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那條性感的獅子狗沒有死，所以那個女人也就沒有上訴。她似乎並不計較自己的臉挨揍，或者她和她的丈夫都不把這件事記在心裡。她甚至還有不打不相識的心理，因此竟然給奧薩諾寄來了一封表示友好的便函，敞開了希望交往的大門。奧薩諾看完便函後發出一聲怪叫，隨手就把它扔進了廢紙簍。「你為什麼不讓她試試？」我問他，「也許她是個有趣的人物呢？」
「我並不喜歡毆打婦女。」奧薩諾說，「是那條母狗主動要求我把她當做拳擊練習袋來打的。」
「她可能成為第二個文蒂。」我說。我知道儘管他們離婚多年，儘管她總是惹他發怒，但是文蒂對他還是有吸引力。
「天啊，那正是我需要的！」奧薩諾說完後忍不住笑了，他明白我的意思。也許毆打婦女並不十分使他感到難堪，他倒是想證明我關於文蒂和他之間關係的想法錯了。
「文蒂是唯一促使我打她的妻子，」他說，「我其他的前妻都和我最好的朋友私通，她們全是明目張膽地偷我的錢，又都成功地迫使我付給她們扶養費，還到處亂造我的謠，但我從來不打她們，因為我不覺得她們討厭，我和這幾個前妻都能維持友好關係，然而那個風騷的婆娘文蒂卻是一件藝術品，非要獨樹一幟不可，如果我還保持著和她的婚姻關係，肯定會宰了她。」
奧薩諾差點勒死一條獅子狗的醜聞在紐約文學界廣為流傳，他不能不擔心因此會大大影響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會。「那些無聊的斯堪的那維亞人愛狗。」他開始惴惴不安了，於是通過寫信給所有的朋友以及專業上的熟人，大力開展爭取諾貝爾文學獎的積極運動，又不斷地對刊登在評論雜誌上的最重要的文藝作品發表評論文章，還加上一連串的文學論文。我總認為這些論文狗屁不通。有好多次，我看見他在他的辦公室裡寫他那本偉大的小說，這是他唯一用普通書法書寫的作品，全部疾書在有黃色橫線的稿紙上。他的其他文章則都是坐著轉椅，從那部放在堆滿書的辦公桌上的打字機裡用兩隻手指敲出來的。即使僅用兩隻手指，他也是我所見到過的最快的打字員，打起字來的聲音就像是在開機關鎗。他就是這樣打出了美國偉大小說的定義；解釋了英國現代除間諜、偵探小說再無法產生不朽文學作品的原因；發表了大量的批評文章，對那些有可能成為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競爭對手，諸如佛克納、梅勒、斯泰龍、瓊斯等作家的最新作品或全部作品筆伐。他的評論出色，語言老到，往往令讀者信服。通過發表這類文章，他剔除對手，為自己獲獎掃清道路，唯一的麻煩是當人們探討他自己的作品時，會發現他只有20年前發表的兩部小說能夠使他享有文學界的名望，而其餘的小說以及其他的作品都不怎麼樣。
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年裡，他的確失去了不少以往的輝煌和文學方面的聲譽——他發表了太多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作品，而且通過高壓手段寫書評，樹敵太多。即使是他在寫文章吹捧文藝巨頭的時候，他也是不分尊卑，老是把自己和他們相提並論（例如在介紹愛因斯坦的文章中就有一半是在吹捧他自己），也就是說，他在自己吹捧的人中間也樹敵。他發表論文說19世紀的法國文學和英國文學的巨大差別在於法國作家涉及很多性愛而英國作家卻沒有，這種觀點引起了軒然大波，連我們評論社的讀者也感到義憤填膺。
最糟糕的還是他個人行為不檢點，醜聞層出不窮。我們評論社的出版商已經得知他在飛機上的事件，這件事也成了閒談欄目的笑料。他在加利福尼亞學院開巡迴講座時，認識了一位19歲的學文學的「愛讀書的」女學生。該生與其說是個愛讀書的人，還不如說她像體育界的拉拉隊長或是影視界的小明星，他把她帶到紐約，同居了六個月。在這段時間裡，他帶著她出席所有的文學派對。奧薩諾年約55歲，雖然還不太老，但也大腹便便，誰看見他們在一起都會覺得不順眼，特別是當奧薩諾喝得爛醉如泥，而她必須把他弄回家時，更是如此。還有甚者，奧薩諾在辦公室工作時也喝酒，此外，他還瞞著他那19歲的女朋友去和一個剛出版了一本暢銷書的40歲的女作家胡搞。她那本書其實並不真的那麼好，全靠了奧薩諾在書刊評論雜誌上寫了一篇整整一版的讚美文章，稱她為美國未來的偉大的文學家。
