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要一想到正在進行中的戰爭浩劫，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趨勢時，就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輕鬆地說些慈善的話了。我常常在夢裡看到流血、目睹殺戮而驚醒過來。
1913年秋，我們又開始忙碌於訪問和演講旅行。在華盛頓，我們乘過搖搖晃晃的鄉下電車；在紐約州，我們搭過第一班早車，這班車子每經一處農舍就停下來收牛奶，一路上不知停了多少次。
我們到德克薩斯與路易斯安那時，正值洪水剛過不久，路面仍有不少積水。我們雖然安坐車內，仍然可以感受到洶湧的洪水沖打著車廂。忽然間傳來「砰！」的一聲巨響，乘客們紛紛探頭外望，原來有一截粗大的浮木撞在車廂上。水面上漂著許多牛馬的屍體，令人觸目驚心。我們搭乘的那列火車的車頭，竟然拖著一株連根拔起的樹木走了好長一段距離。
邀請我們去演講的有城市裡的學校、婦女團體，也有鄉村和礦區的組織，有時也到工業都市去對勞工團體演講。如此深入各階層後，我對人生又有了一番不同的認識，而且覺悟到自己過去的想法過於天真了。以往我常想，雖然我又盲又聾，可是仍然可以獲得相當幸福的生活，可見天下無難事，只要肯認真去做，所謂的命運是奈何不了我們的。可是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之所以能克服許多困難都得力於別人的幫助。我如此幸運，出生在一個幸福的家庭裡，有疼愛我的父母親，然後又得到莎莉文老師及許多好友的協助，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可是一開始時我並沒有深切地體會到這一點。
現在，我深深懂得，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成功地達成自己的願望，環境的影響仍然很大。在看過工業區、礦區中那些貧苦的勞工後，我尤其深刻地體會到環境對一個人所造成的壓力。
這種想法逐漸變成了一種很深的信仰，不過我並不因此而感到悲觀，只是更加強了人類應該自覺助人的觀念。現實環境固然可怕，但人類應該保持希望，不斷奮鬥，至於那些處於順境的人更是有義務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1914年1月，我首次有機會橫越美國大陸。尤其令我高興的是母親能夠與我同行，給我帶來不少方便。母親喜歡旅行，而我終於有機會讓她一覽東起大西洋濱、西迄太平洋岸的美國大陸風光了。
演講旅行的第一站從加拿大的渥太華開始，然後是俄亥俄州。途中曾一度轉往倫敦，再回到密歇根州，隨後是明尼蘇達、愛荷華，如此一路向中西部行進。
母親在旅行中的興致一直都很高昂，只是不時擔心我會太勞累了。我們能到加州也令母親欣喜異常，因為她特別喜歡加州，尤其愛上了舊金山的海濱，經常在黃昏時徜徉於沙灘上。她一再對我表示加州的氣候是如此宜人，海邊風光更是令人流連忘返。
我和母親曾搭汽船出海，母親又愛上了尾隨在船後的海鷗。她拿出食物來餵它們，引誘它們停下來。母親還是個天生的詩人，她以吟詩般的口吻向我描述落日餘暉下的金門橋。她以崇敬的口氣告訴我，美國杉是「自然界的王者」，因為美國杉的莊嚴肅穆令人折服，甚於那些山川大澤。
我現在一面寫作，一面重溫當時的愉悅，那一點一滴的快樂又浮現在眼前。我彷彿又看到「崖之家」，看到我與母親在用過早餐後走出「崖之家」，來到奇巖林立的海邊嬉戲，足跡踏遍那些長滿藍色、黃色小花的可愛沙丘。
