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居住在真實之城裡了，我把自己從維瑞塔斯中流放了出來，從所有的城市中流放了出來，從世界中流放了出來，我現在從事寫作的這間屋子狹窄得象牢獄，無比潮濕，但我開始學習著稱之為家。我唯一的光源是一只蠟燭，黃油色的燭台看上去很笨重，一滴滴凝固的蠟淚仿佛是蛛網一樣密布在燭台上。我不知道住在燭台裡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居住在那火焰周圍半透明的隙縫之間，這可是一個美妙的住所，溫暖，安全，舒適。我幻想自己每一天在蠟縫間行走，坐在小氣池裡，每晚躺在床上，傾聽在平穩的滴蠟聲中，我的家消耗著它自己。
我叫傑克-斯伯瑞，今年三十八歲了。我生於只講真話的城市，維瑞塔斯城，在它兩百周年的最後一天我誕生了。和我這一輩人一樣，我曾夢想過成為一名藝術評論家，從攻擊油畫中得到刺激，把電影或詩歌肢解得粉碎。而我的夢卻得到實現，在我二十一歲那年，我受雇於柏拉圖區的韋津斯汀博物館，成了一名批評家，負責粉碎人們的幻想。而其他的夢——比方說妻子、孩子、快樂的家庭——卻變得難於實現了，第一個妻子叫海倫，從此我開始和維瑞塔斯最棘手的問題展開角力：愛這個字眼，是我們對彼此感受的真實寫照呢，還是一個謊言，一個錯誤的概念，我們曾忽略的問題發展成一個實實在在的危機了。
他毫無沖動，她想。她的腿就象木頭，我這麼認為。但是最後找們找到了良醫——一種適當的藥丸，於是忽然就有了一個托比，在海倫的子宮裡茁壯成的長：胚胎托比，嬰兒托比，學步的托比，作手工的托比，總是制造出變形的鳥籠，一邊高一邊低的餐中托盤，不對稱的書夾，然後是小小的博物學家托比，對地球表面任何滑溜溜的、細長細長的、奇形怪狀的生物感興趣。這孩子會和蛆蟲呆在一塊兒，和斜齒鳊為友，以黑蛞蝓為寵物。“我想我愛他，”有一天我告訴海倫，“別讓我們被沖昏頭了。”她回答道。我碰到瑪提娜-考文垂的那天早晨，托比在坎特區的郊區野營。他每天給我寄一張風景明信片，我意識到這個路線有一種走私的嫌疑。一旦托比回了家，所有這些明信片就可以擴增他的收藏范圍。
如：親愛的爸爸媽媽：今天我們學習如何求生的技巧，以防我們在樹叢中迷了路——我知道了哪些樹皮可以吃。瑞克參事說他從沒聽說過有誰真正地用上了這些技巧，你們的兒了，耗比。
又如：親愛的爸爸媽媽：這裡的餐具室裡放了一只大的捕鼠夾，猜一猜，是誰夜裡溜出去把被捕的小動物放掉？是我！瑞克參事說我們頓死人了，你們的兒子，耗比。那時候天還很早，沒到七點，但“早餐之前”沙龍中已經擠滿了人，我穿過香煙的煙霧和啤酒的泡沫，嗅著混合著芳香和口臭的氣味。沙龍的主人，吉米-布雷斯，象往常一樣為我端來一杯丹麥木莓和一杯血腥瑪麗，把它們放在香柏木制的吧台上。我告訴他我沒帶現金，明天再把錢給他。這就是維瑞塔斯城。我明天再付錢。
我只看到一只空椅子，在一張小圓桌旁邊，桌邊坐的一個年輕女人在我眼上看來是魯賓斯式的性感尤物，臉龐豐滿，輪廊分明。彼得-保羅-魯賓斯那段時間一直在我腦海裡打轉，因為我剛不久才批評了《愛之樂園》和《十字架的升起》。
“你經常來這兒嗎？”當我走近的時候她這麼問我。她頭發豐厚濃密，但被規規矩矩地束成一個樸素的發髻。她的長裙及膝，看質地是用細棉布做的。