我最討厭他所做的一件事就是當別人請他吹捧書時，他總是有求必應。你會發現明明是本平庸的小說，上面卻印有奧薩諾的評語：「自從斯泰龍的《在黑暗中躺倒》問世以來，這是一部南方最佳的小說。」或者印有：「這是一本令人震驚的書，它肯定會讓你出乎意料。」這種含糊不清的評語，是在兩面討好：既幫了朋友的忙，又暗中警告了讀者。
他的健康狀況一天天壞下去已經顯而易見。我以為他有可能發瘋，只是拿不準他將會從哪裡開始垮。他的臉虛胖，透出不健康的徵兆；他的綠眼睛混濁，閃著不正常的光芒；他走路時腳步不穩，有點跛，或者說有時有點向左跛。我為他擔心，因為儘管我不贊成他的作品，不贊成他為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拚命寫作，不贊成他企圖和一切與他打交道的女人發生性關係的好色行為，我對他還是有感情的。他經常和我談論我正在寫的那本小說，鼓勵我，給我出主意。雖然他自己債台高築，又要為了扶養五個前妻和八九個孩子而花錢如流水，還主動要借錢給我。
看到他能夠在短期內出版大量的作品，儘管都不夠完美，我也不禁肅然起敬。他總是在一家，有時兩三家月刊發表文章；每年他都出版一本令出版商認為與熱門話題有關的非小說類的書；他為注評搞編輯工作，每週為它寫一篇很長的論文；他還為電影公司寫稿……他雖然掙很多的錢，但仍然分文不名。我知道他已經欠下一屁股的債，而且不但借錢，還預支尚未寫的書款。我提醒他這樣做無異於在自己的腳下挖一個無底深洞，但他總是不耐煩地揮揮手，根本聽不進去。
「我手中有救急用的王牌，」他自負地說，「我那本傑作快完成了，也許再過一年就行了，到那時我就又會富起來的。到時候一定可以去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領諾貝爾文學獎，還是想想那些高大的可供我們消受的金髮女郎吧！」他總是把我當做陪他一起去領獎的人。
有一次，他問我對他寫的文學論文的總看法，導致了我們之間認識以來最激烈的一場爭執。每當我用一句老話說我只不過是個說書人來做托詞，就肯定會激怒他。我經常對他說：「你是個有神聖靈感的藝術家，是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有超人的智慧，可以就現代文學的100個不同的課題發表驚人的見解，而我只不過是個打劫保險櫃的人，只會把耳朵緊貼著櫃壁，等待聽到鎖栓落入開關位置的聲音。」
「別提你那關於打劫保險櫃的廢話了，」奧薩諾說，「你在逃避我。你是個有主見的人，一個真正的小說家，但是你僅僅滿足於當一個魔法師，一個騙子，一個可以控制一切的人——控制自己的寫作內容，控制自己的生活，躲過一切陷阱。這就是你做人的準則。」
「你對魔法師的看法不對，」我很認真地說，「魔法師只玩魔法，除此別無其他。」
「那你認為這樣就足夠了？」奧薩諾問我時，臉上閃過一絲憂傷的微笑。
「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了。」我回答他。
奧薩諾點點頭，又問：「你知道嗎？我曾經是個大魔法師，你看過我的第一本書，書裡講的全是魔法，對嗎？」
我很高興能夠同意他的這一說法，我很喜歡那本書。「是純魔法！」我興奮地說。
「但它對我來說還遠遠不夠。」奧薩諾說。
我心裡想，這對你來說應該是太不幸了。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說道：「不，你心裡不是這麼想的。我也不會再這麼寫了，因為我不想這麼寫，也可以說我不能這麼寫了。那本書出版後，我就再也不是魔法師了，我成了一名作家。」
我無動於衷地聳聳肩。奧薩諾看到了並且說：「我的生活亂了套，這點你也看到了。我很羨慕你過的日子，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你不酗酒，不抽煙，不追逐女人，你生活中的樂趣就只是從事寫作，偶爾賭一賭。你是個真正的好爸爸，好丈夫。墨林，你是一個不耀眼的魔法師，一個非常安全的魔法師——安全的生活和安全的書本，你已經把絕望驅趕得無影無蹤。」
他在生我的氣，自以為已經點到了問題的要害，卻不知道這完全是一派胡言亂語，幸虧我並不在乎，這也說明我的魔法還行得通。他所能看到的僅此而已，這對我來說也就夠了。他認為我掌握著自己的命運，認為我從未受過苦，也不允許自己受苦，認為我沒有嘗過寂寞的滋味，而他則是被寂寞殘忍地驅使去追求無數個女人，去借酒澆愁，去吸食可卡因。可悲的是他沒有認識到關鍵的兩點：他自詡為受苦之人，其實只不過是在發狂，在自尋煩惱，而不是被苦難煎熬；另外，世界上哪個人沒受過苦？誰都嘗過寂寞的苦澀，只要能從痛苦中吸取有益的教訓，受苦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事實上，人生本身也沒有什麼大不了，更不用說他的那些什麼文學。
