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23日清晨，當莫妮卡在洛杉磯她父親的公寓中醒來時，她一度充滿了期待，十分興奮。這是她的25歲生日，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裡程碑，她期待與朋友和家人一起慶祝。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特地從波特蘭飛了過來，她母親和彼得-施特勞斯也從紐約來到了她身邊。
考慮這一天計劃的時候，她有些煩惱，因為她擔心凱瑟琳和她的朋友內莎-迪曼-埃布
蘭德——她們以前沒見過——也許會處不好。這時，她接到了普拉托-卡切裡斯的一個電話。他對她說，他想先和她父親召開一個電話會議，然後再提供有關手頭這個案子的任何細節，他的語氣中透出一絲不祥的兆頭。但這時候伯尼正在為一位病人動手術，所以他們不得不等待一個多小時。
在焦急的等待中，莫妮卡的第一反應是，斯塔爾故意等到她生日這天作出指控她的決定。自從5月的指紋檢查以來，她受到犯罪指控的可能性看上去更大了；這種威脅一直浮現在她的腦海裡。似乎甚至連她的新律師“夢之隊”——傑┘恕れ斯泰恩和普拉托-卡切裡斯——也無法幫助她擺脫顯然是無法避免的指控。現在，在等待伯尼從手術室裡出來的時候，她有充分的時間回顧一下過去幾個星期以來她的案子的起起伏伏。
6月初，她花了整整五天時間向她的新律師隊伍進行陳述。他們相信，她是一名非常可信、直率的目擊者，聰明而略帶一些天真，與一個攻擊性的機會主義者的近乎普遍的形象有著天壤之別。然而，迄今為止他們還沒有能夠說服斯塔爾。在6月9日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和莫妮卡的律師進行的一次會談中，斯塔爾的副手鮑伯-比特曼強調，她面臨的作偽證和妨礙司法公正的指控很嚴重。他在一封信中進一步明確了這一點，這封信宣稱，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在作出任何可能的豁免決定前必須對莫妮卡進行質詢。
6月中旬，伯尼飛到華盛頓，與莫妮卡、她母親、朱迪-史密斯和律師隊伍在水門她的公寓中開了一次會。那時，所有來自斯塔爾的模糊跡象都暗示，他更傾向於指控莫妮卡。她母親、姨媽、最親密的朋友、以前在白宮的同事被迫在一個刑事案件中，而不僅僅是在大陪審團面前作證反對她——這樣一個夢魘似乎更近了。
在這個等待的游戲中，莫妮卡和她的家人曾經度過了一段無憂無慮的快樂時光，那時馬裡蘭州檢察官宣布，開始調查琳達-特裡普在沒有得到莫妮卡同意的情況下擅自為她錄音的做法是否違反了州法律。這個消息讓萊溫斯基一家人非常高興。“我們家裡的每一個人都希望琳達-特裡普晚上睡不著覺，擔心自己會進監獄。”莫妮卡說，“因為那就是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我激動萬分，高興得活蹦亂跳。當時我的感覺是，正義會取得勝利。”
在莫妮卡和她的新律師隊伍等待獨立檢察官辦公室接下來的行動時，顯然時間對於這位獨立檢察官非常珍貴。7月17日，斯塔爾創造了歷史：他向總統發出了一張傳票，命令他在大陪審團面前作證。現在，在調查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之前，他需要能從他潛在的明星證人那裡得到的所有信息。
四天後，斯塔爾打電話給斯泰恩和卡切裡斯，問他們是否可以在7月23日——莫妮卡生日當天——與他在馬裡蘭他道德顧問薩姆-達什的家中共進早餐。在那次會談中，很明顯斯塔爾非常迫切地希望與莫妮卡進行一次交談。不僅如此，在經過六個月的反反復復後，他似乎已經准備好給她一份豁免協議。她最壞的擔心沒有發生，相反，她最好的希望就要實現了。
會談結束後，普拉托-卡切裡斯回到他在華盛頓的辦公室，把斯塔爾的生日禮物傳給莫妮卡。現在，在與她和她父親的電話會議中，他說，他和斯泰恩相信斯塔爾准備給她罪行豁免權——也就是說，無須接受有關這個案件的任何一項指控——但是他們希望她接受所謂的“一日女王”提議，以便他們可以評估她的可信度。在“一日女王”規則下，證人告訴檢察官他/她所知道的一切，而無須擔心受到任何指控。卡切裡斯還說，薩姆-達┤病—一位著名的民主黨人已經介入了這個案件，這立刻會讓每個人都舒服很多。在所有這些情況明了後，這位律師要求莫妮卡7月27日星期一去紐約與斯塔爾的副手們和達什會談。他強調說，這必須絕對保密。莫妮卡則堅持，斯塔爾不能讓那些在1012房間中恐嚇過她的副手參加會談。
這個消息似乎還不能提供足夠的慶祝理由，但隨後卡切裡斯又打了一個電話過來，給了她另一件生日禮物。他從阿希莉-雷納斯的律師那裡得到一個口信，雷納斯祝莫妮卡生日快樂，還說她愛她。“那是我能夠想象的最好的生日驚喜。”莫妮卡說，“我以為她會恨我，因為這給她在白宮帶來了很多麻煩。她依然是我的朋友，這實在太好了。”
莫妮卡按照她律師的要求行事，她笑得很燦爛，但在朋友們面前一點也沒有提及即將到來的紐約會談。他們離開之前，負責他們所謂“保密事務”的朱迪-史密斯為莫妮卡買了一個帕梅拉-安德森風格的金色假發作為偽裝。為了隱藏身份，周日上午莫妮卡登機的時候除了戴假發，還戴了一頂棒球帽和一副眼鏡，而且沒有化妝。偽裝工作取得了成效：在飛往紐約的五個小時旅途中沒有人看他們第二眼。
