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好萊塢的代理人多蘭-路德打電話告訴我莫勒馬的死訊，還告訴我第二大將在三重文化電影制片廠召開一次大會，專門討論有關把我的那部小說改編成電影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他要求我馬上飛回洛杉磯，他會到機場去接我。
我在肯尼迪機場打電話給詹娜麗，想告訴她我到洛杉磯來了的事，但是電話裡只傳出她留在錄音機裡的略帶法語口音的聲音，我只好給她留下了口訊。
莫勒馬的死亡對我的震動很大，在過去的幾個月和他共事的日子裡，我已經逐漸地變得非常尊敬他。他從不說廢話，長著一雙銳利的鷹眼，一下子就能夠發現劇本中或者影片裡那些多余的東西。每當他給我放電影時，總會一邊講解一些諸如為什麼某個鏡頭不行，如何去發現一位演員的天才，以及即使這位演員扮演的是一個壞角色，也可以一目了然他的資質等等有關的知識。我們經常爭論不休，他堅決認為我的文學勢利眼是防御性的，是由於我沒有認真地研究電影造成的，他甚至還主動提出要教我如何當電影導演，只是被我毫不客氣地謝絕了，為此他還一個勁地刨根問底，非要我說出不想當導演的理由不可。
我告訴他：“一個人僅僅是活著，能站著不動，不打擾別人，就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主宰命運的君主了，偏偏許多人不肯不打擾別人，我之所以討厭人生的原因就在於此，而電影導演則是世界最霸道的主宰命運的君主。想想那些遭到你拒絕的男女演員有多麼痛苦吧！瞧瞧那些得聽從你的命令的人有多麼屈辱吧！再看看你所花的錢和你所操縱的命運有多作孽吧！而我只是寫書，從不傷害任何人，我只是提供幫助，他們有著和不看的選擇。”
“你說得不錯的原因是，”莫勒馬說，“你永遠也當不了導演，但是我認為你的其他觀點卻糊塗到極點，沒有人會像你所說的那麼被動。”
當然，他是對的，我只是想控制一個自己完全獨立的世界。
對於他的死，我感到悲痛，盡管我們彼此之間不甚了解，我對他還是有好感，同時我也有點擔心我們那部電影的命運會不會因而不利。
多蘭-路德准時到機場接我，他告訴我將由傑夫-瓦更擔任制片人，“三重文化”已經吞並了莫勒馬的電影制片廠。他還提醒我做好要碰上許多麻煩事的思想准備。在去電影制片廠的途中，他給我簡單介紹了“三重文化”的大致運作的情況，介紹了繆斯-瓦特伯以及他的妻子貝拉，還有傑夫-瓦更等人的情況。作為開頭，他告訴我，他們雖然不是好萊塢最強大的電影制片廠的首腦人物，卻是最令人憎恨的家伙，人們通常因此把他們的制片廠稱之為“三個惡棍電影制片廠”。他說瓦特伯是條鯊魚，其他三個副總裁是豺狼。我糾正他說不應該把比喻體搞亂了，如果瓦特伯是條鯊魚，其他人就應該是鯖魚。我一路上談笑風生，但是我的代理人根本就聽不進去，冷不防，他還冒了一句：“我希望你打條領帶。”
我看了看他，只見他上身穿了件精美的黑皮外套，裡面是一件圓領的汗衫。他聳聳肩繼續說：“繆斯-瓦特伯完全可能成為一個閃米特族人的希特勒，只不過他的手法有點不同而已，他會在把所有的成年基督徒送入毒氣室後，再為他們的子女設立大學的獎學金。”
我懶散而舒服地坐在多蘭-路德那奔馳450SL型的轎車裡，心不在焉地聽著多蘭的嘮叨。他告誡我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備，就我的那部電影將有一場惡仗要打。他又說傑夫-瓦更將成為制片人，瓦特伯對這部電影有著個人的興趣。多蘭還說正是他們對莫勒馬的騷擾導致了他的死亡。我把這種說法當作好萊塢典型的誇張手法而置之腦後。這一路上多蘭說的所有的話的實質，無非都是要告誡我：今天將決定這部電影的命運。於是在繼續開往電影制片廠的長長的路途中，我調動了大腦裡的所有記憶來重溫自己親眼所見的以及聽人所說的有關繆斯-瓦特伯和傑夫-瓦更的所作所為。
傑夫-瓦更的骨子裡是個徹頭徹尾的庸俗不堪的人，更是一個一錢不值的制片人。他發跡於電視，然後臍於電影故事片制作的行列，過程就和一滴墨水在亞麻台布上慢慢化開的驚人效果一樣。他拍了100多部電視故事片，20多部舞台藝術片。這些片子並非每部都是高雅的有魅力的高質量的藝術作品。好萊塢的影評家、工作人員以及藝術家們都經常開瓦更的玩笑，把他稱作蘇爾茲涅克、魯比茲、泰伯格等人的混合體。
