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扎拉（Nzara），1979
當我和羅伊·巴倫（Roy Baron）在恩扎拉著陸時，天已快近黃昏了。夜晚並未緩解炎
熱。熱氣跟我們飛機在朱巴（Juba）起飛前一樣。蘇丹（Sudan）南部的濕氣吸盡了我們身
上的每一滴汗水，簡直沒法涼下來。
因為駕駛員只能靠視力飛行，他們不得不在這同一政府的招待所裡過夜。我跟我的同事
都在這裡住宿過。他們並不高興。想到要在這個致命的傳染病流行地區逗留一夜，他們不禁
膽戰心驚。但是又別無辦法，除非他們冒險馬上一口氣飛回喀土穆（Khartoum）去。
這一耽擱於我倒是有利，給我提供了極好機會：這樣他們便能替我找些東西到喀土穆去
交給美國大使館運回美國。他們不知道我托他們帶去的包裹裡裝的是些什麼。如果他們知
道，肯定要拒絕攜帶，因為（如果我的預感正確的話）包裹裡裝的正是他們急想逃離的埃波
拉病毒（The Ebola virus）。
他們並沒有受感染的任何危險。我知道怎樣包裝好病毒樣品，機組人員不會遭到感染
的。當我告訴他們要請他們帶一包東西回喀土穆時，他們實際上是很樂意帶的。我們需要盡
快把病毒樣品送到亞特蘭大（Atlanta）「疾病控制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一
CDC）我們的實驗室去，以便確定這次疫病爆發的原因。今天有許多更快速更靈敏的檢測
手段，有的甚至在采樣現場就可進行，但是在1979年那時候，唯一能夠確定埃波拉病毒的
辦法，只有驗明特定的抗體或從培養的細胞和組織中分辨出這種病毒來。僅憑臨床觀察是不
夠的。在世界的這個地區，人的平均壽命不到50年，傳染性疾病到處皆是。許多不同的感
染，看起來像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初期症狀，如高燒、頭疼、腹痛，咽喉疼等，也可能是流感
發作的徵象。即使明顯的出血症狀看來很像埃波拉病毒感染，也難以確診一定就是。如果我
們弄清楚了這就是埃波拉病毒，還有一問題仍需解答：它與1976年流行的疫病是否同一菌
株？或者是另一種我們從未見過的菌株？
我們決定當天夜晚就在延比奧（Yainbo）（距恩扎拉不遠的一個市鎮）的一所臨時醫院
裡檢查病人，我和羅伊一放下行李，就準備好從病人身上採取血清樣品需用的器械。獲得這
些樣品只不過是戰鬥的一半；我們還得保存好它們。首先，我們得從病人身上抽血，然後將
紅血球細胞同含病毒的黃色血清分離，將取得的這些血清樣品冷凍在我們從喀土穆一路帶來
的乾冰之中，最後包裝運寄。
我們到達這家醫院後，看到的是昏暗燈光下一座泥土壘砌為牆、茅草為頂的房子，沒有
窗戶，幾個人聚集在進口處的外邊——原來他們是屋內臨終病人的家屬，他們臉上的表情極
為悲痛。羅伊和我穿上防護套服，看起來很像是美國空軍的跳傘服——只不過我們這些跳傘
服是用白色塑料膜製成的。然後又戴上防毒面具。它們不僅使人熱得難耐，又十分笨重，還
常常把病人嚇得要死，如果埃波拉病毒沒先把他們病死的話。
在茅屋裡，迎接我們的是一派十分陰慘的景象。在那盞小煤油燈閃爍不定的燈光下，我
們看出大約有十一、二個病人，都是成年人，躺在泥土地面的草蓆上，有的痛得直翻騰，精
神錯亂，徒然地掙扎著想逃脫病毒對他們身體的侵蝕。還有些人僵直地躺在那裡，喉嚨裡呼
喀呼嘻的響聲，兆示著他們已經臨終了。赤道夜晚的極端酷熱將我們置於無情的控制之下，
防護套服和防毒面具使我們更加難受，我們汗出如雨，幾乎難以呼吸。
為了檢查每一位病人，我必須手持煤油燈，跪在地上進行。羅伊則幫助整理我採集到的
血液樣品。在這以前，他從未在發展中國家工作過，更少目睹埃波拉病毒這般肆虐。因此，
這一定使他大力震驚。
明顯地出血，在埃波拉熱病早期並不常見。但是輕微的出血，例如眼底出血，倒是常
見。我必須審視病人的眼白、檢查鼻腔和牙齦，尋找出血的症狀。皮膚出血的微小斑點、瘀
斑，是個重要的跡象。可是在皮膚黝黑的非洲人身上卻不易看出，即使條件再好也煞為困
難。憑借一盞煤油燈的昏暗光線是不可能的。一個細小的疹子在某些病例中也同埃波拉病毒
相關聯。但是在這樣昏暗的燈光下，我是不能指望看出它的。然而，只要看一眼這些病人的
喉部就能獲得可以信服的證據。經過五天潛伏期和發病兩三天以後，埃波拉熱會使患者喉嚨
腫起，疼痛難忍，甚至連唾液也不能嚥下。看看那喉嚨情況，就知道了。它就像漢堡生牛肉