當天下午他們在第五街的一個小公寓中與普拉┤小ギㄇ欣鎪躬、傑克-斯泰恩和雪妮-霍夫曼見了面，霍夫曼是答應在這個案件中幫忙的卡切裡斯的一位女同事。與霍夫曼在一起讓莫妮卡感覺很舒服，她在會談中幫助她輕松而專業地通過了她的故事中最窘迫的部分。直到今天，莫妮卡依然對霍夫曼印象深刻：“她是一位極為智慧、尖銳、善於分析的年輕女人，她在這整個壓迫性的、充滿政治動機的調查中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雖然與她的律師隊伍的會談給她帶來了一些幫助，莫妮卡依然度過了一個緊張的無眠之夜，她知道第二天的會談生死攸關。早上她再次和她的三位律師見了面。他們決定由雪妮-霍夫曼在最初的30分鍾內提問，幫助她通過一些主要的話題，比如她的風流韻事的細節、她的偽證、她尋找工作的事、“談話要點”備忘錄和總統給她的禮物。然後他們坐出租車來到不遠處斯塔爾的岳母高雅的屋頂公寓，這裡可以俯瞰東河，很適合莫妮卡“一日女王”的身份。在那裡她被介紹給斯塔爾的法律隊伍，包括薩姆-達什、瑪麗-安妮-沃斯、所羅門-威森博格和鮑伯-比特曼。
雙方商定後，雪妮-霍夫曼開始提問。她結束後，輪到斯塔爾的副手們提問了。莫妮卡的開場不是很順利，當瑪麗-安妮-沃斯問她總統說什麼讓她知道他喜歡她時，她淚流滿面。這觸動了一根非常原始的神經，她需要幾分鍾時間來讓自己冷靜下來。
在她平靜下來後，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些不那麼敏感的問題上，大部分是時間、日期和地點，反復詢問維農-喬丹的角色和“談話要點”的起源。莫妮卡清楚地表明，如果他們把1997年12月那幾個關鍵的星期中發生的事情放在她與總統長達兩年的關系的大背景中來┘礎—否則的話事情會顯得很可疑，那麼維農-喬丹介入她尋找工作的事情和“談話要點”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釋。
在一頓三明治午餐後，詢問繼續進行，直到傍晚時分。莫妮卡的法律隊伍安靜地坐在一邊，對她的出色表現非常有信心，但他們的滿意是短命的。回公寓後，她打開電視機，讓她感到恐怖的是，她聽到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記者麗薩-麥爾斯宣布，莫妮卡-萊溫斯基與斯塔爾的副手們進行了會談，並且承認與總統發生了性關系。國家廣播公司怎麼會這麼快就得到消息？只可能是一次故意的洩露——莫妮卡知道這不是發生在她這一邊。她“非常不安，十分擔心一些瘋子會試圖殺了我，因為我和總統上了床。這很煩人，很自私”。而且，她現在所處的微妙形勢很危險，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達成任何協議：斯塔爾的隊伍已經表示，他們會在第二天作出決定。報道的最後，這家媒體稱斯塔爾想讓莫妮卡參加一次測謊測試，但普拉托-卡切裡斯對此一無所知。
莫妮卡和朱迪-史密斯現在很擔心她的安全，而且意識到記者們會牢牢地盯住開往華盛頓的航班和火車，於是決定開車回去。因此沃爾特-埃勒飛到了紐約，租了一輛車，連夜把她們帶回了華盛頓。
萊溫斯基的1998年7月28日。她與母親完全得到豁免權。雖然擺脫了可能的牢獄之災，莫妮卡現在卻承受著更加殘酷無情的懲罰。一個系統的司法程序已經准備就緒，它一層更深一層地剝去了她的尊嚴和自我感受。到最後，她被論證成歷史上最羞恥的女人。
1998年7月28日，是莫妮卡生命中最動情的日子之一。當她的律師們在早些時候與斯塔爾會談後回到他們在華盛頓的辦公室時，他們帶來了一份由獨立檢察官簽署的密封協議。莫妮卡和她父母現在得到了完全的豁免權，無須面對與獨立檢察官辦公室的調查有關的指控。作為回報，她同意在大陪審團面前誠實地作證，告訴獨立檢察官辦公室有關她與總統關系的一切。一點都不奇怪，斯泰恩和卡切裡斯以為她會高興。但事實正相反，她嚎啕大哭，這讓他們不知所措。
“他們不理解我的感情爆發。”她說，“人人都知道，我正在反對那個我希望與他共度余生的人，那個我希望每天與他一起醒來的人，那個我愛的人。即使他叫我‘那個女人’，如此傷害我，我依然愛他。過去幾個月已經揭開了我和他關系的迷人面紗，但內心深處平靜的愛依然在那裡。”
她哭得如此厲害，以至於很難簽署豁免協議。當斯泰恩和卡切裡斯出去向等待的媒體宣布這個協議時，莫妮卡依然在洗手間裡，試圖洗去淚痕。無論如何，她只是不想面對媒體。她擔心一旦她這麼做，他們也許會使她顯得是在為即將作證的事實狂歡，使她顯得比“卑鄙”的琳達-特裡普好不了多少。那時特裡普已經完成了她在大陪審團面前的作證。在完成作證後，她發表了一個神經兮兮的——因而也是荒謬絕倫的——聲明，在聲明中她對美國人民說：“我是你們。”然後她又說，如果她不得不再次背叛莫妮卡，她不會猶豫。她還假裝神聖地鼓勵她的前好友在大陪審團面前說出真相。
當莫妮卡在朱迪-史密斯和比利-馬丁的陪同下離開她律師的辦公室時，一則消息讓她稍微舒服了一些：根據其新聞秘書邁克-麥柯裡的說法，總統對豁免協議的反應是，他高興事情向有利於她的方向發展。盡管，她聞到了他話語中一大撮鹽的味道。她非常懷疑，現在她同意與斯塔爾合作後，白宮的野狗們會肆無忌憚地朝她撲來。果真如此，幾天後，《國家詢問者》雜志開始質疑她的誠實和心理健康狀況，其中引用的一位白宮內部人士稱她是一個傷害總統的“十足的瘋子”。
那天晚上，莫妮卡、朱迪-史密斯和比利-馬丁在馬丁的家裡共進了一頓相當低調的歡慶晚餐，食物是他從自己最喜歡的餐館裡點的。但是如果說他們的歡樂被一些不祥之兆給削弱了，那麼莫妮卡的家人則是很自然地得到了安慰：現在她脫離了坐牢的危險。那天，當莫妮卡出發去她律師的辦公室簽署豁免協議時，她祖母伯妮絲說：“今天晚上我終於可以睡了。”
幾個星期後，莫妮卡在她祖母的公寓中偶然發現了一個被拉上了拉鏈的包，裡面塞滿了小紙片，紙片上是一些潦草的筆記。在觀看電視上無窮無盡有關這件丑聞的分析時，伯妮絲記下了她認為也許會與莫妮卡可能卷入的任何將來的官司有關的內容。“她把那種痛苦和害怕留給了自己。”莫妮卡回憶道，“這對我是一個很好的象征：家裡的每一個人都在經歷些什麼。現在我們都可以松一口氣了。”
