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台上的人們一時間全都驚呆了，此時希特勒的身子仍然沒有倒下，托爾尼繼續開火，再次擊中了希特勒，不過這時護衛人員也發現了他的藏身之處，立刻便有無數子彈向托爾尼射來，此時托爾尼的槍已經打光了子彈，他雖然沒有被擊中，但卻來不及給他的槍重新上彈，他離開了窗台，取出一把事先準備好的手槍，打算離開房間，但黨衛軍的士兵們此時已經衝到了樓下，托爾尼打傷了兩名黨衛軍士兵，當他發現無法脫身時，打算將最後一顆子彈留給自己，他朝自己的胸口心臟的位置開了一槍，這時黨衛軍士兵衝上來抓住了他。
希特勒、希姆萊和托爾尼被一同送進了醫院搶救，當天晚上，希特勒和希姆萊均宣告不治身亡，而托爾尼卻奇跡般的被從死亡線上搶救了過來。
傷勢好些之後，托爾尼便被交給了帝國安全部，經過審訊，托爾尼被正式以蓄意刺殺國家元首的罪名起訴。
托爾尼在法庭上的證詞讓人費解。剛開始，他聲稱自己是受德國一個很具影響力人物的指使，這人是他的「保護者」。但是當繼續盤問他時，他卻堅決拒絕說出那個人的名字，也拒絕說出此人動機的具體情況。有人懷疑他精神有問題，但醫生的精神鑒定證實他精神狀況良好，完全可以站在審判席上。有人則認為他是個「宗教狂熱分子」，說他滿腦子充斥著扭曲的空想主義思想，這次行動完全是他一人策劃的，原因在於他想要成為一名烈士。
經過法庭的審判，托爾尼被指控違反了1933年頒布的《德國國家與人民保護法令》第五款，刺殺政府首腦和官員。法庭傳喚了證人，也聽取了專家的意見。托爾尼被要求在法庭上解釋其行為。托爾尼告訴法庭，這次行動都是他一人所為，為的是全人類和所有基督教國家的利益。他沒有試圖辯解或請求法庭寬大處理，但是，在陳述結尾時，他坦言自己「並不瞭解希特勒先生」，並表示對這次刺殺行動的悔意。但這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他被判有罪，並被描述成一名「典型的謹慎、狡猾、智慧和有經驗」的殺手，托爾尼隨後被判處了死刑。瑞士當局對此選擇不予干涉。他們沒有請求法庭任何寬大處理，也沒有要求給予減刑。他們甚至都沒讓托爾德的父母知道他的死訊。托爾尼隨後被送往柏林普勒岑塞監獄的死囚牢房等待行刑。
普勒岑塞監獄的生活讓人難以忍受。囚犯們每天早上5點就被喊醒走出牢房到外面放風，他們的早餐是一杯摻水的咖啡和一片麵包。那些和托爾尼一樣被判了死刑的囚犯，都被嚴格隔離開來。他們被戴上手銬、腳鏈，一日三餐都是通過牢房門上的一個小開口送進去的。他們頭頂上是一直亮著的電燈，燈光照亮了狹小牢房裡的每一個角落。他們不準會見來客，不准鍛煉，不准工作。食物常常是一些參雜著土豆皮和殘餘肥肉的清湯，可以想像一切多麼糟糕。
將要被處決的囚犯會在當天下午得到通知，在這之前他們需要把自己的隨身物品整理妥當。他們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麼。獄警通常在黎明時分來接送他們。一切都是靜悄悄的，他們會被帶去「準備」。鬍子刮掉，手綁在背後，衣服扒光。遠處的鈴每打一下，就有死刑犯被帶進處決室，在那裡斷頭台被掩藏在一塊沉重的黑色簾子後面。執行官示意以後，簾子就被拉開。死刑犯被捆綁在斷頭台上珵亮刀鋒下方的木板上。
托爾尼原定於1935年12月被處決。和其他死刑犯不同是，他刺殺陰謀的神秘背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調查，因而對他的處決也就一拖再拖。托爾尼曾又兩次被提審，但是審訊者沒有從他嘴裡得到任何實質性的東西。
托爾尼在普勒岑塞監獄滯留的日子過得相當痛苦。在那段時間裡，每天他都要準備隨時可能到來的死亡：聽到走廊上腳鏈的聲響，看到牢門鑰匙的轉動，等候與死神見面。他的家書表達了他對家鄉的思念，對死亡的恐懼，還有更加堅定的信仰和一次次燃起的樂觀態度，當然大部分信件都被當局沒收用來幫助調查。這些家書也流露出了他後悔與「激進分子」相交往，因為他們就是幕後的「保護人」，刺殺陰謀的教唆者。1936年2月，托爾尼在家書中感歎他的命運：
「假如我還能夠為上帝服務，假如我不曾放棄造物主，背叛主宰萬物的上帝，背對黑暗中的光明，我就不會在這兒。」
1936年3月12日，托爾尼寫下了最後一封信，告訴父母，他的死期到了：
「親愛的父親、母親：
……這將是我在這裡度過的最後一夜。我幾乎從來沒想過這天終究會到來，但是我保持了冷靜的頭腦，這讓我對明天早晨還抱有一線希望，在我的腦袋還沒有搬家的時候，還抱有希望。