一部典型的傑夫-瓦更影片中，扮演者基本上是年紀較大的在電影界已混了很久卻依然經濟拮據的昨日之星，稍有常識的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一部廉價的影片。導演往往由於瓦更的太多干預而起不了作用，他們本來又都是些平庸之輩，曾經導演過不少失敗之作，因而他可以隨意指揮他們按照他的意圖來拍片。令人奇怪的是這些影片雖然俗不可耐，但是由於它們的主題符合商業需要，所以很多片子不賺也不賠，有的甚至還賺了不少錢。可以說，這些影片一般都是事先瞄准觀眾的胃口，也就是說，是專門為某類觀眾拍攝的。傑夫-瓦更還是個守財奴，一向對電影的制作成本抓得極緊，如果影片獲得成功，賺了很多錢，他就在合同上做功夫，挑毛病，使得人人都要損失一部分提成比例；要是這套鬼把戲還不靈，他就要求電影制片廠向他們提出訴訟，最終達成一個提成比例的協議。而他的頂頭上司繆斯-瓦特伯總是說傑夫-瓦更能為影片提出極好的主意，也許他不知道這些主意都是瓦更從別人那裡偷來的，瓦更擅長通過誘騙的手段達到目的。
他在年輕的時候，已經慣於盤剝三重文化電影制片廠裡所有的小影星，因此得了豺狼的綽號。他在拍電視的時候，為了把某個女子搞到手，通常的做法就是先讓她在片子中扮演酒吧女郎或接待員的角色，如果她演得不錯又對他百依百順，那麼就可能整年都有活干了。自從改拍電影後，他的這一套做法行不通了，一部預算為300萬美元的影片裡的角色總不能任他隨心所欲地分配給那些滿足了他性欲的人去扮演。從那時開始，他就讓他們朗讀某個角色的台詞，口頭上答應要關照她們，實際上沒有承擔多少義務。當然，她們當中有些有才華的人，借助於他的地位，在故事片中得到了一些好角色，有少數人還成為了明星，她們對他自然感恩戴德。在“黑寡婦”的國度裡，傑夫-瓦更是最後的幸存者。
有一天，從俄勒岡的北部雨林裡來了一位年方18的絕色美女。她天生麗質，有一流的臉蛋和身材，還有火辣辣的氣質和獨特的天才，遺憾的是她不上鏡，在白癡魔術似的電影中，她的美貌不起作用。
她在俄勒岡的森林裡長大，練就了一身當林業工人和獵人的本領。她能剝鹿皮，敢和灰熊斗。在她的代理人和她談心後，她每個月極不情願地讓傑夫-瓦更玩弄一次。由於她生長在一個人人都是直率的獵人的地方，因此也相信了傑夫-瓦更能遵守諾言，為她弄到一個角色。在確知他不會為她安排到角色時，她帶了一把剝鹿皮用的刀和他上床，在關鍵時刻把刀捅進了他的睪丸。
遺憾的是他傷得並不厲害，傑夫-瓦更自己則千方百計地掩蓋這一事件，不願意提出指控，但是這件事還是洩露了出來，他只好給了那少女一筆錢，足夠她買一間木屋和一支新的來福獵槍，打發她回俄勒岡的老家。傑夫-瓦更也從此吸取教訓，放棄了誘奸小影星的勾當，一心一意去打誘騙作家的主意。作家被騙後更不敢張揚，也比影星更膽小，這樣一來，他不但更有利可圖，而且沒有那麼危險。
他誘騙作家的手法不外乎是在請他們吃昂貴的午飯時，有意向他們虛提各種工作機會，告訴他們如果參加改編正在拍攝中的電影劇本，一次就可得數千美元。接著他就誘惑他們暢談自己未來的小說或電影劇本的創作構思，然後剽竊他們的構思並移花接木——改變了其中的人物，但主題和情節都原原本本地保留下來。他不但對提供這些原始構思的作家分文不給，還對干這種缺德事津津樂道，因為作家的付出是無形的，他們也不可能找到證據來證明這些構思由他們提供，所以只好吃啞巴虧，不像那些為了得到角色而不惜向他提供性服務的女星期望得到回報那麼簡單直接。
倒是所有和傑夫-瓦更打過交道的代理人都會明智地阻止他們的作家主顧再跟他一起出去吃飯，不過全國各地有那麼多年輕又沒有處世經驗的作家擁到好萊塢，渴望通過此人在好萊塢的地位來幫助自己名利雙收，加上傑夫-瓦更已經精於此道，會很巧妙地打開一點點的門縫讓他們往裡瞧，隨即又用力把門關上，連帶把他們的腳趾夾個青一塊紫一塊。
有一次我在拉斯維加斯和科裡聊天時說他和瓦更用同一手法欺騙受害者，科裡當即表示不同意，他說：“我和維加斯是瞄准顧客的錢，而好萊塢要的卻是睪丸。”
他還不知道三重文化電影制片廠剛剛在拉斯維加斯購買了當地最大的賭場中的一家。
繆斯-瓦特伯的情況和瓦更有所不同。在我剛到好萊塢不久，有人帶我到三重文化電影制片廠去拜會他。
一見面，我就知道繆斯-瓦特伯是個什麼貨色了。他臉上那種鯊魚似的表情就是那種長期享有至高無上權力的人慣有的冷漠的樣子，這種一般人裝不出來的表情我曾經在高級軍事將領。賭場老板、美艷而富有的女人以及黑手黨的頭子們的臉上見過。他的骨子裡還滲透出權欲和冷酷，絕對沒有絲毫的憐憫和同情心。這是一個權欲橫流，大權小權都要獨攬的強人。
那天晚上，我告訴詹娜麗我到過三重文化電影制片廠，還見識了瓦特伯，她漫不經心地說：“好個老繆斯，我認識他。”說完，她挑釁似地望了我一眼，我就上鉤了。
“好吧，”我央求她，“和我講講你是如何認識繆斯的。”
詹娜麗起床給我講了一個故事：