有一天，我突然從一個出乎意料的來源獲得了一個令我心煩的消息。
那天，我正在評論社上班，接到了阿迪的妻子活打來的電話，她說有重要的事情和我單獨談，要我在阿迪不在場的情況下去見見她，還問我能否馬上就去。我心裡打了個愣，馬上憂鬱地聯想到阿迪的健康問題——他近來身體虛弱，常常露出倦容，那小個子的英俊外表總是明顯地現出已經不堪負荷的樣子。我緊張地要求她立刻在電話裡告訴我他到底出了什麼事，但是她不肯，只說他身體沒有什麼病，沒有不治之症那類的醫學報告單，是她和阿迪兩個人的問題，她需要我的幫助。
我立刻自私地鬆了一口氣，很顯然是她而不是阿迪有問題。儘管這樣，我還是提早下班開車到她家去見她。阿迪住在長島的北岸，我則住在南岸，所以我們兩家的距離並不算遠。我估計聽她講完了以後仍可以趕回家去吃晚飯，最多稍為遲一點，我就沒有打電話給維麗。
我喜歡到阿迪家串門。他有五個孩子，他們都有許多小朋友經常到家裡來玩，潘從來都不介意這些孩子來遊戲，還為他們準備了好幾罐曲奇餅和大量牛奶。我來到時，只見他們有的在看電視，有的在草地上玩耍。我和阿迪的幾個孩子互相打了招呼，潘把我領到那個有一扇巨大凸窗的廚房裡。她已經煮好了咖啡，給我倒了一杯之後，就低著頭沉思了一會兒，然後突然抬起頭來，望著我說：「阿迪有個女朋友！」
儘管她已是五個孩子的母親，依然顯得年輕，身段高挑苗條。她生孩子以前曾顯得太瘦，現在恰到好處，配上一張性感的臉，帶著聖母瑪麗亞的神態，十分動人。她是中西部人，父親是一家小銀行的行長。她和阿迪是在大學時認識的。她家三代人生孩子的個人紀錄都沒有超過兩個，而她卻生了五胎。在她父母眼中，她簡直成了英勇的壯士，他們無法理解她為什麼要生這麼多，我則清楚個中根源。有一次，阿迪見我對此事好奇，曾開玩笑說：「別看她長著聖母瑪麗亞似的面孔，她可是長島上最好色的妻子中的一個，這對我很合適。」如果是別的丈夫這樣說自己的妻子，我會感到很氣憤的。
「你真幸運。」我只是冷冷地對他說。
「可不是，」阿迪笑笑，「我認為她這樣做是因為對我在孤兒院裡度過童年而感到難過，她時時刻刻都不想讓我有孤獨感，這就是她願意生一群孩子的原因。」
「你真是太幸運了！」對此我不能不感慨萬分。
現在潘居然這樣指控他，我心裡很不高興。我瞭解阿迪，他是絕對不可能對妻子不忠的，也絕對不會做任何事去危害自己親手建立起來的家，危害這個給他帶來幸福的家。
潘那高挑的身子佝僂著，雖然淚水在眼眶裡打轉，仍緊緊盯著我的臉，她知道如果阿迪有婚外戀，他唯一會告訴的人就是我，她希望我的臉部表情會把她丈夫的秘密洩露出來。
「這不可能是真的。」我說，「追求阿迪的女人有的是，但他向來討厭這種事，他是世界上最老實的人。你知道我不是個設法為哥哥遮掩的弟弟，我從來不說他的壞話，但也絕對不為他護短。」
「這個我知道，」潘說，「可是近來他每週至少有三次很晚才回家，昨天晚上他的襯衣上有口紅。還有，他老是在我上床後打電話，深更半夜的，他是給你打的嗎？」
「不是。」我說。現在我開始覺得有些不對勁了，這回莫非是真的？打死我也難以相信會出這種事，必須趕快找出事實真相。
「他現在花錢比過去多得多……」潘說著說著終於忍不住哭出聲來。
我問她：「今天他回來吃晚飯嗎？」潘點點頭。我拿起廚房的電話打給維麗，告訴她今晚我在阿迪家吃飯。我經常會因為想見阿迪而跑去他家吃飯，維麗早就習慣了，所以什麼都沒問。我放下電話才問潘：「多我一個人吃飯，行嗎？」
她微笑著點點頭說：「當然行啦！」
「我到火車站去接他，」我說，「在晚飯前，我們會把這件事情弄清楚的。」我還略帶誇張地補充一句：「我哥哥是清白的！」
「那當然最好了。」潘微笑著說。
我在車站等候火車的到達，這會兒已是黃昏時分。我心中為阿迪和潘難過，只是傷感中又夾雜有沾沾自喜的成分——以前都是阿迪幫我渡難關，現在終於輪到我來幫他了。儘管有這些明顯的證據：襯衣上的口紅，很晚回家還半夜打電話，額外的多花錢等等，我還是認為阿迪基本上是清白的，最糟的情況也只會是某個少女的死活糾纏，以致造成他的堡壘被攻破一個缺口，即使是這樣，我仍然無法相信他的不忠。阿迪對女性有如此的吸引力是我望塵莫及的，對於這一點，我一向都很嫉妒，現在倒多了一層可憐他的感情，為此還引發了我一個感慨：形象醜陋也不完全是一件壞事。
