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了海關，三十分鐘後我乘車穿過金沙薩擁擠的街道。自上次離開以來，此地竟破落
到這等模樣，使我驚愕不已。我沒有發現明顯的恐慌跡象，但是我確信我身邊走過的每一個
人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他們也許還不知道馬英嘉這個名字，但他們一定全都聽說過有關「揚
布庫一位護士」死亡的傳說，它一定令人毛骨驚然。因為如果他們相信實際上市內任何人都
能被愈染，那就會自然地懷疑每一個外來的陌生人有罪，直到這陌生人被證明為無辜。麻煩
的是無法證明某人無辜。今天金沙薩有一個人死於這種病毒，而明天死的人數可能是十五到
二十。沒有人能搞清任何事，人人害怕。
世界衛生組織的小組人員住在比利時政府派住金沙薩的合作代表團的駐地，名叫福梅特
羅（Fometro），也即熱帶醫學研究所（Fonds Medical Tropical）的所在地。這地方有點像賓
館、倉庫、汽車停車場之類的，也是合作代表團的醫學研究項目規劃中心所在地，瑪瑪那模
醫院便是該中心經辦的。迄今，瑪瑪那模醫院沒有檢驗出這種新病毒的任何病例。比爾·克
洛斯及其全體醫務人員並未冒險一試，這所醫院有兩千張病床，有兩千病人住院，每天還有
一百個嬰兒在這裡出生，萬一有這種病毒感染爆發，對這裡便是極大災難。比爾組織了一個
隔離體系，旨在確保任何感染疫病的人都能收容。凡新住院病人都要經過仔細甄別，檢查有
無這種疾病的任何症狀，一經發現，便立即轉移到一個特殊病房，以便進一步仔細監護檢
查。
瑪瑪那模醫院迄未檢驗確認出這種病毒的案例，恩格利馬醫院則不能這麼說。一個病人
感染了，另一個病人死了，於是隔離格外嚴密。有一個病房，叫做「1號病樓」，被指定為
病人隔離區，但是，醫院內部行動並不禁止；第二個病房，「5號病樓」，劃為接觸過病毒
患者的本院醫護人員隔離專用。不下37人被官員們驗明曾接觸過馬英嘉。一位名叫瑪格麗
塔·艾薩克森（Margarita lsaacson）的南非醫生負責隔離檢疫工作。她是個身材不高，精力
充沛的婦女，戴著大眼鏡，遮住了半個臉。據說她曾經是一名以色列傘兵，善於發號施令並
要求絕對遵從。她在高度負責的氣氛中進行了檢查。醫院裡的恐慌氣氛是明顯的。病人的眼
神中就帶著問題：你有嗎？我有嗎？我已經快要死了嗎？
在這樣環境下，意志堅強的艾薩克森醫生做出了非凡的工作，控制了恐慌。在像金沙薩
那樣的城市裡，要做成任何一件事都是很困難的。要保持隔離，自然是很可怕的事。除嚴格
注視被隔離起來的病人之外．她還要保證病人有吃的，讓他們的家人知道他們的狀況。使艾
薩克森醫生顯得更突出的是她決心確保那些家屬不得進入隔離區。這在非洲是前所未有的。
病人住進醫院後，其家屬實際都隨病人一起住進醫院。住院病人畢竟不能依靠醫院供給飲
食。通常連基本的看護也指望不上。這一切都習慣地落在家屬身上。因此，艾薩克森醫生禁
止家屬探視是空前的舉措。
每天早晨，家屬們總是等候在醫院人口處外面，直到某位負責人出來，於是就詢問了：
醫院為什麼不讓他們探視住院的親屬、誰管病人有足夠的東西吃？如果萬一病人情況惡化，
沒有親人在旁慰藉，後果怎麼辦？艾薩克森醫生親自會見那些家屬，她向他們懇切說明她非
