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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終於離我們而去。天氣暖和起來，白天也變長了，頹垣斷壁中的野草籽開始冒出嫩芽。新來的美國兵遠足齊柏林田徑場，相當於現今的朝覲活動。他們登上希特勒曾經發表演說煽動人民的講台，做出模仿納粹分子致敬禮的姿態，用廉價的照相機拍下這些鏡頭。
3月7日傍晚，幾名被告的辯護律師在星球旅館碰頭，一邊喝啤酒一邊討論第二天有關他們經手的案子的開庭陳詞。他們說話的樣子，像是在陌生的新場地受訓的運動員，就要第一次在這個場地參加比賽似的。盎格魯一撒克遜法律制度對他們就像是一身裁剪失當的西服，他們甚至對審判的核心還感到茫然不解。真是要作出誠摯的努力來懲治罪魁昭雪無辜？抑或僅僅是勝王敗寇？應該說，勞倫斯爵士的公正無私是毫無疑問的，凡是德國人的對手能獲得的文件，他們都能獲得。對他們與當事人的商議幾乎沒有時間限制。盟國當局付予他們的酬勞相當不錯。可這是為什麼呢？勝利者為什麼要搞這個耗時耗財的舉動呢？這在德國人的歷史上可沒有先例。
審判室裡的氣氛可不是這樣，大家立刻就感覺到了。證人席一直設在法官席和被告席的正中間，卻在前一天夜裡給挪動了。俄國法官得知被告將和原告在同一證人席上做證，感到很憤慨。勞倫斯爵士在最後一刻找到妥協辦法。為了使俄國人不因離被告近而感到大受冒犯，他提出把證人席乾脆挪到離法官遠而靠近被告席的位置，而不是另行替換。
旁聽樓座裡被擠得水洩不通。納粹主義的黑色之星戈林預計將作為第一個被告證人出庭作證。但是，奧托-斯塔馬爾傳喚出庭的第一個證人卻是納粹德國空軍將領卡爾-B-博登沙茨。博登沙茨曾是戈林在裡希特霍芬空軍中隊服役時的老戰友，後來擔任帝國元帥與希特勒之間的聯絡官。他的證詞旨在證實：1943年以後戈林在希特勒面前名譽掃地，並不再行使任何重大權力。第二個出庭的是陸軍元帥埃哈德-米爾希，前飛機製造總監。這時，從檢察官席傳來一陣抑制不住的笑聲，因為其中一個律師低聲提醒他人注意戈林眼中的米爾希的地位，稱他是「我屁眼裡放出的屁」。
法庭休庭。星期一上午復庭。斯塔馬爾繼續傳喚證人。在星期三即3月13日下午之前，戈林不會出庭作證。
弗魯克大夫在前一天晚上去看過戈林，發現他的病人焦慮不安，坐在桌子旁邊，手裡捏著一張褲巴巴的紙，說話嗓門大。漢斯-弗裡奇是一個職業廣播家，在分析前幾位德國證人失敗後，寫了一份名之為「給發言人的建議」的忠告書。他注意到，德國人的話往往給譯錯了，因為他們使用長句而把動詞放在句末，而且說得太快。他們應該慢慢講，用短句，盡量把主語和動詞放到一起。在思考之間稍作停頓，使翻譯有時間跟得上。戈林現在努力記住弗裡奇的這些忠告。
戈林很有風度地跟來訪的客人寒暄。弗魯克大夫的關心對他總是一種激勵。大夫詢問那天夜裡他是否要服用藥性更強的鎮靜劑，他對自己哪怕是淺睡片刻也沒有把握。弗魯克提醒他，自然睡眠和服藥入睡是不同的。還告誡他在第二天必須保持警覺。戈林決定吞服平時用的藥片。
如果說保羅-施密特是紐倫堡的譯員所親眼見過的最佳譯員的話，那麼，沃爾夫-弗蘭克則緊隨其後屈居第二。當初，這位身著英國陸軍上尉的佩有飾帶的制服、惹人矚目的人來參加考試時，彼得-尤伯拉爾可沒想到碰上了一個語言家。跟施密特一樣，弗蘭克操一口上流社會的英語，在英語和德語之間隨意轉換，毫無瑕疵。他是猶太人開辦的巴伐利亞發動機公司（BW）的工廠廠長的兒子，明年代末逃到英國。他放棄了為他提供的安穩的語言工作的職位，自願加入突擊隊。在紐倫堡，他為自己定下一個目標：成為英文德文之間獨一無二的譯員，當戈林步入證人席時，他並不感到輕鬆。斯蒂爾處長找不到拒絕接受他的理由。