那樣地鮮紅，黃色濃汁從扁桃腺內不斷地滲出。
埃波拉熱的另一症狀是直腸出血。但是，若非明顯出血（經常並不明顯），就很難確
診。要麼詢問患者家屬，要麼化驗糞便和血液，而由於邏輯的以及文明的理由，這類檢查通
常是很難做的。
我們好像在中世紀黑暗時代進行醫療工作，沒有調光機、沒有血球計數、沒有血液培
養、沒有輔助診斷的設備條件，唯有依靠我們自己受過的訓練和經驗。可是我們仍然努力進
行，一個病人一個病人地檢查著。
每一個病人顯示出來的情況都是一種不同的挑戰。其中有三人已經精神錯亂，手足亂
動。我只得請護士或病人家屬幫助把住病人手臂，才能抽血。檢查了以後，我便確有把握地
斷言至少有七人染上了埃波拉病毒，對其餘病人我還沒有十分把握，他們患的可能是其他疾
病。我們的職責是馬上把那七位患者隔離，然後盡最大努力予以救治。
三個小時後，一切都辦好了，這時已近半夜十一點了。我已經差不多二十個小時沒有睡
覺，真累極了。工作還沒做完，還得把血清同紅血球細胞分離。「疾病控制中心」的技術人
員一定要生氣的（他們要生氣也是對的），如果他們接到我寄去的血清樣品中混有溶解了的
紅血球細胞的話。因為那將要影響他們檢驗的精確。這裡沒有電，我只得想法臨時湊合。幸
好我有點先見之明，來時帶了一台陳舊的手搖離心機。可是它只有兩個吸取器，一次只能做
兩個樣品。我共有十二份樣品要分離，每一對試管大約總要搖上十分鐘才能做到合乎要求的
分離。我至少要搖上整整一個小時才能做完這十二份樣品。然後我還得把它們一一等分，用
籤條標明，包裝起來放在乾冰裡。很快我就發覺我已筋疲力盡，不可能一口氣搖上十分鐘，
中間要時時停下來喘口氣。
我工作的房間裡只有一張搖搖晃晃的小木桌，我只能自己幹這活，不能讓任何人參與。
因為，一個試管可能意外地破裂，而我由於過度疲勞可能注意不到而被灑濺到身上。何必又
讓別人來冒此危險？我只戴著外科手術用的口罩和塑料膜紙做的防戶套服，天太熱了，不能
戴防毒面具。我是戴眼鏡的，覺得無需再戴護目鏡。儘管已經筋疲力盡，我還是盡量仔細用
心，不過這並不意味我就沒有危險。我幾乎隨時都可能受感染而不覺。如果受了感染，不到
潛伏期過後，發起高燒，全身痛楚，埃波立病毒感染的初期症狀明顯時，我是不能確定自己
受了感染的。我花了將近五個小時才做完全部十個血清樣品。這時已是清晨五點。草叢中洋
槐樹上的晨鳥鳴聲瞅嗽，在迎接東方的朝曦。
我的精神振奮起來，美麗的非洲黎明景色在朝霧中顯得有些模糊，我們住宿的招待所
（我曾試圖在裡面睡上一覺）只有幾個房間，幾張塌陷的鐵架鋼絲床上鋪著棉布墊子，沒有
被單。雖然這裡比醫院裡要稍微涼快了點，但仍悶熱得叫人透不過氣來，很難入睡。不過時
間並不長。我得在早上七點左右起床把那些裝滿我艱難地分離出來的血清樣品的貴重包裹送
交飛行員們，請他們帶回喀土穆去。這一切只不過是序曲。正式調查將於明天開始。
我們的任務很明確：測定疫病流行的範圍，鑒定所有的病例，隔離所有病人，防止傳
染。嗣後的日子裡，幾天或幾周，將深入細緻地查訪染患埃波拉病毒的病人。同時，我們將
設立一個小型實驗室來檢驗抗體，免得老在等待亞特蘭大送回檢驗的結果。
我們到達延比奧鎮兩天之後，我又來到那所臨時醫院檢查可能染上了埃波拉病毒的患
者。在這種場合，我決定不戴防護面具，因為戴著它實在太難受了。病人是位年紀很大的婦
女，是從確認有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地區送來的，她發著高燒，有時狂言訖語。據說，這位老
婦人在住人醫院前就已發作過一次。埃波拉病毒熱患者有時候會出現這種情況，尤其在熱病
的晚期常會發作。雖然我沒有查出任何出血的症狀，老婦人病得很重則是毫無疑問的。
我跪下來給她抽血，她手腳亂動，翻騰不停。遇到這種情況，一般我都叫人握住病人胳
臂。可是這個老婦人年紀太大了，又很虛弱，我想還是我自己來處理吧。我緊緊抓住她的左
臂，準備把針頭插進她的靜脈。針頭插進後便開始回抽注射器以保證針頭確在靜脈中。這
時，她突然猛烈翻身，力量大得異常，我根本沒有料到一個病弱老太太能有這麼大的力氣。
這一出乎意料的動作，使得針頭滑了出來，刺穿了我的手套。接著，我便發現手套上有一滴
鮮血，是我的血。
過了一會兒，我記錄下針刺情況。我看見我姆指甲根部的皮膚被劃破了。
我悄悄地詛咒了。
我怎麼竟會這樣大意呢？我已經替三百多位拉沙熱（Lassakve)病人抽過血，從來沒刺
到過自己。我當時本能地反應：脫下手套，放聲大哭。但是，這樣做又有什麼用處呢？雖然
