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雖然生活在黑暗或沉寂中，可是他仍像常人一樣可以回憶、可以想像，過著屬於自己的快樂生活。
「我覺得你所能接觸的世界太小了，真可憐！」常有人不勝憐惜地對我說。可是只有我自己心裡明白，這些人不太瞭解我的生活情形，他們當然也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看過多少書，旅行過多少地方。每當我聽到有人說我的生活圈太小時，我總忍不住暗自好笑。
那些不是盲文的書報，我就請別人念給我聽。例如每天的早報，總是由老師或湯姆斯小姐先念標題，然後我挑那些感興趣的部分請她細讀。一般雜誌也是一樣，總是由老師或湯姆斯小姐念給我聽，平均每個月我大概要讀7至8種雜誌。此外，我還經常閱讀盲文雜誌，因為那上面多半會轉載一些普通雜誌上的好文章。
有些人親自寫盲文信函給我，另一些人則請會盲文的人代寫，因此我常常可以享受到從指尖傳來的友情。對我而言，我確實喜歡讀盲文，因為這到底是由自己直接去感受，而且印象也更深刻。
有位名叫愛特那·波達的好友，他要去環遊世界時設想得很周到，隨身攜帶著盲文字板，每到一處就寫信把他的所見所聞告訴我。因此，我就像跟著他四處旅行一般，共同聆聽大西洋上冰山迸裂的聲響;一同搭機飛越英吉利海峽；我們一起在巴黎如夢如幻的大道上漫步；也到了水都威尼斯，在皓月當空的夜晚，一面欣賞月光下的威尼斯，一面靜聽船夫唱意大利情歌。那種氣氛是多麼羅曼蒂克啊！在看了維蘇威火山與幾千年前的羅馬競技場後，就要前往神秘的東方了。
我隨著波達來到印度、中國，看到許多新奇又有趣的事物。
抵達日本時正值櫻花紛紛飄落的季節，繽紛的落英交織成一片奇異的世界，清幽肅穆的寺院鐘聲更引發了我許多遐想。
最妙的是，波達竟大驚小怪地對我說：「你瞧！你瞧！日本的婦女都背著小孩在街上走，這兒的男士竟然都足登四寸高的木屐，在馬路上喀拉喀拉地溜躂。」
有波達這樣的朋友，所謂形體上的不自由其實等於沒有了。
在許多關心我的朋友中，威廉·蘇夫人是最為熱心、隨時都準備幫助我的人之一。
蘇夫人贊助過許許多多的慈善團體，只要是與我有關的團體，她捐的錢總是特別多。當我們的想法迥然相異時，她對我說：「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你我的友情是另一回事。」她依然不改初衷地愛護我。
佛蘭克·克勃特是我大學時代的同窗好友，他在25年前創立了克勃特出版社，曾出版了我的傳記作品《我的生活》一書。現在，我打算出續集，佛蘭克仍如過去那樣全力支援。其實早在10年前，佛蘭克一再鼓勵我寫這本書的續集，而我在進行本書的寫作時，則總是感到佛蘭克似乎就在我的身邊。
1912年的冬天，《青鳥》一書的作者梅多林剋夫人到連杉來，她的態度和善，個性活潑，我們兩人一見如故，非常投緣。她回到法國後還寄卡片給我，她在卡片上親筆寫著：「為發現青鳥的少女祈求幸福。」
來連杉的名人還真不少，其中之一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印度詩人泰戈爾先生，這位詩人長得非常高大，蓬鬆的頭髮呈灰色，幾乎與臉上的絡腮鬍分不清楚，令我想起聖經上所記載的先知們。我很喜歡泰戈爾的詩集，看了不少他的作品，可以深深地感覺出他對人類的那份愛心。看到這位詩人，我引為平生莫大的光榮。
當我向這位詩人傾訴我的崇敬與仰慕時，他說：「我很高興你能在我作品中看到我對人類的愛，你知道嗎？這個世界正在等待的，就是出現一位愛神與世人更甚於愛自己的人哪！」
泰戈爾先生談到時局時憂心忡忡，他以哀傷的口吻提到印度、中國以及世界上一些強國的局勢：「歐洲各國強迫中國人吸鴉片，如果他們拒絕的話，國土就有被瓜分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亞洲民族怎能不重整軍備以求自保呢？英國就像一隻禿鷹，已經把戰火帶到了太平洋沿岸，在那兒建立許多軍事基地。亞洲各國中，日本已經能夠自己站立了，可是，中國大概要等到城門被攻破，盜賊闖進家門時才會驚醒……請記住，一個太愛自己的人，往往就是滅掉自己的人，能解救世人的，大概只有神的愛了。」