常同情，「但是我無能為力，在不再存在感染危險之前，你們決不能見他們，難道你們也要
染上這病嗎？」
不，他們並不要。問題似乎解決了，似乎達成一定的理解。但是第二天那些家屬又來
了，還是那些老間題。艾薩克森醫生再一次跟他們談話，讓他們知道決不能去見住院的親
人。隔離是絕對的。
我抵達金沙薩還不到24小時，就奉命出席世界衛生組織小組成員和扎伊爾政府衛生部
官員們的會議。衛生部的那些官員全部聽卡爾指揮。卡爾領導全體，指揮有方。他在傳染病
學方面的造詣比小組中任何人都高。他在拉丁美洲領導進行的流行病調查的經驗使他對外國
文化特別敏感。如果沒有這樣的敏感性，他就不可能那麼和諧協調地安排處理在揚布庫爆發
的那場疫情。
卡爾雖是大家公認的領導，但小組會議通常總由衛生部長恩格韋特·基克赫拉博士
（Dr. Ngwete Kikhela）主持。基克赫拉博士身材矮小，圓臉孔，善於辭令，曾在比利時和
加拿大留學，攻讀公共衛生學。他也能說一點英語，但還不能跟外國同事用英語自由交談，
每當談到傳染疫病或處理複雜的疫情爆發時，他就完全不知所云。雖然熱心合作，他顯然是
期望世界衛生組織派來的這個小組幫助找出解決他國內危機的辦法。這畢竟也是我們份內的
工作。
但是小組其他成員，特別是那些比利時人。經常鬧些爭權的角逐。他們雖是前殖民統治
者，自以為一一也許是正確的一一對扎伊爾的政治和文化比我們這些人知道得多。因而自封
為扎伊爾的保護人。問題是他們根本沒有能力來指揮這樣的調查工作。於是他們就變而發洩
他們的不滿，對他們不同意的決定，就跟他們的德國甚至少數美國同事在背地裡滴哺咕咕。
無論怎樣那病毒並未潛藏、不露聲色、讓我們有時問去解決我們之間的細微分歧。我們畢竟
處於戰鬥狀態中，要消化吸收能夠獲得的每一則信息，來瞭解內地發生的情況。我們知道這
種病毒的新病案仍在繼續出現。但是次數多少？多少人已經隔離？是否已採取了一切必要的
防止疫情傳播的措施？
我們還有另一問題需要解決：喬爾·佈雷曼率領的前往疫情現場的先遣小組出了什麼事
了？按理說，他們早已該來到揚布庫了，他們到達金沙薩幾小時後就被送上飛機前來此地
了。我們很擔心他們。那地區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離開金沙薩後，
該小組飛進本巴（Bumba），揚布庫南邊大約八十英里的一個港市。但那是五天以前。迄今
沒有他們的信息。考慮了一下，我黨得可能有一個相對簡單的解決辦法。根據我在扎伊爾的
經驗，跟這個國家的任何人接觸，最好的辦法是通過傳教士。傳教士們在非洲有他們自己經
營的高效率的「叢林電訊」，在扎伊爾也不例外。在金沙薩調查了一下，我獲悉北美教會組
織在離揚布庫不太遠的地方設立了一個野外工作站，他們有一台無線電用來跟金沙薩的同事
每天聯繫。第二天早晨我便來到金沙薩教會組織的辦公室，守在無線電旁等待揚布庫方面來
話。跟那邊的傳教士一接上話，我就向對方說明我們遇到的問題，詢問傳教士中能否派人搜
尋喬爾·佈雷曼和他的小組其他人員，或者把他們找到無線電前來，如果辦不到這些，能否
查出喬爾·佈雷曼那些人出了什麼事了？
對方向我保證，當晚一定有人用無線電給我回話。
12個小時後，我回到傳教士組織中心。有了好消息。已經找到喬爾一行人了。每個人
都很好。喬爾明晨將親自來話。那時，我對喬爾還不太瞭解，後來彼此都很熟悉。喬爾身高