下午2點30分，身著淡紫色罩袍的斯塔馬爾從辯護律師席上站起來，傳喚證人。戈林移步向那扇小門走去，這扇門從被告席通往審判室發言席。他那身藍灰色的制服剛剛燙過，穿在身上卻像沒有掛好。鋃鐺入獄後，他掉了七十六磅肉。小門打開，露出戈林那雙擦得發亮的黃色皮靴，褲子鬆鬆地垂在靴子上。他的脖子上圍著一條深紅色的圍巾，讓人想起他那王牌飛行員的日子。他拿著一個紫色的厚文件夾，邁著堅定的步子走向證人席。當勞倫斯法官要他宣誓時，他漲紅了臉：「請跟我重複誓詞：我向全能和無所不知的上帝起誓，我將毫無保留地陳述真實情況！」戈林舉起右手，手抖得厲害，用顫巍巍的聲音複述誓詞。
戈林是否相信納粹黨是合法上台的？斯塔馬爾問道。他打開筆記本，筆記本紙頁在手裡顫抖。他的聲音一開始模糊不清，然後逐漸恢復自信，變得洪亮起來，發音準確，發RS音時尤顯力量。戈林幾乎不看筆記，井井有條地講述了納粹主義興起的歷史。「我們一旦上台，」他說，「就決定不顧一切執掌政權……我們不想把政權留給機遇、選舉和國會多數……」這些話如同猛然澆到審判室裡的冰水，戈林陳述中沒有道歉，毫不躲避，絕無軟化跡象。他解釋說，一旦跨上馬鞍，納粹黨就想取消國會、解散地方議會、結束個人權利。傑克遜惱火地注意到，戈林的回答花了二十分鐘，勞倫斯卻未加干預。
斯塔馬爾暗示戈林解釋一下，將禮儀性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集於希特勒一身的主意是怎麼來的。這很簡單，戈林說，他們從美國總統類似的雙重角色中找到榜樣。那集中營呢？斯塔馬爾問。戈林詳細敘述了為什麼以及怎樣開始搞集中營。納粹黨在建立秩序之前怎能進行統治？如果任其死敵尤其是共產黨人肆意妄為，又怎能維持秩序？「問題是如何消除危險，」戈林說，「只有一個辦法行得通，這就是保護性監禁。」至於說集中營名稱的由來，可不是起源於納粹分子，而是來自外國報章，納粹黨人只不過接受了這個名稱。他講了兩個多小時，由怯場緊張而恢復自信，而後顯然陶醉在自己的表演之中。
珍妮特-弗蘭納離開審判室時感到不勝驚訝。她坐在記者專車裡，一言不發，細細咀嚼戈林初展辯鋒的意義。剛回到施坦因城堡，她就揮毫為《紐約客》撰寫專欄文章。她寫道：「在這個人才平庸的歷史時期」，她親眼目睹了「這一時期最睿智明達的頭腦之一」。可是她認為，戈林「聰明睿智卻無良知」。
霍華德-史密斯從審判室下樓到新聞室時，心中琢磨著這個下午的重要性。證人席上的赫爾曼-戈林遠勝於史密斯心目中早年的狂放不羈的「帝國元帥」。「明達之人面對死神而別無所失時，」史密斯告訴他的電台聽眾，「他能奇跡般地全神貫注地進行思維。」
古斯塔夫-吉爾伯特陪著被告們步行回牢房。戈林不得不壓抑著，以免他激動的話語蓋過周圍的人群。看守還得阻止人們前來跟戈林握手，把他當做剛剛挽回一場比賽的體育明星來對待。鄧尼茨轉身對斯佩爾說：「你看，甚至法官們也被打動了。」斯佩爾不得不同意。隨後吉爾伯特駐足戈林牢房前，發現他端坐床上，晚餐還未動。他告訴吉爾伯特，自己太激動，吃不下東西。「我壓力太大，」戈林接著說，「特別是頭十分鐘，我簡直不能讓我的手停止顫抖！』然而，他期盼著明天。
諾曼-伯基特爵士坐在他別墅的書房裡，回顧著這一天。傑弗裡-勞倫斯爵士的做法讓他感到震驚。赫爾曼-戈林的所謂作證是一場鬧劇。只要他決定講話就乾脆讓這樣的人任其所欲地主宰法庭！伯基特想在翌日復庭以前，敦促勞倫斯對戈林的談話作適當限制。
第二天上午10點鐘，戈林回到證人席。在斯塔馬爾的輕微推動下，他指出，納粹政權由於其強加給追隨者的愚忠而備受辱罵。在檢察官的論據中，這種自上而下不假思索的盲目服從的金字塔，止於奧斯維辛和毛特豪森這樣的地方。然而——領袖原則（Fubrerprinzip）——無非是一種健全的管理。戈林斷言：「權威是自上而下，責任則是自下而上。」難道這一概念僅為迷戀權力的納粹分子所採納？戈林尖銳地反問道。「我很樂意在這裡提供幾個類似的情況。天主教會和蘇聯政府都建立在與領袖原則一樣的原則之上。」說著，他朝蘇聯檢察官方向點頭示意。
話到此處，戈林尚未含糊其詞。可是當斯塔馬爾向他提出下一個問題時，聽眾都認為這一次要躲閃規避了。「你在多大程度上參與簽發1935年紐倫堡法？」斯塔馬爾問。戈林幾乎未加思索就回答：「我以帝國國會議長的身份，就在這裡，在紐倫堡頒布了這些法律。當時國會正在這裡開會。」