然而，這樣的放松代價十分昂貴。雖然擺脫了可能的牢獄之災，莫妮卡現在卻承受著更加殘酷無情的懲罰。一個系統的司法程序已經准備就緒，它一層更深一層地剝去了她的尊嚴和自我感受。到最後，她被論證成歷史上最羞恥的女人。
莫妮卡-萊溫斯基的“墮落”始於7月29日，當時她不得不交出總統給她的所有禮物，這些是聯邦調查局首次搜查她在水門的公寓時遺漏的。他們還沒收了總統在最後一次約會時給她的聖誕禮物；莫妮卡沒有告訴特裡普這些，所以錄音帶裡沒有提到它們。最重要的是，她交出了1997年2月28日與“英俊先生”那次致命相會時她穿的藍色GAP衣服。當時她母親不知道，1月丑聞曝光時，它就在紐約她的公寓裡，但5月它被帶回了莫妮卡在華盛頓的公寓。它被送到聯邦調查局的實驗室進行DNA檢測，檢測結果後來決定性地、獨立於其他證據地證明，總統與莫妮卡-萊溫斯基發生了性關系。
很多觀察家質疑道，莫妮卡到底為什麼不在簽署豁免協議前毀掉這件衣服，或者至少把它洗干淨。“不得不交出這件衣服，這是最羞辱的事情之一。”她說，“我經歷了長時間的艱苦斗爭，才把它交給了檢察官。我想過把它洗干淨，然後說，‘衣服在這裡，但它已經被洗過了’，但我十分擔心自己受到了監視。我有可能不得不接受測謊測試，這樣他們就會知道我違反了法律——破壞了證據。於是我就會被指控妨礙司法公正，並失去我的豁免權。”
正如她解釋的那樣，莫妮卡從來沒有像琳達-特裡普——一如既往地展現著她對事實的一貫漠視——所說的那樣故意把這件衣服當成是一件戰利品。首先，她一點也不確定那些小污跡是什麼。它們可能是墨西哥牛油果醬，這是她與總統約會的那天晚上的晚餐食物之一。她非常不確定，所以在把這件衣服交給麥克-艾米克時，她告訴他，在獨立檢察官辦公室知道這些污跡到底是什麼之前不要對外公布她的這一做法。然而，在她交出這件衣服僅僅30分鍾後，媒體就報道說，檢察官現在得到了它。難怪當詢問程序在水門酒店的一個房間裡開始時，莫妮卡對斯塔爾的副手們的信任已經下降到了一個新低：她害怕媒體幾乎會同步聽到她的每一個評論。
詢問過程很長，很單調，而且殘酷地窘迫，特別是在她被問及有關她與總統的親密行為時。兩天之後，羞辱真正開始了，兩位女檢察官——卡琳-伊莫古特和瑪麗-安妮-沃斯提出了有關兩人性關系的非常細節的問題。當她被問及總統在把他的手放到她褲子下面時是否對她進行了手淫時，莫妮卡的眼淚雨點般流了下來，她不得不離開房間讓自己平靜下來。她對這種反復詰問的記憶深刻而痛苦。“在一屋子陌生人——大部分是男人——面前談論這樣的私人話題太褻瀆、羞辱了。很難公開談論一個隱私的性生活時刻。十分坦率地說，我認為他們需要的細節程度是有問題的。”
當檢察官們要她告訴他們什麼問題會讓總統感到他們知道他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雖然是瑣碎的，從而讓他吃驚，讓他失去鎮靜時，這同樣讓她十分不安。莫妮卡發現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她會告訴他們事實，她說，但她決不會幫助他們指控總統。“我不想成為幫助你們陷害他的一分子。”她對他們說，“我不是琳達-特裡普。我沒有對這個程序著迷。”
在23人的大陪審團面前，莫妮卡詳細講述了她與總統的關系，以及維農-喬丹介入她尋找工作的事。盡管不可避免地，讓法庭感興趣的是她與比爾-克林頓關系的親密細┘淞—這也是大陪審團最初成立的原因。為了大陪審團的方便，也為了使莫妮卡不必在作證時進入親密的性接觸細節，獨立檢察官委員會准備了一份重要事件的表格。它分為幾部分，在“性關系”這一欄中，他們在她與總統在白宮發生身體關系的日期下面寫上了“口交”。
在一個星期折磨人的詢問後，8月6日，莫妮卡被安排在大陪審團面前作證。莫妮卡很擔心她即將在法庭上說的話，出庭前一天晚上幾乎沒有入眠。作為獨立檢察官的一位證人——而且還是極為重要的一位——她會由一位聯邦調查局特工陪同，但她決定不像琳達-特裡普做的那樣坐聯邦調查局的車子去法庭：莫妮卡想讓世界看到，雖然她得到了豁免，但她不是聯邦調查局的誘餌。與此同時她和她家人很擔心她的安全，知道有些人因為她有效地作證反對總統而痛恨她。又一次，曾經被稱為這個家庭“防衛部長”的比利-馬丁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莫妮卡用她自己的車子，由無比忠誠的沃爾特-埃勒駕駛，但聯邦調查局特工會陪伴在一邊。
當莫妮卡-萊溫斯基到達華盛頓機構大道聯邦法院門口准備作證時，守候在法院門口的媒體隊伍的規模讓她很震驚。然而，現在莫妮卡在攝像機面前是一名專業人士，在走過兩側簇擁的閃光燈、麥克風和叫喊的問題時不再需要擰自己的屁股來停止神經兮兮的傻笑。因為，即使在她的緊張和焦慮中，幸好還有很多可以朝之微笑的東西。他們的冷藏箱裡裝滿了啤酒和三明治，他們的頭上鋪展著用來遮擋8月烈日的帆布篷，還有大箱子和有條紋的草坪躺椅，“莫妮卡海灘”上龐大的媒體隊伍尋找著整個世界，仿佛他們在報道一件國家大事。
經過媒體的柵欄進入大樓後，她不得不為長長一整天的作證調整好自己的心情。她十分緊張，以至於當她被傳喚作證時她開始全身顫抖，她擔心自己會說錯什麼，或者不能表現得讓斯塔爾滿意，於是他就有理由取消她的豁免權。她非常感激，她沒有完全被剝奪希望和
舒適。主審法官諾瑪-霍洛維-約翰遜已經作出指示，她不希望莫妮卡的父母出席，因此整個“莫妮卡隊伍”代替他們坐在那裡給莫妮卡精神上的支持。朱迪-史密斯保證休息時餅干、巧克力和軟飲料在邊上等著，斯泰恩、卡切裡斯、普雷斯頓-伯頓、霍夫曼和鮑伯-布雷德霍夫都隨時准備著提供建議和鼓勵。
在23人的大陪審團面前，莫妮卡詳細講述了她與總統的關系，以及維農-喬丹介入她尋找工作的事。盡管不可避免地，讓法庭感興趣的是她與比爾-克林頓關系的親密細節——這也是大陪審團最初成立的原因。為了大陪審團的方便，也為了使莫妮卡不必在作證時進入親密的性接觸細節，獨立檢察官委員會准備了一份重要事件的表格。它分為幾部分，在“性關系”這一欄中，他們在她與總統在白宮發生身體關系的日期下面寫上了“口交”。