六英尺以上，講話嗓音甜美，典型的男中音，使你聯想到廣播電台的深夜節目播音員。為人
老實，不搞圓滑作風。他渴望的莫過於攻克咄咄逼人的威脅性的挑戰，所以他放棄在密執安
州任公共衛生官員的職應來參與這偏遠貧困地區的調查。他的法語講得很流利，儘管明顯地
拖著腔。他曾在前法屬西非多年，試圖制止天花流行。他對非洲文化有很好的理解：當我們
終於能夠直接通話時，喬爾向我講述了他的小組離開金沙薩以後的遭遇。
「扎伊爾空軍把我們甩下了——真是這樣」，他說，這事是到達本巴之後。「飛機在機
場跑道上降落後，駕駛員不肯關機，一個像自行車打氣筒的東西就能使它伸高四十英尺。此
外，天線頂端還裝了兩條電線，可接收微弱的無線電信號。無線電本身插入吉普車的電池。
它運作了，真叫我高興。至少，我在金沙薩試用它時，它確實運作了。我到達目地後：——
無論是哪裡，它能否同樣很好地運作，就難預料了。
當我們做好準備，即將離開金沙薩的前兩天，消息傳來，揚布庫的疫情已顯得減弱了，
但是沒有人能肯定危險是否已經過去。就我們所知，這種疾病可能仍在叢林中蔓延。這個消
息使得我們更有必要在疫情傳播的蹤跡沒有消失或在農村廣為傳播發展到不可收拾之前，盡
快在金沙薩再有一個調查小組。
終於，出發北行的日子到了。那是10月30日，正是我到達金沙薩一周之後。一大早，
三個小組的成員一一揚布庫小組和另兩個人數較少，一個由西蒙帶領，一個由我帶領的小組
——都來到了恩吉利（N』djili）軍用機場，等在那裡看著機場工作人員將三輛吉普車，四
十桶內燃機燃料，幾箱軍用品糧食和其他所需物資裝上C一130飛機。我看著看著，突然
一種熟悉的不安的思緒——焦急與興奮的期待相交織——湧上心頭。在這以前，我從來沒有
做過現在這樣的事。很難料前景如何。不能等待，就要啟程了。
不幸，我們卻必須等待。
我們坐到飛機一側折迭式小座位上後，滿懷信心地等著飛機馬上起飛。毫無動靜。
引擎沒有發動。機身紋絲未動。我們又等待了好久。還是沒有動靜。終於，耽擱的原因
清楚了。外邊柏油路上，空軍司令員正在同本機飛行員談話，必須等他的上級朋友——也
許，他打開C一130的後門，叫我們帶著自己的東西趕快離開，我們一走下飛機，他們馬
上就飛走了。」
他們在前往揚布庫的途中，喬爾繼續說，遇到村莊便停下來詢問有沒有人病了。雖然他
們沿途沒有發現新的病例，但是村民們卻顯然知道疫情的危險。人們紛紛跑來，擠在他們車
子周圍，被這種疾病嚇呆了。許多村莊自己搞起了隔離檢疫。陌生人不得進村，本村居民出
外時間長了，回來後也要檢查有無疾病症狀。過去多年防治天花的經驗，村民懂得了這種強
制檢疫的必要。
喬爾一行人抵達揚布庫以後，發現那裡已陷入一片混亂之中。醫院裡的人已經逃空了，
醫務人員中不少人已死於這種病毒。自以為接觸過這種病的扎伊爾人全都跑回自己村裡去
了。留下來的人在恐懼中等待著弄清自己是否受了感染。比爾·克洛思在他後來寫的小說
《埃波拉》中對這番情景作了很好的描述。雖然是小說，它對揚布庫那場疫情爆發的記敘，
事實上是對1976年那地方發生的一切事件的最佳研究與最準確的記敘。喬爾告訴我，他懷
疑揚布庫醫院不但遠非病人的庇護所，實際上還助長了這種疫病的傳播。滅菌技術——尤其
是反覆使用同一皮下注射的針頭一一無疑是傳染的主要媒介之一。「我們仍聽到新的病例發
