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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托-克蘭獲比勒第一次出現在司法大廈門口時，衛兵們大吃一驚。鄧尼茨海軍上將的這位辯護律師身穿戰敗敵軍的全套海軍制服。三十九歲，在著整齊的克蘭薩比勒是德國海軍的一名艦隊法官。鄧尼茨上將認為他像其他國家的軍人一樣進行海戰，因此他斷定，這樣一位海軍軍官同事為他處理這個案子最為適當。
尼夫少校在德國一個海上掃雷部隊的法律辦公室找到了克蘭茨比勒。該掃雷部隊得到英國的允許繼續工作，以清除北海和波羅的海沿岸各港口的水雷。在紐倫堡克蘭獲比勒堅持保留穿制服的權利，因為是盟軍把他留在服現役的崗位上。他也希望通過身穿制服出庭，來說明大多數德國人僅僅是為了自己的國家而戰，而這正是他打算讓他的委託人鄧尼茨扮演的角色。
這個星期天下午，當克蘭茨比勒走近他現已熟悉的會客室的鐵絲網時，法庭內的過道上人已幾乎走空。第二天，即三月14日，將開始對鄧尼茨的起訴。克蘭獲比勒來此是為了討論對付起訴的最後的策略。他的委託人已經在等著了。鄧尼茨不是一個簡單的委託人。一旦張開那薄薄的嘴唇，他那和藹老祖父的影子馬上就消失了。他的聲音像牙科鑽頭的嗡鳴聲。他保持著指揮若定的習慣，這點並未受到這幾個月監禁的影響。克蘭茨比勒完全瞭解德國海軍中流傳的有關鄧尼茨的故事。鄧尼茨有個叫彼得的兒子，二十一歲時犧牲在他父親的猴群艦隊的一艘潛艇上。在德國的四萬名潛艇乘員中有二萬五千人死亡，鄧尼茨的兒子是其中之一。1944年5月，他的另一個兒子克勞斯，在英國沿岸偵察盟軍進攻準備跡象的一艘偵察艦上被打死。當副官報告這一消息時，鄧尼茨一言未發，繼續伏案工作。他回家後告訴了他妻子，然後又通知要她陪他參加一個歡迎日本大使的午餐會。在午餐期間，他們絲毫沒有提起兒子的事。午餐會一結束，鄧尼茨的妻子就暈倒了。
克蘭茨比勒前幾天去檔案室拿了檢方預計將用來對付鄧尼茨的幾份證據的副本。在會客室裡，他與這位海軍元帥討論了這幾份證據材料。鄧尼茨大聲地提出了克蘭茨比勒應該在法庭上擺出的反對意見。這位律師說，「拉扎尼亞命令」將是最麻煩的一個問題。1942年德國海軍的一艘潛艦擊沉英國運輸艦「拉孔尼亞號」後，鄧尼茨發佈了這項命令，該命令影響特別嚴重。鄧尼茨禁止德國海軍船隻打救倖存者，甚至不許幫助他們爬上救生船或者供給他們食物和水。鄧尼茨在命令的最後說：「要嚴酷些。記住，敵人在轟炸德國城市時是不顧我們的婦女兒童的。」
鄧尼茨告訴克蘭茨比勒，他發佈這項命令的唯一原因是，德國艇上人員盡力搶救「拉孔尼亞號」倖存者時，美國飛機竟進攻了他的潛艦。他還知道一個事實，即美國海軍基本也像「拉孔尼亞命令」那樣行事。克蘭茨比勒說，元帥說得很對，他打算在反質時提出這點；但是元帥必須明白，不管對或不對，公正或不公正，法庭將不會接受「你也和我一樣」作為辯護的理由。
檢方也許會引用證據，說明鄧尼茨不僅僅是一名職業海軍人員，而且曾經是希特勒和納粹政權的堅定支持者。7月20日陰謀刺殺希特勒事件後的一天，鄧尼茨發表廣播講話：「一個與我們英勇的武裝部隊沒有任何關係的瘋狂的將軍派系挑起了這次見不得人的暗殺活動……如果這些惡棍認為除去元首就會使我們停止艱苦不屈的戰鬥的話，他們就大錯特錯了。」鄧尼茨說，他並不擔心這次講話。他又問，美國人有他作的與猶太人鬥爭的那個講話嗎？他在這個講話中說過：「我即使吃屎，也不願讓我的子孫在猶太精神和信仰中成長。」這份講稿共發出五十二份，其中五十一份已經銷毀。鄧尼茨問，檢方是否得到了這最後一份？克蘭茨比勒回答說，他們似乎擁有其他所有的資料，但是否得到了這份講稿，他也不知道。
兩人的談話結束時，鄧尼茨問他的律師是否知道他為什麼被審判。在克蘭茨比勒回答之前，這位元帥就解釋說：他們不能審判克虜伯，因此就找到克虜伯的兒子阿爾弗雷德；因為他們不能審判希姆萊，所以就處置卡爾登勃普納；他們不能審判戈培爾，因而就起訴弗裡奇；他們沒法審判希特勒，因此就清算作為元首繼承人的鄧尼茨。鄧尼茨說，對他進行起訴是「一個美國特色幽默的例子」。
英國人始終覺得美國人在法庭上表現得過多，因此他們特別認為應該由他們來起訴德國海軍，他們畢竟與德國海軍進行了真正的交鋒。1月14日是星期一，H-J-菲利莫爾律師於是開始了對卡爾-鄧尼茨海軍上將的起訴案。鄧尼茨被指控共謀發動侵略戰爭以及在戰爭中犯下了罪行。當菲利莫爾引證「拉孔尼亞命令」時，艾雷-尼夫少校聽著，陷入了痛苦的回憶中。他的一位朋友以及那人的妻子幼兒在他們來的船下沉時淹死。檢察官接著轉向鄧尼茨在德國海軍中執行凱特爾的「突擊隊命令」的結果。由於執行了這項命令，被俘的英國突擊隊員未經審判就被槍決了。
