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與挫折的淚水在我眼裡不斷湧出。我站在扎伊爾首都金沙薩瑪瑪·那模（Mama
Yemo）醫院一張骯髒病床的床頭看著一位婦女死去，她大概不過25歲，直挺挺地躺在破舊
的床墊上，身體裸露著，連一條覆蓋的被單都沒有。我猛力拍打著在我耳邊嗡嗡地飛來飛去
的蒼蠅，病房內大約有30到40位女病人，其中有幾位跟我面前這位婦女的情況完全一樣。
她的頭髮全禿了，面色臘黃，眼眶深陷，嘴唇全都潰爛。我進一步仔細檢查，發現她口內舌
上全是酵菌泡泡，這一定曾給她造成過極大痛苦。現在我們知道那是艾滋病晚期患者常見的
症狀。她們皮膚緊繃在骨頭上，像尚未著墨的油畫框架上的帆布，上面分佈著許多鉛灰色腫
脹的卡普西氏肉瘤（Kaposi』s sarcoma）疙瘩，是一種皮膚血管癌，艾滋病患者中最是常
見。她身上其他部分長著褥瘡，變成了許許多多流膿的小洞。她身材中等，體重卻不過五十
或六十磅。
她沒有家屬，沒有朋友，沒有人照料她。就我所知，這在扎伊爾文化中是反常的。按照
非洲人的文化傳統，一家人都圍在臨終病人身邊，好讓死者安詳地壽終正寢。條件許可時，
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讓垂危病人在舒適、而且具有文化並對個人有深遠涵義的環境中離開
人世，以便確保死者的靈魂受到祖先的款待，我曾在非洲見過因患糖尿病、結核病、麻風
病、甚至拉沙熱病而死亡的人。他們的家人總是圍在他們身邊，這樣就給予了他們很大的慰
安。凡是患了絕症的病人一般都是被家人接回家中而不肯死在醫院裡，這是極其常見的。
現在我面前見到的是新的、我在現代非洲的經歷中從所未見的人類悲劇：一個被遺棄的
年輕婦女正在孤獨地死去。
怎麼會這樣呢？
是何等大災難和文化扭曲的巨變導致了這一悲劇？我在扎伊爾的學校裡教書時也曾見過
苦難、窮困和疾病。我見過人們死於狂犬病和天花。我見過兒童死於瘧疾，而他們的媽媽只
是一旁看著，毫無辦法，一味地悲傷。可是從未見過像眼前這個女人這樣。在非洲，人們決
不一個人孤獨地死去。或者這只是我的認識。
雖然我見慣了那些絕症，但這位婦女的悲慘景況仍使我感慨不已。她集中體現了互相傾
軋的、混亂的現代世界已在非洲脫穎而出，一切常規習俗全都摒棄不顧。我極力試圖理解出
現這一切的理由。是什麼樣的疾病能夠如此戲劇性地、殘酷地轉變了傳統文化？我在非洲見
到過的所有致命疾病中唯有艾滋病已經造成了一座分水嶺。我在世界偏遠地區跟疾病鬥爭取
得的一切經驗現在都得重新評價了。我沒有什麼防止辦法可以提供，沒有慰藉可給，沒有什
麼小小珍貴的希望可供吸取。
突然，她呻吟了一聲，睜開眼睛望著我。不顧自身的疼痛，她禮貌地招呼我：「Moyo
Wanji」——您好，先生。
她向我投出一絲微笑，表明她也許有力氣回答我幾個提問。
我問她是哪裡來的。
「文博一尼亞瑪（Wembo Nyama）」她答道。我知道這個市鎮。1965年學年開始時，
我到過那裡。那是我讀了四年大學又在布魯塞爾學了一年法文之後來到那裡的，對一切都很
新鮮，又很熱情，當時我剛21歲，差不多就要在我教授科學和數學的一所中學裡擔任該校
校長助理。
轉瞬已近20年了。
我是在印第安納州農村長大的。如果那時有人告訴我說我將來要在扎伊爾農村給窮困的
學生教授科學課程並壽終於此。……只是，那時印第安納農村裡沒有人對我說過這類的活。
至於我自己，我懷疑我甚至都不會在地圖上查找扎伊爾——那時候叫做比屬剛果——這塊地
方。我生長在遠離大城市的農家，過著隱逸的簡樸生活。我媽媽想要我受到良好教育，可是
我們家從來沒有人上過大學。我高中同班的全體同學中只有五個人不怕麻煩花費時間向大學
提出過入學申請。我幸運地結識了一對夫婦，一個名叫吉姆·科弗爾特（Jim Colverts）的