生，」喬爾說，「問題在於我們不能斷定它們肯定就是這一特殊的病毒。由於醫院倒閉了，
人們不再來揚布庫了。他們躲在他們的村子裡，因此對形勢很難作到全面的瞭解。」
結束這次通話時，我對喬爾說我們將同扎伊爾軍方聯繫，試圖請他們派機到本巴去把他
們接回來。但是，想找人飛往本巴，可不容易。就扎伊爾軍方官員來說，以為這種病毒是空
氣傳播的，他們只要在本巴吸口氣，就得死亡。更糟的是我無法使他們確信喬爾一行人中沒
有一個人受感染。於是我們就轉向比爾求援。
雖然我剛認識比爾不久，我卻很信任他，我覺得在組織管理方面他是一個天才，否則怎
麼說明他主辦瑪瑪那摸醫院的功效呢？在一個到處貪污腐化的國家裡，他拒絕容忍懶散與低
效率的作風。此外，他還是個樂觀主義者。當初激勵他首先志願到血腥的叛亂中心行醫的理
想主義熱情，至今仍在。如果換了別人，在如此緊張和挫折下碑就會放棄努力了，所以，當
比爾會見蒙博托後回來告訴我們說將派一架飛機去接回我們的調查人員時，我並不驚訝。即
使如此，駕駛員飛抵本巴時仍拒絕走出飛機，佈雷曼一行人登上飛機後，飛行人員堅持要他
們盡可能地離座艙遠些。
我到達金沙薩的第四天，就傳來更多的壞消息。這次，不是金沙薩，也不是揚布庫來的
消息。這種病毒在揚布庫爆發之前就已明顯地衝擊了蘇丹南方地區，在揚布庫東北大約五百
英里。那裡爆發的疫情跟導致揚布庫數人死亡的疫情完全一樣。這兩個疫情是親屬關係嗎？
由於蘇丹爆發的疫情早於扎伊爾的疫情，我們的結論只能是：如果兩者有關聯的活，那未，
這種傳染一定起源於蘇丹。如果那樣，它一定經由西南，越過邊界，沿著利文斯頓博
（Dr.Livingstone）於18世紀70年代勘探出來、至今很少變動的那條路線進入扎伊爾的。
應當有人去那邊（盡可能接近蘇丹邊界）看看這兩種疫情之間是否存在聯繫。接著我又想：
我何不親自去一趟呢？
卡爾不反對我的決定，小組其他人也不反對。可能是因為沒有別人願去。我要去旅行的
那地力跟地球表面任何偏遠地方一樣偏遠。在那地區之外很少有兒個人能想得出那裡會有些
什麼。我找到一份米什林繪製出版的該地區地圖（Michelin map）帶在身邊，估計會有幫
助。後來我認以到那一定是卓越的樂觀主義者繪製的。這份地圖更多的是憑信心而不是依照
製圖法繪製的。地圖上寫的建議並不令入鼓舞：「凡是沒有清楚路線的地方，嚮導和導航器
材是必要的。單車走這條路最不明智。」這說的很好。接著是這樣引人興趣的話：「本圖中
描繪的國際邊界不能認作可靠。」作為有聲譽的地圖製作人，寫出這樣的話，無疑是承認繪
制的不幸失敗。
我正在邊界勘探時，小組大部分人員部集中在揚布庫，研究後來的病例。如果一切順
利，調查人員也可能會成功地限制傳染的擴大。與此同時，世界衛生組織小組另一成員，比
利時嗜眠病專家西蒙·紐文霍夫博士（Dr. Sinlon Van Nieuwenhove）也計劃沿豪特扎伊爾省
（tlie Prorince of Haute Zaire）境內更靠南邊的一條路線出發，去那些有鐵路等公共運輸服務
較好的地區。在那裡，埃波拉病毒可能傳播得更快。但是該病毒將遇到很大阻礙。第一，要
到達那地區，就必須先通過我現在正要去的那個偏遠地區；第二，鐵路的速度跟蝸牛爬行一
樣緩慢。它的出名的遲緩簡直成了傳奇。有一次我們托鐵路上運送一桶柴油補充我們的燃料
供應，竟始終沒有送到。