這個經歷使人感到羞辱和痛苦，因為表格上使用的生硬詞匯徹底詆毀了作為這件風流韻事基礎的感情。“讓人痛苦的是，”莫妮卡說，“檢察官、媒體、公眾，每個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口交上，似乎它是關系的主要部分。從來沒有一次，我去橢圓形辦公室只是為了進行口交。事情總是比那些生硬的描述更有激情和愛意。我對那種對我們關系的狹隘看法很敏感。”
在作證時，莫妮卡試圖和陪審員們進行視線的交流，希望帶領他們進入自己的故事。對於一個希望每個人——甚至斯塔爾的檢察官├恰—都喜歡她的女孩來說，這一天最困難的其中一個方面就是看到一些陪審員臉上的敵意。不過，似乎她並非惟一試圖與別人交流的┤恕—有個人也許試圖向她傳遞一個信息。作證結束後，檢察官們告訴她，他們認為總統這天系著她送給他的一條領帶；他們不願在她作證時告訴她，因為他們覺得這會讓她不安。
回到水門家中的是一個疲憊不堪的、精疲力竭的莫妮卡；作為無法出席聽證會的補償，她焦慮的母親買來了她最喜歡吃的中國食┤鎩—雞肉炒面。莫妮卡打開電視查看總統的領帶，他在那裡，確實系著她送的領帶。對她來說，這是一個明顯的支持和友誼的信號。“我原來以為他也許會在我作證前一天系我送的領帶來刺痛我。我用我的生命打賭，他是有意這麼做的，無論他在他自己的證詞中怎麼否認這一點。”
聽證會終於進入了最高潮，現在莫妮卡已經把證據交給了大陪審團，壓力全到了總統身上。在她作證幾天後，現在的形勢是：他不僅要在白宮通過視頻線路在大陪審團面前接受詢問，還被安排在之後對全國說話。
在她的內心中，莫妮卡希望他在幾個月前就承認了他們之間的關系。她相信，如果他承認並道歉的話，他們兩人身上的壓力早就沒有了。然而，他沒有選擇這麼做，於是不得不面對後果。現在莫妮卡在與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合作，結果看到他們搜集了如此多反對總統的證據，她甚至更為他擔心了。“我的豁免協議意味著，我必須說出真相，而不管其後果如何。所以無論是對他有利的，還是對他不利的，它們都在那裡。我無法再保護他。”
8月17日，莫妮卡焦急地等待著他對全國的講話，想要知道當天早些時候他在大陪審團面前所作的、當時還沒有公布的證詞是否與她自己的證詞相符。內莎-迪曼-埃布蘭德和她的編劇丈夫克裡斯當時正在紐約，他們試圖使她的注意力離開總統即將開始的演講，但沒有成功。
那天晚上，那個她曾經想和他結婚的男人所說的話讓莫妮卡和大部分美國人都極為失望。在大陪審團面前與斯塔爾和他的六名副手四個多小時的爭論使總統——他最大的天賦就是他的說服能力——顯得有些疲憊和不安，他給人的印象是，他的行為並沒有像他被抓住的事實那樣讓他非常遺憾。很多觀眾覺得，他對自己說謊並沒有多少真誠的悔恨，而對莫妮卡受到的對待毫無歉意。
在他的電視講話中，歷史上第一位在調查他的大陪審團面前作證的總統第一次承認，他誤導了公眾，雖然他強調，他在葆拉-瓊斯案件中所作的證詞“在法律上是准確的”。他承認，他和莫妮卡-萊溫斯基之間有“不合適的”關系，他說：“我知道我有關這件事的公開評論和沉默造成了一種虛假的印象。我誤導了人們，甚至包括我妻子。對此我很懊悔。”然而，他四分鍾的講話更多地不是在坦白、道歉和悔悟，而是憤怒地企圖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只是到了最後，才有一點真誠的火花混了進來——他指責肯尼斯-斯塔爾調查他的私生活，要求停止獨立檢察官四年的詢問。
莫妮卡堅持單獨觀看他的演講，他的講話讓她流下了淚水。他完全是一個政治家和總統；她在比爾-克林頓身上看不到一絲那個男人的影子，那個她曾經如此深愛的男人。“他的演講讓我很受傷，很憤怒。”她說，“我覺得自己像是垃圾。”
現在她看到了總統對她的態度，她說：“我懷疑我怎麼可能愛上這個男人。他是如此地自私和自我中心。我原來希望他能給我一些支持的表示，告訴這個世界我是一個聰明的好人
，阻止別人如此殘酷地對我。我還覺得，他應該感謝我的家人——畢竟，很多父親會不僅僅在言辭上批評克林頓的行為。我父親對總統的職位很尊重，所以他沒有這麼做。”
雖然對從前的愛人的看法發生了變化，但她無法完全抹去記┬洹—他曾經對她意味著什麼。第二天，8月18日，克林頓一家飛到瑪莎島的葡萄園度年假。當莫妮卡看到比爾、希拉裡和切爾西-克林頓手拉著手走向等著的直升飛機時，她“為切爾西感到可怕，因為沒有年輕人希望想到他們的父母卷入了性丑聞。我為她感到非常，非常遺憾”。
接下來的兩天她呆在獨立檢察官辦公室，接受斯塔爾副手們的詢問。在這段時間裡，通過閱讀媒體報道，她形成了這麼一個印象，在他（依然保密）的大陪審團證詞中，總統說她對他並不意味著什麼。8月20日當她第二次在大陪審團面前作證時，她說出了這個印象。“我的理解是，這是一份勞務合同，我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他口交，這就是這個關系的全部。”她對陪審團說，“但它對我遠不止這些，我認為它（對他也）遠不止這些。”事實上，她的擔心是沒有依據的。一個月後克林頓的證詞公開後，一切都水落石出了，他不但沒有貶低莫妮卡，還承認她是“一個善良的、聰明的年輕女人”。他確實補充說：“我認為她成長過程中的一些不幸因素給她帶來了一些負擔，但她是一個本質上很好的人。”
在第二次作證中——她被要求回答陪審員們的問題，而不是挑戰總統的證詞——莫妮卡放松多了，發現經驗奇怪地增長了。現在，那些臉和那些程序對她來說是熟悉的；而且，她已經發展了控制自己情緒的能力。