到此刻為止，對這位海軍元帥起訴的證據只涉及軍事行為，也提出了戰爭中殘酷可以達到什麼程度，以及如何公正地進行戰爭的問題。但是，下一階段的起訴將使鄧尼茨進入一個更難得救的領域。他對審問人員曾堅持說他對集中營的恐怖活動一無所知。這位英國檢察官引用文件證實，鄧尼茨曾親自要求讓一萬二千名集中營犯人到海軍船塢去工作。
在反質時，克蘭茨比勒只要有證據就對指控進行巧妙的反駁。不過，那天結束起訴他返回自己在紐倫堡的家中對，克蘭茨比勒又面臨著一種自我的反質。他從1934年起就是海軍中的一名職業法律軍官，他曾在納粹軍事法庭裡擔任法官，而且極力在法律範圍內伸張正義。他為紐倫堡司法大廈六0O號房間揭露的事情感到羞辱。他對發生過的事一無所知嗎？如果是那樣，他一定是個白癡。他參與其中了嗎？如果他參與了，那他一定是個罪犯。他是否只瞭解內情，但並未親自去幹？如果是那樣，他一定是個德夫。各種選擇，要麼是白癡，要麼是罪犯，要麼是懦夫，都使克蘭茨比勒沮喪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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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巧不成書。1月16日，羅伯特-肯普納開始了對威廉-弗裡克的起訴案。弗裡克曾把希特勒的仇恨和邪惡變成了德國的法律。他領導過內政部，肯普納這位前部長就是在那裡被解職的。弗裡克頒布了把肯普納驅逐出德國的法令。要不是為了起訴弗裡克，肯普納不會在這天作為美國公民和弗裡克的對手站在這個法庭上。把肯普納拽出他在德國所過著的幸福生活的，只是由於被告們的所作所為。如果這個法庭上有什麼人符合德國的老式標準——炫耀學識。作風粗樸而又喜歡說教的話，那麼，這人就是羅伯特-肯普納，他很重的口音使他的這種形象更臻完美。
精神病醫生凱利少校發現六十九歲的弗裡克是被告中最無特色的。弗裡克每天坐在被告席中，而無表情，眼神發呆，身穿與周圍不協調的運動上衣，像一個講課極不受學生們歡迎的教授。弗裡克最引為自豪的成就是使希特勒成為一名德國人。希特勒在1925年已放棄奧地利國籍，以在德國尋求政治上的發展。他申請加入德國國籍最初曾被拒絕，因為推翻巴伐利亞政府的企圖，即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館暴動失敗後，希特勒曾被判處了叛國罪。弗裡克嘗試用另一種方法解決。德國法律規定，任何人被任命為德國官方職位就自動享有公民權。弗裡克利用他的國會議員的影響，促成任命希特勒為希爾德堡豪森的小鎮警察。希特勒對此十分惱怒，當場撕毀了任命狀。其他的策略也先後失敗，但弗裡克仍然堅持不懈。1932年2月，他終於設法促成希特勒被任命為布倫瑞克州議會議員。不到一年後，希特勒出任德國總理。
早在1924年，弗裡克就提交了兩個當時令人震驚的法案。一個是禁止猶太人擔任公職，另一個是禁止與猶太人通婚。他辯解說，他這樣做只是想糾正一種不平衡，猶太人太強大了。德國將近一半的醫生是猶太人，同樣一半多的律師和百分之八十的劇院總監都是猶太人。為支持他提出的關於禁止與猶太人通婚的建議，弗裡克還讀了一個叫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的人出版的一份新報紙《衝鋒隊員》上關於猶太人性犯罪的聳人聽聞的報導。
在那些早期的年代裡，弗裡克只是一名狂熱的納粹分子。然而到了1933年，希特勒掌握大權後，弗裡克擔任內政部長。那年3月，希特勒嫁禍共產黨人的國會縱火案發生後的一個月內，弗裡克簽署了給予希特勒不經國會同意就可頒布任何措施的授權法。弗裡克進而簽署了一項名為「維護黨和國家統一」的法令，規定由納粹黨控制德國政府，而不是相反讓政府控制納粹黨。希特勒這時已擁有絕對的權力。弗裡克已出色地為元首效力，他給專制政府身上加上了合法的外衣。