午餐休息的時候，沮喪的吉爾伯特從「青年屋」走到「老年屋」，然後再走訪其他房間，感到大家士氣高漲。唯一的鮮明的片段是漢斯-弗蘭克的激烈爆發。當他們魚貫而行下樓到審判室時，弗蘭克沖戈林大聲說道：「幹得不錯啊，帝國元帥先生！真糟糕，幾年前沒把你投入大牢！」
戈林一直等到直接訊問的第三天，也是最後一天，才反駁檢察官對納粹德國空軍的指控。荷蘭敗降以後，外界對德國轟炸鹿特丹感到非常驚訝。戈林說，不錯，他派遣了一個空軍中隊轟炸鹿特丹。然而，當德國人獲悉投降談判業已進行之時，便向天空發射紅色信號彈，以擋回他們的轟炸機。第一批機群沒有明白信號之意，不幸擊中目標。隨後的兩批機群明白信號後掉轉機頭飛回。戈林爭辯說，鹿特丹事件不是暴行，是一個悲劇性的失誤。
接下來戈林單刀直入地回答他何以攫取那些藝術珍品。「我決定在戰後或我認為某個適當的時候，創辦一座藝術品陳列館。或通過購置，或通過接受饋贈，或通過繼承，向德國人民展示這些藝術珍品。」自從他出庭作證以來，第一次從聽眾席裡傳來竊竊笑聲。
3月15日，星期五傍晚。戈林已經作證五個小時。第一天作證結束後，他就懶得隨手帶上那紫色的文件夾了。斯塔馬爾在他的最後一個問題中提出，在遵守文明社會衝突規則方面，德國與其盟國可有不同之處？戈林答道：「諸如《日內瓦公約》和C海牙公約》之類的文件已讓現代戰爭徹底撕毀。關於這一點，我要援引我們最偉大、最重要和最強大的對手之一、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所說的那句話：在生死搏鬥中終無法理可言。」勞倫斯爵士宣佈休庭。赫爾曼-戈林在幾乎沒有中斷、大多不用草稿的情況下，講了兩天半。過了週末將開始對他進行法庭盤詰。
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認為，戈林要不是當面拋出丘吉爾那句話，他的證詞真夠燦爛奪目的。法庭向倫敦白廳發電查詢，丘吉爾爵士在何時何地可能說過這句話。英國外交部答覆說，1940年丘吉爾還在擔任海軍大臣時發表的一次演講與之最接近。「在一場殊死搏鬥中，如果侵略者將人道之情踐踏無遺，而抵抗侵略的人卻仍然拘泥於業已遭到破壞的支離破碎的法律條文，那就毫無公道可言。」戈林的援引在文字上有誤，但令人不快的是，二者在情緒上頗為相近。
2
德雷克塞爾-斯普雷徹認為戰爭罪當然會產生奇怪的伴生物，就像他玩另一種十九到二十一的遊戲一樣。他和保羅-施密特在一個富有的德國實業家的狩獵用房裡打乒乓球，施密特曾任希特勒的私人翻譯，而在赫爾曼-戈林手下曾一度出任蓋世太保頭子的魯道夫-代爾斯則在一旁等著上陣。與此同時，他的東道主羅蘭-費伯一卡斯托爾坐在一張寬大的皮椅裡，與豐克和席拉赫的律師弗裡茲-索特閒聊。斯普雷徹幾乎每個週末都去他表妹尼娜的鄉間別墅。他從不知道誰會來費伯一卡斯托爾的家作客，因為來客包括了德國整個上流社會。保羅-施密特個人對斯普雷徹很感激，後者把他從紐倫堡的大牢中給弄了出來，部分是因為施密特為國際軍事法庭做翻譯工作。
斯普雷徹對代爾斯出現在這裡頗感意外，好奇地想跟他攀談攀談。戈林的表演乃盡人皆知，納粹黨人主政不久，代爾斯就認識戈林。但是費伯一卡斯托爾家有一個慣例，即不談審判戰犯之事，或者用東道主的話來說，不在已判罪的犯人家裡談論絞刑架。代爾斯那樁案子曾一度看來是個倒霉事，結果成為他的一條生路。當戈林意識到蓋世太保已成為國際大醜聞時，便讓貪婪無比的希姆萊主其事。代爾斯主要是個政治警察而非政治刺客，很快就讓希姆萊的麾下給擠到一邊。隨後，代爾斯進入一般警察部門工作，當上了科隆警察局的頭頭。在紐倫堡，他等著以證人身份被傳入庭。
德雷克塞爾-斯普雷徹在別墅裡可是上座嘉賓，能攀上一位頗有地位的美國朋友差不多是每個德國人的願望。而且，斯普雷徹和藹可親，談話十分娓娓動聽，是個很好的同伴。作為客人，他把自己的檢察官的帽子留在法庭。他和前納粹分子和辯護律師出現在這裡可能會讓法庭上的同僚大為震驚，於是他決定對自己週末解脫一事的性質緘默不言。返回紐倫堡後，他戴上檢察官帽，以他尋歡作樂的同一勁頭對納粹分子定罪。他心裡明白，眼下的審判結束後，他不會回家的。甲級被告受審之後，將會成立一個新法庭來審判數以百計的小人物，如第四特別行動隊隊長奧托-奧倫道夫。傑克遜法官業已挑選特爾福德-泰勒為這些「隨後的訴訟」的首席檢察官，德雷克塞爾-斯普雷徹將是他的主要副手。