“那時我到好萊塢快兩年，仍然一事無成。有一天，我應邀出席一個有許多大人物到場的派對。我是以一個未來影星的身份去碰碰運氣的，希望能接觸到一些要人。派對上有十多個像我這樣的少女，全打扮得花枝招展，希望能給某個有權勢的制片人看中。算我最走運，風度翩翩的纓斯-瓦特伯走到我的跟前。我當時不明白人們為什麼會中傷他，還記得他妻子曾走過來大約呆了一分鍾，並且在設法把他拉開，但是他不理她，繼續和我聊天。毫無疑問，我當時是南方來的有魅力的美女。當晚派對結束時，他邀請我第二天到他家吃晚飯。第二天早上我打電話給所有的女朋友，把這個事告訴她們，她們向我表示祝賀，一再叮囑我得為他獻身。我說我當然不會在第一次和他的會就讓他輕易得手的，我還認為如果我吊吊他胃口，也許他會更尊敬我。”
“這真是個好技巧。”我插了一句。
“我知道，”她說，“這個技巧用於你身上是很靈的，這是我的感覺。事實上我向來都是除非真正喜歡一個男人，否則就不會和他上床。我從來就不會由於要某個男人為我辦事而和他上床。我對女朋友們說了這件事，她們都認為我瘋了，說如果繆斯-瓦特伯真的愛上了我，或者說真正喜歡我，那就意味著我可以走上當明星的道路。”
她花了幾分鍾的時間來生動地表演這出假美德的初時抗爭，最終變成心甘情願的犯罪的啞劇。
“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我好奇地問。
詹娜麗兩手叉腰，戲劇性地昂首挺立，一副自豪的樣子。“那天下午五點鍾，我做了一生中最大的決定，那就是為了不斷進取，我准備和一個根本不了解的男人上床！我自以為自己很勇敢，最終定出了這個只有男人才能夠制定得出的決策。”
她暫時中止了自己的“演出”，轉而友好地問我：“男人們不就是這樣做的嗎？他們只要能在生意上達成協議，什麼代價都願意付出，連貶低自己的身份也在所不惜，這算不算生意經？”
“我想是吧。”我回答她。
“你曾經干過這樣的事嗎？”她又問。
“沒有。”
“你對自己的評價還挺不錯的嘛，對嗎？我曾和幾個已婚男人有過婚外情，我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他們全喜歡帶那頂碩大的白色牛仔帽。”
“此話怎講？”
“他們都想既對妻子又對女朋友表示公平愛戀，起碼是希望能給別人留下這樣的印象，這樣一來，人們就無法責備他們了。連你也是這麼干的！”
我思索了一會兒，弄明白她此話的含義後說：“就算是這樣吧，那又怎麼樣？”
“那又怎麼樣？”詹娜麗憤憤不平地說，“你說你愛我，但你又要回到妻子的身邊。已婚男人除非真打算離開自己的妻子，否則他就不應該對另一個女人說他愛她！”
“那是浪漫主義的假話。”我承認道。
她情緒激動了好一陣子才說：“如果我到你的家裡去，對你的妻子說你愛我，你會反對嗎？”
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來，用手壓住自己的胸口說：“請你再說一遍，好嗎？”
她重復道：“你會反對嗎？”
我回答她：“百分之百不贊成！”
她咬牙切齒地瞪了我一會兒，然後又放聲大笑了起來，說道：“我曾和你一起墮落，但我以後再也不會這麼干了。”
我明白她說這話的意思。
“好啦，”我說，“和瓦特伯的事進展如何？”
“我用龜油徹底地，長時間地沐浴，然後又化了妝，穿上最好的衣服，自己開車到祭壇。我被引進屋子，見到了繆斯-瓦特伯。我們坐下來一起喝飲料，他問了我的工作等情況，和我聊了大約一個小時。他非常精明，讓我明白如果這個晚上過得愉快，他會為我做許多事。我心裡想這狗娘養的，今晚根本沒打算和我上床，他甚至連飯都不請我吃。”
“我可從來沒有對你做過這種事。”我又插嘴道。
“他看了我好長一段時間，然後對我說：‘樓上的臥室裡已備下了晚餐，你願意上去嗎？’我用南方口音回答他道：‘願意，我有點餓了。’他陪我上樓去，他家的樓梯就像電影中的那麼漂亮。打開了臥室的門，他把我讓進了房間後，就在外面把門關上了。我在房裡看見一張小桌，上面擺了一些精美的小吃。”
說到這，她又擺出一個天真少女的姿態，臉上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
“繆斯在那裡？”我忍不住問她。
“他在外面，在走廊裡。”
“他讓你單獨進餐？”
“不，貝拉-瓦特伯太太身穿極薄的晨衣在等著我。”
“啊，我的上帝！”我驚歎道。
詹娜麗開始表演另一幕：
“我事先並不知道得和一個女人造愛，本來這天我思想斗爭了八個小時才決定和一個男人上床的，現在我卻是不得不和一個女人造愛，我沒有這方面的思想准備。”
我說我也沒有這個思想准備。