不過，要不是弗裡克以後又採取了一些措施，猶太人本可以在德國繼續生存下去。肯普納開始陳述1935年紐倫堡納粹黨大會上批准通過的多種法令。猶太人被剝奪了公民權。也不管他們中有一萬二千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德國獻身，而且其他許多人獲得了鐵十字勳章，猶太人不能享有德國國籍。不僅通婚是犯罪，而且猶太人和日耳曼人之間發生性關係也是犯罪。年復一年，絞索拉得更緊。許多行業猶太人不能就業，最早是新聞界，後來是醫藥界、牙醫以及法律界。猶太人不能擁有自己的財產。有些法令十分滑稽可笑，例如沒有猶太姓名的猶太男人名字上要加上「以色列」，女人名字上則加上「薩拉」。猶太人不能養金絲雀。1943年，弗裡克簽署一項法令，把猶太人置於法律保護之外。人們可以對猶太人為所欲為，但不必擔心受到懲罰。這一系列過程是從紐倫堡開始的，因而這些迫害猶太人的立法總的被稱為「紐倫堡法」。第一批法令公佈時，紐倫堡住著一萬猶太人。1945年戰爭結束時只剩下了十個猶太人。
在盟國的一些人看來，肯普納的起訴風格與他的德國對手們極其相似，有些過於教條死板。可是，英國方面的法律人士卻低聲表示欣賞；美國方面這次總算有一位律師表達了正確的歷史觀點。身穿黑長衣和條形褲的英國檢察官們構成了一個人少精幹的團體。他們專業嫻熟，並且專心研究每個案子的歷史內容。相比之下，正如霍華德-史密斯在一次廣播報導中指出的：「最薄弱之處是傑克遜法官手下的工作人員……他們的法律辯論書是由助手們代寫的，而且許多人在進入法庭之前似乎連這些辯論書都沒有讀過。他們也許對為莫須有的罪名辯護或對國內的歹徒進行起訴相當熟練。但除了少數特殊的例子外，他們表現出對納粹的一無所知。」珍妮特-弗蘭納在她1月5日為《紐約客》寫的一段報導中，記敘了英國檢察官為他們的案子所做的細緻而合理的工作。她寫道，至於美國人，他們卻使令人髮指的戰爭罪變得讓人聽起來「單調無味又互不連貫」。一名為美國人工作的英國調查研究人員凱蒂-沃爾克，向他的一個英國同伴透露：「你知道，他們沒有受過標準的教育。」
傑克遜龐大的工作班子與其規模相比顯得缺乏效能。儘管這位首席檢察官的其他部門工作無能，但行政管理方面是例外。他這些天幾乎沒有在法庭待過，而卻樂於將起訴工作交給負責各方面的助手們。雖然為時已晚，但傑克遜也承認，他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人數不多的英國檢察官小組構成了一個法律精英組織。相反傑克遜是從軍隊中招用大批才能參差不齊的美國律師，他們大多數只是身穿制服的文聯軍人。他們將為退役獲得必要的條件，而且在幾天之內就回國，幾乎連告訴後任者陸軍消費合作社在哪兒的時間都沒有，更不用說對進行中的案件複雜性進行交代了。傑克遜請求他下屬的律師不要在訴訟未結束前離任。到一月份為止，原有的一百五十名律師只有十三人和他留在一起。傑克遜抱怨說，他的工作人員都被融化殆盡。
使傑克遜同樣惱火的還有來自法庭上的關於比德爾法官表現的傳聞。比德爾貶低他的同胞的工作，有意低聲但又讓人聽見地說道：準備糟糕，組織零亂，審訊外行。傑克遜認為，幾個月前僥倖謀得職位的比德爾，已越來越傲慢自大和目無旁人了。
在起訴弗裡克的過程中，法官們有一陣子注意到被告席上在低聲耳語，有一張便條在許多人手中傳送。漢斯-弗裡奇在這張便條上寫著：格雷克少校就要回家，被告們應當想點辦法。這位聖路易斯的牧師已兩年多沒見過妻子了。他的幾個在軍中服役的兒子都已回家，而上了年紀的格雷克在戰爭結束後八個月仍滯留國外。他的確決定要走了。
那天下午回牢房後，弗裡奇寫了一封寄給「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亨利-格雷克牧師夫人」的信。弗裡奇在信的開頭寫道：「您的丈夫已經給了下面的簽名者們半年多的宗教關懷。我們聽說您希望他回家，因為我們也有妻室兒女，我們理解您的這一願望。不過，我們懇求您延遲讓您一家團圓的要求。我們不能失去您的丈夫。沒有任何別人能穿過築在我們周圍的這些有形或無形的高牆。我們將衷心感激您……」弗裡奇寫完信後，問執勤軍官是否可以讓他把信在信奉新教的被告中傳閱。