當我站在雙子海角享受大自然的清爽空氣時，母親把我拉到她的身邊，無限感慨地對我說：「看了如此宜人的景色後，我過去的悲哀、不快都一掃而空了。」
由這個海岬，可以看到遠處的城市，以及從海岬沿著海岸延展著的繁華街道。我們還可以從海岬上望見街市上的鐘樓，每隔五六分鐘，就有一班渡輪從海港中鳴著汽笛緩緩駛出。
我第二次橫越大陸的演講旅行是在1914年10月開始的，這一次是由秘書湯姆斯小姐陪著我。
秘書的工作委實不輕鬆，從演講的接洽、訂約，乃至修改日程，收拾善後等等各類事情，無論鉅細皆由秘書一手包辦。這些事情有時相當煩人，幸好湯姆斯小姐非常能幹，做事利落，處理問題井井有條，如有餘力還能照顧我的生活起居，整理內務。我真不敢想像，如果沒有湯姆斯小姐的幫忙，我們將面臨什麼樣的情況。雖然我們從卡內基先生那兒得到一筆款項，但仍不能放棄自己認真工作的原則，再說我們的開銷也相當大。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我們無法再像過去那樣隨心所欲地到各地旅行演講了。我只要一想到正在進行中的戰爭浩劫，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趨勢時，就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輕鬆地說些慈善的話了。這段時期，我常常在夢裡看到流血、目睹殺戮而驚醒過來。同時，一些出版社和雜誌社向我索稿，希望我寫一些比較新潮有趣的文章，可是滿腦子充滿著機槍響聲與軍民慘狀的我，哪裡有心情寫這些文章呢？
當時，我覺得最遺憾的是，我收到數千封來自歐洲的求援信件，可是我卻一點兒辦法也沒有。說得難聽點，我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自己還要靠四處旅行演講來餬口。我們所屬的團體在這段時期，展開了熱烈的反戰運動，希望能阻止美國加入這場世界大戰。可是，也有與我們持相反立場的團體，他們為了促使美國參戰不遺餘力，為首的就是過去的老羅斯福總統。
莎莉文老師和我都是堅決的反戰者，認為應該極力讓美國避免捲入戰爭的漩渦中。因此，從1916年開始，我們就到堪薩斯州、密歇根州、內布拉斯加州等地四處做反戰演講，可惜的是，我們的努力沒有成功。
我們前往每一個可能的地方去宣傳我們的想法，有時在最豪華的大禮堂，有時在臨時搭設的帳篷裡。當然，有不少聽眾與我們產生了共鳴，遺憾的是，當時的報紙卻多半不支持我們的立場，其中某些報刊態度的轉變令人感慨萬千。過去他們總極力誇大其詞，讚美我是「時代的奇跡」，或稱我為「盲人的救世主」，可在這個時候，只要我的內容稍涉及社會或政治時，他們就視我為左翼走狗而大肆抨擊。
聽眾裡當然免不了有些人不同意我們的反戰論調，再加上大眾傳播戰爭思想，因此，全美各地都在迅速地瀰漫著參戰熱潮。
當時我的失望真是無法形容！1916年秋，我終於沮喪地回到連杉的家中，想撫慰一下疲憊的身心。可是連杉也無法令人愉快，因為湯姆斯小姐請假回蘇格蘭去了，梅西先生也已離開(編者按：梅西先生於1914年與莎莉文分居)，只有女僕易安很高興地迎接我歸來。她把房子重新整理、裝飾了一下，要我靜待滿園的花開，可是她哪裡知道我連一點兒賞花的興致也沒有。最後，我想到打電話請母親來，才多少排遣了些寂寞的心緒。
又過了不久，莎莉文老師由於長期疲勞與煩憂交逼，再度病倒了。她咳個不停，醫生勸她在冬天時搬到布拉夕度湖畔去住。如果老師再離開的話，這個家將是人各一方，再也沒有能力僱用易安了，而我們又這麼喜歡易安，捨不得讓她走，她再一走，連杉的整個生活必定停頓。