斯普雷徹的表妹尼娜進屋時兩頰緋紅，她繞著住處轉了一圈。她提醒羅蘭說，外面真是美極啦，或許他和斯普雷徹也想出去溜躂溜躂。這個姿態看來幾乎是事先編排的。當兩人並肩步入林子裡時，斯普雷徹意識到家規就要打破了。費伯一卡斯托爾在說了一棵被炸壞的樹木如何給挖掉以後，突然問斯普雷徹：在隨後的訴訟中，納粹實業家將會入庭受審嗎？是這樣，斯普雷徹答道。「這是不對的，」德國人說，「他們跟我一樣，只不過是商人。」「是啊，可他們太喜歡在自己的企業裡使用苦役，」斯普雷徹反駁道，「還沒收外國人的財產。我的朋友，他們幫助希特勒奪取政權。」這是個費伯一卡斯托爾從未聽說過的斯普雷徹式人物。「我不敢肯定，在當時的形勢下，換了別人是否會有不同的為人處世。」德國人評論說，「你會起訴這些案子嗎？」斯普雷徹回答說，大概會的。
當晚用過晚餐之後，斯普雷徹與弗裡茲-索特和魯道夫-代爾斯一起，津津有味地抽著雪茄。他敬重索特。這個律師承認當過五年的納粹黨員，可是當共產黨人和反納粹鬥士要他出庭為他們辯護時，他又有什麼別的辦法呢？他接下這些案子，結果給驅逐出納粹黨。他很高興在國際軍事法庭前被解除了裡賓特洛甫的令人惱火的辯護律師職務，他說，因為另外兩個當事人已經讓他疲於奔命了。
代爾斯終於提出了大家心裡想說而沒說出口的話題，即戈林的證詞。代爾斯說，海因裡希-霍夫曼就好像自己待在「證人之家」似的，不再把戈林當作他的笑柄。代爾斯接著指出，盟國的錯誤在於把戈林的享樂主義等同於智慧的柔情。他得出結論，傑克遜法官真的睿智過人才能抓住那只胖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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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曼-伯基特爵士在給家鄉的同事的信中寫道：當美國檢察官傑克遜在法庭上盤潔戈林時，本次審判中第一次真正極具戲劇性的時刻就將來臨。這將是文明社會的一切有價值的代表與邪惡勢力尚存的最後一位領導人之間的殊死決鬥，從某種意義上說，本次審判的整個結局取決於這場大決鬥。」
3月17日，星期天傍晚，羅伯特-傑克遜在菩提樹大街的私哪裡為這場決鬥做最後的準備。花房裡再次堆著一擺一擦的他指望要利用的文件。他召集他的兒子比爾、艾爾絲和挖掘出奧托-奧倫道夫的檢察官惠特尼-哈里斯，一起研究盤問戈林的戰略。傑克遜說，他知道，鐵證如山，戈林斷推辭其咎。「但是戈林乃譁眾取寵之輩，會上演一場滑稽鬧劇，或越過軍事法庭法官訴諸德國民眾。」傑克遜說，他打算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不過，最佳的辦法是什麼呢？他的助手們研究出兩種盤問戈林的路子。第一種是一連串放步槍子彈，打算以具體指控擊中戈林。例如，他迫使猶太人為「水晶之夜」付出代價，簽署反猶太人法律，參與處死被擊落的飛行員。另一種是用重炮轟擊戈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詰問，迫使他承認在摧毀德國民主、武裝德國作戰及策劃納粹侵略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到深夜與助手們分手時，羅伯特-傑克遜還沒有拿定主意，哪一種武器最能搞垮戈林。
審判室擁擠不堪，人湧如潮，為開庭以來所僅見。上午的大多數時間讓被告辯護律師佔去了，完成對戈林的直接訊問，問他一些旨在開脫其當事人的問題。戈林果敢地準備為幾乎所有這一切承擔責任。與此同時，旁聽者嘖有煩言，就像拳擊迷在主場較量之前不得不耐著性子看輕量級的比賽一樣。