當安德勒斯上校讀到弗裡奇的那封由全體被告簽名的請求信時，他立刻作出反應。他最不願意做的事件就是派來一個新牧師。他將這封信的一份複印件送給了格雷克。在讀信時，這位牧師跪倒下去，祈禱上帝的幫助。他想，如果這些面臨死亡的人們需要他的話，他的妻子當然應該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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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星期六的下午晚些時候，吉爾伯特上尉目光呆滯地坐著，聽影響了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和威廉-弗裡克政治成長的那個人說話。他覺得探訪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對他是個折磨。但是，如果他想要瞭解納粹精神的動因，他就必須瞭解納粹思想的始作俑者之———這個坐在他對面小床上的矮胖、鉤鼻、圓頭、外表粗俗的人物。牢房地板上到處都是施特賴歇爾畫的速寫。他什麼都畫——一個看守的臉、他的餐具，甚至抽水馬桶。在一天快過去時，他就把所有的畫扔掉。吉爾伯特不得不承認此人畫得很出色，他因而懷疑這個粗俗的人身上怎麼會有這種藝術的敏感。
在吉爾伯特看來，與施特賴歇爾打交道最受不了的是必須作出屈尊俯就的樣子。施特賴歇爾說道：「割禮是最令人驚奇的天才的一著。你可以放心，這不是出於健康原因，這是要保存種族意識。你知道詩人海涅對割禮是怎麼說的嗎？你可以消滅洗禮，但你不能消滅割禮。真可怕，是吧？」施特賴歇爾說話時，啪地吐出一塊口香糖。他通過用他的親筆簽名和看守交換口香糖，來支撐他最近才養成的這個嗜好。在施特賴歇爾講話時，吉爾伯特想起瓦爾特-豐克的抱怨。這個銀行家說，他已經受到了足夠的懲罰，因為每天在法庭上，他都不得不坐在嚼著口香糖的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的旁邊。
弗裡奇認為施特賴歇爾的《衝鋒隊員》是一份讓讀者臉紅的報紙。吉爾伯特在閱讀少數幾期後就明白了他為什麼這樣說。施特賴歇爾在報上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在同居中男人的精子部分或完全被女人吸收，於是進入了她的血管。一個猶太男人和一個亞利安女人僅僅一次姘居就足以永遠敗壞女子的血液……她再也不會生下純種的亞利安孩子。」施特賴歇爾曾經向一群教授聽眾講述了經他改進過的區分猶太人和日耳曼人的標準。他還搜集了一些十分露骨的色情畫。他說他是從猶太人那裡買來並保存著，為的是要說明，猶太人閱讀的是多麼骯髒的東西。
吉爾伯特感到奇怪的是，這個粗俗不堪的人曾經是紐倫堡最有權勢的人物。施特賴歇爾擔任過紐倫堡所在的巴伐利亞省的一個區弗蘭科尼亞的大區領袖。他從一個學校教師起家。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軍入伍，由於多次自願參加最危急的任務，獲得了一級鐵十字勳章並在戰場上晉陞為軍官。施特賴歇爾向吉爾伯特談起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組織了自己的右翼黨。1922年，他在慕尼黑聽希特勒作了長達三小時的演講。地擠到講台前，並把他的黨的兩千名黨員「作為禮物」獻給希特勒。
施特賴歇爾青雲直上，然而他中傷戈林的男子漢氣概，引發了對他骯髒事業和性生活的調查和譴責。戈林告訴其他被告說：「我們至少做過一件好事。我們把那個棘手的施特賴歇爾開除出公職。」施特賴歇爾1940年倒台後，的確失去了權力。《衝鋒隊員》不再是政府喉舌，而只是施特賴歇爾擁有的一份私人雜誌，在戰爭期間發行量從一百多萬份下降到一萬五千份。
在與赫斯、羅森堡以及施特賴歇爾等人打交道時，吉爾伯特的問題之一是要找出真偏執狂和受思潮影響的假偏執狂之間的區分界線。簡單說來就是，這些人是真瘋狂還是被捲入了一個瘋狂的世界。談到施特賴歇爾論述猶太人精子問題時，吉爾伯特認為毫無疑問這是個偏執狂的特例。主要的問題是，這次起訴的結果是否能給這個頑固不化的人的脖子套上絞索？一個病狂的人因發表種族監言而可以被處以絞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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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星期六，晚上寒冷刺骨，溫度只有華氏十度。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在今晚舉辦晚會．在通往郊區英國人住地濟恩多爾夫的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寓所的道路上，載著傑克遜法官工作人員的汽車顛簸前行。路邊是那些隨處可見的景象：炸彈炸毀了一幢公寓樓的一側2一間間浴室內的管道裸露著；一架英國飛機控掛在教堂的尖頂上，搖搖欲墜。