當她到達法院時，她又一次不得不面對媒體的夾道歡迎。然而，甚至連她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現在也很老到：拉直衣服，收收腹，飛快地沖出汽車。當她經過守候在法院裡面的又一群記者時，一個叫喊聲意外地抓住了她：“莫妮卡，你認為總統幾天前就應該向你道歉嗎？”她迅速轉身吐出一句：“是的。”這時，她毫無問題地做好了過去七個月來她一直在做的事。
此前她一直坐立不安地等待著這次出庭，知道每一個問題和回答都會使她更接近重新贏回生活的那個時刻。然而，無論她如何試圖使自己變得堅強，沒有什麼可以讓她對這一天的徹底羞辱做好准備，她的性生活、她的性格和道德、甚至她的精神都被赤裸裸地放在23個陌生人面前。每一個缺點、每一次過失、每一個愚蠢的評論都在游行。問題冷酷無情，讓人處於極端的窘迫之中。總統曾經以一種性方式使用過雪茄嗎？他觸摸過她的胸部或生殖器嗎？是隔著衣服還是直接在皮膚上進行的？很多次，莫妮卡在回答問題時都不得不閉上眼睛，徒勞地保護著自己的最後一絲尊嚴。
與此同時，她被問到了很多相關、有時甚至是尖銳的問題，這些問題深入到了關系的核心，迫使她說出她對他經常是矛盾的反應。被問及她是否依然愛總統時，她回答說，在他8月17日的全國電視講話前，她會說“是的”；此後，她就沒那麼確定了。
比有關她私人性生活的問題更讓人驚惶的是，被迫在宣誓的情況下說出她幾年來一直在與之作斗爭的缺點、弱點和性格上的欠缺。最讓莫妮卡緊張的陪審員是一位中年非裔美國女人，她似乎很反對她。在一個生動的問題中，她問道，當整件事都是以謊言為基礎時，莫妮卡怎麼能在她與總統的關系中談論真相和誠實；事實上，這是她與安迪-布萊勒關系的一個鏡像。“你年輕，有活力。”這位陪審員接著說，“我不知道為什麼你總是追逐那些不自由的、無法得到的東西。”
莫妮卡發現回答這個問題不但很困難，而且很痛苦。她承認，她不得不自己工作，她說她特別懊悔自己與一位有婦之夫發生了關系。然而，這個回答雖然是真實的，卻沒有觸及莫妮卡內心——其動力主要源於她孩提時代對父母離婚的反應——和大腦之間尚未解決的沖突。聰明的女人，愚蠢的選擇。“這是我面對的最艱難的問題。”她現在承認，“我感覺自己好像赤裸著站在整個世界面前，我的所有缺點都暴露在每個人面前。”
接著陪審團轉而問她另一個悲慘的經歷——在五角大樓城麗池卡登酒店的痛苦一天。在這個問題上，莫妮卡要求麥克-艾米克——斯塔爾的一名副手，曾經與她一起在1012房間——離開法庭，隨後才帶領他們進入她生命中最糟糕的日子。在她重新體驗那漫長的、折磨人的幾個小時的恐懼、罪惡和痛苦時，她和幾位陪審員落下了眼淚。作為莫妮卡性格中的一部分，她希望陪審團對真實的她有一些了解，請求他們叫她“莫妮卡”。一位女陪審員說：“但你會一直是萊溫斯基小姐。”莫妮卡回答：“如果我結婚就不是了！”
在詢問即將結束時，陪審員們問她是否有什麼想要和他們分享。莫妮卡意識到，這是她第一次有機會在整個國家的代表面前發表一個聲明和道歉，她考慮了一會兒。現在她說：“我只是想說，從來沒有人要求我說謊，我從來沒有得到過保持沉默就可以得到一份工作的承諾。我很抱歉。對發生的一切我真的很抱歉。”她又一次流下了眼淚，但突然吐出一句話：“我恨琳達-特裡普。”
萊溫斯基對所有人說的最打動人心的話是：我恨特裡普。這句話甚至成為了她今後一生的象征。聽證會是侮辱人的、令人恐懼的，但莫妮卡的誠實和坦率顯然觸動了坐在她對面的陌生人。曾經提出如此尖銳問題的陪審員對她說，她已經贏得了她的寬恕，其他幾位陪審員鼓勵她忘掉琳達-特裡普，繼續她的生活。但斯塔爾仍要求她就與總統性關系中的細節面對鏡頭重新述說。似乎，這就是他四年調查的結└——以美國人民的名義，制作一部口述色情影片。
最後，陪審團的女團長走上講台，代表整個陪審團對這位不幸的女孩說：“我們想要給你一束美好的祝福，其中包括幸運、成功、幸福和保佑。”又一次，莫妮卡強忍著不讓眼淚流下來，這些真誠的話語深深地打動了她。甚至斯塔爾的副手們也被打動了；檢察官卡琳-伊莫古特對他們的主要證人說：“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愛情故事。”
莫妮卡感到自己得到了辯白，不是因為總統在七個月的逃避後終於承認了與她的關系，而是因為陪審員們的反應，他們拋開了偏見和成見，向一位脆弱但誠實的年輕女子敞開了他們的心懷。但她忍不住要想，如果她拒絕了豁免協議，大陪審團是否會指控她。這是一個傷心的時刻，她也許可以保護總統、並讓自己免受過去幾個星期的羞辱和痛苦的感覺更加重了這種傷心。與“萊溫斯基隊伍”的其他人一樣，她惟一的安慰是，她相信她現在無須再面對獨立檢察官、大陪審團和聯邦調查局了。
她的美夢突然之間被驚醒了。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告訴她，由於總統在大陪審團面前所作的證詞，她必須在宣誓的情況下就他們關系中的性方面作一份證詞。不僅如此，獨立檢察官斯塔爾還希望在莫妮卡回答有關怎樣、何時、何地、為什麼為總統口交的細節問題，以及談論他們性關系的其他細節時使用攝像機。似乎，這就是他四年調查的結果——以美國人民的名義，制作一部口述色情影片。
表面上，這個主意背後的理由是，它可以使莫妮卡不必忍受在大陪審團面前談論這些事情的痛苦。錄像證據一般在涉及小孩子，尤其是強奸或性虐待的案件中使用。然而，在那些案件中，錄像證據只在關閉的法庭內播放，而且是絕對保密的。但是在9月9日斯塔爾向國會提交他的報告和18箱支持材料時，幾乎每一個細節都被印了出來。
斯塔爾的性錄像帶本身也可能向公眾公開——毫無疑問它會成為一件暢銷品——的想法給莫妮卡帶來了最深的痛苦。即使她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勇氣和恢復能力也無法面對這樣一個傷害。“它會是對我靈魂的完全、徹底的破壞。”她說，“我認為我永遠也無法從中恢復過來。我試著少去想這件事；我能夠應對它的惟一辦法是把它放到一邊。正如我繼叔傑夫所說，拒絕被低估了。”