阿迪下火車後見到我時，並不顯得吃驚，這種我沒有事先約好就去看他，還去車站接他的事我以前已幹過好多次。我每次這樣做都很有點自鳴得意，因為他總是很高興見到我在等他。今天我仔細觀察他，發現他不像以往見到我時那麼高興。
「你來這裡到底要幹什麼？」他問我，但還是微笑著和我擁抱。作為一個男人來說，他的微笑很甜蜜，很特別，他從童年時代起就這麼微笑了，一直都沒有改變過。
「我是來幫你渡過難關的，」我興高采烈地對他說，「潘終於抓住你的把柄了。」
他笑出聲來說：「天啊，又是老調重彈。」潘的嫉妒一向是我們之間的笑料。
「是的，」我說，「很晚才回家，半夜打電話，最有力的證據就是你襯衣上的口紅。」我這時的心情很輕鬆，因為和阿迪一交談，我就已經明白這是一場誤會。
但是阿迪突然在火車站的一條長凳上坐了下來，他的臉上露出倦容。我站在他身旁，心裡開始覺得不對勁。阿迪抬起頭來望著我，我看見他臉上帶有一種奇異的可憐的神情。
「別擔心，」我安慰他說，「我會把事情平息下去的。」
他試圖微笑，說：「魔法師墨林，你最好還是把魔帽戴上，至少先坐下來。」他點燃了一支煙，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煙癮也越來越大了。我在他身邊坐下來，心裡暗暗思忖這回可是真的糟了，同時開始絞盡腦汁設想如何在他和潘之間充當和事佬。有一點可以肯定，我既不想對她撒謊，也不想讓阿迪對她撒謊。
「我並沒有對潘不忠，」阿迪說，「我想對你說的僅此而已。」
我完全相信他的話，他從來不對我說謊，所以我立刻舒了一口氣對他說：「我相信你，但你應該把事情的真相告訴潘，要不然她都快氣瘋了，她是在我上班的時候打電話給我的。」
「如果要告訴潘，我就得先告訴你，」阿迪說，「這可是你最不想聽的。」
「那麼就先告訴我吧，」我說，「這又有什麼區別呢？你對我從來都是有話必說，說了又有什麼關係？」
阿迪把煙頭扔到石塊和水泥砌成的站台上，說了一聲「好吧」，然後就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我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我們小時候相依為命，每當他要安慰我的時候，總是先做這一個動作。
「你先聽我把話說完，別打岔。」他說。
「好的。」我說，忽然感到臉上發燒，我無法估計他將會說出些什麼話來。
「最近幾年來我一直在設法尋找我們的媽媽，」阿迪說，「她是誰？在哪裡？我們是哪裡人？這些問題一直苦苦纏著我，一個月前我終於找到了她。」
我一下子站起來，從他手中把手臂抽回來。阿迪也站起來，想再次抓住我的手臂，一邊繼續說：「她是個酒鬼，經常塗口紅，樣子還相當漂亮，但是她獨身一人，很想見到你，她說她忍不住……」
我打斷他的話，恨恨地說：「別說了，我不想聽！你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我可是死也不會去見她的！」
「喂，話可不能這麼說……」阿迪說著試圖再次拉住我，但我掙脫了走到汽車旁邊。阿迪隨著我走過來，我們上了車，我開車送他回家。這時我已經控制住自己的情緒，並且看到阿迪很沮喪，於是我對他說：「你最好把事情的真相告訴潘。」
阿迪說：「我會說的。」
我在他家房前的汽車道上停了車。「你不進來吃晚飯了嗎？」阿迪問我，他站在敞開的車窗邊，再次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不了。」我回答他。
我目送著他走進屋裡去，看他邊走邊把仍在草地上玩耍的孩子們召喚過去，和他們一起走進屋子，然後我才緩慢地、小心翼翼地把車開走。看到別人變得焦慮不安時，我就會努力把自己克制得更加冷靜。
回到家，從維麗的臉部表情就可以看出她已經知道所發生的一切。孩子們已經上床，她把晚飯留在廚房的餐桌上。我吃完飯後，她走到爐邊，用手撫摸著我的後腦勺和頸部，然後在我的對面坐下來喝咖啡，等待著我談到那個話題。我還沒開口，她忽然又想起一件事，說：「潘要你打電話給她。」
我打電話給潘，她主要是因為把我弄得不愉快而表示歉意。我告訴她這沒什麼，順便問她得知真相後心裡的感覺是否好多了。她大笑著說：「天啊，我倒是情願牽涉到他有女友的事。」潘的心情又開朗了，現在我們的位置反而倒過來了：今天早些時候是我同情她，在設法營救她這個瀕於險境的人，而現在則是她來幫我渡過目前的情感險關了。她似乎覺得不公平，因此表示歉意，我告訴她別為我擔心。