我坐了下來。“嗯，”我答應著，推開了糖碗，餐中托子和那女人的水果削，為我的血腥瑪麗、丹麥木蔥擲出位置，“我經常在往韋津斯汀去的路上逗留一會。”“你是評論家？”既使是在沙龍中昏暗的燈光下，她的皮膚看上去也是閃閃發光的，她肌膚細膩，沒有搽粉。
我點點頭。“我叫傑克-斯伯瑞。”
“哦，我不敢說久仰大名。這工作並不需要多少超凡智力，對不對？”
她可以象她自己希望的那樣坦白，只要我能看著她那肉感的雙唇開合。“你是干什麼的？”我問。
“我是個作家。”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異常清澄，呈現出鈷藍色。“這工作有它的危險，當然。總是有危險會陷進……那被稱之為什麼來著？”
“隱喻？”
“對，隱喻。”
但在維瑞塔斯，這裡沒有隱喻存在。隱喻就是謊言。肉類也許可能會象蔬菜，但它決不是蔬菜。在維瑞塔斯城使用暗喻，你周圍的人們就會立刻抓住你，撬開你的頭蓋骨，撕開你的心髒，把你直拉扔進地獄裡去。
“你寫什麼呢？”我問。
“打油詩，賀卡上的祝詞，廣告詞，有靈感的時候寫詩，你可以在——”“賣得好不好？”
她作了一個鬼臉，扭曲了她那張明媚的面孔。“應該說我是個阿斯匹靈式的作家。”“我倒想看看你的打油詩，”我說。“而且想和你性交，”我補充道，為自己的坦白畏縮了一下。想作個好市民不容易。
她的鬼臉又出來了。
“如果冒犯了你，很對不起。”我說。“我冒犯了你嗎？”
“你正在冒犯我。”
“僅僅是一種觀念上的冒犯呢，還是對你個人的冒險？”
“兩者都有。”她把一片橙子放進嘴裡。“你結婚了嗎？”
“結了。”
“是一次成功的婚姻嗎？”
“很不錯。”值得一結也值得保持，值得去愛也值得珍惜，這種時的，近於淘氣的插曲並沒有什麼意義：海倫和我都選擇了一個保守傳統的儀式。“我們的兒子很可愛，我想我愛他。”
“如果我們發生關系”——她微笑了——“你不會有犯罪感嗎？”
“我從不欺騙，”關系這個詞讓我啞口。“犯罪感？當然會有。”我呷了一口我的血腥瑪麗。“我相信我還能忍受。”
“哦，斯伯瑞先生，扔掉你的幻想吧。”這個年輕女人說。這個宣言讓我產生了一種混合著放松和失望的心情。“你可以把這種想法完全從你的——”
“叫我傑克。”我拿起了丹麥木莓，“你叫……？”
“瑪提娜-考文垂。那時候我感到一陣溫和而且容易控制的沖動，想和你性交。”“‘那時候’，”我重復了一次，為這個介詞短語包含的模糊含義而吃了一驚。用一種時髦的姿態舔了一下木莓的冰塊。（近來《禮貌的虛假》一書成為《時代周刊》暢銷書榜的冠軍。）“你願意讓我看看你的打油詩嗎？”我問道。
“那些打油詩作得不好。”
“打油詩的好壞規定義而定。”
“我的打油詩尤其糟。”
“請讓我看看吧。”
瑪提娜柔順的五官現出一種困惑的表情，她皺著眉說：“現在我們之間出現了強烈的性吸引力，你說呢？”
“完全對。”
她從手提包中取出一張折起來的打字稿紙，帶著一個溫馴的微笑把它放進我手裡。第一條是關於情人節的。
我覺得你挺逗，不太矮，也不太高如果你做我的情人。
我一點都不介意。
接著是一側生日問候。
玫瑰死去，紫羅蘭枯萎，日子一天一天飛逝，祝你生日快樂。
“我沒奢望過以打油詩為生，”瑪提娜明智地說。“我真正喜歡的副業是寫政治演說稿，我們那個區的代表幾乎已經定下了讓我為他寫連任競選稿。‘為人冷靜，辦事果敢’是我為他選的競選標語。結果是他的女朋友接過了他的工作。你喜歡我的詩嗎，傑克？”
“它們很糟。”
“我打算燒了它們。”瑪提娜親了一下桔子，把汁液擠了出來。
