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野火春風斗古城》被江青一夥禁閉了十年之久，隨
著「四人幫」被粉碎，它也於一九七七年獲得了解放，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排印，與廣大讀者見了面。當時我寫了重印記，其中揭露了江青一小撮人的罪行。說他們打著毛主席的旗幟，招搖撞騙，拉幫結伙，包藏禍心，陰險卑鄙，殘酷的迫害革命的老元戎老將軍老幹部，殘酷的迫害文學藝術界的大批革命人士。把數以十萬百萬計的國家瑰寶、民族干城和黨的精華的好同志，以誰連做夢都想不到的所謂罪名，把他們放之以邊陲，幽之以牛棚，禁之以監牢，最後置之以死地。同時將其宗盟黨羽委之以重任，讓沒有軍事韜略的掌兵權，沒有知識的管文化，只要是長著腦袋的親信，一個個都被安插到重要崗位上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江青們的目的就是篡黨奪權想登基做女皇帝。她這人的品質惡劣到叫人吃驚的程度。她剛說過的話，一轉眼便不認帳，說她從不會說這樣的話。過幾天她竟把記錄在案的話，說成是敵人造的謠。一九六七年夏有這樣一件事，某大城市把江青三十年代的影照劇照搜集起來上送北京，要交給她本人，說這些劇照在群眾當中借閱影響不好。對此她是點了頭的。事情沒隔多久，不知甚麼原因，她忽然公開大叫，說有人整理搜集她的黑材料，為數達幾箱之多。為她這件血口噴人的無聊之事，當時的某些領導人，為此興師動眾，忙碌奔波，先把一個稍微與此事有點牽連的人投入監獄，另一個與此事毫無聯繫的二十歲的青年，也因此獻出了他的年輕的生命。在當時的情況下，她無法擴大株連，只好暫行罷手。但她絕不肯就此甘心，事隔幾個月後，她終於無中生有，巧立名目，說文藝界同當時其它界一樣，也出了個甚麼叫做「５-１６」的反革命組織，這個組織與台灣勾結要推翻中國共產黨。我和我的家族親友多人受到這個魔鬼名義的株連，但我深知此事的原委，曾多次申訴並以人格黨性作保證，說我從未看過那一束三十年代的照片，連那捆東西存放在何處也根本不知道。江青哪管這些，為洩毒氛私憤，殃及池魚，將我苦苦輪番批鬥兩年並投置監獄共達八年之久，比整個抗日戰爭還多兩個月。
感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黨中央，實事求是，認真查明了所謂反革命「５-１６」的問題純係叛徒江青一夥對革命同志的捏造和陷害，我這才得到徹底平反，恢復了組織生活，並急迫地拿起筆來，想在虎口餘生裡為青年同志們寫一點讀物。
江青的文藝觀也是極左的。她主張改變原《白毛女》中有關楊白勞的形象，要楊白勞這位善良的自認命苦的佃農，揮起扁擔與地主決鬥。在京劇《沙家濱》裡，她主張改變以阿慶嫂為核心人物裡應外攻的原結構，反賓為主，使郭建光和阿慶嫂各自為政，形成兩將軍的局面，從而破壞了原劇風格的統一和藝術的完整。她借口戲劇革命，借口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趕下舞台，只允許編創從一九二一年共產黨成立後的革命題材。當時有一個以「紅燈照」為題材的劇本讓她去看，她竟說根本沒時間看這些舊的題材。這就是說，從武王伐紂到農民起義到辛亥革命連五四運動的歷史，都在她的極左觀點下被排除了。因此我每每說，當前創作上某些自由化傾向的出現，除卻其它因素和條件外，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對「四人幫」極左的文藝觀的不滿和懲罰。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裡行不通。因為自由化無非是要擺脫黨的領導。不要黨的領導，工農兵和廣大知識分子都通不過。其實搞創作的絕大多數人中，都不反對黨的領導；都擁護並要求黨來領導。要點在於領導得好；嚴格按照黨的文藝政策辦事。要設法消除文藝界存在的營私和派性，公平對待老中青文藝工作者；按照具體情況給創作者以生活和寫作的條件；最後用各種好的手段使社會上湧現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來。