錄像的主意最初被提出來時，她咨詢了她的律師普拉托-卡切裡斯。一開始他對她說，他不認為錄像帶證據有什麼真正的問題。然而，隨後他再次思考了這個問題，覺得這個程序是沒有必要的。相反，伯尼-萊溫斯基在得知這個提議後毫不猶豫地譴責了它。“我說，作為她的父親，我認為這是下流的，錯誤的。”他說，“這是病態的。”
雖然錄像的主意被取消了，但莫妮卡依然不得不在兩名女檢察└佟—卡琳-伊莫古特和瑪麗-安妮-沃斯——面前詳細陳述他們的每一次性交往。這次作證——她認為在根本上是反女性┐摹—最讓她憤怒的是，獨立檢察官辦公室聲稱，總統有關他們性關系的證詞與莫妮卡的有很大出入。然而當他的證詞公開時，一切變得明了，他的證詞基於性關系的嚴格法律定義，與他在葆拉-瓊斯案件中的辯護是一致的，而且施展語義學詭計避開了對與莫妮卡性關系的陳述。無論如何，由於她已經回答了大陪審團有關他們關系性方面的問題，莫妮卡覺得這次進一步的作證是多余的。
8月26日，她在賓夕法尼亞大道獨立檢察官辦公室進行了這次作證，這也許是最可恥的一天。有一次，在被迫講述為總統口交的情況時，莫妮卡對兩位檢察官說：“我無法相信我父親有一天將不得不聽到這些。”她們向她保證，她的證詞不是必然會被公開。隨後詢問繼┬——“誰拉開了誰的拉鏈？”“他在你的胸罩下面還是上面撫摸你？”“他把嘴放在你的胸部還是胸罩上？”……痛苦的兩個小時。作證結束後，莫妮卡回到家，洗了一個很長時間的熱水澡，試圖洗去她的羞愧和恥辱。“我覺得很髒，就像我在感情上被強奸了一樣。這真的很惡心。”
她不顧一切地想要盡快離開華盛頓，這個玷污了她的城市。然而，斯塔爾的副手們不願讓她離開，以防他們需要她復習琳達-特裡普的錄音帶。當他們終於同意她離開幾天時，他們要求知道她會去哪裡。莫妮卡認為這和他們無關，拒絕了告訴他們。最後他們讓步了，但他們說，他們只是想知道，她是否會去瑪莎島的葡萄園附近的地方，克林頓一家人正在那裡度假。這時候卡切裡斯插了進來，笑著說：“是的，她打算去找維農-喬丹要一份工作。”
事實上，她確實去了新英格蘭——盡管不是去瑪莎島的葡萄┬啊—在那裡，她與她母親和在家度假的彼得-施特勞斯一家人一起度過了一段珍貴的時光。然而，僅僅四天後，普拉托-卡切裡斯就打電話告訴她，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命令她回華盛頓聽琳達-特裡普的錄音帶。“這是我一直害怕的時刻。”她說，“我不知道如何應付它。整件事讓我十分緊張不安。除了坐牢，特裡普錄音帶的公開是我最痛苦的夢魘。”
9月3日，莫妮卡和她的律師雪妮-霍夫曼到達華盛頓獨立檢察官辦公室，開始了聽她和特裡普之間20小時對話的“曲折”歷程。整整三天，她都坐在一個沒有窗戶的密閉房間裡，聽錄音帶的副本，同時更正和突出他們想要刪除或編輯的記錄和個人評論。對莫妮卡來說，“它是羞辱的，痛苦的，它真正地打開了我對琳達-特裡普的仇恨和憤怒之泉。它喚醒了我對我自己和我說的那些愚蠢的東西的懷疑。那裡的廢話比有內容的東西多得┐唷—一半的談話是關於食物、購物、肥胖和其他愚蠢話題的。即使有關總統的內容也只是我在發牢騷”。有一次她開始大笑，並對與他們一起聽的卡琳-伊莫古特說，她無法相信調查基於如此瑣碎的廢話。
然而，有一個人對它的態度十分嚴肅。當莫妮卡坐著聽自己向特裡普抱怨那個“壞家伙”時，總統在愛爾蘭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它是無法辯護的，我很抱歉。”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道歉，莫妮卡當然沒有聽到，因為她正在仔細地聽著錄音帶。
她聽得越多，也就越是清楚地意識到，在1月琳達-特裡普第一次去獨立檢察官辦公室時，她向他們提供的，是有關1997年10月、11月和12月發生的事的一個高度變色的、僅僅部分的版本。許多重要的談話——特別是有關維農-喬丹介入她尋找工作的談話，它清楚地顯示，這位律師在莫妮卡卷入葆拉-瓊斯案件之前就一直在幫助┤——不在那兒。
關鍵談話似乎被遺漏的事實使她懷疑，特裡普有可能處理過錄音帶，刪掉了某些關鍵談話，特別是為了讓莫妮卡余下的評論顯得更戲劇化，更具陰謀色彩。莫妮卡“堅信琳達-特裡普在與斯塔爾見面時誤導了他們。我從她的證詞中看到了這一點。她正好扭曲了一切，使它們顯得比本來的樣子陰險”。
在聽錄音帶過程中，同樣讓她既震驚又煩惱的是，牽涉到維農-喬丹的證據非常之少，而特裡普的觀點——比如有關凱瑟琳-威利┐摹—常常與“談話要點”吻合得相當好。她認為，斯塔爾和他的副手們僅僅通過聽錄音帶就應該已經意識到，她和特裡普的談話反映了“談話要點”備忘錄中討論的問題，從來沒有第三者——比如一名律┤Α—卷入其中。
然而，最讓莫妮卡擔心的是，她說了一些傷害自己家人的話，他們有可能聽到這些話的想法讓她近乎瘋狂。確實，她覺得自己如此丑惡和羞恥，於是當這個過程繼續時，她不想再看身邊的那些人，甚至不想和他們說話。“我覺得很恐怖——我無法相信我的話，我關於我愛的人說的那些愚蠢、殘酷的東西。我十分擔心我會毀了每個人的生活。”在比較低的程度上，錄音帶中顯露出來的她的個性也讓她感到煩惱：甚至檢察官也無法相信，和她一起坐在房間裡的這個女人就是錄音帶上的那個女人。
這三天中的最低谷是她被迫聽自己在電話中向特裡普哭泣。“我流下了眼淚。”她承認，“我已經忘了這個關系使我陷入了多大的痛苦。我只是無法相信，有人會如此殘酷地錄下那種痛苦。”