“不，不，我願意保留它們。”
“你願意？為什麼？”
“因為我推測你會在這張紙上寫點其它的東西。”我從襯衫口袋裡拿出了一只圓珠筆。“比方說，在我再找到你的時候需要的信息。”
“這樣我們就能發生關系了？”
“這種想法太讓我吃驚了。”
“你相當吸引人，”瑪提娜總結性地說，拿起了那支筆。確實如此。我的眉毛長得很好，色澤很濃很密，代表著不尋常的力量，象狼、熊、豹一樣有力，鼻梁很直，下巴方正。只是我的臉頰上總帶著小丘也似的胡子茬，破壞了完美。“我警告你，傑克，我有自己的護花使者。”她在那張紙的頂部簽下名字，寫下了她的地址和電話號碼。“如果你想來強暴我，我就開槍殺了你。”
我從桌面上收起那張紙，從“情人”這兩個字上抹掉酒漬。“太有意思了——你在這兒撒了謊。‘玫瑰死去！’”它們——“它們凋謝。”
“瑪提娜，如果我是你的話，我會理智地拒絕。”
“如果你是我的話，”她回答說，“你會理智地接受這個機會，因為不然的話你就會成為另外的人了。”
“對，”我說道，把瑪提娜那愚不可及的詩歌收了起來。
伽利略廣場交通擁擠，每二十分鍾就得停下來一次。我扭開了收音機，調到WTRU電台，等著廣播。第十八街，第十九街，二十……
“……我在艾維爾索普關稅丑聞中接受五萬美元回扣這一事實不窘我否認，我認為這來源於我受的教育、環境和醫學……”
第二十五街，二十六街，二十七街……
“……因為在我們改變了蛋白質數量以緩解全世界饑餓的時候，醫學證明貓和狗的心理安慰作用超越了……”
第三十街，三十一街……
“……因為我們往兒童食品中添加的過量糖份而不滿意，所以我們在此很高興宣布一項新政策……”
最後終於到了韋津斯汀博物館，這是一座一層樓的磚建築，矗立在一大片水泥地上，左側北面有一個警隊，南面有一家叫作“髒狗”的咖啡廳。一個長著暴牙的年輕警衛腰上別了一支槍，揮手示意我可以通過鐵門。我把車開向停車場。埃及遺址分館的德瑞克-波奇斯象征常一樣霸占了我的車位，把他的福特車停在那兒，所以我不得不一直把車開到垃圾焚化爐邊去停在煤箱邊上。
“將你的暴力傾向引導到對身心有益的方向上去——成為一名航海家，等等。洗滌你的本性——”我關掉了收音機，熄了發動機。
在謊言時代，生活會是什麼樣子呢？人類怎麼可以忍受那樣的世界，任由政客們誤導，廣告商胡說八道，牧師誇大其辭，婦女用化妝品，任由人們一見面就宣布“我愛你”？在歷史書中我們了解了那些時代，人性如何在由顛倒的習俗和欺詐的儀式組成的惡夢中存活？這念頭讓我迷惑了。這讓我動搖了。東方兔子，牙齒仙女，聖誕老人，細鼻子的馴鹿：一切在我面前動搖起來。
“你遲到了，”在我走進前面的辦公室的時候館長說。阿諾德-庫克館長身材壯碩，頭頂已經禿了。“交通擁擠嗎？”
“對，”我把卡打進計時表，這機器記錄了我的懶惰，“車挨著車。”你可以經常體會到簡潔坦白的必要。但那時你就會突然碰上這種事兒：大家神經質地對你刺探不休，如果你不打算把整個經過倒出來，你的腦袋就可能因為心理壓力而爆炸。“我還浪費了很多時候去獲得一個年輕女人的地址。”
“你想和她性交嗎？”庫克先生問道，他跟著我進了更衣室。此刻還是早晨，而他已經穿上了特征顯著的套頭毛衣，我曾經出於責任而充滿痛苦地告訴他，這衣服讓我想起我那只貓的便盒。
工作服都掛在小櫥裡，我選了一件合身的穿上。“通奸是欺詐行為，”我提醒這位館長。
“忠貞也是”，他回答說。“以其自身的方法。”
“以其自身的方法，”我贊成地說，套上了我的工作服。