最近幾年，我深深感到生活對創作特殊需要。我的弱點仍是生活底子薄。前些日子為寫一篇紀念性的文章，往返三千里，訪問了幾十個人，這樣寫起來才感到有事可敘，有話可說，也深深感到現實主義特別重要。不扎根於現實生活，一切理想或浪漫都將成為子虛或畫餅。我再重複說一遍，現實主義實在可貴，我國已往的大作家大手筆們，對所描繪的事物非常熟悉，寫起來一絲不苟。他們理想和浪漫不是憑空製造，不是虛無幻想，多是從踏踏實實的生活基礎上，塗了浪漫主義彩色的。
一個作家面對政治環境發言，面向社會生活說話。說出來要億萬人聽億萬人看，中國人看，外國人看，甚至後代人也世代流傳著看。這可不是小道（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是一種非常嚴肅的大事。不能輕浮兒戲，不能率爾操觚。作家要愛人民愛社會主義祖國，要對生活忠實，說老實話說良心話，不說假話，不說違反自己心意的話。我在前個重印記裡說過違心的話。說什麼跟隨「英明領袖」新的長征之類的話。都怪自己頭髮白了見識淺，人云亦云，今後應引以為鑒。一切要從實際出發。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情況確實令人振奮。百花齊放不是假放是真放。十七年的或更早些的比較好的文學戲劇電影等作品不是都重新放了嗎？某些過去被錯誤批判甚至被打成毒草的，不都一一恢復了名譽甚至受了獎嗎？近年來長中短篇小說如雨後春筍，戲劇舞台豐富多姿，電影電視片載歌載舞連袂登台，其中相當多的影片為廣大群眾喜聞樂道。這是廣大文藝工作者的辛勤收穫，也正是在黨領導下的豐碩成果。
提筆寫點東西，成了我的習慣和受好。只要健康情況許可，我不肯放下筆。幾天不動筆，吃飯不甘，坐臥不安。
我將為工農兵商學各界廣大男女青年們寫點什麼呢？青年們沒經歷過戰爭，而戰爭題材是文學創作中最廣泛的題材之一。當今世界上，不論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都非常重視軍事題材的文藝創作。筆者青年時期是在戰火中度過的。在老元帥老將領的領導指揮下，參加過大大小小的幾十次戰鬥，想把這一階段的某些戰鬥經歷寫出來，給青年同志們提供一點戰爭生活的閱讀材料。其中包括抗戰初期賀龍將軍鏖戰冀中和我百萬大軍解放北京天津的故事。從一九四二年冬到一九四四年秋，黨派我打入淪陷區內部搞地下鬥爭，配合外面的武裝戰鬥。直到保定北京解放，我一直作對敵鬥爭的工作。這一段生活困難大，艱險多，也有些類似傳奇的事。我將用適當的文藝形式寫出來，供給青年讀者們閱讀。另外，在河北山西兩省的五個農村裡，我搞過土改和四清。在其中的兩個自然村裡，我實際上擔任過村長和村支書的工作。如今四十歲以下的人，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土地改革運動，知道的很少。我將以長篇小說的形式把土地還家，耕者有其田的波瀾壯景，和千百年來農民在受地主壓迫下，一旦分得一塊土地（他們稱做刮金板或刮銀板）後的狂喜心情向讀者作個匯報。
只要我的作品能夠忠實於生活，能夠反映出偉大時代鬥爭中一個小小的生活側面，能夠讓文獻和文化工作者從中汲取一點子素材，能夠給青年同志們精神上一點鼓舞，退一步說即使起不到激勵鼓舞人心的重大作用，只要能給讀者在勞動之後起一種消遣的作用，我也不失望，也感到滿足。自然我爭取創作質量好一些，起到的作用大一些。
李 英 儒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於北京宣武門高樓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