潘在進一步說下去的時候變得有點口吃起來：「墨林，關於你媽媽的事——你不是真的不願意去見她吧？」
「阿迪相信我的話嗎？」我問她。
「他說他早就估計到你會這樣。」潘說，「本來，直到把你的態度軟化之前，他是不準備將事情的原委告訴你的，都是因為我才惹出了這麼大的麻煩，為了這，他很生我的氣。」
我笑了，對她說：「你瞧，開始時，是你心裡不好受，現在卻輪到他心裡難受了，還是讓他難受好些，不過，他是真正受到傷害的一方。」
「那倒是，」潘說，「我也真心為你感到難過。」
「這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輕鬆地說。潘表示理解，接著就掛了電話。
維麗在期待著我和她說這件事，所以一直都不動聲色地注視著我。
潘和阿迪都已經簡要地把事情的概況告訴了她，也許阿迪還把如何處理這件事的方法也向她說過了，因而她非常小心謹慎，可是我知道她根本就沒有掌握問題的要害。她和潘都是好人，不過她們都不瞭解我們從前的處境。她們的父母都曾經阻止並反對她們嫁給我們這些家譜不詳的孤兒，我能夠想像出來在他們腦子裡的那些流傳中的類似的故事是如何聳人聽聞的：如果家族成員中有瘋子怎麼辦？有退化現象怎麼辦？有黑人的血緣怎麼辦？有猶太人的怎麼辦？有新教徒的怎麼辦？……現在倒好，有一個非常好的證據在人們根本不需要它的時候自己冒出來了！我可以估計到潘和維麗對阿迪的這份浪漫主義都不會太高興的——何苦去把失去多年聯繫的母親挖出來呢！
「你想不想讓她到家裡來見見孩子們？」維麗問我。
「不想！」我回答得十分絕對。
維麗面有難色，而且帶著害怕的神情。我非常瞭解她是在擔心將來要是她的孩子也這樣對待她，該如何是好？
「但她畢竟是你的媽媽，她一定生活得很不幸。」維麗不無憂慮地說。
「你知不知道『孤兒』這兩個字的含義是什麼？」我問她，「你有沒有查過字典它的定義是什麼？它的意思是一個父母雙亡的孩子，或是一個被遺棄的、一個失去母親的小動物。你需要用哪個定義來解釋呢？」
「算了吧，別說了！」維麗說著站起來，她看來被我嚇壞了，乾脆走開去看看孩子們是否睡得安穩，然後回到我們的臥房。我聽見她進了浴室以及鋪床的聲音。這大晚上，我和往日一樣，看書和做筆記到深夜，上床時她已經睡熟了。
兩個月後，這件事終於結束了。有一天，阿迪打電話告訴我，媽媽又一次失蹤了。我們約好在市區碰頭並吃頓飯，以便能單獨聊聊，當著妻子的面我們無法談論此事，好像讓她們知道了會失去面子似的。阿迪顯得很高興，告訴我她留下了一張便條，還說她酗酒並總是要到酒吧去找男人，說她是個中年的放蕩女人，但他還是喜歡她。他讓她戒了酒，給她買新衣服，還為她租了一個有傢俱的套間，又給了她生活費，她也把自己一生的經歷告訴了他。他認為遺棄我們不完全是她的過錯。我不讓他繼續說下去，因為我根本就不想聽這類故事。
「你還打算再度尋找她嗎？」我問他。
阿迪那迷人而又悲涼的微笑又出現了，他說：「不了！你可知道，我實際上使她感到頭痛，其實她並不喜歡我在她的身邊。起初，當我找到她的時候，她還能扮演一下我希望她扮演的角色，我以為她會出於內疚而將功補過，讓我照顧她的，實際上她根本就不喜歡這樣的安排。有一天她居然對我頻送秋波，我想她恐怕是在尋找刺激。」他笑了起來，「我要她到我家裡來看看，但是她不願意，不來也許是件好事。」
「潘對這件事採取什麼態度？」我問他。
阿迪開心地大笑起來：「天啊，她竟然嫉妒我媽媽！當我告訴她這一切都已經結束時，你真該看看她臉上那種鬆了一口氣的表情。弟弟，有句話我非得對你說，當你聽到這個消息時，倒顯得無動於衷似的。」
「因為我壓根兒就對此事毫無興趣。」我回答他。
「是的，」阿迪說，「我知道。這沒關係，而且我認為你根本就不可能喜歡她。」
六個月後，阿迪的心臟病發作，還好，不太嚴重。不過他在醫院裡也躺了好幾個星期，出院後又全體了一個月。他住院期間，我天天都去探望他，而他卻一直堅持說這只不過是消化不良，是個可住可不住院的慢性病。我專程跑到圖書館去尋找有關心臟病的書籍來看，從書中得知他的症狀是心臟病人的普通狀況，有時他們的自我感覺會是正確的。潘則是大驚小怪，阿迪出院後，她嚴格控制他的飲食，把家裡的香煙全部扔掉，自己也戒了煙來促使阿迪戒煙。這是一件對於阿迪來說絕非容易的事，他居然也真的做到了，把多年的大煙癮徹底戒掉。也許是因為這次心臟病發作的確使他感到震驚，所以他現在也學會照顧自己了。出院後，他遵照醫囑，堅持長距離散步，注意飲食，絕不再碰煙草。過了六個月，他的氣色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好，我和潘都鬆了一口氣。「感謝上帝，他終於徹底戒了煙，以前他曾經一天抽三包煙呢，就是這樣抽使他患了心臟病的。」潘說。