我穿過黑暗骯髒的長廊走向我的工作間。裡面的東西收拾好了，象往常一樣，這天我要分析的東西被均等地分為兩類：一類是考古學家們發掘的真正藝術品；另一類是這個城裡鬼鬼祟祟的詐騙犯的仿制品。每一件古希臘的雕像都有一件笨拙的贗品。賽尚洞的每幅油畫都有一幅可憐的模仿之作。每一部十八世紀的小說都有許多盜版本。詐騙犯。即使是現在，我已經穿上了長廊，這個字眼仍然使我冷入骨髓。詐騙犯，他們是維瑞塔斯城內部的敵人，用他們的油畫污染了它的牆面，用他們的歌手弄髒了它的空氣，最無恥的是，他們把它原始質僕的街道變成了論壇，談論著舒夫科勒斯，莎士比亞，伊伯森，還有蕭伯納，瘋狂地表演喧嘩的鬧劇，直到巡邏隊趕來把這幫非法的表演者趕回自己的巢穴。一旦一個詐騙犯被抓住了，巡邏隊員就用大棍打死他，如果是個女的，就把她用高爾夫球棍打死，這之前他們還來不及問那一個關鍵的問題。你怎麼可以說謊而不發瘋呢？
怎麼可以呢？
我之所以熱愛這份工作，是因為它讓我的頭腦和雙手都不得閒。對，毀滅行為是殘忍的，但在那之前你得用腦子；你得判斷存在著爭議的藝術品，判斷它是正品還是冒牌貨，這對公眾利益是否有害。
我拿起一件標有“山姆斯瑞的耐克”字樣的偽制品。假的呢？對，很明顯：看看那對翅膀吧。僅僅是看一眼這樣的東西也讓我惡心不已。難怪柏拉圖把藝術家和戲劇家擯棄於他假想的烏托幫之外。“那是三種偏離自然的另類，”他這樣稱呼他們。三種偏離事實的另類。藝術是謊言，色坎斯佩克公園中張貼的海報上這樣提醒著我們。真理也許是美好，但美的卻不一定是真理。
就象要准備一次室內野餐一樣，我把一張帆布攤在地上。我拿起了七號錘子，那件“耐克”本來就沒有腦袋，現在，找對她揮動我的藝術批評工具的時候，他變成沒有翅膀的了，——接著沒有了胸脯，沒有了臀部。大理石碎屑掉在帆布上，我的工作服上浸出了汗水，我的舌頭在嘴裡就像一只干澀的無花果。批評是一項費力氣的事業，而分析則讓人筋疲力竭，需要休息一下。
我取出我的杯子，加了一匙我最喜歡的唐耐森牌咖啡，從熱水瓶中放出熱水，開始想象斯坦利會如何贊美我。他在我這個部門已經干了一年多的助手工作，——把我們的斧子磨利，給噴燈加燃料，忠實地把工作室的地板擦得干干淨淨，——現在他希望得到提升。“老實說，我相信斯坦利將證明自己有能力操縱焚化爐。當然，他有點能賣苦力，有點愛拍馬屁，但這些品質對他很合適。你會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斯坦利經常放屁，但這男我們不會談論到性格中暗不……”
我掃了一眼日歷——幸虧如此，否則我就會忘掉與妻子共進午餐了。“海倫，”在七月九號上寫著，“下午一點，‘份額不多餐館’在二十九街上的這家餐館有美味的潛水艇式三明治和華道夫沙拉。
七月小姐——溫迪-華倫，仿佛從書頁之間斜瞥著我，“作為一名腦力勞動者，”她的傳記這麼寫著。“溫迪就這一課題為我們做了最清晰的論述，‘它曾經艷麗而使人快樂，讓人精力充沛，’他說。‘如果不是為了那五千塊，我決不會去考慮它。’當我們知道她有多聰明的時候——那位區內棋類冠軍——幾乎讓我們低估了她。然後，我們知道你們許多人喜歡手淫……”
