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頓死後一周，我離開賭城維加斯，返回紐約，當時我以為自己永遠也不會再來了。
科裡送我到機場，陪我在候機大樓裡喝咖啡。他在認識我後第一次真情流露，捨不得我離去。「你會回來的，」他看著咖啡杯說：「人人都會回到拉斯維加斯來！我永遠留在這裡，會玩得很痛快！」
我把話岔開，說：「佐頓真可憐。」
「是的，」科裡答道，「我一輩子也不可能弄明白這究竟是為什麼？到底是什麼原因使他自殺？他到底為什麼要自殺？」
我看著他說：「他一直都顯得悶悶不樂，沒有幸福感。」
當機場廣播我搭乘的航班開始上機時，我和科裡握手道別。「如果你在家裡碰到不順心的事，給我打電話！我們是好朋友，我會幫助你！」他邊說邊擁抱了我。「你是一隻好鬥的公雞，」科裡抓緊我登機前的最後幾分鐘說，「你將會因為先動手而惹麻煩，到時候就給我打電話！」
我對這些臨別贈言並不很在乎，尤其是出自玩世不恭的科裡之口，沒想到，四年後科裡飛黃騰達，而我卻要面對大陪審團的裁決，他接到我的電話後，馬上就親自飛到了紐約來幫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