……我乞求上帝饒恕我的敵人。我乞求那些被我驚擾過的人們的饒恕。
……最後……我擁抱你們。我想哭，但我哭不出來。我覺得我的心像裂開了一樣……謝謝你們為我所做的一切……我把我的靈魂交給上帝。
你們的兒子。」
由於他這封信，當局需要對他的遺言作翻譯、分析和審查，因此托爾尼的這顆「冷靜的腦袋」又一次多留了一天。1936年3月14日黎明，他被送上了斷頭台。
希特勒去世的消息震驚了德國與全世界。在他遇刺的當天晚上，國社黨召開了中央委員會最高會議。第二天，在國社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戈培爾宣佈希特勒去世了。擁有鋼鐵般意志的黨員們都痛哭起來。
國社黨發佈的訃告以沉痛的語調說道：「這樣一個人去世了：在他的領導下，我們黨用有力的手，在戰爭的廢墟中，在全國舉起了戰旗，掃蕩了我們敵人的抵抗，牢固地建立起了屬於德國人民的黨——國家社惠主義工人黨的創立人、國家社惠主義的偉大領袖、德國人民所敬愛並引以自豪的人，被蹂躪的德國的舵手，德國人民的領袖去世了。」
訃告繼續說：「希特勒永遠活在每一個誠實工人的心裡；希特勒永遠活在每一個貧苦農民的心裡，希特勒永遠活在千百萬人民中間；希特勒永遠活在敵人營壘中對國家社惠主義的憎恨裡。」
德國的工人與農民聽到了希特勒逝世的消息無不深為哀悼。8月12日，希特勒的靈車到了柏林。隨後載著希特勒遺體的靈柩被運到了國會大廈。沿途站滿了成群結隊的工人、國防軍和黨衛軍士兵和農民。五天五夜，成千上萬的民眾和士兵與專程從其他城市來的代表團，青年人與老年人，走進了停著希特勒遺體的國會大廈去和他們敬愛的領袖告別。整個德國到處都舉行追悼會。國社黨黨員和黨衛軍士兵們都誓言他們要繼續希特勒的事業。8月17日，在帝國大劇院裡召開了追悼會。國社黨中央委員會向希特勒做最後「告別」。在一篇代表國社黨的演說裡，新的國社黨領袖施特拉塞爾宣誓要遵守希特勒的遺囑。他懷著悲痛的心情和大家一道回憶希特勒最後一次公開演說：「國家社惠主義現在已經不是一個遙遠的將來，或是什麼抽像幻景……我們把國家社惠主義拖進日常生活中了，我們應當弄清這一點。這就是我們當前的任務。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任務。不管這個任務是多麼困難，不管它和我們從前的任務比起來是多麼生疏，不管它會給我們帶來多少困難，只要我們大家同心協力，新德國將變成國家社惠主義的德國。」
8月20日，到處燃燒著火把，煙氣在街頭瀰漫；柏林全城都動了起來。載著希特勒遺體的靈柩從國會大廈移到了中心廣場。成千上萬的民眾擁擠在附近的街上。「卍」字旗飄揚著。樂隊奏著葬禮進行曲。接著開始了最後的告別式，最後一次哀悼在4點鐘，廣場禮炮齊鳴，差不多同時，柏林各工廠成千上萬的汽笛以及全國成千上萬的工廠和火車頭的汽笛都響了起來。
德國的歷史，伴隨著希特勒的去世，自此走上了另外的道路。
而當希特勒去世的消息傳到北京，中國政府高層忙著發唁電時，在財政部情報局，楊朔銘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竟然為此專門召開了一個小型的會議，不過會議討論的內容，卻和去世的希特勒無關。
「德國首相遇刺身亡的消息，我想大家已經聽說了。」楊朔銘說道，「關於德國以後會出現什麼情況，大家說說自己的看法吧。」
「希特勒去世，德皇當務之急是任命一位新首相。」周冠笙想了想，率先說道，「新首相必須得有和希特勒差不多的威望和資歷才行，而且應該也是德國國社黨的領袖。」
「你覺得誰最可能成為繼希特勒之後的新首相？」楊朔銘問道。
「施特拉塞爾的可能性最大。」周冠笙說道。
「說說這個人的情況吧。」楊朔銘向周冠笙點了點頭，周冠笙在腦中飛快地回憶了一下施特拉塞爾的情況，開始了介紹：
「格雷格爾?施特拉塞爾1892年出生於巴伐利亞。他比希特勒年輕三歲，是藥劑師出身。同希特勒一樣，他也得到過一枚一級鐵十字勳章，在戰爭中從一個普通士兵提升為中尉軍官。施特拉塞爾在1922年加入德國國社黨，不久就成了下巴伐利亞的納粹黨領袖。他的軀幹魁梧，精力過人，喜歡講究吃喝。也上一個有才能的演說家，而且還是個出色的組織家。施特拉塞爾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有其獨立性，他拒絕向希特勒低頭，也不肯認真對待這個奧地利人要在國家社惠主義運動中成為絕對獨裁者的要求。他對國家社惠主義學說中『社惠主義』的部分應該是真心嚮往的。」