她說：“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只是傻乎乎地坐了下來。瓦特伯太太請我吃三明治並給我倒了杯茶，然後她從衣服中抖出她的雙乳，對我說：‘親愛的，你喜歡這對乳房嗎？’我機械地回答：‘你的乳房很漂亮。’”
這時詹娜麗盯著我的眼睛，接著又垂下了頭，我問她：“後來呢？你贊美了乳房後她還說了些什麼？”
詹娜麗張大眼睛，做出恐懼的表情說：“貝拉-瓦特伯對我說：‘你願意親我的乳房嗎？我親愛的！’”
詹娜麗說到這裡，一下子癱在床上，躺倒在我身旁，但仍然繼續說：“我沖出房間，跑下樓梯，逃離了那幢房子。為此我足足等了兩年才找到工作。”
“這座城市可真夠野蠻。”我感歎道。
“不，”詹娜麗說，“如果我事先和女朋友再談八個小時，也許我就會肯干了，這僅僅是能否鼓足勇氣的問題。”
我不出聲，只是對著她瞇瞇笑，她則盯著我的眼睛，對抗著。我說：“是的，不過這又有什麼區別？”
當轎車在高速公路上飛馳時，我設法去聽多蘭的意見。
“老繆斯是個危險的人物，得提防著他。”他的這個意見和我的不謀而合。
繆斯-瓦特伯是好萊塢最酷愛權勢的人物中的一個，他的三重文化電影制片廠在財力上比大多數的電影制片廠都要雄厚，但生產的影片卻最糟糕，然而這個全身連一個藝術細胞都沒有的繆斯-瓦特伯，竟然在生產藝術的領域裡創造了搖錢樹！就憑這，他成為公認的奇才。
瓦特伯是個不太整潔的胖子，身穿裁剪馬虎的維加斯式的衣服，平時沉默寡言，從不流露情感。他信奉的原則是：只有你能夠從他那裡拿走的東西，他才肯給你。換句話來說就是：你要是沒能耐強迫他和他的律師拿出來的東西，他就堅決不給你。他在影片提成方面欺騙制片人、明星、作家、導演等人倒是一視同仁。生產出了好片子後，他從不感謝導演工作的出色，演員表演的精湛，作家劇本的優秀，他的理由是他曾為劣質的東西付出過很多次大價錢，所以憑什麼還得對一個稱職人員的工作多付錢呢？
瓦特伯就像人們談論戰爭那樣談電影，他經常掛在嘴邊的話是：“要想做煎雞蛋，不打破雞蛋不行。”如果某個生意合伙人因為自己和他有交情，或者某個演員因為敬愛他，以為他們之間的友誼有多深，到頭來因不明不白地被電影制片廠克扣了工錢而去向他提出疑義時，他總是淡淡一笑，冷冷地說：“我一聽到這個‘愛’字，就趕緊伸手捂住錢包。”
他對仁義道德不屑一顧，別人指責他缺乏信譽時他反而以此為榮。他根本就不希罕獲得言而有信的美名。他認為握手是表面功夫，只有白紙黑字的合同才是真格的。只要有機會去騙取合伙人的建議和劇本，克扣他們的電影利潤的合理提成，他都會毫不猶豫地干。要是那些過度疲勞的藝術家（制片人太了解情況了，明知道反對只是徒費口舌）忍無可忍地去責備他，他就只是簡單地回答：“我是個電影制片商！”腔調和波多雷對一個類似的責難做出的回答：“我是個詩人！”一模一樣。
瓦特伯使用律師就像流氓使用槍那般隨便，玩弄感情就像妓女玩弄性愛一樣老練，利用好的作品就像希臘人利用特洛伊木馬。他支持羅傑茲退休演員之家就等於以色列支持千百萬印度饑民和在阿拉伯各國棲身的巴勒斯坦難民，要想他對別人行善，就等於是要他做違反自己本性的行為。
瓦特伯剛接管時的三重文化電影制片廠是個虧損嚴重的廠，他立刻在電腦中設置了嚴格的底線基數，訂出全城最苛刻的條件，另外，他從不為創造性的主意冒險，要干也要等這些建議在別的廠得到驗證為止，萬一遇到緊要關頭，他的王牌就是緊縮開支。
別的制片廠拍一部影片動輒耗費上千萬美元，而三重文化電影制片廠拍一部片子從不超過300萬美元，事實上，一到費用超過300萬時，繆斯-瓦特伯本人或三個副總裁中的一個就會一天24小時地盯著你了。他要制片人張貼完成契約的承諾書，要導演以自己提成的百分比發誓，要演員們千保證、萬保證，反正大家務必按預算把影片拍成。凡是能按預算或低於預算拍成一部電影的制片人對繆斯-瓦特伯來說就是一個英雄，至於影片收入僅僅維持成本也沒關系，但是如果影片超支，即使它淨賺2000萬美元，給電影制片廠帶來豐厚的收入，瓦特伯也會執行和制片人簽定的合同中的處罰條款，扣掉他們的利潤分成。當然，這樣做是要付諸法律程序的，但是廠裡豢養著20個律師，他們正盼望著能上法庭實習，因而，和制片人的協議很容易達成，特別是那些還想在“三重文化”拍片的制片人和演員就更是只能忍氣吞聲。
瓦特伯的組織才能是眾所周知的，他有三個副總裁，各人都有自己分管的天下，也都在為了瓦特伯的利益競相賣命，特別是日後其中的一個人可能接他的班的指望激勵著他們。這三個家伙全有富麗堂皇的房子、高額的獎金和在只有瓦特伯才有否決權的前提下處理自己管轄范圍事務的特權，所以他們三個人都在拼命地獵取天才和好劇本，一心要降低預算，控制天才，撲滅任何標新立異的火花，然後炮制出特別的行動計劃來，拿到設置在制片廠頂層的瓦特伯的辦公室去。
