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台書屋--外國文學--彼得·梅爾--重返普羅旺斯

第二章

　　懸而未決的謀殺害
　　我與馬裡厄斯初退時，一見面就差點釀成血案。我遠遠看見馬裡厄斯那高挑的身影，手插在上衣口袋裡，在通向村子的大路中央閒逛。聽到汽車引擎的響聲。他轉過身來，看見我正驅車過來。在那段路上曾經有過一兩次心驚肉跳的經歷之後，我已經學會不再相信路上的行人、騎自行車的人、拖拉機司機以及狗和驚慌的雞仔們那令人無法預料的動作。我慢慢地減低了車速。他一下子跳到車前，雙臂展開，似乎想擁抱汽車，幸虧我的腳一直踩在剎車片上，才沒有讓他的擁抱得逞。在離他僅僅十八英吋的地方，我的車停了下來。
　　他先衝我點點頭，然後繞過去，打開車門，上了車。「你好，」他說的是熟悉的南方口音。「你要去村子裡，我的腳踏車正在那兒修理。」
　　他說在咖啡店前面下車。但是，我們到達咖啡店時，他卻沒有要下車的樣子，看起來似乎被換檔桿旁邊盤子裡用來投入停車計時器的零錢吸引住了。
　　「你不打算要十法郎，要不要？打個電話？」
　　我指指盤子。他仔細地挑選裡面的硬幣，最後取了一個十法郎的硬幣，衝我眉開眼笑，然後便消失在咖啡店裡。可是，在路過咖啡店旁邊的那部投幣電話時，他連裝裝樣子瞥一眼都沒有。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這幕喜劇一再重演。馬裡厄斯經常出現在我的視線裡，要麼在街道上走來走去，要麼在村子裡徘徊，伸開雙臂請求搭車。他的機動腳踏車總是在修理，他還需要打個電話。過了一段時間，我們乾脆免去了這些令人厭倦的俗套。我就在檔位桿旁的盤子裡放上兩個十法郎的硬幣，馬裡厄斯則徑直將錢放進衣服口袋裡。對這種安排我們倆都非常滿意，它高效、文明，而我們，都不喜歡討論金錢的事。
　　漸漸地，我們之間的關係從初級的金錢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呈現出某種社交的特點，這種情況是兩三個月以後的事了。一天早晨，我走進郵局，看到馬裡厄斯正對著一張紙手忙腳亂，他堅持把紙推向櫃台裡面的女營業員。女營業員一直搖著頭，又把紙推了回來。聳了好多次肩，最後用那些聽得見的噘嘴聲取代聳肩—— 氣正從往下撇著的嘴唇裡輕蔑地擠出來一一法國人喜歡這樣來表示不贊成或不同意。接下來便是沉默。交涉顯然沒有成功。
　　我的到來讓女營業員有了結束交涉的借口，她斜對著馬裡厄斯，衝我道了聲早安。馬裡厄斯回頭看見是我，緊繃著的臉立刻舒展開來，他拍拍我的肩膀說，「我在外面等你。」
　　他向我訴苦說，那位女營業員拒絕將他的五百法郎支票兌換成現款，他要指控她缺乏想像力，生性乖張，不肯助人。他將支票舉到眼前仔細端詳，說，這是一種實用的斂錢工具。
　　他把支票遞給我，支票在風中可憐地抖動著。我猜這可能曾經是一張合法支票，但是現在它被弄得皺巴巴、髒兮兮的，上面的數字都磨掉了，幾乎難以辨認。用現錢換回這麼一張破舊不堪、讓人難以相信的老古董，這不啻於一個不折不扣的樂觀主義行為。我這樣告訴馬裡厄斯，再說我身上也沒有五百法郎。
　　「非常遺憾，」他說，「既然這樣，你為我買杯酒喝總可以吧。」
　　我發現，我很難回絕這種可愛的厚顏無恥，也許正因為我身上這種東西太過缺乏。兩分鐘後，我和馬裡厄斯已經坐在咖啡店後面的座位上了。我們以往的會面都是在車裡，我的眼睛一直盯著道路，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他。