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是為了慶賀羅伯特-伯恩斯的生日而舉行的晚會。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的生命浸透著蘇格蘭的特色。他洋洋自得的事是，他在歌德大街七號的別墅位於他的一位蘇格蘭祖先在「三十年戰爭」期間指揮過一個團的地區。到了星期天的日子，他經常和衛兵不辭而別，去追尋過去那場戰鬥的蹤跡。雖然父親是個窮教師，他自己也是個靠獎學金上學的男孩，但是對過去的偏好使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逐漸養成了一種很深的保守主義。1935年他作為一名保守黨黨員被選進國會，至今仍擔任這項職務。他的妻子西爾維亞是影星雷克斯-哈里遜的姊姊，因此他在紐倫堡的名聲增色不少。
晚會的確非常成功。隨著東道主的一個號令，穿著蘇格蘭節日盛裝的蘇格蘭風笛手們齊步走出，接著上來的還有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專門在蘇格蘭訂購的羊雜布丁。晚宴後，英國的起訴律師們組成一個四重奏組，挑出精力十足的德雷克塞爾-斯普雷徹扮演滑稽嘲弄的對象。這種滑稽嘲弄已成為紐倫堡消遣的一個主要節目。
他們和著《老人河》的調子唱：
斯普雷徹老人，喚斯普雷徹老人，
他的雙手不停地顫抖，
他讓我們不停地苦幹，
他不停地叫喊，
我們不停地跟著他轉，……
跟著他轉！
諾曼-伯基特爵士違背紐倫堡社交生活的基本禮節，在晚會上把比德爾的助手赫伯特-韋克斯勒強行拉到一邊，長談工作上的問題。伯基特爵士告訴韋克斯勒，國際軍事法庭的標準無法同英國最高法院相比。他又說，要是他擔任庭長，紐倫堡的法官們將會得到更大的提高。韋克斯勒覺得很不自在。他想扭轉伯基特的話題，反而被伯基特爵士秘密地詢問，是否知道勞倫斯駕車帶著年輕女士長途兜風？是否知道英國檢察官把法庭上的美國法官叫做鬼混的人和亂叫的狗？韋克斯勒瞭解伯基特在英國法律界的聲望。不過，他的行為表明他的品行並不穩定，缺乏良好家庭出身的人們應有的那種平靜自信。過了一會兒，這位瘦高蓬頭的伯茨特律師說聲「請原諒」就走開了，並且高聲朗誦了莎士比亞的一首詩，迷倒了一小群客人。韋克斯勒更喜歡的是這樣的伯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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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伯特上尉曾考慮逃避出去度週末。這位心理學家幾個月來成天站在法庭上，夜間和週末還要巡視牢房，他的情緒都快崩潰了。可是，他很擔心赫斯與裡賓特洛甫的情緒是否穩定。他決定，不管是不是週末，應當去看看他們。
那個星期六下午，吉爾伯特走進赫斯的牢房時，他沒有按要求站立起來。赫斯從不對任何人起立，包括安德勒斯上校。在上次的探訪中，吉爾伯特已感覺到赫斯的精神狀況在惡化。自從11月30日赫斯令人震驚地宣佈他的記憶力已經恢復之後的一段時間裡，他曾停止了在法庭上讀小說；他在記憶數字測試中的表現有很大進步。但是現在他又開始在法庭上讀書。最初看守們把書從他手中奪走，但是不久以後，勞倫斯法官告訴他們不要打擾赫斯。這位法官擔心，假如除讀書外沒有其他辦法分散赫斯的注意力，他也許會用更糟的滑稽行為打亂法庭審判。
這一天，吉爾伯特再次進行數字回憶測試。赫斯從上一次的前八個數字和後七個數字下降至今天的前五個數字和後四個數字。吉爾伯特離開牢房，去監獄辦公室寫評語，他寫道：「此人表現冷漠並開始真正明顯地喪失記憶，這是他對意識形態被最終粉碎的抗拒反應的一部分表現。這種意識曾支持著他的自我，而現在又使他面臨承認他所犯的那一部分納粹罪行，或者拋棄他的元首的那種不可容忍的選擇。他也許會以再次拒絕承認現實的方式結束自己的一生。」