他在性生活方面的名聲無可指責，既不和小明星們打情罵俏，也從不向導演或制片人施加壓力要他們在影片中啟用某個相好，部分原因是他那禁欲的個性以及他低下的性欲，另外是他需要這份名聲來維護權威，還有最主要的就是他對和從小相伴的妻子那30年的婚姻生活十分滿足。
他們在布隆克斯中學認識，十幾歲結婚，從此就一直生活在一起。
貝拉-瓦特伯過著童話般的生活。她十幾歲讀中學就以身材豐滿性感而出名，她那對巨乳配上羞答答的表情，真是妙不可言，迷住了繆斯-瓦特伯。那時候，她穿著寬松厚實的特意大了兩碼的毛線衫和裙子，其效果就像把光輝燦爛的放射性金屬隱藏在黑暗的山洞裡一樣，你越是知道它就在那裡，它越要藏起來不讓你見到，於是更引得少男們春情激蕩，想入非非。繆斯前途順暢，成為一名制片人後，她還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只顧著生孩子。盡管兩年生了兩胎，她還是願意在育齡期每年都生一個，倒是繆斯不想再要了，那時他已把主要精力放在事業上，再說她那曾經使他感到性饑渴的胴體布滿了生育的疤痕，那曾經令他愛得幾乎窒息的乳房下垂了，而且青筋累累，整個人變成了猶太型的家庭婦女，很難再引起他的欲望。他為她雇了一個女傭後就把她連同性愛都棄在了一邊。他仍然需要她，起碼要她來為他的衣著操心。她是個出色的管家，他的襯衫經她漿洗後就好像是全新的一樣，而且她還把他的拉斯維加斯式的西裝和漂亮的領帶保養得井井有條，總是在最適當的時候送到干洗店去清洗，既不太經常以免損耗，又不能太少造成他邋塌。有一次，她買了一只貓，它喜歡坐在沙發上，那天碰巧繆斯也坐在那張沙發上，他站起來時褲腳管上沾了一些貓毛，他抓起那只貓就一把扔到牆上，還對著貝拉歇斯底裡地吼叫，她第二天就把貓送給了別人。
最神奇的是權力總喜歡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自從繆斯當上了三重文化電影制片廠的頭頭之後，貝拉-瓦特伯也同時仿佛被仙女的魔杖點了一下，頓時發生了質的變化——那些加利福尼亞培養出來的經理們的太太整天圍在她身邊和她套近乎；發型師上門為她設計了一個用黑色鬈發做成的發套，使她顯得雍容華貴；娛樂圈裡所有的人都參加的、設在溫泉的健美操訓練班堅決地毫不留情地把她的體重從150磅減到了110磅，甚至連乳房也縮小了些，只是和她身體其他部分比起來還是嫌太大。經過一番整容手術，它們終於變成了一對小小的非常勻稱的玫瑰花蕾。外科醫生給她做手術時，還削去了她大腿兩側和臀部的各一大塊肉；制片廠的時裝專家為她設計了整整一大立櫃的衣服以適應她的新身材和新身份。貝拉-瓦特伯在鏡子裡欣賞自己的形象：再也不是往日的那個性感、多肉、漂亮卻又俗氣的猶太公主，而成了一個苗條細腰40多歲的精力充沛的活潑女人。誇張一點說，簡直有些像一個不久前才踏入社會的少女了。她沒有注意到另一面：她現在的外貌和過去的相比判若兩人，實際上是對她過去的歪曲。不錯，她是成了一個精瘦的時髦太太，只可惜那副天生的大骨架子無法改變，這樣往日的她就像幽靈一般依附在她現在的軀殼和臉龐下不肯離去。她自以為已恢復了青春和變得更美，所以當一個正在受訓的年輕男演員假裝愛上她的時候，她就上鉤了。
她真誠地以激情回報他的愛，不惜屈尊到他那間在桑塔-莫尼克的污穢的公寓裡和他幽會。年輕的男演員充滿活力，而且敬業精神可嘉，因而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扮演的角色，不但使她生平第一次享受到徹底完美的性生活，甚至幾乎相信自己也愛上了她。他的功夫可謂做到了十足，還特意從故西珠寶店買了一只漂亮的手鐲送給她，而她則把它當成自己第一次真正享受性的歡愉的證據，今生今世都會珍惜這件定情物。最後，他請她幫忙在“三重文化”的大故事片裡爭取一個角色。她告訴他自己從不過問丈夫業務上的事時，他的震驚難以形容。他們大吵了一場後，這位演員就永遠從她的生活中消失了。她懷念他，連他那污穢的公寓和他愛好的那些搖滾樂唱片都成了她深深思念的東西，但她畢竟曾經是個頭腦清醒的少女，後來又成長為一個有清醒頭腦的婦人，此事之後，她再也不會重犯同樣的錯誤，再挑選情人時，就像喜劇演員挑選帽子那樣小心翼翼了。