除了不得不忍受由聽錄音帶引起的痛苦感受，莫妮卡還必須面對檢察官們從她電腦的硬盤中得到的文件。這些是她在1997年聖誕節前那個瘋狂的時期寫給總統的信，大部分沒有發送出去。不滿足於蹂躪她身體的斯塔爾的副手們現在正在侵入她的精神。他們已經揭開了她的性生活，解剖了她的性格；現在他們想要仔細檢查她的靈魂。這是一種過分的侵擾。莫妮卡開始哭泣，隨後沖著伊莫古特尖叫：“這是完全錯誤的！你難道不知道，別人是不允許讀這個的嗎？”她的律師雪├蕁れ霍夫曼同樣很憤怒。面對如此的憤怒，伊莫古特向他們保證說，這些文件會被鎖起來，並指出，它們也許不會出現在最終的報告中。
自從得到豁免以來，公開證據的問題就一直折磨著莫妮卡。甚至在她簽署豁免協議的當天，她就希望得到斯塔爾的書面保證，他們同意編輯或刪除私人內容，尤其是有關她家人的評論，這些與調查無關。雖然沒有得到這樣的承諾，莫妮卡的律師向她保證，這不會有問題。
在所有那些洩露事件發生後，她不再相信伊莫古特的保證，所以當她8月26日提供她的“性”證詞時，她把它看成是與獨立檢察官辦公室討價還價的最後籌碼，她希望獨立檢察官辦公室給她一份書面協議，保證她家人的隱私——已經剩下不多了——不受侵害。她的家人同樣很渴望得到這份協議。莫妮卡寫信給斯塔爾，請求他公開的內容尊重她家庭的隱私。他沒有屈尊答復。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共和黨參議員亨利-海德也沒有答復，她在委員會作出向公眾公開特裡普的錄音帶的決定前以類似的筆調給他寫過信。（諷刺的是，公眾對斯塔爾報告過分渲染的、渴望的、甚至色情的風格的激烈反應讓國會極為震驚，於是司法委員會命令特裡普的錄音帶在公開前必須接受嚴格審查。）
最後，在9月9日斯塔爾向國會提交報告那一天，檢察官們和莫妮卡的律師們聚在一起討論了雙方都能接受的刪除方案。比如，斯塔爾原來希望列出莫妮卡所有愛人的名字，以建立她與總統證詞相比的可信度，但最終，國會刪去了他們的名字。
當案件終結之時，萊溫斯基只是一位無助的觀眾。在這份長達453頁的報告中，斯塔爾最初受委托調查的白水土地交易丑聞僅僅被提到了四次。他的火力幾乎完全集中在總統與莫妮
卡-萊溫斯基的關系上。報告總共列出了11項可能的彈劾理由。莫妮卡得到的則是：過去一年中，她的隱私、她的性生活、她的精神和她的靈魂都受到了肯尼斯-斯塔爾、白宮和大眾傳媒的探索和開發。她近乎絕望地意識到，甚至她的將來也已經被奪走了。
與每一個卷入這個案件的人一樣，當身穿制服的警官們把斯塔爾報告和獨立檢察官在四年的調查中搜集起來的18箱相關材料——“一卷卷的罪惡”，正如一位才子評論的那樣——送到眾議院時，莫妮卡是一位無助的觀眾。在他453頁的報告中，斯塔爾最初受委托調查的白水土地交易丑聞僅僅被提到了四次。他的火力幾乎完全集中在總統與莫妮卡-萊溫斯基的關系上。報告總共列出了11項可能的彈劾理由，包括作偽證、破壞證據、妨礙司法公正和濫用職權。根據美國憲法，是否彈劾克林頓取決於他是否在事實上犯了“叛國罪、受賄罪或其他重罪”。現在輪到國會作決定了——獨立檢察官的報告是否有足夠的說服力來執行那個程序。
幾乎立刻，總統的律師大衛-肯達爾回擊了這份報告，他說：“這是私事，無法構成彈劾理由。這份報告中的猥褻的斷言僅僅是為了羞辱、傷害和在政治上攻擊總統。”自然，這個評論沒有擊倒肯尼斯-斯塔爾，他在他的報告中寫道：“考慮到他的高級職位必須承擔的巨大的信任和職責，總統有責任證明，他的行為始終遵循著這個國家的法律。”作偽證和妨礙司法公正，他繼續寫道，“是十分嚴重的問題。當這樣的行為發生在美國總統身上時，我們相信這些行為‘可以構成彈劾理由’”。
在整個國家看著這出大戲上演時，總統又一次表達了自己的懊悔，9月9日當天，他在佛羅裡達對一位聽眾說：“我讓你失望了，我讓我的家人失望了，我讓這個國家失望了。但我在努力更正這一切。我決心不讓任何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兩天後，在眾議院投票決定在互聯網上公布這份報告後，悔恨不已的克林頓在華盛頓的一次祈禱早餐上發表講話說：“我不認為可以用一種迷人的方式說——我錯了。”然而，他確實利用這個機會進行了道歉，不僅向他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同事，還第一次向莫妮卡和她的家人。“這對我很重要。”他說，“我希望每一個受到傷害的人都知道，我的悔恨是真心的：首先最重要的是我的家人，還有我的朋友，我的職員，我的內閣，莫妮卡-萊溫斯基和她的家人，以及所有美國人。我請求他們所有人的原諒。”
自從1月那些黑暗日子以來，他已經走過了一段很長的路，當時他對他的高級助手們說，莫妮卡只是一個昏頭昏腦的家伙，她有關他和她之間有關系的說法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可以理解，莫妮卡認為他遲到的道歉“晚一天，貶值一美元”，雖然“我很高興他確實承認了我自己和我家人承受的痛苦”。
9月21日，當他對大陪審團所作的視頻證詞公開時，一切變得明了，他確實理解他們經歷的一些東西。看著它，莫妮卡為他對她支持的程度感到驚訝，甚至“震驚”。“我很震驚，因為這一次不僅僅是政治家在說話。那裡有我曾經一直認識的比爾-克林頓的眼神。這是一個讓人精神振奮的變化。”在這份證詞中，她相信，當他批評斯塔爾的檢察官們對待她的方式時——仿佛她是一名“重罪犯”，他是作為一個男人、而非一位總統在說話。他指責琳達-特裡普“在背後捅了她一刀”，還說她卷入葆拉-瓊斯案件“讓我很傷心”，他把這個案件描述成是他的政治敵人資助的一個偽造的訴訟。
然而，作為一位政治家，他在承認自己與莫妮卡關系的性和浪漫方面上非常慎重。他說，他沒有賦予她送給他的領帶任何特別的意義；雖然他承認與她有“不合適的親密舉動和性玩笑”，但他否認他的行為構成了他所理解的性關系。正是這個爭論——分析句子，圍繞單詞“是”和“單獨”的定義扭來扭去——讓大多數人充滿了懷疑。它也給了喜劇演員不少歡樂時光。