　　他的面孔很耐琢磨，氣候一定對他的膚色產生了太多的負面影響，因此他那皮膚就像皸裂的樹皮。別人臉上是皺紋的地方，他的卻是深溝；別人臉上是光滑的地方，他的卻是皺紋。但他的眼睛很亮，頭髮濃密，粗硬，灰色，剃著平頭。我揣測他的年齡在六十歲上下。他從軍用茄克口袋裡取出一大盒點煤氣爐的粗頭火柴，點燃了一支香煙。我看見他左手的整個拇指從第一個關節處都沒有了，也許在修理葡萄籐時失手被修剪鉛剪掉了。
　　一大口紅葡萄酒下肚，他的身體微微顫動，像是表示謝意，然後便開始盤問我。他說我講法語的樣子就像德國人。當我告訴他我是英國人時，他顯得很吃驚，因為大家都知道，去國外的英國人更願意使用自己熟悉的語言，遇到當地人聽不明白的地方，他們把音調提高就行了。馬裡厄斯摀住耳朵，咧著嘴，瞅著牙笑，臉上的道道格皺便蕩漾開去。
　　然而，一個英國人，大冬天在這兒幹什麼？以什麼為生？好多人也經常問我類似的問題，我的答案常常激起兩種不同的反應——要麼是遺憾，因為寫作是一項聲名狼藉、漂泊不定的職業；要麼是興趣，不少法國人對那些在文學藝術領域裡艱苦跋涉、苦苦探索的人心懷敬意。馬裡厄斯屬於第二類。
　　「啊，」他說，「你出手謹慎，但是顯然不窮。」他輕輕敲著他那空空如也的酒杯。
　　更多的點心上來了，問題繼續問下去。我對馬裡厄斯說我喜歡寫什麼東西。他身子向前傾斜，半閉著眼睛，對著他吐出的煙霧，顯然是一副要透露絕密消息的樣子。
　　「我出生在此地。」他的一支胳膊朝他出生地的大致方向揮舞一下——咖啡館外面的某個地方。「我可以給你講許多故事，但要在下次，現在不行。」
　　原來此前他還有個約會。那天村子裡舉行葬禮，他從不錯過參加葬禮的機會。他喜歡葬禮儀式的整齊步調、莊重感、哀樂，還喜歡看女人穿著她們最好的衣服和高跟鞋參加葬禮的情景。如果葬禮是為他的老對頭舉行的，那他就更加歡喜不盡了。他稱之為最後的勝利，證實他自己的優越生存權。他伸手抓住我的手腕，看了一眼表。到他該走的時候了，故事得等等再講。
　　我非常失望。聽一位口才好的普羅旺斯人講故事，猶如聽一位口技大師表演節目，意味深長地停頓的名家好手，震驚不已的表情和捧腹大笑。戲劇源自於現實場景——在走向加油站的途中，取出雞的內臟，在屋頂下發現黃蜂的窩巢。如果表演者不溫不火，表演場地不是在鄉村酒吧。那麼這些小的場景便會呈現出類似於喜劇效果。它們的確涵義雋永，勉力無窮。
　　我再次見到馬裡厄斯，他正蹲在路邊他那輛機動腳踏車上，凝視著油箱，頭歪向一邊，似乎正等待傾聽它在他耳邊竊竊私語。像七月的岩石一樣乾燥，他鑽進汽車時對我說。不過，我能把他帶到加油站替他加上一壺油，不是嗎？然後再替他買杯酒，因為這是一個令人煩躁不安的早晨。就像平時和馬裡厄斯在一起時一樣，他自信我沒有什麼緊迫的計劃會影響我做他臨時司機的職責。
　　我們在咖啡店就座，我問他上次的葬禮是否過得很開心。
　　「不錯，」他說，「這次是老費爾南。」他輕輕敲打著自己的鼻翼，「你知道嗎？他們說他是五位丈夫中的一個。你一定聽說過那個故事了。」
　　看到我搖頭，他回頭要了一瓶卡拉夫酒，然後開始了講述。為了表示強調，或者看看我是否聽明白了，他不時地瞥我一眼，但是大部分時間他則盯著遠處，搜索他的記憶之庫。
　　他說，出於某種原因，賣肉人和女人之間常常有這種親密關係，一種超越了簡單交易的親密關係。誰知道為什麼？也許是看到了肉，肉的粉紅色，案板上的掌擊聲，答應割點好肉。無論什麼原因，在賣肉人和顧客之間形成某種特定的親密關係並不是非同尋常的。要是賣肉人很年輕，長得又漂亮，那麼買小羊排時就會調點情，增加點樂趣。一般來說，這很正常，幾次相互間沒什麼傷害地度過這樣的時光，不過是讓女人做家務時眼中會閃出點火花。