在以後的歲月裡，她在和男演員的戀情中，漸漸成了一個談判高手。首先，她非常注意尋找有才華的演員。事實上，從這種才氣十足的演員身上，她的確得到的樂趣也更多。其次，在她的調弄下，一般智力就和天才掛上了鉤。她在事業上幫助他們，當然不會蠢到直接去找她的丈夫，繆斯-瓦特伯是絕對不干預這類事務的。她去找三個副總裁中的任何一人，向他們大談自己在某個藝術小組演出易卜生的戲時發現了某位男演員是如何有才能，並一再聲明自己不認識他，只是肯定此君能給廠裡創造財富，副總裁就會把那演員的名字記下來，給他安排一個小角色。這樣搞法沒過多久，貝拉-瓦特伯那淫蕩的名聲就傳開了，有些流言還說她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和任何人造愛，以至於每當她到任何一個副總裁的辦公室時，那個副總裁都堅持要有一個秘書在場，這種情形如同婦科的男醫生給病人檢查身體時堅持要一名護士在場一樣。
三位副總裁都在玩弄手腕想抓大權，他們都必須或者是認為必須討好瓦特伯的妻子，其中傑夫-瓦更捷足先登，成了貝拉的好朋友。他把介紹某個英俊健壯的年輕人作為友誼的交易，當她沒有這類性伴侶時，就拼命逛昂貴的羅帝奧婦女用品商店，或者和漂亮的小影星泡在獨特的餐館裡吃午飯，臉上戴著不吉利的巨大的男裝墨鏡。
傑夫-瓦更由於和貝拉的關系密切，就最有希望在繆斯-瓦特伯退休後接他的班。這裡面的危險區是：如果繆斯-瓦特伯知道自己的妻子是貝佛裡山的淫婦後，他會采取什麼行動？花邊新聞專欄作家已經把貝拉的風流韻事當作“匿名節目”來登載，瓦特伯不可能沒有看到過，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經臭名遠揚。
像往常那樣，繆斯-瓦特伯這次又讓人大吃一驚：他根本不做出絲毫反應！充其量就是偶爾對她的情夫報復一下，從不對妻子追究。
他第一次的報復對象是一個年輕的搖滾樂歌星。這家伙到處吹噓自己的成功，把貝拉-瓦特伯稱之為“老騷貨”。他的原意是想高度贊揚她的情欲旺盛，哪知反而被繆斯-瓦特伯認定是莫大的侮辱，就像他的副總裁竟敢穿牛仔褲和圓領汗衫來上班是對他的侮辱一樣。這個搖滾歌星出過一本歌曲專集，所掙的錢比他在一部故事片中所掙的要多出十倍，卻受到好萊塢夢的影響，鬼使神差一般人了“三重文化”的門，自我陶醉在演電影的狂熱中。在預演這部影片的那天晚上，他把樂隊的全體成員以及他所有的女朋友都請到瓦特伯的私人放映室來，那裡還擠滿了三重文化電影制片廠的大牌明星。這次預演是當年好萊塢的大派對之一。
這位搖滾歌星坐在那裡等了又等，電影一直放到結束，銀幕上就是沒有他扮演的角色，原來他的角色已被全部刪剪掉了。這個打擊使他喪失了理智，最後不得不被護送回家。
繆斯-瓦特伯用一個大變革來慶祝他從一個制片人晉升為制片廠的首腦。在過去的數年裡，他注意到制片廠中有權勢的人物對金像獎只授予演員、作家、導演和制片人這種做法頗感不滿，是他們生產了影片，而榮譽卻全給了他們的雇員，這不能不使他們感到惱火。繆斯-瓦特伯幾年前就首先公開支持在金像獎中增設一個歐文-台爾伯格獎，他還很精明地在計劃裡寫明此項獎不是每年一次，而且規定只授予某個數年來都能生產出高質量電影的制片商。他這個人工於心計，故意又在上面附上了一條一年只能夠得一次台爾伯格獎的限令。設立了此項獎的結果是使許多在電影界有影響的制片商所生產的影片本來是與得獎無緣的，現在因為制片商獲得台爾伯格獎後，也有機會享受到傳媒廣泛關注的榮耀了。但是制片廠的首腦和只顧賺錢而在影片中表現平平的明星們還是不能獲獎，於是，繆斯-瓦特伯又支持設立一項人道主義獎，獎勵某些帶著崇高理想獻身於電影事業，為改善更美好的人生做出了貢獻的人。兩年前，繆斯-瓦特伯終於獲得了此項獎，並且在數百萬美國忠實的電視觀眾面前接受了此項殊榮。此項獎是請一個有國際聲望的日本導演授予的，理由很簡單，實在找不到一位能在授獎時肯保持一副嚴肅表情的美國導演——多蘭在向我講述這個特別的故事時這麼說。
在繆斯-瓦特伯接受此項獎的當天晚上，有兩個電影劇作家由於激憤而心髒病發作，一位住在貝佛裡威爾捨旅館的女演員把電視機從她的四樓套間扔了出去，三名導演憤然辭去金像獎評委的職務，一位電影劇作家對此事的評論是：簡直就像要關在集中營裡的猶太人投票選希特勒當最受歡迎的政治家一樣滑稽和荒唐。然而不管怎麼樣，這項獎的金像成了繆斯-瓦特伯最心愛的收藏品。
瓦特伯還想出不少強迫正在升起的新星為他拍壞電影的鬼點子，例如為他們提供數目可觀的按揭付款來購買在貝佛裡山的大樓公寓等。繆斯-瓦特伯的制片廠為了剝奪本該屬於這些富於創造性的奇才的錢，還不斷地在法庭上制造把官司打到底的局面。瓦特伯在華盛頓有靠山，他擅長用美麗的小影星和秘密基金招待政客，經常出資讓他們到世界各地的那些費用昂貴的名勝之地度假。他深知該如何利用律師和法官去敲搾金錢，巧取豪奪。至少多蘭是這麼說的，我聽起來，這個人就像是個精力充沛的美國奸商。