我一直為了這事感到煩惱，以致無心工作，甚至不能靜下來好好地思考。有生以來，我第一次感到人生乏味。
我常常恐懼地自問：「如果老師也像我有這種悲觀的想法，那該怎麼辦呢？」
這個世界上如果沒有了莎莉文老師，將會是多麼寂寞無趣呀！她不在我身邊的話，我一定什麼事情也沒辦法做的。每思及此，我就更為不安。
我之所以對一位青年動了感情，就是在這種極端無助的心情下發生的。
有一天晚上，我獨自在書房裡沉思，那位暫代湯姆斯小姐的年輕秘書忽然走了進來。他以平靜溫柔的態度向我傾吐對我的關懷，我當然深感意外，但隨即為他的真誠所感動。他表示：如果我們結了婚，他將隨時伴著我，為我閱讀，為我搜集寫作資料。總之，原先莎莉文老師為我做的一切他都可以做到。
我靜靜領會了對方這一份愛意後，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悅，幾乎無法自持地發抖。我從內心裡已經打算要把這件事對老師和母親公開，可是他卻阻止我說：「我認為現在還不是時候。」
停頓了一會兒，他又說道：「你知道，莎莉文老師目前正在生病，而你的母親又不喜歡我，如果這樣貿然地去告訴她們，可以想像得到，一定會遭到反對。我看我們還是慢慢來，以後再找機會對她們說吧。」
此後，我倆共同度過了一段相當美好的時光，有時並肩在森林裡散步，有時則靜坐書房，由他唸書給我聽。
直到一天早晨，我醒來後正在換衣服，母親忽然急匆匆地跑進房來問我：「今天的報紙上有一則令人震驚的消息，海倫，你已經答應要和人訂婚了？」
母親說話時雙手微微地發抖。這時我一方面由於沒有心理準備，相當驚駭，另一方面想替對方掩飾，因此隨口就撒了謊：「根本是胡說八道，報紙上每次都登載一些荒唐的消息，這件事我一點兒都不知情。」
不僅對母親如此說，連對老師我都不敢承認。母親迅速地辭退了他。我現在想起仍覺得很納悶，不知道自己當時為何要撒謊，以致使母親、老師和那位年輕人都感到痛苦。我的一場戀愛便如此終結了。
這一年雖然充滿了煩惱，但也終於過去了。
布拉夕度湖的氣候相當寒冷，老師的病並沒有多大起色，因此，到了12月底，老師就和湯姆斯小姐一起前往暖和的波多黎各，一直待到翌年的4月。她們在波多黎各期間，每個星期都寫信給我。
信上常常提到波多黎各的美麗風光、宜人氣候，還興奮地描述她們從未見過的各類花卉。就在這時候，美國參戰了！老師被這個消息嚇了一跳，因此提早在4月回到連杉。不過老師的身體卻一直到次年的秋天才真正完全康復，因此，人雖然回到連杉，但仍有一年多的時間無法四處演講。
沒有工作，我們的存款當然一天天減少，我們計劃把連杉的房子賣掉，另外找一幢較小的房子。
當真要離開一個居住多年的環境，那份不捨之情真是令人鼻酸！室內的一桌一椅忽然都變得分外可愛，充滿了感情。尤其是那張我常常在上面寫作的書桌，以及書櫥，還有我經常佇立面對庭園的大落地窗、櫻花樹下的安樂椅等，更是讓我難捨。然而，離別的時刻一旦來臨，也只有灑淚揮別，把它們裝在我記憶中最值得懷念的一角了。
我們帶著感傷與無奈離開這幢住了13年之久的屋子，心中唯一感到安慰的是，雖然不住在此地，但這幢可愛的屋子仍將對另一家人發揮它的用途。
目前，這房子成為波士頓約丹·馬許百貨公司的女職員宿舍。雖然房子已經易主，但對於它，我仍然懷有一份主人的關愛。因為，那兒有我太多值得回味的往事，它代表了我生命中最精華的10年，有笑有淚，更重要的是充滿了生命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