牧師同他的妻子蘇（Sue），他倆對我很友好，而且多多少少地庇護著我。蘇在甫佛羅里達
州立學院———所不大的文科學院上過學。她鼓勵我向該校申請。即使那樣，我仍懷疑能否
前去。我們家沒有錢。後來當地衛裡公會資助了我一部分獎學金。
我懷著恐懼、疑慮和激動的心情於1960年秋天，帶著一隻士兵用的用品箱、一隻手提
箱和大約五十美元現鈔，搭上一輛灰狗長途公共汽車奔向佛羅里達。
大學不能全部回答我的問題。它使我更加渴望拓寬我的眼界。我知道我喜愛科學，我盡
可能地修讀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的每一課程。對於任何一個對科學有興趣的美國青年，這
時期真是再好不過的機會了。蘇聯已經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並且威脅要在太空中控制美國。
美國同蘇聯展開了競賽，要趕過蘇聯。突然大量經費撥出來用於科學教育。我向美國國家科
學基金會申請到了一筆補助金，於是我就能夠繼續深造，研究物理學。當我拿到補助金時，
我馬上想到：這就是我真正需要的嗎？
對於外面世界我一無所知。跟我的許多同齡人一樣，我是個理想主義者。我覺得如果有
機會，我能夠做得不同凡響。當時，美國和平隊成立才只幾年，對於那些好奇，尋求冒險的
人似乎是合理的選擇。他們準備把我送到地球上遙遠的角落裡去，這正合我的心意，不過我
要教科學，用我的學生的語言講課。和平隊所能提供我的機會只是去教英文。
正當此刻，衛理公會又來幫忙了。他們正征尋新近畢業、尚未結婚、願意去扎伊爾教書
的年輕大學畢業生。他們將替補那些死亡了的、或在60年代早期扎伊爾獨立後動亂期間被
迫離去的教師。當我獲悉衛理公會願意讓我去教科學，另外還資助我先在布魯塞爾學習一年
法文再去，我就決意這麼做了。
畢業後兩個月，我便登上了開赴比利時的輪船，還是帶著我上大學時用的那只軍用日用
品箱和手提箱。比利時向我展現了我前所不知的文化與生活方式，而歐洲卻未能讓我作好在
非洲農村生活的準備。
60年代扎伊爾首都金沙薩是一座管理運作得很好的城市，跟今天該市的情況形成了明
顯對比。車輛在保養良好的大馬路上往來飛駛，兩邊行人道上整齊地種植著棕櫚樹，蔭涼喜
人。夜間燈火燦然。一打開水龍頭，自來水就嘩嘩流出。對我這個來自遙遠的印第安納的人
來說，這一切都很新鮮，很了不起。也正是我在金沙薩那段期間，我第一次聽說到文博尼亞
瑪這個地方，那是位於扎伊爾東部開賽省（Kasai province）的一個小市鎮，就是我即將去
執教的地方。從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帕特裡斯·盧蒙巴（Patrice Lumumba）領導該國取
得獨立以來，到這時已有五年了。事實上，盧蒙巴曾經在我即將被派去的那所寄宿學校讀過
書，後來因「行為不軌」被學校開除了。1965年盧蒙巴被殺害，一位名叫約瑟夫·蒙博托
（Joseph Mobotu）的陸軍上校掌了權。直至現在，他仍然身為總統，孤立地統轄著這個分
裂的、陷於混亂的、貧困的國家。扎伊爾艱難地誕生以後，矛盾衝突蔓及全國，在這種情況
下，那所學校關閉了三年。在我去到那裡之前的一年，有兩位傳教士在那裡被殺了。該校重
新開辦，意味著文博·尼亞瑪的年輕人又有了受教育的機會。這是一次復興，我很高興能夠
參與。
我到達文博尼亞瑪後便發現我的職責不限於只是教書。我還受命負責安排學生的生活。
每一間學生寢室面積只有20平方英尺，要住12到15個學生。我感到學生們需要更多一些
空間。在沒有磚瓦泥灰的情況下，我抓到什麼材料就用什麼材料，主要是焙乾的泥土，用來
擴建學校的設備。我還得搜集糧食供我手下的這些人食用。這對我自力更生上了一大課。學
校沒有糧食，當地市場也不能充分供應200多個學生的口糧。我變成善於組織人員到鄉間去