我點點頭，可是心裡並不同意她的話，我一直認為是因為他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設法找回了自己的母親，結果卻以更大的失敗而告終，造成了他心靈的創傷才得了心臟病。
阿迪的病剛好，就輪到我碰上了麻煩——我丟掉了在文藝評論社的工作。不是出於我的過錯，而是因為奧薩諾被解雇，我作為他的得力助手，也一起被解雇了。
奧薩諾經歷了各種各樣的風浪，他對全國最有權勢的文學界頤指氣使，對政界剛愎自用，對文化狂熱者視而不見，對婦女解放運動以及激進分子肆無忌憚；他有性醜聞，他在體育界賭博，他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遊說諾貝爾文學獎；他曾出版一本為色情業辯護的非小說類的書，這本書不是為彌補它的社會價值，而是為了知識分子中的窮人反社會名流的樂趣而出版的。鑒於以上提到的那些林林總總的劣跡，出版商早就打算解雇他。他們之所以遲遲不採取這一行動是因為他當了編輯後，評論雜誌的發行量足足增長了一倍。
在這段時間裡，我的確掙錢不少。我還為奧薩諾寫了許多文章。他只需花15分鐘對某個題目的看法大吹大擂一番——通常都是些離經叛道的觀點，我就能模仿他的風格把文章炮製出來。這種根據他那15分鐘的面授機宜，我不費吹灰之力寫出來的文章，讓他過目一遍，有時再加入幾筆佳句，就可以獲得一筆可觀的稿費，然後我們把它平分。他稿費的一半都比我的稿費多一倍。
即使是這種行徑也不至於使我丟掉飯碗，把我投入這一困境的是他的前妻文蒂。這種說法也許不夠公平，準確地說應該是奧薩諾把我們都投入了困境，而文蒂則是那個把刀遞給他的人。
奧薩諾又在好萊塢呆了四個星期，這段時間雜誌社的事務基本上由我為他頂著，他去那裡是為了完成電影腳本方面的工作。在這四周裡，我們僱請了一個專職信使往返於紐約和洛杉磯兩地，讓他把我決定登載的評論文章送去給奧薩諾過目批准。終於，奧薩諾完成了好萊塢的事回到了紐約，他為所有的朋友開了一個派對，慶祝自己的凱旋歸來以及在好萊塢賺到了大把的錢。
派對在他最後一位前妻和他們的三個孩子所居住的東區黃石公寓舉行。奧薩諾自己住在鄉間的一個小小的公寓裡，他只能夠住得起這樣的公寓了，這次就是因為它太小，不能在那裡舉辦派對。
我去參加這個派對是因為他堅持要我去。維麗不肯去，一是因為她不喜歡奧薩諾，二是因為她不願意參加她家族以外的派對。在過去的歲月裡，我們心照不宣地默定了一些協議，例如只要條件許可，我們互相不陪同出席彼此的社交活動。我的理由是我忙於寫小說，還要趕著寫出版社的約稿；她的理由是她必須照顧孩子，而且她從來不信任臨時保姆。我們都對這樣的安排感到滿意，尤其是對她更方便。我除了哥哥阿迪和雜誌社，沒有其他的社交活動。
不管怎麼說，奧薩諾的派對在紐約是個大事件。紐約的報社、書評雜誌社的重要人物，那些仍然和奧薩諾保持友好關係的評論家都出席了。我當時正坐在一個角落裡和奧薩諾的最後一位前妻聊天，突然看見文蒂走進來。我立刻就想到這回又要有麻煩了，因為我知道她沒有受到邀請。
奧薩諾也在同一時間看到她，於是邁著蹣跚的步履向她走去——他最近幾個月走路的姿態都這麼怪怪的。他已經略帶醉意，我擔心他會因發脾氣而出醜，或做出一些瘋狂的舉動，因而馬上站起來走到他們那邊去。我剛巧聽到奧薩諾向她打招呼。
「你究竟想幹什麼？」他問她。他在生氣的時候，樣子是很可怕的。雖然我從他描述過的文蒂的概況中知道，她是唯一敢把激怒他作為取樂的人，然而今晚我仍對她的舉動感到吃驚。
文蒂身穿牛仔褲和一件毛衣，頭上綁一條圍巾，這裝束使她的瘦臉活像美狄亞。她那頭鬈曲的黑髮從圍巾裡伸出來，彷彿是一條條糾纏在一起的黑蛇。
她以勝利者的姿態，不懷好意地瞪著奧薩諾，神情非常平靜。她又長時間地環顧這個房間，似乎是因為奧薩諾把她排斥在閃光的文學界之外，現在她要把它深深地印在腦海裡似的。她那因仇恨而變得憔悴的臉帶著滿足的表情對奧薩諾說：「我有重要的事情相告。」
奧薩諾把杯中的酒喝乾，對她惡意地笑著說：「說完後馬上給我滾！」
文蒂嚴肅地說：「是個壞消息！」