可憐的老溫迪。我突然意識到，要是這時候哪怕只是看一看瑪提娜-考文垂的手跡也會讓我陷入無法狡辨的恐慌中，仿佛那每一筆每一劃都成了她肉體的曲線。我呷了一大口咖啡，從口裡掏出瑪提娜的打油詩，把這張揉皺的紙平展在桌面上。這些詩歌仍然很差勁，只是那字跡確實很性感。我甚至從下面這些信息表達的線條中得到某種感應。“德斯卡特區，加奇斯塔土巷”，她寫道，“電話號碼610－400”有什麼東西引起了我的注意，在紙面上那則情人節口信和生日祝福之前的空白處有很淺的細線條，我意識到我保存的這張紙條上過去曾有瑪提娜的另一首作品，出於好奇，我拿起了最近的一支鉛筆，在紙上慢慢臨摩，把這首詩一點點顯現出來，就象照片被一點點沖洗出來，幾秒鍾之後，整個作品展現在我眼前，於是我的神經系統由於不相信、恐怖和幻想而顫了。
謊言。
令人毛骨悚然的謊言。
這就是瑪提娜-考文垂親手寫的。
我把翅膀藏靈魂深處讓羽毛干燥柔軟當世人不再注目我乘風飛翔無阻汗水浸濕了我的手掌，順著我的眉毛往下淌。瑪提娜沒有翅膀。沒人有翅膀。她以為她是誰呢？山姆斯瑞的耐克嗎？也許人們可以允許聖誕老人。但是，靈魂這種東西也許我的眼睛欺騙了我。我冷靜下來再朗讀了一次這首詩——聽力是可信的；我能感覺到，我在我頭腦中引起反應的這些驚世駭俗的字眼是確實存在的。“我藏起翅膀，”我嘶啞地低語。但我念不下去了。與生俱來的恐怖席卷了我，我頭痛得快暈倒了。但我批評家的本能占了上風。我抓起了瑪提娜的詩，沖出博物館，穿過庭院到了焚化爐邊。我的頭痛得更厲害了，我把那張紙伸向爐門，一天之前，我曾在這裡毀滅了一打描寫轉世的書籍。
我停了下來。
我真的打算把瑪提娜-考文垂扔出我的生活嗎？我真的願意把她的手跡化為灰燼嗎？不，我不打算這樣做。我盯著她的地址，把它印入我的腦海中。
她怎麼能說謊而不發瘋呢？
她怎麼能呢？
電話：610－400。沒問題。在托比六歲生日的時候我們給他買了一輛十速自行車，但我花了四個月才把它組裝好，他幾乎沒有去騎過這輛車，整個經歷很無聊，一個零——實際上是兩上零。六……一○……四…○○。
我手指一松，這些詩就此完蛋，加入了荷馬史詩和狄更斯小說的行列，它們的命運都一樣。
“這簡直太難以置信了，”當我和海倫坐在餐館裡享受當天特別菜餚的時候我這麼對她說。這些菜包括：被謀殺母牛的三明治面包，枯萎的萵苣心，——合理價格五美元九十九美分。“四小時前我和一個詐騙犯共進早餐。我伸出手就可以摸到她。”“但你沒有，”海倫以一種與其說是放心不如說是理解的口吻說。她把她的太陽鏡架在她那豐厚灰色的頭發上，以便仔細地打量我的臉。
“我沒有。”
一她肯定是其中一員嗎？”
“我敢肯定。差不多。”
我的妻子筆直地注視著我，一片萵苣葉從她嘴唇之間垂下來，象是長了一個綠舌頭。“別為此分心，”她說。
“別為此分心”。這是海倫的座右銘。這也許是她的墓志銘。她是這種女人：一生就是為了不分心，——在她的事業上，在我們的床上，在任何地方。我相信這是她的工作，這使她任重。作為小報《甜蜜的理由》的記者，海倫與世界上的懷疑論者、邏輯主義者打交道，她發表著這樣的獨家新聞：被控制的治學方式拒絕新式數學教法，精神療法根本無效。寫了十年這樣的東西，你就懂得如何保持冷靜了。
我說，“假定的親愛的，你有更好的解釋嗎？”
“也許她在街上找到了這張紙，假定的甜心。”海倫回答道。我一直以為，一個漂亮女人的條件是：大大的會說話的眼睛，柔軟的圓臉頰，讓你看了就忍不住想用手去摸。“也許是別人創作了這首詩。”
“那是瑪提娜的筆跡寫的。”
海倫咬了一口她那被謀殺的母牛。“讓我們猜測一下。她把地址和姓名留給你了，對不對？”
“對，她把這些寫在那張紙上了。”