　　一般來說這很正常，但並非總是如此。在我們將他稱為阿諾的這位賣肉人的故事中就不是這樣。許多年前，故事剛剛鋪開的時候，他是村子裡新來的賣肉人，來接替退下來的老賣肉人。老賣肉人憂鬱沉悶，不苟言笑，而且賣肉很小氣，這令這裡的女人們的所思所想無從表露，不過，阿諾的誹聞在街頭巷尾耳熟能詳時，她們便開始稱讚他。他改變了小肉鋪的形象，設法將它修葺一新，更換陳舊設施，安裝現代燈具。等他把一切做完時，到那兒去本身就是一種快樂。迎面而來的是閃閃發光的鋼和玻璃，地板上散發著剛剛鋸下來的鋸屑發出的清香氣味，當然還有笑容滿面的年輕業主。
　　阿諾的處境也相應有了好轉，他的頭髮黝黑閃亮，棕色眼睛炯炯有神。更使他比那個時代大多數男人顯得出眾的是他的牙齒。那時，鄉下牙醫稀少，而且他們的技術，與其說是補牙，還不如說是拔牙。因此，很難看見哪個成年人不缺一兩顆牙的，那些僥倖尚存的牙齒更顯得可憐之極，歪歪扭扭，因過度的嗜煙酗酒而泛著黃色。然而，阿諾的牙齒簡直完美極了——潔白、整齊、勻稱。第一次看見他的女人會茫然地走開，責問為什麼這樣一位漂亮男子不在自己結婚之前出現。
　　阿諾並不是沒有意識到他對女性顧客的勉力。（事實上，後來的調查證實，他被迫離開他以前工作的另一個村子，就是因為與村長妻子關係曖昧。）但是，他是做生意的，如果沖顧客微笑能招律更多生意的話，那他微笑便是了。這很正常。
　　還得說他也是一位好的賣肉人，掛的肉恰如其分，血腸和灌腸圓滾滾的，實墩墩的。他切肉時很大方，常常比買主要的要多幾克，從來不短斤少兩，他甚至白送髓骨。白送髓骨！一直如此，當他遞上印有他的名字和快活的小牛圖案、並疊得整整齊齊的粉紅色臘紙袋時，他的微笑像陽光一樣燦爛。
　　第一年的整個冬天和春天，他便名聲大振。村民們發現自己吃到的肉比老賣肉人在的任何時候都多，而且肉也更好吃。他們這麼說時，他們的妻子會點頭稱是。是的，她們會說，新來的賣肉人改變的東西可真不少，村子有了他真幸運。有的妻子坐在餐桌對面看丈夫時，往往會不自覺地加以比較，發現自己在想年輕的阿諾，想的東西卻與他的專業技能毫無關係。瞧他那肩膀！還有那牙齒！
　　六月底，熱浪襲來，麻煩也隨之降臨。村子建在一座小山上，朝南的石頭房子似乎把全部陽光都吞進去了，夜晚也驅散不掉。在家裡，人們關上百葉窗，以抵禦灼人的陽光和持續的高溫，但是商業機構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們的商品櫥窗吸收熱量，並逐漸擴散開來。所以，阿諾不得不調整自己的工作方式以適應天氣。他清除了櫥窗上面任何易變質的東西，取下了經常擺放在那兒的香腸，把肉切好，並寫了一個通知，好讓顧客知道肉放在屋子後面冷藏的地方。
　　很自然，賣肉人自己也需要擺脫些許炎熱。到七月初，阿諾身上已經穿著更為實用的工作服，換下了他經常穿的粗帆布褲子和厚厚的運動棉衫。他仍舊繫著圍裙，白色（儘管常常血跡斑斑）的圍裙很長，幾乎把他大部分胸部和髒部都給遮蓋住了。但是圍裙裡面，他只穿了一條黑色舊運動短褲，緊緊地繃在臀部，腳下穿著橡膠底木屐鞋。
　　阿諾本來已經很興隆的生意變得更加興旺。懸掛在櫃台後面的肉一下子需求量很大。要想夠著肉，阿諾得轉過身去，伸手去拿，這樣他那肌肉發達的後背和大腿在等候的顧客面前暴露無遺。女顧客們更喜歡去櫃台後面的冷藏庫買肉，因為這時候可以與一位吸引人的、幾乎全裸的小伙子挨得很近。