他除了狡猾之外，支撐著三重文化制片廠的最重要的資本是他在華盛頓的那些靠山。
由於他的禁欲生活，因而他的敵人所散布的許多關於他的流言蜚語都站不住腳，他們一會兒說他每個月都極其秘密地飛往巴黎去嫖童妓，一會兒又說他是個窺淫狂，在妻子的臥室開了個窺孔，放任他的妻子和奸夫淫亂就為了能夠在那邊欣賞，等等不一而足，不過，這些丑聞全是假的。
由於他的智力和個性，他和電影界裡的其他重要人物之間的最大區別就在於他躲開傳媒的報道，唯一的例外就是這一次爭取人道主義獎。
多蘭把車開進了三重文化電影制片廠裡，我第二眼就已經討厭它了：樓房是混凝土結構的，空地的景色和工業區的公園大同小異，使整體建築看起來就像是無害的機器人的集中營。我們進了幾重門後，警衛沒有為我們提供特別的停車位，我們必須使用計時的車位。出入口有能自動抬起的紅白線條相間的木把手，我當時並沒有注意到得交25美分才能從出入口的門通過。
我還以為沒安排車位是個意外事件，是秘書處的疏忽，但多蘭告訴我這是繆斯-瓦特伯的手段之一，為的是故意把像我這樣的天才捉弄一番，他們不敢欺騙導演以及大牌明星，一般影星也自會把車開到泊車位的後面，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讓作家明白：不要聰明反被聰明誤了！聽了多蘭的解釋，我認為他有些偏執狂，所以笑了笑，沒發表意見，不過他們的這種做法的確有點讓人不高興。
在主樓，有個保安員檢查了我們的證件，然後打電話落實我們是否事先約好。不久，一個秘書下樓來接我們乘電梯到頂層。頂層的布局很有品味，但令人毛骨悚然。
盡管這樣，我還是承認對傑夫-瓦更的魅力和他在電影業方面沒底線的做法印象深刻。我知道他是個慣於玩弄騙術的人，可是干這一行的人行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就像在一個熱帶的島上發現某種外形奇異卻又不能吃的水果一樣自然。我和代理人在他的辦公桌前坐了下來，瓦更叫秘書停止接所有的電話。他的這種做法當時真讓人感動，後來才知道他並沒有真正下達秘密暗號去停接所有的電話，因為在我們開會前他至少接了三個電話。
在開會前，我們還得再等半個小時瓦特伯才有空。傑夫-瓦更就給我們講有趣的故事，連那位俄勒岡森林少女刺他的丑聞也被當做笑話來講了。這個故事結束時，他笑著補充：“如果她的工作做得徹底一些，這些年來可就為我節省不少的金錢和麻煩了。”
瓦更的電話又響了，接完後，他陪我和多蘭走過大廳，到了一間豪華的會議室。它也可以用作電影放映廳。
尤格-克林諾、郝林南和繆斯-瓦特伯都坐在長長的會議桌旁隨意地聊天，稍遠一些有一個滿頭白發的中年人，瓦更介紹說他就是影片的新導演，名叫西蒙-貝福特。我記得這個名字，20年前他導演了一部很好的戰爭片，緊接著他就和“三重文化”簽了長期合同，成了為傑夫-瓦更炮制劣質影片的一員大將。
和他坐在一起的年輕人名叫費蘭克-理查德。此人有一張狡猾的尖臉，身穿加州嬉皮士服裝，看起來很刺眼。他正是詹娜麗描述過的那種在貝佛裡山游來蕩去，專門靠欺騙和拉皮條混日子的年輕漂亮的男子，她稱他們這種人為“令人惡心的一群”。她這樣說也許是為了讓我振作起來，但我看少女們很難抗拒像費蘭克-理查德這種人物的誘惑。他現在是西蒙-貝福特的制片經理。
繆斯-瓦特伯沒有浪費時間來說廢話，他的聲音充滿著權威，談話馬上切入正題。
“我不滿意莫勒馬留給我們的劇本，”他說，“方向全錯了，它根本不是三重文化的影片風格。莫勒馬是位天才，只有他活著，才能拍成這部電影，我們現在再也沒有人能達到他的檔次了。”
費蘭克-理查德彬彬有禮地插了一句：“瓦特伯先生，我不知道您的話是否正確，其實您手下還是有一些出色的導演的。”他同時用敬仰的表情朝西蒙-貝福特微笑著。
瓦特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理查德就再也不敢多嘴了。貝福特的瞼微紅了一陣子，眼睛望到別處去。
“我們對這部影片投入了很多，”瓦特伯繼續說下去，“我們要確保我們的投資，但又不想影評家指著我們的鼻子罵我們糟蹋了莫勒馬的作品，我們要利用他的名聲來為這部電影服務。郝林南將向新聞界發布一條由我們全體在座者簽署的聲明，表示我們將按照莫勒馬的遺願把電影拍完。這將是莫勒馬的電影，是電影界對他表示的最後敬意，也是他對電影業的最後貢獻。”
當郝林南派發新聞稿讓大家簽名時，瓦特伯停頓了一會兒，我注意到它的信頭是紅黑顏色印刷著三重文化電影制片廠廠名的信箋。
克林諾隨口說道：“繆斯老朋友，我認為你最好提一下墨林和西蒙與我合作，盡快把新劇本搞出來。”
“好的，就這麼定了。”瓦特伯說，“尤格，我再提醒你一句，千萬別把出品人和導演工作搞糟了，這可是我說好了的。”
