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繞不開的人求月票！
「在李子誠身邊的人是一個「幫派」,如同俄亥俄共和黨的組織以及相同情況形成的幫派。這些人個性強，鋒芒畢露，但又頗能忍辱負重。這些人是李子誠諸多面貌的不同反映。不管怎麼說，他們是一批吃苦耐勞的人……與表面看起來極為西方化的、實際骨子裡卻是傳統中國的李子誠相比，財政部總長陳瀾生是一位血緣具有中國人的氣質而又「親美的」、「效率高的」、而首先是有「西方頭腦」的人。」
1919年7月3日《紐約時報》《李子誠身邊的人》
在四九城中，眾所周知，與總統府所屬五部總長均為大總統信得過的人不同，國務院卻是「能人內閣」，不偏一黨、不偏親信，唯一才能居之，而作為其中代表的卻就是財政部總長的職務，在國務院所屬五部之中，財政部可以重要的一個部門，財政是萬政之本，萬政之源，可以說，財政部是國務院平穩府院雙方力量的核心，按常理，國務院應該委任一位「親信心腹」作財政部總長，可讓人始料未及的卻陳瀾生這個非國社黨人，甚至都談不鐵桿連雲系的前國民黨人出任這一職務。
不過對於在萬眾矚目的情況下宣誓就任財政部總長的陳瀾生來說，從他剛一出任財政部總長的那天起，就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
民國元年二月，當時的總統府秘長梁士詒被交通銀行股東會推為總經理。不久交通銀行獲得發行貨幣和代理國庫的特權，與中國銀行一起成為國家銀行。交通銀行開始恢復元氣，並且在東南亞國家設立了分支機構，承擔民國臨時政府對外的匯兌業務，交通銀行頓時成為中華民國最值得信賴的銀行。
在權高位重的梁士詒原幫助下，交通銀行的各項業務發展均超過傳統的中央銀行國銀行，而更為重要的是，梁士詒為交行謀求了中央銀行的特權——貨幣發行權、國庫代理權，而中行雖然在大清銀行的基礎被改組為中國銀行，並為中央銀行，但官股佔絕大比重，正副總裁由財政部任派，高層隨政局變化而頻繁更換，再加梁士詒的打擊，直接導致其業務發展遜於交行。
而更為致命的的是，在民國4年6月，就在李子誠宣誓就職的當天，袁世凱簽署大總統申令，把交通銀行正式定位為具有中央銀行性質的國家銀行，中國、交通兩行正式相提並稱，二元中央銀行的格局隨之形成。對此，國內外的觀察家們都看出，這是總統府給國務院的第一枝暗箭，作為中央銀行的中行在人事、財權受財政部控制，成為財政的附庸，同樣無性可言。這也就意味著中央銀行將為財政部所制，為國務院所有，對於拱手交出財政大權的總統府來說，這幾乎是不可能被接受的，為了鉗制國務院，同樣也為了具備一定的財政基礎，以交通銀行為中行，形成兩元央行卻成為總統府掌握部分財權的解決之道。
而陳瀾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就任財政部總長，作為中國銀行的前身，大清銀行的創始人之一，從任伊始，陳瀾生即開始著手對中國銀行進行改組，此時的中國銀行是個官商合辦的銀行，經常充當政府的賬房，因此中行深受政局影響的困境，而陳瀾生對中國銀行的改組的第一步，就是增資改組，以令中行擺脫深受政局影響的困境，謀求自主經營，同時這也是連雲系掌握中央銀行的必經之路。
可掌握中國財政卻遠沒有連雲系最初設想的那麼簡單，在袁世凱的授意下，地方往往選擇交通銀行代理稅款匯辦業務，而擁有國庫屬理權的交通銀行則直接屬理稅款，在過去的兩個月，財政部需要用錢，竟然需經梁士詒許可後方可獲得相應款項。
無能總長！
對於陳瀾生來說，他絕不甘於被外界扣這麼一個帽子，除去一方面配合中國銀行新任總裁——淮海實業儲蓄銀行海分行經理張嘉璈，在全國各省同交通銀行競爭業務之外，他卻把視線投向了另一個地方。
「總理，若是想解決國務院的財政危局，就只能在海關總稅務司動刀，不在海關總稅務司動刀，那您就必須要做好一年內無法掌握財政部的打算！」
面對著總理，說話時帶著一語濃濃的廣東口音的陳瀾生這會神色顯得有些尷尬，總理任命他為財政部總長，是對他的信任，而他也曾在心下暗暗發誓絕不會讓總理失望，可最終，梁士詒卻輕而易舉的讓他見識到了什麼是「梁大財神的手段」，若非如此，他也不會出此下著。
「海關總稅務司！」
心下沉吟著，李子誠看一眼陳瀾生，在內心深處，對於財政部在過去兩個月的工作，多少有一些不滿，當初自己之所以選擇由陳瀾生出任財政部總長一職，除去因為他是一個理財專家外，還有就是其易於控制，同時還能在國內起到了千金買骨的作用，可以說，正是因為陳瀾生這個「連雲系」之外的外人出任財政部總長，才使得現在的國務院能夠聚集國內各方英才，在陳瀾生的身，人們看到的公平！