　　阿諾的顧客們的外表也有了很大變化。夏裝和化妝品，甚至還有香水，已取代日常服裝和草率的修飾。當地理髮師一直處於非同尋常的忙碌之中，村子裡來的客人會認為他們在狹窄街道上看到的女土們是為了參加節日集會而打扮，他們這樣想是應該受到原諒的。至於丈夫們，哦，那些注意到以上情況的丈夫，則把一切歸咎於天氣的緣故。無論如何，妻子把他們照料得很好，她們因為自己內心的一點內疚感而給予丈夫們特別的照料，就像照料訓練中的職業拳擊手那樣照料他們。丈夫們沒有什麼怨言。
　　七月依舊像一個火爐，一個接一個無雨、灼熱的日子排著隊趕來。貓和狗也能互相容忍了，共享一片陰涼地，默默地發呆而不去爭鬥了。在田野裡，瓜兒即將成熟，是多年來汁液最飽滿的。葡萄籐上的葡萄摸起來顆顆發燙。村子懶洋洋地臥在山頂上，仍舊憋悶在密不透風的熱浪裡。
　　對賣肉人來說，這段日子特別難熬，儘管他生意非常興隆。他發現，在一個封閉的小社區裡交朋友是一個緩慢的、謹慎的過程。一位新來者——即使是從只有十六英里遠的地方來的——在街上受到的禮貌對待往往帶有戒備心，被排除在街鄰的家門之外。他還處於考驗期，這往往得好幾年。他是一個外來戶，在阿諾的這種情形中，他只是一個孤獨的外來戶。
　　還有個麻煩，做生意使他沒有時間到阿威格農去旅行，那裡燈光比這兒明亮，社交機會更有希望。太陽出來後不久，他就開始工作了。從肉鋪上面的狹窄房間下來，擦洗地板，在地板上撒下新鋸屑，把死蒼蠅弄出窗外，擺放好肉，磨刀，在老顧客來之前快速喝杯咖啡，最早的顧客八點鐘不到就來了。中午到下午兩點之間，周圍的世界處於休眠狀態時，他也常常在上貨。因為街道太狹窄，批發商不往村子裡送貨，他們的汽車過不去。下午的時光是漫長的，而傍晚時分則是最忙碌的。阿諾很少能在七點鐘之前關上店門，然後便開始一大堆灰色表格的文字工作：一天的進款，供應商的發貨單，要求嚴格檢驗的官方衛生證，關於他的銀行貸款的抱怨。這一切對獨自一人的他來說是項沉重的負擔。他最需要的——阿諾常常自言自語一一一位妻子。
　　八月上旬，他有了一位妻子，不幸的是並不是他自己的妻子。
　　這女人比他的大多數顧客年輕，比她丈夫足足小了十五歲。她的婚姻，如果不是完全被人安排的，也是雙方父母極力撮合的，因為兩家的葡萄園在村子下面的山坡上毗連。還有什麼能比一個血緣與大地、家庭和土地的結合更令人滿意的事呢？每個家庭都做出了用心深遠的算計，顯然節省了拖拉機、肥料、葡萄酒和勞動力，這的確讓人高興。定下了結婚的日子，大家都慫恿男女雙方相互喜愛起來。
　　新郎是一位溫和的中年人，野心不大，覺得婚姻對他適合極了。他不用再依靠母親了。有人為他做飯補衣，漫長的冬夜替他暖床。將來的某一天，他將繼承兩座葡萄園，他會有孩子們。生活是美好的，他很滿足。
　　但是，一旦婚禮的興奮過去了，瑣碎而現實的日常生活便開始了。他年輕的新娘體會到了逐漸轉變成怨恨的失落感。她是一個獨生女，被嬌慣壞了。現在她為人之妻，有作妻子的職責。管理家庭，盤算好生活費，還有一位飢餓、勞累的丈夫，他衣服上沾滿硬泥塊，喜歡脫下鞋子看報紙度過整晚，幸福顯得有點沉悶。她仔細考慮了未來，感到一輩子的勞作和乏味無聊。
　　因此，毫不吃驚，她開始從去肉鋪得到越來越多的快樂，算好下午他可能獨自一人的時候去。在她隨生活中，他是一個發光點，總是面帶微笑，她禁不住要去注意他。在他簡約的夏裝下是男人的誘人的體魄，他身體健壯，不像她骨瘦如柴的丈夫。他皮膚泛紅色，一叢厚厚的黑毛覆蓋在圍裙的頂部。