總統對她的支持和他的悔悟使莫妮卡的靈魂得到了些許安慰，但沒有什麼可以治愈斯塔爾報告給她帶來的感情上的傷害。當報告在互聯網上公布時，莫妮卡在紐約和母親在一起。當她看到它時，她表達了自己的驚慌，她一邊瀏覽報告一邊評論其中的某些段落。她母親讓她大聲讀出斯塔爾的話，但莫妮卡太窘迫了。“整個世界都在閱讀我的女兒。”瑪西婭驚訝地評論說，“你卻不能告訴你母親？”
莫妮卡的窘迫是可以理解的。報告引起了惡劣的閱讀，不僅因為其中大量的性細節，包括雪茄那件事，也因為它使用了甚至是最私人的材料。她給“英俊先生”的沒有發出的信——卡琳-伊莫古特曾經說也許會被忽略——帶著它們所有浪漫的、自我放縱的榮耀感被印了出來。不僅如此，盡管她當時還不知道，她的“性”證詞——另一次被假想為秘密的詢問——幾個星期後被全文印了出來。
此外，報告中出現了很多錯誤。莫妮卡已經指出了它們，但是由於它是匆忙寫成並提交給國會的，它們根本沒有得到糾正。比如，她的朋友凱瑟琳困惑地打電話問她，為什麼她從來沒有說過她從1995年以來一直在接受治療——斯塔爾報告上是這麼說的。莫妮卡解釋說，這是一個打印錯誤；她要到1998年1月丑聞曝光後才開始接受治療。這樣的錯誤看似微不足道，但事實上它們有時候極為重要：一些民主黨政治家後來爭辯道——完全錯誤地——莫妮卡的證詞與總統不同是因為她使用了三年抗抑郁症藥物。在《名利場》中記者雷納塔-阿德勒
公開表達了對獨立檢察官巨著的不屑：“肯尼斯-斯塔爾的這份六卷本報告……在許多方面是一份完全荒謬的文件：不准確，盲目，有偏見，組織紊亂，不專業，文法混亂。”
在他的調查中，肯尼斯-斯塔爾沒有與莫妮卡-萊溫斯基見過一次面，但她覺得他侵犯了她，玷污了她——不是在身體上，而是利用他的法律和憲法權力剝掉了她的每一絲尊嚴和人格。“他的報告讓我很受傷。我真的覺得被強奸了，身體很不舒服，似乎每一個看我的人都只會想著我在口交。我只是覺得這個世界把我看成是一個妓女。
“這很痛苦，很羞辱。這讓我更加確信，沒有人把我當作一個人來關心，沒有人把我看成是一個人。我只是用來得到總統寶座的一個人質。”
報告在互聯網上公布後的最初幾天內，她傷心到了極點。渴望幫助她的母親和繼父帶著她和拉比-馬克-格魯布一起在紐約吃了頓飯，後者和她單獨交談了幾分鍾，給她帶來了一些精神上的安慰。接下來的幾個星期中，她需要很多幫助和指導，特別因為似乎國會打算不僅要公布琳達-特裡普錄音帶的文字版本，還要公布聲音版本。自從她聽到自己在電話中哭泣和發誓的錄音後，這一直是她最害怕的事。
莫妮卡希望在錄音帶公布前發表一個聲明，為她引起的麻煩公開向她的家人，向總統，向希拉裡和切爾西-克林頓，向美國人民道├浮—至少這時人們可以在她能夠控制自己說話的情況下聽到她的聲音。但這個計劃沒有實現，因為獨立檢察官辦公室想要審查她的發言。
令人驚訝的是，直到11月3日國會和參議院選舉之後，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一直沒有公布錄音帶。人們普遍預期，這次選舉會反映出這個丑聞對民主黨的負面影響——9月，身為克林頓支持者的民主黨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在參議院攻擊總統的行為“可恥和不道德”時贏得了持續的喝彩。事實上，共和黨在選舉中出現了不尋常的倒退，炫耀的眾議院議長紐特-金裡奇隨即辭職；作為克林頓長期以來的激烈反對者，金裡奇也是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成員。
莫妮卡知道錄音帶即將公開，它們會引起的傷害讓她發狂，她曾經打算吃一顆安眠藥，在床上睡一天。結果，她的朋友內莎在感情上拯救了她，帶她出去了一天，以把她的注意力從不可避免的公開中轉移開。
正如她所擔心的那樣，莫妮卡最關心的人正好是受傷害最深的┤恕—不僅因為斯塔爾的報告，也因為特裡普的錄音帶。最悲哀的結果之一是，父親與女兒之間似乎已經彌合的裂縫重新出現了。伯尼已經發誓再也不看、不聽有關女兒的任何消息，但每次打開電視或廣播時，他還是忍不住聽更多痛苦的細節。對他來說特別痛苦的是一次談話錄音，其中莫妮卡向特裡普談到了她長大時學著欺騙她父親的事。“她說到了與家庭有關的事。”他說，“我希望我永遠也不會聽到全部。我聽到的一小部分已經讓我很震驚，我對她說的某些東西依然非常發狂。”
瑪西婭沒有那麼激動，因為她已經厭倦了莫妮卡和她家人不斷的、挑剔的批評，錄音帶上幾乎沒什麼東西能夠讓她感到不安。“我了解莫妮卡，我知道她有多麼愛她的家人。六個月之前很傷人的那些東西現在影響小多了，因為我已經放棄了對任何人期待人格。隱私的缺乏已經如此徹底，如此傷人，今天，沒有人可以揭出有關我們家會讓我震驚的任何事。”
然而，當她聽到莫妮卡在錄音的某一段中哭泣時，她確實發現了痛苦，因為這讓她想起了1997年秋天那些可怕的日子，當時她女兒的世界正在坍塌。她承認：“這是很少人知道或關心的一些事。我知道，她的朋友和家人知道，她忍受了怎樣的痛苦。她生活中的這整個故事給她帶來了如此多的苦難，有些是別人故意造成的，有些是自己造成的，她在某些她不應該做的事情中投入了這麼多。”
時間的流逝幾乎沒有沖淡莫妮卡的內疚和痛苦。有時候她在毫無准備的情況下被傳喚，隨後痛苦重新燃燒起來。一天早上吃完早餐，她聽到著名的心理學家喬伊斯-布拉德博士在《今天》電視秀中談論斯塔爾報告，他問觀眾：“你能想象一個年輕男子把莫妮卡-萊溫斯基帶回家，對他父母說‘我要和莫妮卡-萊溫斯基結婚’嗎？”這個尖刻的評論讓莫妮卡無法承受。她倒入了歇斯底裡的哭泣中，痛不欲生。
過去一年中，她的隱私、她的性生活、她的精神和她的靈魂都受到了肯尼斯-斯塔爾、白宮和大眾傳媒的探索和開發。聽著布拉德博士的話，她近乎絕望地意識到，甚至她的將來也已經被奪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