聽了他的話使我聯想到甘地，因為甘地先生正是一個不僅在嘴上談「愛」，而且以行動來實踐的人。
藝術家們似乎對我特別厚愛，像艾連塔利和約瑟·傑弗遜等優秀演員還特地為我表演了他們的拿手戲，他們讓我以手指去追蹤他們的一言一行，一顰一笑，我興奮得屏息以待，唯恐遺漏任何細節。歌唱家卡羅素、夏列亞賓等允許我把手放在他們的唇上去「聽」他們的美妙歌聲。
我曾手撫鋼琴欣賞戈德斯基的演奏，輕觸海飛茲的小提琴去領會那美妙琴音。當戈德斯基奏出肖邦的小夜曲時，我深深沉醉了，恍如置身於熱帶海島上。
有時候，我把手放在收音機的共鳴板上「聽」音樂節目。在樂器中，我覺得豎琴、鋼琴、小提琴的聲音都非常美妙。不過，對於目前正開始流行的爵士音樂卻不敢恭維，那種爆炸性的響聲，令我感到好像有什麼東西正朝著我衝過來似的，每當指尖傳給我這種信息時，免不了有一種想轉身逃跑的衝動，似乎人類在原始時代潛藏在體內的那種對大自然的恐懼感，再度復生了。
實業界的大亨，我曾拜訪過電器發明大王湯姆斯·愛迪生先生。在我前往新澤西州演講時，愛迪生先生曾好意邀我去他家。他給人的第一個印象相當嚴肅。據他的夫人告訴我，愛迪生先生常把自己關在實驗室內通宵工作，當他的實驗進行到一半時，最討厭人家去打擾，甚至連吃飯都可以省了。
愛迪生先生要我把手放在唱機上，然後很熱切地問我聽懂沒有，可惜我實在聽不懂。為了不使愛迪生先生失望，我試著把當時頭上戴著的草帽靠近唱機，使聲音在草帽上更集中，但仍然無法瞭解。
一起進餐時，愛迪生先生對我說：「你聽不見任何聲音也有好處，至少比較容易集中心思，不受外界的干擾，像這樣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不是很好嗎？」
我回答他：「如果我是一位像你這樣了不起的發明家，我希望能夠發明一種使聾子得到聽力的機器。」
他有點詫異地說：「喔，你這麼想？我可不做這種無聊的事，反正人類說的話多半無關緊要，可聽可不聽。」
我把嘴靠在愛迪生先生耳邊，試圖直接對他說出我的意思，可是他卻說我的聲音像水蒸氣爆炸時一樣，讓他無法分辨，他說：「你還是告訴梅西夫人，然後由她轉述，她的聲音像小提琴般悅耳。」他說的每一句話都帶有命令的味道。
至於汽車大王福特先生，是我在內布達斯加演講後才見到的。
福特先生親自帶我們到工廠裡去參觀，並且以謙和的態度向我們講述他成功的經歷：「開始時，我的動機是要生產一種連農夫都可以買得起的汽車，幾經研究試驗，我對汽車就越來越內行了……其實，有好構想的人何其多，只是大多數人不知道如何去活用，因此有也等於沒有了。」
在參觀過福特先生的汽車工廠以後，我不禁有一個感想：如果把這個世界視為像福特工廠一般來管理，是否會更有效率呢？那時，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縮短工作時間，卻拿到更高的報酬呢？
如果人們一天中只需工作幾個小時，則衣食住行都不匱乏，還能有四五個小時的自由時間豈不是很好嗎？不過，我自己也知道這種想法是癡人說夢，福特固然是一個傑出的企業家，但他的方法未必適合整個世界，因為國家畢竟不能視同工廠去管理啊！
在那次拜見福特先生10年之後，福特先生在一次盲人大會中捐了一大筆錢，他說他的工廠裡僱用了73位盲人，他之所以僱用他們，並非出於憐憫，而是因為他們在工作上表現得相當優異。我聽到這個消息時，真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
當我感受到自己的鼻子有些不舒服，心中出現一陣不安時，我就知道我該到紐約去散散心了。紐約市內有各種不同的香味，可以刺激我的鼻子；我也喜歡到熱鬧嘈雜的地下鐵路沿線逛一下。像這樣到紐約去一趟回來後，我的活力又可恢復了，因為我感覺到自己跟其他人一樣地活著。
從繁華的城市重返寧靜的田園，會感覺到自己的庭園分外可愛，雖然有人嫌它像老鼠窩，但對我而言，它是世界上最舒適的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