直到中午12時10分，勞倫斯法官才問道：「首席檢察官是否準備進行盤問？」傑克遜帶著自信而好鬥的神色走向檢察官席。在他身後，一邊坐著的是惠特尼-哈里斯，他帶著一個文件箱，裡面的文件已整齊列表，可供迅速檢索。傑克遜解開晨禮服的紐扣，雙手插進身後的衣兜裡，仔細端詳著證人席上的戈林。戈林也盯著傑克遜，好像王牌飛行員在一場混戰之前估量敵手。「或許你已意識到，你是唯一倖存下來可以向我們詳細說明納粹黨的真正目標及其領導層內部的工作運轉情況。」傑克遜道。那天早晨，他拿定了主意，他要炮轟戈林，而不用步槍開火。名聞遺跡的法庭盤問者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聽到傑克遜的平淡乏味的訊問，感到吃驚。問題是他怎樣開頭的——不過，傑克遜一定有秘密對策。
「我完全明白這一點。」戈林道。傑克遜接著追問納粹黨圖謀推翻魏瑪共和難道不是千真萬確嗎？戈林連眼都沒有眨一下便答道：「這是我堅定的意圖。」傑克遜又問：納粹黨一上台執政，就廢除民主政府，難道這也是真的？戈林道：「我們認為它已無存在之必要。」
傑克遜話問戈林，人們未經法庭審判即被投入集中營，難道不是真的嗎？戈林開始作長篇答覆，但傑克遜打斷他，想讓他在是與不是之間做選擇。戈林反擊說，他需要作解釋，傑克遜把他甩開。他說，這樣的詳細說明可在隨後戈林的律師再次進行直接訊問時進行。當他發現比德爾側身與勞倫斯耳語時，便開始問戈林下一個問題。勞倫斯爵士點點頭，隨後打斷傑克遜的訊問。「傑克遜先生，」他說，「本庭認為證人在回答該問題時應被允許做他認為正確的解釋。」傑克遜氣得滿臉通紅。他知道，這一規則有悖於法庭盤問慣例。他深信比德爾在勞倫斯的幕後操縱。當戈林被允許在法庭上幾乎隨心所欲地發表演說時，這位檢察官不耐煩地用鋼筆敲著桌子。
傑克遜又問：「好吧，你在德國支持和奉行領袖原則，是因為你認為任何民族均無自治能力，還是有的民族能實行自治而德國不行？或者在這一點上，是否我們當中有的能推行我們自己的制度，但這種制度卻不應在德國推行？」非但戈林，連法官們看上去都茫然不解。證人說，他沒有聽明白這個問題，但還是要試圖回答。戴維-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越來越感到困惑費解，盤問已進行了十分鐘，他還沒有看出傑克遜對待此問題的中心戰略。
戈林看上去頗為自得，是一個還要感受對手的拳擊手套的拳擊手。他還狡猾地利用了一個優勢。在傑克遜曲裡拐彎的問題和沃爾夫-弗蘭克的翻譯間隙，戈林有充分的時間打腹稿，尤其是因為在譯成德文以前，他已從英文中理解了這些問題。他喪失了法庭盤問的經典戰術：他不能用一連串迅速、尖銳的詰問來「擠壓」證人。
當勞倫斯爵士宣佈休庭午餐時，記者區的一名記者朝傑克遜打個手勢，低聲說道：「讓鈴聲救了。」協助傑克遜的幾個檢察官上前護衛著他們的鬥士，相互之間交換著不安的眼色，魚貫而行退出審判室。
午餐後復庭，傑克遜開始責問戈林納粹德國入侵蘇聯之事。傑克遜熱心支持「侵略密謀」的指控，最早可上溯到伯奈斯建議之時。然而在戈林的案子中挑選蘇聯為例，卻挑選得不當。被告可以很有說服力地指出，他反對希特勒入侵蘇聯。傑克遜繼續艱難前行，如同陷入迷宮中的一隻追逐到不了手的獵物的動物，給戈林更多的機會表明，倘若有人侵蘇聯的密謀，那他並不是該密謀的支持者。
整個下午，戈林依舊反應敏捷，表現出驚人的記憶力。而且，由於法庭姑息，他可以隨心所欲予以發揮。這天結束時，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起身過來，向傑克遜伸出了手，道：「幹得好，在密謀問題上，我們的一切擔憂都消失了。」這是一個很有禮貌的姿態。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不能說出口的是，傑克遜在最高法院干了四年，又在司法部的法律官僚機構中供職多年，脫離格鬥場的時間太久了，他具有的法庭盤問之才已黯然失色。