搜購任何可以買到的食物。那時正是扎伊爾的困難時期（越來越艱難），人們自己都難找到
供自己食用的糧食，當然更無法供應我們的學生。搜購食品的任務需要藝術，善於外交手段
和很大的決心。戰爭留下的影響使情況更加複雜了。當地很多人過去幾年中一直藏在森林
裡，他們的田地拋荒了。搜購食品的做法未能成功。我只好僱傭當地人替我們捕獵野味。我
得讓孩子們有吃的。
上課、建宿舍、搜購食物之外，我還在當地醫院裡兼任工作。內戰中這座醫院遭到嚴重
損壞，亟需修復。從小在農莊長大的我，學會了許多有用的技巧，現在都用上了。例如，我
能安裝發電機，甚至能修好手提式調光機。沒有高質量的膠片，但是它還能湊乎著用，至少
能辨別股骨是否折了。
當了醫院干雜活的電工，使我得到了幾個新同事。一天深夜，我被從床上叫起，來到手
術室。黑暗中我瞥見好幾個外科醫生擠在一張帶輪子的床前，手裡拿著手電筒，要做完一個
危急的剖腹手術。可是發電機壞了。我被眼前的景象（一輩子都難忘）驚呆了：手電筒光下
一名婦女躺在那裡，大部分腸子都攤在剖開的肚腹外面。
「快來」，有人喊道。
我用手摸了摸我的臉，吸了一口氣，走到發電機前。我發現一條線路短路了，就把它修
好了。
自那以後不久，我就開始同醫生們一起巡視。我可以直接看到那些折磨文博·尼亞瑪人
民的可驚的疾病，僅舉幾例，如：狂犬病、天花、肺結核、霍亂、瘧疾等。瘧疾對小孩特別
嚴酷。有一次，一個不過八九個月的嬰兒患了瘧疾和嚴重的貧血病。兒科醫生雷·伊思利
（Ray lslev）說這嬰兒是心力衰竭。嬰兒的血液非常稀薄，血色淡紅。雷就給孩子輸進新
鮮血液。
「這將會使孩子好一些，」我對我自己說。
我站在孩子的床邊，靜靜地觀察著他，起初假定，接著又希望，這嬰兒可以康復。
可是由瘧疾引起的貧血症發展太快，於是這孩子成了我生平第一個見到的嬰兒死亡。
這是個可怕的經驗：那稀薄淡紅的血液；那僵直的微小身軀。可是這的確是一次經驗。
它促使我深思：一個雷·伊思利在像扎伊爾這樣的國家能做出些什麼來？他救活了一個病
人，又有多少病人、像眼下這個嬰兒，他卻來不及或沒能救活呢？
我懷疑：單單一個醫生的工作如何能遍及陷於如此苦難和疾病之中的全體人民呢？雖然
那時我並不知道，我卻帶著這個問題把自己引進了公共衛生界。
在扎伊爾教書第一年的年底，我決心向美國醫科大學申請就讀。我說服雷請他對我進行
考試，看看我是否夠格被醫科大學錄取。在扎伊爾向美國醫科大學申請，純係例行公事。首
先，我對美國各醫科大學情況實際上一無所知，又沒有可咨詢的人或機構。過去從未想過要
學醫，因此現在不知道該找誰請教，除非找現在文博·尼亞瑪的醫生們。他們中有一位曾在
明尼蘇達州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另一位在堪薩斯州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Kansas）受過教育。我還有一個親密的朋友，名叫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他是杜克神學院（Duke Dlvinitv School）畢業的。他建議我向杜克醫學院申
請，最後我向好幾所第一流大學提出了申請，包括：斯但福大學、哈佛大學、那魯大學、印
第安納大學、以及杜克大學。印第安納大學把我當成了外國人，不予錄取。哈佛、那魯、斯
但福、杜克都給我寫來回信，說由於他們沒有校友在扎伊爾，不能對我進行面試，所以礙難
考慮我的入學申請。
過去幾個月裡，我同另一位名叫香濃（Shannon）的教師建立了深厚友誼。我們不僅十
分親近，而且還商量了要訂婚。（我們不僅訂了婚，並且於196＆年結了婚。）碰巧她有個
叔叔是杜克醫學院畢業的。我讓她看了杜克給我的回信。她立即寫了一封措辭強烈的信給杜
克的教務長悉德·奧斯特豪特（Svd Osterhout），對他們拒絕我的做法深表不滿，同時又提