我用清毒劑清洗了傷口，可我知道傷害已經造成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老婦人的血樣取
好，繼續工作。我不能說我很鎮定，但我也不驚慌。我有著一種很晦氣的心情。我比大多數
人都清楚，在致命的流行疫病中，一旦被可能受過污染的針頭刺著——像我早些時候在扎伊
爾調查過的那種病毒——能夠活下去的希望實在不多。
實際上，我應該說，其死亡率大概是百分之百。
當然，我現在是在蘇丹，有可能這裡這種病毒的菌株並不那麼厲害，——儘管這方面資
料還不大清楚。我也知道，一位名叫傑夫·普拉特（Geoff platt）的英國研究人員，在1976
年扎伊爾的疫病流行之後，在波登·當（Porton Dewn）的「熱實驗室裡給老鼠注射時，也
曾被沾滿英國索爾茲伯裡（Salisbury）附近流行的埃波拉病毒的針頭刺著過。他大病了好些
日子。他像我一樣，針頭刺著了姆指，但並未流血。跟我一樣，他也是馬上用消毒劑洗了傷
口。後來，一位同事問他為什麼不乾脆把姆指截斷。因此，我不能從他那個先例增加多少信
心。我也不能對醫療寄托任何希望。沒有特效藥，沒有埃波拉病毒的疫苗，沒有什麼可治療
的方法。
幾乎無可救藥。有一種可能，也許沒多大價值，但我別無他法了。1979年那時人們認
為康復血漿，即從患過埃波拉熱病痊癒的患者身上抽取的血漿，對埃波拉病毒可能有一定療
效。但是英國迄今做過的幾次試驗的資料——那些試驗的設計大都欠佳——令人信服的根據
不足。1976年間我們為防萬一需用也曾採集過一些這樣的血漿，這次到蘇丹來，我也隨身
帶了一些。這些血漿狀態並非最佳，不過至少經過仔細過濾，除淨了其中的綠色雜質。我想
就請羅伊替我輸進這些血漿，希望能起作用。除此之外，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按照這類緊急意外事件的處理辦法規定，我必須由專門配有現場隔離室的飛機送我離開
此地。可是，這架飛機此刻正停在歐洲的某機場的跑道上，機上的隔離室又存放在開羅美國
海軍醫學研究所（U.S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裡。而且，即使我馬上可以撤離，那
實際上就等於由我中止了這次調查。小組裡其他同事都沒有我的經驗，我離開後他們就不能
繼續工作，那就意味著我們一向的努力都將成為泡影。如果我留下不走，將會出現什麼情況？
如果我撤離了，又將出現什麼情況？我開始權衡著這兩種不同的後果。
一、這位老婦人死了。如果那樣，我身上就很可能潛伏有埃波拉病毒。不過我估計等她
死後我至少還有足夠的時間可以離去。
二、她可能患埃波拉熱病，但是活過來了。假如那時我們檢驗她的血液並且找到了抗
體，我們就有了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我已經感染了埃波拉病毒，在那情況下，我就得立即采
取行動——無論可能是什麼樣的行動。
三、有可能她根本就不是埃波拉熱病。如果那樣，我若是提前走了，而且安排從開羅運
來隔離室，我將會感到荒謬可笑。總之，我這樣推理：既然血漿是目前唯一可用的醫療藥物
（儘管對它的療效還有疑問），回美國去使用它，同留在蘇丹使用它，對我並沒有多大差
別。無論怎樣，在我病倒以前，已來不及返回美國了；像我這樣感染的埃波拉病毒，潛伏期
至多也只幾天。
其次，我還得考慮另一問題。如果我留下不走，而我又的確感染了埃波拉病毒，我會不
會連累別人的生命也遭受危險？這種疾病在早期階段不易傳染，除非有人沾上污染了的血
液。於是就這樣決定了：我留下不走，爭取平安度過危險。
那天晚上，羅伊替我輸了血漿，我們喝了大半瓶威士忌酒。我很願該酒能有一點治療作
用。如果這是想入非非，至少我也得到了一點安慰。酒瓶已經空了，我無事可做，只有回招
待所躺到那棉墊和薄布被單上去。
從那以後，我繼續仔細觀察著那位可憐的老婦人，每天至少到病房看她兩次，檢查她的
脈搏、呼吸和體溫等等，抽她的血，看看她身上有沒有長出抗體。假如我睡過覺的話，也只
是斷斷續續地時睡時醒。雖然我按常規到處走來走去，但是腦子裡總是記掛著她。無論她身
上發生什麼事，都好像發生在我身上一樣。她的命運已經成了我的命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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