　　什麼話也沒說，事情就在一天下午發生了。阿諾正在包豬後臀尖，兩人肩並肩站著，近得足以能感到對方身上的熱量。接著，他們去了樓上的小房間，渾身冒汗，衣服扔在地板上。
　　然後，她衝出肉鋪，臉紅撲撲的，發狂一般，她忘記了櫃台上的肉。
　　猜忌是小村子的嗜好，消息似乎是潛移默化傳出來的，像陽光穿過薄霧一樣滲透到人的意識之中。秘密從來不能保持很久，婦女們總是第一個知道。在他跟那位年輕妻子那個下午以後的幾周裡，阿諾注意到顧客中有愈來愈多的活躍，一種想與他站得更近的傾向。以前忙碌於生意的手僅僅是付錢和取貨，現在卻纏綿不去，女顧客們極力用手指觸到他的手指。年輕妻子開始定時在午後兩點來，隨手關上門，是個信號。而其他人也選好時間，跟著進來。阿諾的體重下降了，他充滿了成功的感覺。
　　不知道是誰最先讓丈夫們覺醒了。也許是村子中年紀最大的老太太之一，她生活中的樂趣是揭發她看到的每一個不正常的現象；也許是一位從沒有匆匆上過那間黑暗的、肉味撲鼻的臥室的失望的妻子透露出來的。不管怎樣，流言蜚語和猜疑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並最後傳到丈夫耳中。查問便在夫妻床第之間進行。妻子否認，但丈夫不相信。最後一位丈夫在另一位丈夫那裡得到確證，後者也是從另外一位那裡得到確證的。他們發現自己是同一家悲慘俱樂部的成員。
　　一天晚上，他們中的五位聚在咖啡館裡：三個農民、一個郵遞員和一位常常因工作而晚上不在家的保險公司職員。他們坐在遠離吧台的一張桌旁，一副紙牌掩蓋住他們聚在一起的真正原因。他們用低澀、痛苦的嗓音，相互訴說著大致相同的故事。她已變了，她不再是我娶的那個女人了，那個骯髒的混蛋破壞了我們的生活— —用他甜言蜜語的微笑和那下流的短褲。他們坐在那兒，對面前的撲克牌視而不見。怒火從法國無色露酒中升騰，嗓門變得粗暴和高亢。聲音太大了。郵遞員是桌邊沒有喝醉的人，建議他們去哪個隱秘的地方再碰一次頭，商議下一步該怎麼辦。
　　現在已近九月末，狩獵季節開始了，所以他們同意下週日早晨在山裡碰面。五位朋友帶著槍和獵狗，去搜索每年秋天在葡萄園裡肆意踐踏的野豬。
　　週日那天，太陽落山時分，天氣很熱，與其說是九月不如說像七月。五個人來到山頂時，感到肩上的槍和子彈袋異常得沉重，肺因爬山而灼熱。他們看到一棵大柏樹下的涼前地，便放下肩上的東西，傳著酒瓶喝起了酒。獵狗沿著看不見的羊腸小道用鼻子搜索，似乎它們正顛簸地沿著索帶的盡頭走著，脖子上的鈴擋在沉寂的空氣中相撞。這兒幾乎沒有別的聲音，沒有別的人。他們可以不受干擾地談話。
　　懲罰妻子們，還是懲罰賣肉人呢？
　　一頓狠揍，打斷他的骨頭，搗毀他的肉店，也許，那將會好好教訓他一頓。一位丈夫這麼說。但是肉鋪那傢伙將認出襲擊他的人，然後警察來到，那就會有麻煩，也許得蹲監獄。誰能說這樣就能阻止了他？他從挨揍中恢復過來，並將獲得妻子們的同情。所有的一切都會重新開始。酒瓶靜靜地傳遞，五個人想像著在獄中度過數月的境況，時間也許會更長。如果他們的妻子現在欺騙他們，那她們單獨一人時欺騙就更加容易。最後，他們中的一位說出了他們一直在想的事情：有必要找到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無論如何，賣肉人必須離開這兒。只有這樣，他們的生活和妻子才能回復到那個年輕色鬼沒讓他們蒙羞的日子以前的那種狀況。
　　他們當中，郵遞員一直是最理智的人，他贊成與賣肉人談談。也許能說服他離開。四個腦袋搖動表示不同意。用那種方式懲罰了什麼？報復在哪兒？公平在何處？他們將受到村民們的嘲笑，將成為人們竊竊私語的對象和嘲弄的話輛，就這樣度過餘生。這是五位懦弱的男人，老婆跟別的男人鬼混，而自己卻袖手旁觀。