出她的叔叔就是杜克大學醫學院的校友。使我驚訝的是奧斯特豪特教務長竟給她回信，說他
們重新考慮了我的申請，保留我的檔案直到我6月份回去面試。
但是杜克和我都沒有料想到扎伊爾政治局勢的變化。為了鎮壓60年代早期叛離的加丹
加（Katanga）省的革命，蒙博托僱用了比利時的僱傭軍替他打戰。現在那些僱傭軍本身已
成了一支反叛軍隊。蒙博托沒有及時發錢給這些僱傭軍，這些僱傭軍便不再忠誠於該政權
了。1967年4月末5月初，那些僱傭軍集結在金沙薩（過去叫斯但利維爾一Stanleyville）
市內和周圍，決定反叛。他們佔據了包括電台在內的一些要害建築物。蒙博托則採取了獨特
的對應手段，把全國的白人全都軟禁起來。他命令他自己的軍隊進駐學校、醫院和其他機
構，去「保衛」那些白人。任何白人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離開其住處。我們的學校也不例
外。一天，扎伊爾軍隊襲擊我們學校附近的一個小型飛機場。在跑道上放置了許多圓鐵桶，
使任何飛機都不能起飛或降落。然後他們就散佈在學校和宿舍各處，確保我們這些人不得逃
走。
不過他們還讓我們做我們的工作，繼續教學。我跟那些士兵相處得驚人地好，跟他們分
享食物，共看連環漫畫雜誌，等等，但是無論如何決不能讓我們走出自己居住的地區。為了
確保我們不得與外界聯繫，他們甚至沒收了我們的收音機。他們甚至拿走了我們的電動剃鬚
刀和其他他們懷疑可能是偽裝的無線電設備的小機件。幾個星期過去了，我開始醒悟到我有
失去進入醫科大學學習機會的危險。沒有無線電，我無法讓杜克知道我不可避免地被阻留的
情況。
6月來了，又去了。我陷入失望之中。最後，經過十個星期軟禁之後，7月下旬，我試
著跟看管我們的士兵說理，要求他們允許我進城去。
「那有什麼害處呢？」我強調說。
怎麼也不行。
說理升級到爭論，結果總是以一方面的「不行」而告終。
我鑽進我的小吉普向公路上開去。當我接近蒙博托的部隊時，他們威脅地向我揮舞著手
中的步槍。我裝作傻子似地微笑著繼續開車前進。我試著裝得很安詳，實際上心裡嚇得要
命。我唯有希望他們不要叫我腦袋開花，殺一儆百。我確信子彈馬上會向我飛來。但我還是
盡力控制了自己沒有低下頭來。
什麼事情也沒發生。
我驅車徑往卡南加（Kananga）簡易機場，想法疏通在DC一3航機上弄到一個珍貴的
座位。我總擔心怕有人會注意到有一個在逃的「白人佬」在市內流竄。幸好似乎並沒有人在
意，我才放了心。我花了三天時間試圖訂到一個座位。這全是碰運氣，像買彩票一樣，沒有
常規。「到機場看看能不能搞到一個座位，」人們這麼對我說。我很聽話地每天提著手提箱
和袋子到機場走一趟。
我終於說服了機場售票的人賣給我一張機票。這時已是7月的最後一個星期。
在金沙薩的一番耽擱使我直到8月第一個周未才到達紐約。在教會總部領取了我的工資
後便馬上出發前往杜克大學校本部所在地、北卡羅來納州的達勒姆市。第二天早上，我帶著
全部所有的錢一116鎊，穿著褪了色的舊開領短袖襯衫和褪了色的舊卡嘰布褲，來到悉
德·奧斯特豪特的辦公室裡。我作了自我介紹，試著解釋不能早早來到的原因。他聽得似乎
很感興趣。要麼是我的故事（是真假都無關緊要）真好，要麼是他真的相信我所說的。總而
言之，他讓我感到受歡迎。他說他將為我安排幾次面試。所有面試我的人似乎對聽我講述的
冒險奇遇更感興趣，向我提問複雜的醫學問題倒在其次了。他們告訴我兩周內將作出決定。
如果我被錄取，只有一周多點的時間準備開學了。我乘坐長途公共汽車回到印第安納我媽媽
的住處。媽媽看見她的在扎伊爾農村曬了三年，吃的粗茶淡飯，變得又黑又瘦的兒子的形
象，驚駭極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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