直到「疾病控制中心」檢驗處的代表來到，說明他對英國沒有危險，英
國的儉疫官員才被說服，把迪克放行。迪克還算是幸運的。在病毒面前非洲人的表現不是唯
一的迷信和「不可理喻」。
我們的問題不只來自拉沙病毒。無論我們到哪裡，我們的生活和工作都會遇到政局的干
擾。塞拉利昂的政治動盪大多起源於兩大種族之間長期存在的宿怨。一是生活在東部和南部
的門德族（Mende），一是北部和西部的騰內族（Temne）。兩個主要政黨都以這兩個部族
作為權力基礎，因而表面上看來是政治紛爭，實際上往往是種族衝突。據說，1976年底到
1977年初之間曾舉行過一次自由選舉，但全民大會黨（All Peop1e's Congress）（騰內族的
黨）的領袖賽厄卡·史蒂文斯（Siaka Stevens）操縱選舉，自稱是勝利者，然後把在位的總
統趕下台。這就導致全國各地發生了一系列的衝突，有些地方甚至形成陣地戰。有些衝突發
生在東方省的首府凱內馬和南方省首府博城。
凱內馬當時有人口25000人，一次戰役下來死去12人。凱內馬位於門德部族地區，在
東方省施行的一次宵禁大大影響了我們的工作。下午6時就不允許出入城，顯然，宵禁只能
引起人們，特別是忠於反對黨的省份對騰內族統治下的政府的仇視，而對我們來說則造成很
大困難。實行宵禁時，我們的項目才剛起步，宵禁持續了四、五個月。那時省裡的人還不太
認識我們，我們經常會在臨時設置的檢查站前被一些穿制服的人攔住。他們有的是軍人，有
的是准軍隊人員，有的什麼也不是。常常會碰到一個全副武裝但又滿口酒臭的士兵，他對司
機勒索錢財比對法律或政治問題要感興趣得多。當地的法律與秩序已不復存在，任何持槍的
人都乘機為個人撈取好處。
宵禁意味著不論我去尼克松或是潘古瑪醫院，都得在下午六時前趕回凱內馬。由於兩個
醫院都在25英里以外，而往往到最後一刻我才辦完事．從而下得不在滿路廢物，坑坑窪窪
的道路上飛快開車回家。即便這樣不遠的路程，汽車也得1至2小時。我們時常擔心有個喝
了過多棕櫚酒的士兵會朝我們開槍。幸好我們的員工還沒遭到過襲擊，僅有幾個人被拘留
過，而他們並沒有什麼過錯，借口一些無足稱道的小事，甚或沒有任何理由也可以逮捕你。
也許是把你錯認為別人了，也許是因為你擋了路而怒氣沖沖，總之，在什麼情況下都有遭逮
捕的可能。每當此時，我們就得尋找適當人士出面請求釋放他們。
政治僵局最後總算解決，那是騰內與凱內馬的兩股勢力在博城的一場激烈戰鬥之後，通
過協商解決的。那場戰鬥中有300人死亡，多數是門德族人。由於總統來自與騰內族結盟的
一個少數民族，兩名副總統就由一名騰內族和一名門德族人充任。達成協議後。宵禁就取消
了。然而政治危機的結束並不等於路障就不存在了。實際上，路障在我們的項目執行過程始
終是個麻煩。你永遠無法知道路障會在哪裡出現，它已經成為地方習俗的一部分，隨時隨地
可見。某個地方指揮官可以下令設置一個，某個人的心血來潮也可以設置一個，他不認為需
要徵求任何人的同意。設立路障已經成為一項全民運動、老少皆精幹此行。你常會遇見幾個
小流氓圍著一個所謂路障，其實那只不過是在馬路中心挖掘的一個窟窿，挖出來的土堆在兩
旁，你一停下來，孩子們就會跑到車前來要錢，說是去修路。塞拉利昂就是這樣教育他們的
年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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