我們出發往北方進軍的日子越來越近，福梅特羅天天開會，情況越來越緊急。一大堆困
難亟待克服。如何捕捉那些可能變為傳播病毒的動物和小蟲？對揚布庫爆發的疫情究竟應該
如何調查？現場實驗室應採用何種工作方法？另外，還有一個問題總在我們腦子裡素回著：
如果我們小組中有人染上了這種病毒，那該怎麼辦？
日子在緊張地準備生活用品和必需的裝備中消磨了。我們需要小玻璃瓶、注射器、橡膠
手套，和其他用品；還需要吉普車和燃料。北方會沒有燃料，我們必須帶足自己需用的燃
料。經濟上，扎伊爾已陷於困境。過去，她是比利時的殖民地，稱為比利時剛果。自1960
年贏得獨立以來，一直努力爭取自力更生。到了1976年情況變得更糟，主要原因是三年前
政府將私人企業全部沒收，改為國營，以致整個國家經濟趨於崩潰。像大部分非洲農村一
樣，內地沒有電，1976年間實際上連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蠟燭，也買不到。情況如此之
淒慘，農村很多地方連啤酒也沒有。啤酒成了非洲經濟盛衰的晴雨表。啤酒沒有了，表明國
家經濟景況一躡到底。
金沙薩的情況略微好些。但我們仍難找到我們需要的供應物品。比爾和他的瑪瑪那模醫
院的同事一一夫婦倆人，原來是英國軍隊裡的獸醫——很有辦法，幫助我們買到了所需的一
切。另外，美國大使館又提供我們真空罐裝軍用口糧。那些罐頭必須用鑰匙才能打開，實際
上是過時的物資了。我得到的一份，其上標注的日期是1945年或更早一些。我想，也許
1945年是製造軍用口糧最好的一年吧。
我們另一主要關切的問題是在我們小組成員之間建立某些聯繫的方法，以免重蹈喬
爾·佈雷曼的覆轍。傳教士組織中心再一次幫了大忙。金沙薩的比利時天空教傳教士有一種
專門聯絡的裝置願意供我使用。那是一台只用一個單邊帶的收發機，只需一節12瓦的電池
就可操作，天線就裝在我的吉普車後面，用（原文缺）
他們是親戚一一到來跟我同乘這趟飛機，飛機才能起飛。他還堅持讓我們替他帶些供應物
資一一他要發給本巴的。沒有人會反對。這類事情已經成了慣例了。在扎伊爾，任何人手裡
掌點權，幹這種勾當，極少感到內疚的。如果手裡有權不利用，就等於失去了權力一樣。
我們終於起飛了，兩小時後便到達本巴。飛機在紅土跑道上剛停穩，人群便跑了出來察
看發生了什麼事。大多是兒童。他們大張著嘴看著飛機上卸下的物資，這在本巴是罕見的。
一架運輸機的到來，確是一件大事。
我們飛行的第二站是基桑加尼（Kisangani）。到達時已是下午很晚了。這個城市離赤
道很近，剛下午六點，夜幕就降臨了。這意味著時間很短了，只能卸下兩輛吉普車和那些物
資，還得要找過夜的地方。當地天主教會提供給我一個住處。我一走進裡面，看見一張長方
形大照片，照片中人物是以前在該教會工作過的傳教士們。他們都是十年前被扎伊爾的叛變
士兵殺害的。這張照片提醒人們：使這一地區變成這麼危險的不僅是疾病。
這種病毒不能長期無名，給它命名的榮譽落在了卡爾身上。儘管揚布庫似乎可以為名，
卡爾不以為它是個響亮的名字，也許他不想給這個小鎮再增添任何污名了。他研究了一地區
的地圖，注意到楊布庫附近有一條河流，於是便決定以該河的名字命名這種新病毒一一埃波
拉（Ebola）。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