凱利少校出現在門口。他說他們需要談談，便領著吉爾伯特走到操場。凱利繼續說，作為朋友和同事，他想提醒吉爾伯特，他對軍事專家的輕視正在引起上校的注意。吉爾伯特答覆說，他很難讓自己的工作不斷被外行在事後指指點點，但是他將盡量對別人更尊重些。凱利沒對吉爾伯特說的是，安德勒斯曾提出把他調走。凱利已說服安德勒斯把吉爾伯特留下。這位精神病醫生希望不久離開紐倫堡，而吉爾伯特將是他取得資料的唯一渠道，這些資料對他們計劃撰寫的那本書至關重要。
吉爾伯特走後不久，赫斯又接待了一位來訪者。此人是法庭聯絡員、英國人艾雷-尼夫少校。尼夫到來時，赫斯那裡一陣喧吵。赫斯剛把裝滿食物的餐具扔向一個膽敢窺視他的牢房的下級軍官。他問尼夫，為什麼讓他一個星期都沒有律師？這位少校像過去那樣解釋說，赫斯的辯護律師岡瑟-馮-羅爾施伊德在冰上摔斷了腿。赫斯說，既然這樣，他將為自己辯護。把尼夫派來正是為了防止赫斯這樣做。法官們擔心，赫斯作自我辯護將會使審判變成一場雜技表演。尼夫說，他和赫斯明天將再次討論這事，企圖以拖延的手法爭取時間。
尼夫少校剛走，赫斯就從看守那裡要來紙筆。他說，他要給法庭成員寫信。他對羅爾施伊德不信任，想把他解雇掉。
被告們給法庭的所有信件都必須經過安德勒斯上校。這位上校星期六上午也來到辦公室，剛在讀吉爾伯特最近對赫斯的評價：赫斯是個「易受外界影響、消極被動的傢伙……一個容易受騙上當的傻瓜。像典型的歇斯底里症狀那樣，他不能面對現實，而且通過形成一種功能錯亂，就他而言，即歇斯底里健忘症，來逃避挫折」。收到這個「易受外界影響、消極被動的傢伙」寫給國際軍事法庭的信後，安德勒斯上校馬上打開讀起來。赫斯在信中寫道：「我謹請法庭注意一個事實：我現在已整整一個星期沒有辯護律師了，而我又被剝奪了法律賦予我的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其結果是，對這個階段的證人，我甚至不能向他們中的一人提問，儘管法律賦予我權利可以這樣做。」安德勒斯想，這幾乎看不出來像是一個「容易受騙上當的傻瓜」寫的信。他把這封信轉交給傑弗裡-勞倫斯爵士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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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月27日星期天，吉爾伯特在探訪赫斯的第二天，去看另一位有問題的犯人，裡賓特洛甫。紹克爾和卡爾登勃魯納在集郵，凱特爾在玩單人紙牌，戈林睡著了，裡賓特洛甫則煩躁不安。吉爾伯特發現那人是架能量分散的風車。他在牢房來回踱步，在紙上亂塗亂畫，糾纏著守、醫生和他的律師，然後又忘了向他們要求的事情。他把他現在的律師弗裡茲-索特弄得發瘋。他們剛決定採取一種辯護策略，而第二天裡賓特洛甫就否認他曾同意這種策略。裡賓特洛甫要求找來某個證人，而一旦索特安排好那個證人出場後，他又拒絕那個人。索特認為，「不可能管裡賓特洛甫這個人辯護」。在吉爾伯特看來，反覆無常的行為反映出一個已崩潰了的自我、一個失去了主心骨的人。
吉爾伯特盡量把現在的裡賓特洛甫和一個證人所描寫的個人聯繫起來。這位證人是這位前外交部長的一個部屬，他在書面證詞中寫道：「他像朵雲降落一般走進房間，然後突然大吃一驚地注意到其他的人——僅僅是人而已——也在屋裡。他會要他的全體工作人員列隊在機場上等上五六個小時，甚至冒著風雨，直到他的飛機抵達。他從飛機上出現，帶著勉強的微笑招呼我們，舉手致希特勒萬歲的敬禮，然後驅車離開。此人完全像在演戲，我們都叫他電影演員。他對待我們像對待狗一樣。」這就是現在躺在床上，向吉爾伯特抱怨說晚上又沒睡好的這個遍遍蒼白的人。
裡賓特洛甫說他頭疼，吉爾伯特想知道有多久了。裡賓特洛甫說，一陣一陣的，有五年了。他能說出頭痛開始的確切日期：1941年7月28日（德軍入侵蘇聯是1941年6月22日——編者），即德國進攻俄國後的第六天。池的外交傑作是德國和蘇聯間簽署的互不侵犯條約，希特勒的戰爭行動把這個條約徹底撕毀了。一次，裡賓特洛甫決定說出他的心裡話。他告訴元首，他一直反對與蘇聯作戰；這次進攻的後果現在已不能控制。希特勒勃然大怒，尖聲喊叫起來，痛罵裡賓特洛甫，直罵得這位外交部長不停地顫抖。希特勒尖叫道，裡賓特港市給他意外打擊，絕不允許在任何問題上反對他。那次挨罵後，裡賓特洛甫在病床上躺了許多天，他的右胳膊和右腿出現了暫時性的癱瘓。他再也不敢反對希特勒了，就是從那時開始頭痛的。