當晚，艾雷-尼夫在伯基特法官的別墅裡用餐。他很樂於同這個擅長辯論、傲慢和機智過人的人交往；而伯基特則想要與他能與之輕鬆自在地討論當天大事的人作伴。尼夫其人，嚴肅認真，才智過人，虛事周詳，他會出色地做到這一點。他說，伯基特擔心正義的力量正在輸掉這場大決鬥，而一旦輸掉，這一勢頭可能永遠扭轉不過來。戈林的表現肯定會使其他被告深受鼓舞。傑克遜長於辭令，卻對法庭盤問的遊戲規則一無所知。他宣讀文件，就沒有把握時間提出閃電式的問題擊懵證人，亂其方寸。傑克遜一次也沒有運用優秀的法庭盤問者所擅長的最致命的策略——將證人誘向事先設好的陷階，而後以不能閃避的答覆將他推進去。
艾雷-尼夫注意到，傑克遜毫無疑問還包括他們所有的人，都失算了。他們讓戈林恫嚇打諢來掩蓋一個簡單的事實。赫爾曼-戈林的腦子是令人生畏的工具：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格羅斯裡希特費爾德的軍事學院，即德國的西點軍校或桑德赫斯特。還有一點，尼夫補充道：戈林是一個謀殺犯和卑鄙小人，但是個勇猛過人的卑鄙小人，這在法庭上取得了成功。
儘管如此，伯基特說道，傑克遜在障礙重重的情況下開展工作。勞倫斯作出的不得縮短戈林的回答的裁決是蠻橫無理的。結果，證人而非檢察官或法官控制著法庭。
這一私人裁決當晚即公諸於眾。在廣播間裡，哈爾-伯森坐在播音員身邊，聽他朗讀自己為美軍聯播網電台撰寫的廣播稿：「伴隨著獲得普利策獎戲劇的第二幕的中止，這一天結束了。紐倫堡的記者們眾說紛壇，歸納起來就是一句話：到現在為止，戈林還是我行我素。得有人去阻止他才行。」
翌日上午，大決鬥並沒有立即恢復。戈林的律師斯塔馬爾徵得法庭的許可，塞進一個名叫比格爾-達勒魯斯的證人。這是一個瑞典商人，傳之入庭以證實戈林並不想要與英國開戰。直到下午晚些時候，戈林一傑克遜之戰才重新恢復。在有一點上，傑克遜援引一文件，旨在表明戈林策劃「解放萊茵河地區」而違反了《凡爾賽和約》。戈林手裡有一份同樣的文件，他指出，傑克遜翻譯有誤。文件說的不是什麼「解放」，而是萬一動員時「清理」萊因河河道障礙，以利航行。結果，戈林是對的。
再者，這些行動難道不是重新武裝萊茵地區的計劃的組成部分嗎？傑克遜問。戈林答曰，所有的國家都制定應急計劃。但是，難道這些計劃不是「完全對外國保密」嗎？傑克遜又問。戈林反唇相譏：「我想不起來我事先在報刊上讀到過有關美國的動員準備的消息…「傑克遜轉向法官席，道：「我謹提請本庭注意，證人在盤問中答非所問…如果我們的問題得不到正面答覆，那完全是白費時間……在我看來，證人在被告席上，在證人席上，都對正在對他進行審判的本庭採取傲慢而蔑視的態度，他不死不活地對待這一審判。」勞倫斯爵士把頭轉向比德爾，他支持讓戈林有發言權的決定。傑克遜好像要中風。比德爾輕聲對勞倫斯說，或許這正是宣佈今日休庭的好理由。
傑克遜看不出有任何再拖延的必要，他不得不直接面對自己遭受折磨的根源。他不願意回辦公室，而是徑直闖入比德爾的房間，發現比德爾和帕克都在。比德爾平靜地跟他打了聲招呼，起身讓座。傑克遜說他還是站著說好。他說，除了比德爾故意跟他作對外，他得不出別的結論。他離開美國最高法院來這裡不是讓本國同胞從背後捅刀子的。「我最好是辭職回國。」傑克遜宣佈。比德爾說，這不行，他非常理解鮑勃壓力太大。帕克和他都瞭解此情況，他們對他正在從事的艱難的工作深表欽敬。有關戈林的決定不是私人意見，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在審判結束時不給戈林以任何托辭。這一目標對所有的人，對法官和檢察官都是有利的。傑克遜乃拂袖而去。
當天晚上，比德爾邀請哈倫-阿門上校共進晚餐。阿門指責說，傑克遜受到一幫唯唯諾諾的小人的包圍，如圓滑世故的羅伯特-斯托裡。他們不敢告訴傑克遜，他把事情弄得一團糟。他準備不當，入庭上陣前沒有掌握好他的材料。戈林今天就證明了這一點，讓鮑勃在萊茵地區問題上絆了一跤。阿門繼續舉出他的上司的一長串過失時，比德爾始終沒有隨便亂說。