可對於他的工作……心下搖著頭，李子誠難免會有些失望，中行需要增資，自己立即同意淮海商業儲蓄銀行參股一千萬，可直到現在，還是沒能解決兩元央行的問題，甚至就連同輔幣發行，都需要自己出面去同梁士詒協商，而這會……他卻是想啃海關總稅務司這塊硬骨頭，不急，先聽他說。
「說說你的想法！」
端起茶杯，李子誠便伸手示意陳瀾生繼續解釋下去。
「發亂時期，發匪佔領南京後，清政府無園控制海海關，次年英、法美三國領事聯合蘇松太道，決定由三國各派一稅務司一個「協助」清政府徵集關稅，很快這個委員會的職權擴充到了海關、航運甚至郵政管理方面的，後來李泰國被兩江總督任命為總稅務司，成為了中國海關的最高領導，幾年後，這個職位還得到了滿清中央政府的確認，可以說，由此開始，中國海關便徹底為外人所掌！」
陳瀾生一邊在心下整理著思路，一邊緩聲道出海關總稅務司的歷史。
「從首任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開始，經赫德、裴式楷、安格聯，至今一共四任總稅務司，而四任總稅務司中，唯有赫德可以算得是一位稱職的總稅務司！」
聽到赫德的名字，李子誠的腦海中卻浮現出歷史教科中的那位「英國侵華代表」的形象，毫無疑問，在李子誠的心目中，赫德的形象是負面的，按照後世的說法說是「赫德，159年出任中國廣州海關副稅務司，3年繼英國人李泰國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他改組海關，確立了外國人管理中國海關的制度，他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長達46年，是英國侵華的主要代表人之一」等等。
「在赫德出任海關總稅務司之後，其把海關作為自己施展全部才能的舞台，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近代中國海關體制的建立，幾乎完全出自赫德之手。僅就海關人事制度改革而言，他就採取了如下措施：在人才的選拔，他一改任人惟親的中國式傳統，通過考試選拔人才。對於海關職員，他進行了專業分工，以做到各司其職。同時實行考核制度，獎懲有據。為防止和提高職員工作積極性，他採取了高薪養廉，實行養老儲金的制度。是為中國首創。赫德的若干革新措施，具有很久遠的超前性和現代性。比如，他規定公務員不得經商，實行輪換和迴避制度，給予職員申訴權等等。但赫德從不甘心其角色僅限於海關事務。他很關心中國的外交事務，並且促成了當時中國第一批外交使節的派遣。」
在提及赫德時，陳瀾生的神情中多少總帶著一些欽佩之意，而他的話卻讓李子誠微微驚訝，驚訝於國人對這個「控制」了中國海關近半個世紀的英國人的態度之奇怪，這完全是善意的態度，根本就不見一絲偏見。
「而更為難得的是，赫德由自己的前任李泰國那裡，認準了自己的身份——客卿，當然現在我們可以稱其為「顧問」，既然是客卿，其基本的立足點是職位對他的限定。而在那幾十年間忠於職守的赫德在與洋務領袖們的交往中，同樣領教了中國改革派的立場，即委之以重任但不能損害中國的利益。而其制定的海關基本原則中，就包括有不必用花言巧語，以中國的利益為重是必須遵守的正確原則。同時，赫德又以客卿的身份，盡量在其可能的範圍內對內主張改革，對外多次表達對中國立場的支持。」
赫德是中國近代史一個繞不開的人物，而此時陳瀾生的話卻完全顛覆了李子誠對赫德這個「殖民主義者、侵華代表」的印象。
「那時中國需要改革，赫德先後向清政府提出10個改革方案，並在自己的衙門權限內進行了近代化的改革。中國需要抗敵，赫德也曾鼓舞中國抗敵。中法戰爭期間，他對於法國的侵略表示強烈憤慨。他寫信給金登干，批評法國人的行為是「一連串惡毒的、不必要的、不公正的、毒辣的屠殺」！他希望「老天將給他們報應」，並義正嚴詞地說，「如果我是一個中國佬，我也是要打的」。因此，中法戰爭期間，赫德是一個主戰派，他曾對總理衙門的大臣們說：「如果你們有把握能一致決心戰鬥到底，我勸你們打，因為正義是在你們這邊，而法國勞師遠征是必會疲憊的。」
中國需要保持領土完整和主權，赫德也曾支持中國的領土完整主張。經過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的侵華事件，赫德感到重新建立合適的中外關係的重要性。他勸說列強在賠款問題「接受中國所願承擔的賠償」、「維護中國的行政管理完整和維護其領土完整」，並在中英談判中主張等中國整頓和完善了法律體系後「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正是在其的促成下，英國方才作出這一決定。」