裡賓特洛甫的到宮古斯塔夫-斯登格拉齊特＊馮-莫伊蘭德男爵親眼目睹了這一爆炸性的事件。在紐倫堡接受審問時，他解釋說裡賓特洛甫這次罕見的反對也使希特勒病倒了。這次事件使莫伊蘭德瞥見到元首個性的陰暗一面。這位男爵告訴審訊者說：「他性格的基本特徵，可能是缺乏信心。專家們和正派人士試圖影響著特勒，可是卻徒勞無益。而煽動採取極端措施的不負責任之輩，卻發現他極易受影響。希特勒認為這些人強硬有力，無比較正常人的行為則被譴責是懦弱和失敗主義。」在裡賓特洛甫講述五年前的事件時，吉爾伯特頭腦中迴響著莫伊蘭德的這些話。由於理智地反對進攻俄國，裡賓特洛甫離開了阿諛奉承者的合唱團而進入有理智的顧問角色。這一轉變顯然觸動了希特勒自我懷疑的神經，而且使他大發雷霆。
吉爾伯特還需要探訪一個人。巴爾杜爾-馮-席拉赫應當受到鼓勵，以使他繼續待在悔過者的陣營裡。吉爾伯特進入席拉赫牢房時，提起他剛去看了裡其特洛南。席拉赫冷冷一笑，又講了裡賓特洛甫無恥地獲得貴族稱號「馮」的故事。席拉赫問：「你知道戈培爾怎麼說裡賓特洛甫嗎？「他說，「他是個無核的軀殼，他的名聲是買來的，他結婚是為了錢，他靠連榮帶騙走入宦途」。吉爾伯特看了看這個紈褲子弟，很想知道誰更應受譴責，是拚個鑽營的野心家，還是墮落擊事受納粹果實的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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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星期一上午，當勞倫斯爵士似乎快要昏迷時，法庭審判中止了一個多小時。後來法國檢察官查理-杜博走上起訴席，用低沉單調的聲音開始起訴。在戰爭中，社博白天是法官，晚上則是地下反抗運動的領導人，善於炸毀列車和橋樑。現在，這人顯出許多法國代表團成員身上都有的那到疲憊神態。法國首席法官是亨利-多納迪厄-德瓦佈雷斯。此人十分健壯，身著中世紀服裝，雙肩寬大隆起，灰白長髮，鬍鬚下垂。但是他從不發言，也從不發問。多納迪厄-德瓦佈雷斯上街時乘坐一輛老式黑色雪鐵龍。當司機在修理汽車故障時，人們常看到他悶悶不樂地站在車旁。敬重法國人的艾雷-尼夫認為，他們的這種情緒也許反映出他們國家筋疲力盡的狀況。法庭裡的法國工作人員已經將近三個月沒發薪水了。
下一個證人在陳述納粹佔領法國的五年中從該國劫走的幾乎是全部的財產清單時，整個法官席似乎都快進入了夢鄉。戈林用肘拐輕碰赫斯，說道：「我為我們從法國人那裡拿走的每瓶白蘭地和每支雪茄都感到高興。」赫斯回答說：「如果你不曾拿走所有那些東西，你現在也許就不會坐在這裡了。」戈林又說道：「聽著，魯道夫，你不抽煙，也不喝酒，可是你還是在這裡，一樣和我關在一起。」
杜博傳一群居弱疲憊的集中營受害者出庭作證。勞倫斯爵士提了提神，問道：「社博先生，你打算傳更多的集中營證人嗎？」這位檢察官侷促不安地做了肯定的回答。
突然，法庭內的沉寂狀態被打破了。一位身穿時髦深藍套裝的女人走上了證人席。有關她的一些事件吸住了大家的注意力。她叫瑪麗-克勞德-韋蘭一庫圖裡埃，三十三歲，筆直站著，一頭秀髮往後梳得緊緊的，臉上沒有化妝，不過卻顯出尊嚴。她是法國立憲議會議員，特地請假前來做證。社博請這位證人講述她的經歷。韋蘭一庫圖裡埃作證說，法國陷落時，她是個反法西斯的記者。1942年，她被逮捕並受到審訊，而且被命令在一份假坦白書上簽字。她告訴法庭說：「我拒絕簽字。德國軍官就威脅我。我告訴他說我不怕被槍決。他說：我們有遠比槍決更壞的方法來處置你。」此後不久，韋蘭一庫圖裡埃和其他二百三十名法國婦女一起被塞進一輛列車送往奧斯維辛。在整個旅途中，都沒有給她們吃喝。
韋蘭一庫圖裡埃被分派到集中營的一個縫紉組。她說：「我們就住在火車停放的地方，這些火車實際上是開往毒氣室的。因此，我們看見車廂打開，士兵們把男人、婦女和孩子趕了出來。我們看見老夫妻們被拆散，母親們被迫拋棄幼小的孩子，所有這些人都不知道等待他們的命運是什麼。為使他們的到來顯得更熱鬧，身穿白色長裙和海軍藍短裙的漂亮姑娘們組成的一個樂隊在人們分組時表演著《快樂寡婦》和《霍夫曼傳奇》中的歡快曲調。那些送往毒氣室的人，老人、母親和小孩，立即被護送進一座紅磚建築中。」
這位證人繼續說：「我終生都會記得安妮特-愛波。我看見她在一輛載著人到毒氣室去的卡車上。她用手抱住另一位法國婦女。卡車開動時，她對我喊：如果你以後回法國的話，記住我的小男孩。他們接著開始唱《馬賽進行曲》，法庭內一片沉寂，只有同步譯員們在他們的玻璃室內重複著韋蘭一庫圖裡埃的話。