“那當然。”克林諾答道。
傑夫-瓦更微笑著，把身子靠在椅背上，說：“發布的新聞稿是我們正式的依據，但是，墨林，我應該告訴你，當莫勒馬幫你搞劇本時，他已經病重了，所以劇本很糟糕，我們不得不把它改寫，對此我已有一些主意了。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現在我們首先得用莫勒馬的名聲來封住新聞界的口。傑克，你同意嗎？”他問郝林南，郝林南點點頭。
克林諾誠懇地對我說：“我希望你和我合作把這部影片拍成一部按莫勒馬遺願所拍成的那種巨片。”
“不，”我說，“我不能那樣干！我和莫勒馬一起搞的劇本創作，我認為這個劇本很好，所以我不同意劇本有任何改動，更不同意重新改寫它。基於這一點，我也不會在什麼新聞稿上簽名。”
郝林南像個和事佬那樣插進來說：“我們都知道你的感受，在這部影片的創作過程中你和莫勒馬親密無問。我很贊賞你剛才所說的話。我認為你說得好極了，在好萊塢這種忠誠坦率實在罕見，但是，你也應該記住影片的利潤分成也有你的一份，拍好這部電影也有你的好處。如果你不是這部影片的朋友，如果你是這部影片的敵人，就等於你把自己的錢從口袋裡掏出來扔掉。”
聽他說完最後一句話後，我差點笑出聲來，說：“我是這部電影的朋友，正因為這個原因我才不同意改寫它，你們才是這部電影的敵人。”
克林諾立刻粗野地說：“去他媽的，讓他滾！我們不需要他！”
我第一次正眼瞧了瞧克林諾，突然記起了奧薩諾對他的描繪。像往常一樣，克林諾衣著光鮮，外套裁剪合體，襯衣美妙絕倫，腳上一雙絲質的棕色鞋，完全是個美男子的模樣。我想起了奧薩諾使用過的用來概括他的意大利字眼——富農。“富農”是一個富裕起來的農夫，小有名氣，於是就想爬上貴族的台階。他的舉止得體，學了點風度，而且不斷改進自己的談吐，把自己打扮得像個天使，但是不論他的衣著如何華麗，不論他多麼注意言行，也不論他擦拭多少次，他的鞋子上還是總有一點屎。
看著克林諾，我更覺得上面的這段概括是多麼精辟。
瓦特伯對瓦更說：“把這件事辦妥了。”然後就離開了會議室，他才不屑於和半吊子的作家扯皮呢，他來開會是為了給克林諾面子。
瓦更圓滑地說：“尤格，墨林是這個工程的重要人物，我敢肯定在他仔細考慮之後會加入我們的行列的。多蘭，我們過幾天再碰頭，好嗎？”
“那當然，”多蘭說，“我會給你打電話的。”
我們站起身來准備離去之前，我把我那張新聞稿遞給了克林諾，對他說：“你的鞋子有點髒，用這張紙把它擦去。”
我們離開三重文化電影制片廠時，多蘭叫我別擔心，告訴我他會在一周內把事情辦妥。他認為瓦特伯和瓦更不可能讓我成為影片的敵人，他們會讓步的，他也叫我別忘了影片的利潤分成。
我告訴他我根本就不在乎分成的問題，只希望他現在把車開得快些送我回旅館。我知道我的詹娜麗一定會在那裡等我，此時此地的我似乎最想做的事就是再次見到她，撫摸她的身體，親吻她，和她躺在一起，聽她講故事。
我很高興有借口可以來洛杉磯一個星期左右，好和她在一起呆上六七天。說真的，我並不在乎那部電影，自從莫勒馬逝世後，我心裡就已經明白它將是三重文化電影制片廠的又一部廉價的差勁電影了。
多蘭把車停在貝佛裡山旅館，我正准備下車，他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說：“等一會兒，我想和你談件事。”
“好吧。”我有點不耐煩地說。
多蘭說：“我很早就想告訴你，但我又覺得自己是在多管閒事。”
“天啊，你究竟想說些什麼？我忙得很啊！”我真的不耐煩了。
多蘭略顯傷心地微笑著說：“我知道，詹娜麗在等你，對嗎？我想對你說的事就是關於她的。”
“聽著，”我對多蘭說，“我很了解她，至於她以前干過些什麼，她以前是個什麼樣的人，我不在乎。”
多蘭停頓了一會兒才說：“你認識那個和她住在一起的女郎，名叫艾麗斯的嗎？”
“認識，是個很好的女子。”
“她是個同性戀。”多蘭說。
我有種異樣的預感，好像自己成了科裡在賭博時倒算的紙牌似的。
“那又怎麼樣？”我問。
“詹娜麗也是。”多蘭說。
“你的意思是說她也是個同性戀？”我又問。
“准確地說，叫雙性戀，男人女人她都愛。”多蘭回答我。
我想了一會兒，然後微笑著對他說：“人無完人。”
我下了車，走進我的套間，詹娜麗正在那兒等著我。我們過完性生活後才出去吃晚飯，但這一次我並沒有要求她給我講故事。我對多蘭說的那番話也閉口不談，因為覺得根本沒有這個必要。她的這一品行我很早以前就有所察覺，並原諒了她，畢竟這總比她和別的男人鬼混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