沉默，這會陳瀾生的解釋讓李子誠整個人一時間盡然無言以對，按照他的說法，赫德這個人，著實與歷史的赫德不同，可以說完全就是兩個人。
「當時的大清政府對赫德很是信任。赫德是個工作狂，每天工作1個小時；赫德理財也是一把好手，自從他出任海關總稅務司司長，中國海關工作效率增加，稅收也增加——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先後在廈門設閩海關，寧波設浙海關，廣州設粵海關，海設江海關，與其說清政府擁有海關的自主權，毋庸說，各地海關擁有自主的損公肥私權。嘉慶四年，戶部規定的稅額為粵海關5.5萬兩，閩海關3萬兩，浙海關3.9萬兩，江海關4.2萬兩。這一數額是依據各海關官員的申報而制定，大略相當於征課總額的十分之四。而通常清政府能收到十分之一就很不錯了。赫德任後，中國海關收3年為725萬兩，年70萬兩，7年20541399兩，而到了199年則達2360兩，京師同文館的經費，洋務派創辦軍工廠的投資，官派赴美留學生和駐外使館的費用，大部來自海關稅收。阿諾索伯爵曾是葡萄牙駐華代表，他在自己的《全球遊記》中評價赫德：「中國政府制度中充滿了、欺瞞和敲詐，但令人又驚又喜的是，居然與之並存的還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務的機制，這就是赫德爵士領導下的帝國海關。」——赫德掌握著滿清年收入的13，手下僱員5500名，卻能在貪污成風的大清、在貪污起來最方便的海關建立一個清廉奇跡！以至於後來，很多滿清官員後來乾脆稱赫德為「咱們的赫德」！」
待陳瀾生的聲音落下，李子誠卻是笑了笑了。
「照這麼說，咱們的赫德，到也算是個盡職的「顧問」。」
顧問也有盡職的，說到外籍「顧問」、「客卿」，中國和日本對待兩者的態度截然不同，在日本的歷史，日本人對那些「顧問」、「客卿」是大特，少數人是負面的，多數是正面的，其中不少人還是明治維新的功臣，甚至後來還加入日本國籍，成為日本貴族，而在中國，無一例個的，但凡是49年之前的外籍人士，幾乎都是「殖民主義侵華分子」。
「應該說其非常盡職，大清隨之興起的洋務運動，基本沒有超出赫德的建議。赫德甚至有把中國建設為亞洲經濟大國的理想。面對赫德的如此理想，不得不為那時滿清大員們的昏昧而汗顏。因為他們面對赫德的建議，只會一概斥之為「包藏禍心」。一句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就是赫德的第一個尷尬，沒有把你當自己人。赫德雖然讓自己的兒國的經，參加中國的科舉，但是中國人仍然把他當外人。可能他自己也明白這一點，所以在折子中寫個「局外」的名稱。」
這會陳瀾生的語氣中多少帶著些婉惜，赫德的那些建議無不是針對當時中國的時局，就像5年遞交的《局外旁論中》在分析國內外局勢之後，幾乎將清政府說的體無完膚，。政治：「盡職者少，營私者多」。財政：「官之下取於民者多，而國者少」。軍事：軍隊「平時拉弓舉石，只講架式，股肱怠惰，止得養鳥消遣」。「兵勇之數，動稱千百萬，按名排點，實屬老弱愚蠢，充數一成而已」。知識界：知識分子「籍非不熟讀，詩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於人所應曉之事，問之輒不能答」，「一旦身居民，安能剔弊厘奸」。隨後其建議中國進行改革，如果當時中國能抓住機會，實施全面的自而下的改革，又豈會有隨後數十年，中國一次又一次的屈辱，也許，在赫德離開中國時，他早就實現了自己的抱負——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強國。
「同時赫德的另一個尷尬是：作為一個英籍中國官員，如何在對英帝國和對大清帝國的忠誠之間保持平衡？他贏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同時則失掉了英政府的信任。5年，英國政府因為欣賞赫德調停中法戰爭的外交能力，打算請他出任英國駐中國、朝鮮全權大使，這麼光榮的任務，赫德竟拒絕了！不但如此，隨著列強在華爭奪權益的升級，赫德越來越對德、俄，甚至對英國的侵華政策表示不滿。倫敦外交部對他的表現表示擔憂，對他的愛國忠心也開始懷疑，所以這個騎牆者最終還是被英國所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