杜博彬彬有禮地催促她繼續往下說時，這位婦女低下了頭。她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她說：「一天晚上，我們被駭人的哭聲驚醒。第二天我們聽說納粹分子的毒氣用完了，孩子們活著就被扔進了焚屍爐。」杜博問她，列車上的二百三十名同行的法國婦女，在奧斯維辛最後有多少人倖存下來。韋蘭一庫圖裡埃回答說只有四十九人。
這位婦女講完後，她走近被告席並在戈林幾步之前停了下來。她知道，這是她今後絕不會再遇到的機會。正如她後來寫的：「我想靠近看看他們，我想看看他們臉上的表情。我依次看了他們中的每一個人，他們看起來都像有著正常、人性一面的普通人，這倒不使我吃驚。在奧斯維辛，一個黨衛隊員在毒死一個五歲的吉普賽男孩的母親和姊姊後，又經常給這個男孩糖吃。」
在中午休息時間，奧托-克蘭獲比勒律師出人意外地出現在閣樓餐室的過道裡，蒼白的臉色和他的海軍藍制服反差強烈。他看著他的委託人鄧尼茨元帥，問道：「難道沒人知道這些事情嗎？鄧尼茨聳聳肩，繼續吃飯。戈林抬起頭向上看，說道：「你知道是怎麼回事。甚至在一個營裡，營長也不瞭解前線的情況。你的職位越高，你知道下面發生的事就越少。」克蘭獲比勒搖搖頭，然後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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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休庭後，監獄圖書管理員奧托-施特倫應斯佩爾的要求給他送來了一本《本維紐托-塞利尼自傳》。但是斯佩爾很難專心讀書。韋蘭一庫圖裡埃所作的證詞再次震動了法庭。斯佩爾清楚地認識到一件事：在所有各方面的證據中，與集中營有關的證據是最討厭的。他在罪行的擂場上擇路前行，迄今為止他認為是成功的。他的律師已使用了兩個對他最有力的辯護證據：試圖暗殺希特勒和抵制元首的焦土命令。與紹克爾的關係性質即誰是誰的上級的問題，仍懸而未決。但是證明他與集中營有關係這一點對斯佩爾將是致命性的。斯佩爾絞盡腦汁地想該怎麼辦。
1月29日上午出庭的證人是弗朗索瓦-包爾。瘦高的包爾是位職業攝影師，因此他從毛特豪森集中營倖存下來。他的作證在前一天緊接著瑪麗-韋蘭一庫圖裡埃之後就開始了。他曾證實，毛持家森的一名逃亡者被推上絞架時，一個樂團在下面演奏一支民謠。包爾今天再次出庭，意味著集中營生活的殘酷記錄將繼續揭露。
查理-社博問包爾，他是否曾在毛特豪森見過被告席中的什麼被告？這位證人回答說：「斯佩爾。」在審訊期間，斯佩爾承認到過毛特豪森，但只是在外圍，其目的是考察鐵路終點站的建設。杜博間包爾，他什麼時間見過這位戰爭物資部部長？包爾回答說在1943年，又說：「我沒有親眼看見他，而是人物識別部門的主管送來了他的萊卡相機，裡面裝有一卷剛照完的膠卷。我把膠卷沖洗出來，認出斯佩爾和一些黨衛軍領導人。」征博追問道：「你在你衝出的照片上看到了斯佩爾產包爾回答說：「是的，沖洗出來後，我必須在照片上寫出其中人物的名字和日期。」包爾說，有一些照片是在毛特豪森採石場拍攝的。那裡的犯人們搬運石頭勞累至死，而且德國士兵把犯人「降落」，即推進坑底來取樂。包爾又說：「甚至還有斯佩爾與毛傳豪森指揮官弗朗茲-澤雷斯握手並表示祝賀的照片。」他說，他總共在三十六張照片上看到過斯佩爾。
包爾出庭以後，檢察官又引用文件證實，斯佩爾和希姆萊一道為武器生產而從集中營招用犯人。在中央規劃局一次會議的記錄上，有斯佩爾講的如下的話：「黨衛軍採取嚴厲措施和把主要的怠工者投入集中營是無可指責的，除此之外別無選擇。」通過黨衛軍檔案裡的一份備忘錄，可以加深對上述這段記述的理解。這份備忘錄寫道：「經我的命令，阿爾貝特-斯佩爾已錄用為我下屬的黨衛軍成員。」簽署者是「海因裡希-希姆萊」。
哈麗雅特-澤特堡自豪地站在起訴席上。斯佩爾參觀毛特家森集中營以及他與希姆萊關係的證據正是她調查的成果。
法庭休庭後，斯佩爾承認這天對他來說是個災難。他已被完全認定與毛特豪森有關，而且與該集中營的指揮官弗朗茲-澤雷斯這個以親自殺人為樂的虐待狂有來往；和希姆萊聯繫在一起也同樣是個不可清除的污點。斯佩爾第一次感覺到死神的翼梢拂過他的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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