　　酒瓶空了，他們中的一位起身，把瓶子放在石頭上，然後回頭拿起槍把子彈推上膛。我們該這樣做，他說。瞄準，他把瓶子打成碎片，低頭看著其他人，聳聳肩。就這樣了。
　　最後，他們同意應該抓用草棒的方法決定誰去執行這個死刑。做完這一切時，他們下山去和妻子一起吃主日飯。
　　執行者選擇時間時非常謹慎，他在等待一個沒有月光的日子，在夜深人靜時離開家。為了確保萬無一失，他在槍裡裝了兩筒槍藥，儘管一排大號鉛彈就能打死一頭大象，甭說一步之遠的人了。在賣肉人聽到拍門板聲下樓開門的這段時間裡，這人心裡一定在罵他怎麼這麼慢騰騰的；他悄悄穿過空無一人的街道來到肉鋪的時候，他一定在想其他幾個人是否正在輾轉反側惦記著他呢？
　　他用了兩個槍筒，死死地頂著賣肉人的胸膛，沒有等著看他倒地。在鄰居屋裡的燈亮之前，他已經到了村子下面的田野裡，東倒西歪地穿過葡萄園，走在回家的路上。
　　天亮前的某個時候，第一個警察趕來了，是村子裡很少的幾部電話中的一部把他從床上喊起來的。有五六個人已經站在肉鋪透出的光影裡，他們十分恐懼又不願離開，眼睛一刻也沒從門裡血淋淋的屍體上移開。一個小時以內，來自阿威格農的一個刑警分隊來到這兒，讓他們離開現場，移開屍體，設立一個辦公室，開始了審問全村人的漫長過程。
　　對五位丈夫來說，這是一個考驗忠實和友誼的艱難時期。他們在森林裡度過了又一個星期天，互相提醒保持緘默。此時，完全保持沉默是他們唯一的保護。正如他們中的一位所說，把秘密緊緊咬住，不會有人知道的。警察會認為這件事是賣肉人從前生活中的仇人幹的，在算舊賬。他們慰問性地傳遞著酒瓶，發誓什麼也不說。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了，然後一星期又一星期地過去了。沒有自首的一星期又一星期，沒有線索的一星期又一星期，沒人承認瞭解什麼情況。再說了，跟穿警服的外來人討論村子裡的事情，村民們都不大樂意。警察們所能確認的只是死亡的大致時間，當然，還有謀殺者用了獵槍這一事實。擁有這種槍的每個人都接受了詢問，每隻槍都經過了仔細檢查。但是鉛彈不像子彈那樣能留下確定的痕跡。打死人可能是任何類型的槍。在那個乾燥、溫暖的秋天，葡萄汁特別濃稠，大家都毫無例外地同意村子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收穫葡萄的當務之急上去。
　　後來村子裡又來了一位賣肉人，來自阿德奇的一個老家族，他非常高興地接管了裝修甚至完備到刀具的肉鋪。他吃驚地發現自己受到村子裡的男人們非同尋常的友好歡迎。
　　「這就是故事的結局，」馬裡厄斯說，「離現在大約有四十多年了。」
　　我問他是否確認了兇手的身份。畢竟至少有五個人知道這件事，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言，在小村子裡保密就像試圖在手裡放水一樣。但是他只是微笑著搖了搖頭。
　　「不過我告訴你，」他說，「他們埋葬賣肉人那天，村裡每個人都去了。他們都有自己的理由。」喝完了酒，馬裡厄斯在椅子裡伸伸懶腰。「是的，那是一個受歡迎的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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