奧薩諾誇張地哈哈大笑起來，她的話使他覺得滑稽。「你本身就永遠是個壞消息。」他一邊說一邊忍不住笑起來。
文蒂不動聲色地滿意地注視著他說：「我必須單獨和你談談。」
「哦，見鬼！」奧薩諾說。他深知文蒂總是以無理取鬧為樂趣，在目前的場合還是不要和她正面衝突為好，所以他領她上樓到他的書房去。事後我估計他不帶她到臥房去的原因，可能是怕自己會忍不住想和她造愛，她對他仍有那種吸引力。為了避免看到她在拒絕他時的洋洋得意相，他就把她領進了書房，因而也就鑄成了不可挽回的錯誤。
這間書房是他最喜愛的一個房間，所以仍然作為他的工作室而保留著。書房裡有個大窗口，他喜歡在寫作的間隙望著窗外，觀察街道上的動態。
我呆在樓梯的底層，自己也不明白當時為什麼要這樣做，冥冥中總覺得奧薩諾需要幫助，因而我是第一個聽到文蒂恐懼的尖叫聲和立即對此採取行動的人。當時一聽見聲音不對我就轉身衝上樓梯，踢開了書房的門。
我剛好看見奧薩諾抓住文蒂，而她則用那瘦弱的手臂敲打他，企圖掙脫出來。她那瘦骨嶙峋的雙手彎曲著，十隻手指像爪子一樣張開去抓他的臉。她的樣子很驚恐，但又似乎顯得很得意。奧薩諾右臉頰上被抓破的兩條傷痕在流血。說時遲，那時快，我根本來不及去阻止他。奧薩諾在文蒂的臉上揍了一拳，她不由自主地向他傾斜過來，他就順勢使出吃奶的力氣，一把將她舉起來，從掛著一幅畫的窗口扔了出去，就好像她僅僅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洋娃娃似的。窗破了，文蒂輕飄飄地飛了一段距離，跌落在街道上。
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此時究竟是文蒂那嬌小的身體破窗而出跌落下去的情景還是奧薩諾瘋狂的臉部表情更讓我吃驚，只記得一邊衝出書房一邊大喊：「快叫救護車！」經過走廊時，我順手抓了件外衣，快步跑到街上。
文蒂躺在水泥地上，活像一隻斷了腿的昆蟲。我在跑出戶外的時候，看見她正掙扎著用手腳支撐著想爬起來，勉強撐到膝蓋那麼高，又身不由己地癱倒在地。
我跪在她旁邊，用外衣蓋住她的腹部，又脫下自己的上衣包裹住她頭以下的部位。她處在極其痛苦之中，不過她的嘴、耳等地方並沒有像一般墜樓者那樣流血，眼睛裡也沒有我在戰爭年代見過的那種垂死的神情，事實上，她很快就平靜下來了，神態安詳。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還很暖和。她睜開眼睛四處看看，我對她說：「你會好起來的，救護車很快就會到，你會沒事的。」
她又張開眼睛，看著我微微一笑，這時候的她顯得很美麗動人，可以說直到此刻我才明白奧薩諾為什麼會對她如此入迷。她很疼痛，居然還大笑著說：「我到底把那個狗雜種給套住了！」
人們把她送到醫院後，發覺她僅僅是鎖骨骨折和斷了一隻腳趾，而且神志完全清醒，能描述所發生事情的全部經過。警察上門找奧薩諾並把他帶走。我打電話通知奧薩諾的律師，他讓我盡量少開口，說他會負責把事情妥善處理的。他認識奧薩諾和文蒂很久了，比我更瞭解他們之間的內幕，他還要我在接到他的電話以前不要離開我目前所在的地方。
偵探要詢問一些客人作見證，包括我在內，派對自然不歡而散了。我說除了看見文蒂從窗口掉下去什麼都沒有看見，我還特意對他們說，我沒看見奧薩諾接近過她，他們聽後也沒提什麼異議。奧薩諾的最後一位前妻給我一杯酒，坐在我旁邊的沙發上，她臉上帶著奇特的微笑說：「我早就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
我足足等了三個小時，那個律師才打電話給我。他告訴我已經把奧薩諾保釋出來了，準備送他回他那鄉間的帶廚房廁所的單間公寓，還說看起來得有人陪他幾天。律師問我這幾天能否和奧薩諾在一起，以免他和報界亂扯。我答應說可以，然後律師簡要地向我介紹了情況：奧薩諾的供詞說文蒂襲擊他，而他甩開她時，她失去了平衡跌出了窗戶，向報界發表的內容也是這麼說的。律師又十分肯定地告訴我，他會說服文蒂為了她自身的利益維護這一說法，因為如果奧薩諾去坐牢，她就將失去扶養費和孩子的生活費，只要不讓奧薩諾亂講話，這個事件過幾天就可以平息下去。奧薩諾將由律師陪同過一個小時後到達公寓。
我離開黃石公寓坐出租車趕去鄉間公寓。到了那裡後，還不見他們的蹤影，我就坐在公寓的門廊上等他們，直到律師的由專職司機駕駛的高級轎車到來，奧薩諾下了車。
他的樣子很可怕：眼珠突出，皮膚由於緊張而呈灰白色。他從我身邊走過去時，連招呼也沒打。我趕緊跟著他進了電梯。他在家門口拿出鑰匙，但是手抖得很厲害，我替他開了門。