“她說了想和你性交嗎？”
“沒說這麼多。”
“你想和她性交嗎？”
“對”
“你會嗎？”
“我不知道，”我說。“我希望如此，又不希望如此——你知道這種感覺。”我舔了一下炸雞上的油，“我不願傷害你，”我補充了一句。
海倫的眼睛變得窄窄細細的，異常黑亮。“也許我的感覺和你一樣矛盾。一部分的我希望你把這個瑪提娜交給巡邏隊，最好讓她永遠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另一部分也知道這是一件蠢事，那女人對你有好感，如果她覺察到了警察盯上了她，她也知道他們為什麼會盯上她。對不對？那幫詐騙犯，我聽人說他們不是沒文化的人。他們中也有刺客。”
“刺客，”我說，“刺客，恐怖分子，瘋子。你要讓我燒掉那張紙嗎？”“燒了它，批評家。”
“我已經燒了。”
我的妻子笑了。在維瑞塔斯，沒人會問：“真的嗎？你在開玩笑嗎？”她吃完了她的母牛說，“你比我想的更好一點。”
那小時剩下的時間我們象往常一樣進行婚婚之戰——這樣諷刺地連接的字眼：婚姻、婚姻。海倫和我喜歡斗嘴。她誠實地宣布我的勃起越來越無力了；我坦白地告訴她她吃東西的時候發出的咀嚼聲讓人惡心。她告訴我她不打算為我住女的派對送任何義務性的禮物——因為並不是她的侄女，我反駁說我也不打算讓她得到那份禮物，因為她總是買便宜貨，這很明顯，否則她就會對我姐姐作出一付輕蔑的樣子。於是我們就這麼說下去，一直到上了咖啡，上了甜點，象老鼠一樣互相撕咬，多麼有趣啊，我們從中感到了病態的快樂。
海倫拿起手提包，取出一張電腦打印紙，上面有一些字。“這是今到到的。”她解釋說。“一只兔子咬了托比。”她平靜地宣布。
“一只什麼？兔子？你在說什麼？”
“他現在已經全忘了。”
“它咬了他？”
吳爾夫-科多野營會負責人信箱145號肯特區斯伯瑞先生及夫人：也許你們已經知道，你們的兒子總是討厭地把我們捕鼠器捕獲的生物放走。昨天，不知出於什麼沖動他又這麼干了，於是他被一只少見的哈伯兔給咬了。我們立即對他的傷口作了處理，檢查了他的醫療記錄，了解到他的破傷風免疫期已經過了。為保險起見，我們抓住了那只兔子把它關了起來。我不得不報歉地告知你們它今天死了。於是你們冷藏了屍體，將它送到克拉夫特預防站。如有什麼不幸發生，克拉夫特的醫生將會與你們接洽，雖然我懷疑你們是否會擔心。
吳爾夫-科多“為什麼你不直接告訴我呢？”
海倫聳了聳肩。“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冷靜自制的海倫。有時候我不禁想知道她是否愛托比。“那只兔子死了，你不擔心嗎？”
“也許它已經老了。”
我的牙齒緊緊地咬在一起，想到托比的痛苦我就心煩，不是他身上的痛苦，——那也許對他反而會有好處，讓他更堅強。使我沮喪的是他會感到被背棄的感覺：我兒子對世界一直是一種忠誠的態度，現在這世界咬了他一口。“我有話要告訴你，”我對我妻子說。“在燒掉瑪提娜的打油詩之前，我記住了她的地址和號碼。”
海倫顯得好象嗅到臭味似的。“你讓我覺得象是看到肛門一類的東西似的。說老實話，傑克，有時候我簡直懷疑我們會結婚。”
“有時候我也懷疑同一件事。我希望那只兔子沒死。”
“忘了那只兔子吧，我們在談為什麼我會嫁給你。”
“你嫁給我，”我老實地說，“因為你覺得這是你最後的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