那天晚上比德爾在給妻子的信中可是一吐為快，毫無保留。「從整體上說，傑克遜的盤問徒勞無益，軟弱無力。」他寫道，「戈林傾聽每個問題，不慌不忙，回答得很好。羅伯特-斯托裡不注意聽戈林的回答，依賴他的筆記，表明他很虛弱。他沒有貫通自己的案子。」比德爾掩飾不住自己的角色。在外界看來，似乎傑弗裡-勞倫斯爵士控制著法庭。比德爾並未爭奪那一公眾印象，但他告訴凱塞琳：「實際上是我當家，控制著一切。」
諾曼，但基特家來了一位客人，這就是英國的首席檢察官戴維-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這次會晤把兩個可能是美國的最能幹的法庭盤問人聚到了一起。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說，他此次來訪，目的是通知伯基特，鮑勃-傑克遜處於極其激動的情緒狀態。他可能會把自己的過先歸之為法庭上的對手；但是傑克遜發表了動人心魄的開庭演講，更兼以他作為起訴納粹領導人的美國首席檢察官的顯赫地位，使他成為本次審判的道義核心。要是他掛冠而去，或是他覺得失敗了，那將是一場災難。
伯基特指出，傑克遜陷入困境並不全是他自己的過失。要在法庭盤問中擊敗一個池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言的精明的被告，他和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也會感到強大的壓力。伯基特同意，此事不僅僅危及傑克遜的名聲。如果聽任戈林胡作非為，這場審判就要以馬戲告終。更糟糕的是，人們會開始相信戈林狡猾的自我開脫。勞倫斯必須明確表明，不允許在回答問題時文不對題。他要起草一份聲明，由勞倫斯爵士明天在法庭上宣讀。這應該依法庭盤問恢復正常，而且肯定會恢復傑克遜的信心。
伯基特和勞倫斯爵士最先來到法官室。審判長瀏覽了一遍伯基特的聲明稿，說這主意很不錯。但是比德爾看到聲明稿時，便問勞倫斯爵士，在事關生死的審判中首席法官要被告住口，情況又會怎樣？再者，如果人們認為這是他自己推翻早些時候的決定，情況又會怎樣呢？勞倫斯看了看手錶，又是奔往法庭的時候了。伯基特的建議被置諸腦後。
在前一天法庭盤問結束時，戈林反唇相譏，說他記不起美國發表了它的動員計劃。傑克遜恢復發問時抱怨戈林答非所問。如果任其肆意發展，戈林的冷嘲熱諷會錯誤地引導世人對美國社會的開放性的認識。諾曼-伯基特爵士沮喪地傾聽著。伯基特法庭盤問的另一條規則是，讓證人的輕率答覆自然泯失，置之度外，而傑克遜則公開解釋他面臨的選擇：或者聽任戈林離題，或者加以阻止。
比德爾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傑克遜小題大作，企圖把鼴鼠丘變成法律上的埃弗勒斯峰（即珠穆朗瑪峰）。勞倫斯試圖說服傑克遜相信戈林的回答離了題，法庭會考慮到這一點的。但傑克遜覺得這還不夠，說戈林的回答雖不切題，卻已記錄在案。比德爾大聲對帕克耳語道：「真蠢！」傑克遜想要把戈林的話從記錄上勾銷嗎？勞倫斯問。
傑克遜答，他不想這樣，他想讓證人回答是還是不是。檢察官的意思是證人在回答問題時不能做任何解釋嗎？勞倫斯爵士又問。「我認為這是平常情況下的盤問規則。」傑克遜答道。傑克遜對戈林圓滑的反駁推崇備至，勞倫斯道：「當然，木理睬這類陳述更為明智……盤問中檢方律師沒有必要對所有不切題的話作出回答。」勞倫斯裁決道，被告「可做簡短解釋」，而不僅限於回答是或非。
傑克遜接著提下一個問題。他手裡拿著一摞文件，說這是戈林以前擔任各種要職時簽署的各種法令。難道戈林木曾簽發過猶太人非經政府許可不得出賣企業的一道命令嗎？戈林回答簽發過。戈林是否還發佈過猶太人不得擁有零售商號、出售手工藝品或組織合作社的命令呢？戈林再次做了肯定的回答。傑克遜連續發動猛攻：戈林命令猶太人把一切金銀珠寶上繳政府，可有此事？下令沒收波蘭猶太人的財產，可有此事？禁止猶太人對德軍造成的損害提出賠償要求，可有此事？伯基特心想，折騰老半天，傑克遜終於像個法庭盤問人了。