我們一走進他那窄小的單間公寓，奧薩諾就撲通一聲倒在那張坐臥兩用的沙發上。他仍然對我一句話都不說，看也不看我一眼就躺下了。由於是擔心而不是絕望，他用臉把雙手壓住。我環顧了一下這個單間公寓，心裡不禁為他叫苦：世界最著名作家之一的奧薩諾竟然住在這樣的一個洞穴裡？不過我很快就記起，他也很少在這裡住，他通常都是住在漢普頓或普林斯唐的家。有時則在某個和他有戀情的富有的離婚女人的家裡住上幾個月。
我在一張佈滿灰塵的椅子上坐下來，同時把一堆書踢到角落去。「我對警察說我什麼也沒看見。」我打破沉默對他說。
奧薩諾坐了起來，手已經從臉部移開了。我吃驚地發現他滿面都是野性的笑容。
「上帝啊，你覺得她在空中航行的姿勢如何？我以前就說過她是個巫婆，我根本就沒有使勁地扔她，是她自己在飛翔。」他說。
我盯著他的臉，冷冷地說：「我認為你這是瘋了，你最好去看看心理醫生，我忘不了文蒂躺在街上的情景。」
「屁話！她會沒事的。」奧薩諾說，「你卻不問問我為什麼發這麼大的火。你認為我會把所有的前妻都從窗口扔出去嗎？」
「用什麼借口都是徒勞的。」我說。
奧薩諾大笑起來，說：「你根本不瞭解文蒂。我敢和你賭200美元，當我告訴你她對我說了些什麼後，你就會同意，如果換了你，你也會這麼幹。」
「賭就賭！」我說著走進浴室，濕了條毛巾扔給他。他抹了一把臉和脖子，發出被冷水刺激皮膚後的快慰的讚歎聲。
奧薩諾在躺椅上彎腰向前傾斜著，告訴我：「她提醒我在過去的兩個月裡她寫了多少信給我，都是為孩子討錢的，當然我一分錢也沒有寄給她，因為明知道她會把錢花在她自己身上。接著她說當我在好萊塢時她不想打擾我，即使我們最小的兒子患了脊椎髓膜炎，而她由於沒有足夠的錢，不得不把他送到市立醫院的慈善病房時，也沒有告訴我，你能想像得出她是這樣一個狠心的賤婦嗎？兒子病了，卻不打電話給我，為的是把罪名強加於我身上！」
我知道奧薩諾非常疼愛所有前妻生的孩子，我對他這種疼愛孩子的熱切心腸也同時感到不可思議。每當孩子們過生日，他就給他們買禮物，夏天總把孩子們接來和他一起住，此外，他一有空就會上門去看望他們，帶他們去看戲、吃飯，或者去看球賽。我現在倒是對他不擔心那個有病的孩子感到納悶，他完全明白我此時的想法，所以說：
「其實那個孩子只是由於呼吸道感染而發高燒。剛才你在為文蒂的傷勢關懷備至，我則趁警察到來之前打電話給醫院，他們告訴我不必擔心，我又打電話給我的醫生，現在他已經把我的孩子送到一家私立醫院，一切都辦妥了。」
「你要我留下來嗎？」我問他。
奧薩諾搖搖頭說：「我得去看望那個生病的孩子，因為我把他們的媽媽弄傷住院了，我還得去照料其他的孩子，不過那條母狗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我在離開他之前，又向他提了一個問題：「當你把她扔出那個窗口的時候，你是否記得那個窗口離地面有兩層樓的距離？」
奧薩諾又大笑起來。「當然記得，」他說，「不過，我怎麼也估計不到她會飄出去那麼遠。我對你說過她是個巫婆。」
第二天，紐約所有的報紙都以頭版登載了這件事。奧薩諾實在太出名了，動不動就要享受這種待遇。好在文蒂沒有堅持提出指控，至少奧薩諾不必去坐牢，她改口說也許是由於自己失足才從窗口跌落下來的。然而她是在第二天才這樣說的，而且傷害已經造成了。人們讓奧薩諾體面地辭去了書評雜誌社的職務，我也和他一起辭職。有位專欄作家風趣地說，如果奧薩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麼，他將是第一個將自己的妻子從窗口扔出去的獲獎者。人人都清楚出了這麼個小小的喜劇之後，奧薩諾獲此獎的希望已經絕對破滅，評委們怎麼可能把如此崇高的備受尊敬的諾貝爾獎授予一個像奧薩諾這樣的卑鄙人物呢？至於奧薩諾在事後不久寫的諷刺小品，介紹謀殺妻子的十種最佳辦法，更是不但於事無補，反而雪上加霜。
目前我們兩人都面臨嚴峻的問題：我不得不在失業的情況下靠自由職業謀生，而奧薩諾則必須找個地方躲起來，使新聞界不能再找他的麻煩。這一次，我倒可以為他效勞了，我打電話給在拉斯維加斯的科裡，把奧薩諾的處境告訴他，問他能否把奧薩諾安置在桑那都大酒店兩個星期，我知道不可能有人會想得出來到那裡刺探他的情況，他可以安靜地休息一下。這回奧薩諾倒很合作，一口就答應了去那個他從未涉足過的賭城拉斯維加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