「施特拉塞爾在巴伐利亞使國社黨得到了足夠的選票，成了邦內第二大政黨，在國會中得到了32個席位，其中一席就歸施特拉塞爾。在1926年的競選中，施特拉塞爾曾在德國北方進行活動，同那裡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結了盟。他在那裡有個人的聯繫和一定的影響，而且也是國社黨中唯一有這種聯繫和影響的領袖。希特勒曾讓施特拉塞爾到德國北方去組黨。他在柏林創辦了一家報紙，名叫《柏林工人日報》，由他的兄弟奧托?施特拉塞爾主編，還有一份雙週刊《國社黨通訊》，供黨內工作人員閱讀，內容是關於黨的方針政策的。此外，他還在普魯士、薩克森、漢諾威和萊茵蘭奠定了國社黨組織的基礎。」
「施特拉塞爾此人有些像台精力過人的發電機，他在北方到處奔走，發表演講，指派區領袖，建立黨組織。他選擇了一個名叫保羅?約瑟夫?戈培爾的萊茵蘭人做他的秘書兼《國社黨通訊》的主編。這個人對國社黨的宣傳工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聽到「戈培爾」這個名字時，作為會議一員的江雪瑩注意到了楊朔銘的眉頭動了一動。
「吸引戈培爾的是施特拉塞爾的激進態度，是他開初信奉國家社惠主義中『社惠主義』的主張。他們兩個人當初都想依靠無產階級來建設國社黨。但這在希特勒看來，完全是異端邪說。施特拉塞爾兄弟和戈培爾在北方成功地建立了一個強有力的激進的國社黨左翼力量，使希特勒感到越來越不安。因為如果聽任他們自由發展下去，他們可能把整個國社黨都抓過去，實現希特勒所竭力反對的目標。1927年秋冬和次年2月間雙方攤牌。」
「這是施特拉塞爾和戈培爾在一個當時在德國引起大規模騷動的問題上迫使希特勒攤牌的。這個問題就是社會民主黨和共有黨建議德國政府徵用和接管各王公貴族的大莊園和財產。按照德國憲法，這個問題要交付公民投票來決定。施特拉塞和戈培爾建議，國社黨同共有黨和社會民主黨一起支持這個徵用貴族財產的運動。希特勒聞訊大怒。因為在這些王公貴族中，有不少人曾經給國社黨捐助了款項。此外，有一些大工業家也開始在經濟上對希特勒的運動給予資助，主要原因正是因為希特勒很有可能在打擊共有黨、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工會方面起有效的作用。如果施特拉塞爾和戈培爾的計劃得逞，那麼希特勒的收入來源就可能馬上枯竭。」
「在希特勒還沒有能夠採取行動之前，施特拉塞爾就在1927年11月22日，在漢諾威召開了一次北方黨的區一級領導人會議。這個會議的目的，不僅是要使北方的國社黨支持徵用運動，而且要提出一個新的經濟綱領，施特拉塞爾兄弟和戈培爾要把大工業和大莊園收歸國有，按照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方式組織一個社團院來代替國會。希特勒拒絕出席會議。由於施特拉塞爾本人的猶豫不決，使得希特勒有了喘息之機。希特勒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巧妙地拉攏了戈培爾，並最終使施特拉塞爾對其妥協。希特勒重新掌握了國社黨的領導權。」
「希特勒和施特拉塞爾的關係相當微妙，兩人相處得並不愉快，但又會在一些時候合作，而且配合默契。像有一次施特拉塞爾曾威脅要帶領一批國社黨人士脫離國社黨另組新黨，希特勒為此差點自殺。但後來二人卻又言歸於好。此後希特勒奇跡般地獲得了原本討厭他的興登堡元帥的支持，在施特拉塞爾的幫助下，統一的國社黨又獲得了多數選票，希特勒被德皇任命為德國首相。此後，施特拉塞爾便成了國社黨內僅次於希特勒的二號人物。1934年希特勒清洗衝鋒隊時，施特拉塞爾險些被人暗殺。」
講到這裡，周冠笙稍微停頓了一下。
他沒有告訴楊朔銘，施特拉塞爾在「長刀之夜」得以脫險，是在德國的中國情報人員的功勞。
「這個施特拉塞爾是一個優秀的社會活動家，是國社黨的左翼領袖，以現在的情況來看，他取代希特勒出任德國首相的可能性最大。但根據以往此人的表現，他在關鍵時刻缺乏決斷力。所以他要是想上台的話，還充滿很多的變數。」
「不過，此人和希特勒之政見有很多不同，他要是上台後，肯定會改變希特勒的政策。」江雪瑩說道，「德國將不會按照希特勒的道路前進，猶如俄國沒有象列寧期望的那樣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