戈林手抖得厲害，乃把兩隻手握到一起。傑克遜繼續進攻：1941年7月五日，戈林命令賴因哈特-海德裡希制定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方案，難道不是嗎？戈林抗議說，這份文件的譯文根本不正確。然後他機靈地提出親自讀這份文件。他說上Endlosung一詞被譯為「最後解決」，但應譯成「徹底解決」。這樣，他就使文件中失去「最後解決」一詞所內涵的有罪性語義。實際上，這個詞組的最初譯文是準確的。傑克遜是律師而非語言學家，沒有深究此事。
檢察官話鋒轉到1938年11月9日發生的「水晶之夜」』。衝鋒隊和納粹流氓搶劫和砸毀了八百一十五家猶太人商店、七十六座猶太教堂，抓獲二萬六千名猶太人，其中三十六人死亡。據說，「水晶之夜」的導火線是幾天前的一份報告，內稱德國駐巴黎大使館三等秘書恩斯特-馮-拉特被德籍猶太難民十七歲的赫金爾-格林茲潘謀殺。
傑克遜開始宣讀遭受破壞的令人生畏的記錄。這些數據來源於野蠻襲擊後的第二天提交戈林的一份報告。於是，戈林在空軍部召集戈塔爾、豐克、海德裡希和一位保險業的代表開會，討論損失索賠問題。傑克遜逐字逐句宣讀戈林與保險業代表之間的對話。該代表指出，被焚燬的猶太人商店中的許多物品，都是非猶太供應廠商存放寄售的。戈林就此對海德裡希道：「我真希望你宰了二百個猶太佬，而不是毀了這麼些貴重物品。」戈林接著宣佈，猶太人無權就他們的損失提出索賠要求。這會節省保險業數以百萬計的開支。「突然之間，在你面前出現了一個天使，他像我微微發胖的體態。」戈林告訴保險公司那位官員說，「我樂意跟你對半分。」
傑克遜把近八年前的那次會議結束時戈林說的原話拋給了戈林：「我要德國猶太佬為他們所犯下的令人憎惡的罪行付出數十億馬克的代價。這會管用的，這些豬沙不會如此迅速搞第二樁謀殺的。我絕不願成為一個德國猶太人。」那引文對嗎？傑克遜問道。戈林垂頭喪氣地承認自己說過這話。
隨後，傑克遜用戈林掠奪藝術珍品和大規模搶劫蘇聯糧食和資源中他的文獻抓住戈林。他總算把戈林弄得暈頭轉向。一連串不容置疑的具體指控揭露出被告是納粹主義最惡毒的反猶設計師之一，粗野魯莽，貪婪腐化。戈林終於像是站在深淵邊緣，踉踉蹌蹌。
而後傑克遜卻讓戈林溜走了。他開始指控戈林的空軍在轟炸華沙期間炸毀美國大使的官邸。在審判室裡，同大規模屠殺的恐怖、奴役勞工和喪盡天良的醫學實驗相比，這一控告顯得如此相形見絀，以致傑克遜像是在機械地念著由他的下級助手準備的一份官樣文章式的問題單子。為了證明這一轟炸指控，傑克遜出示了據說是納粹空軍拍攝的照片，並允許戈林察看。戈林一下子恢復了自信。他在成為一次大戰中的王牌飛行員以前，是個航空攝影家。他說，從攝影角度看，這些照片可能是從教堂尖頂上而非飛機上拍攝的。他翻轉照片，照片背面沒有日期，沒有地點，沒有身份證明，沒有鑒定，幾乎在任何法庭上都是無法接受的證據。
傑克遜轉到關於處死盟軍飛行員的問題。但是他的詰問平淡乏力，沒有追蹤突破，似乎他又僅僅是在念單子，而不是像獵人那樣猛追獵物。傑克遜與戈林對陣三天，結果以雙方在一項不甚重要的命令上的簽名的真實性上的有氣無力的交鋒而結束。
弗朗西斯-比德爾在給凱塞琳的信中說鮑勃-傑克遜看上去「像是挨了接，總覺得自己要失敗……我知道他為這事記恨我……我多次邀請他來家裡談敘，可是他一次也沒來。我擔心我們不再是朋友了。」他認為，傑克遜冤就冤在他們兩人角色的顛倒。如今傑克遜成了審判室裡的懇求者，而比德爾則高高在上穩坐法官席。
不管六OO號房間裡的法官們最終判決如何，在格蘭德大街上作出的判決已明確無疑。戈林證明是一個精明的惡棍；傑克遜是受挫的英雄。普通職員那種苦澀的感情在證據專家芭芭拉-平尼思心裡引起共鳴。至少，戈林知道他信仰什麼。「別的被告總是委罪他人，老戈林可不是這種人。」她評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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