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給我三天光明 第31章 不服輸的人
    我努力求取知識,目的在於希望日後能活用,為社會人類貢獻一點力量。

    我總算可以在眾人面前說話了,雖然聲音不夠優美,可是比起不會講話來,能夠開口對我的工作進展幫助很大。

    在大學求學時就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識,目的在於希望日後能活用,為人類社會貢獻一點力量。這世界上總會有一兩件適合我做,而且是只有我才能做的事情,可是,是什麼事呢?」我雖然常常思考著,卻始終沒有找到答案。

    奇怪的是,朋友們倒都替我想好了,有的說:「你不必勉強自己接受大學教育了,如果你把精力用在與你有相同遭遇的兒童教育上,對社會的貢獻必然更大,而且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經費的問題你不必擔心,我負責去籌募。你意下如何?」當時我答道:「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在完成大學的學業之前,我暫時不考慮此事。」

    雖然這麼說,可是這位朋友初衷不改,不斷努力試圖說服我,不時對莎莉文老師和我進行疲勞轟炸。到最後,我們實在是疲於應付,索性不與他爭辯了,而他竟誤以為我們已默許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們都還未起床,這位朋友已在前往紐約的途中了。他到紐約、華盛頓等地遍訪朋友,宣稱我計劃獻身盲人教育工作,而且有意立刻著手進行。

    赫頓夫人聽到這一消息十分驚訝,立刻寫信給我,表示要我盡快趕往紐約,以便說明事實真相。於是,我與老師只好風塵僕僕趕往紐約,拜訪那些資助我的先生們。當時,洛奇先生正好有事,不能前來,由馬克·吐溫先生代表他。幾個人為此事聚首討論時,馬克·吐溫先生最後下結論般地說:「洛奇先生明確表示,他不肯在這種事上花一分錢。」那位先生大言不慚地說,要海倫去替那些盲童設立學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我並沒有看到上帝所下的命令文件呀!那位先生一再強調是上帝的意思,難道他身上懷有上帝給他的委任狀?否則他怎知只有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而其他的事就不是呢?這種話實在太難叫人信服。

    類似的事情在我大學畢業之前發生過不止一次,有些人竟然叫我出任主角,四處去旅行表演,也有人計劃由我出資把所有的盲人都集中在一個城市裡,然後加以訓練。我對提出這些計劃的人說:「你們的計劃並不能讓盲人真正獨立,所以很抱歉,我不感興趣。」聽了我的答覆,對方居然很生氣地指責我是個利己主義者,只肯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

    幸好,貝爾博士、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幾位熱心幫助我的先生,都很開明、慷慨,他們給我最大的自由去做我喜歡的事,從不加以干預。他們的做法令我感動,也給我很大的啟示,我暗自下決心:只要是真正有益社會、人類的事情,而又是我能做的,我都將全力以赴!

    可以真正替盲人貢獻心力的時機終於來臨了,那是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

    有一天,一位自稱是查爾斯·康培爾的青年來看我,告訴我他的父親畢業於柏金斯盲校之後,在倫敦設立了一所高等音樂師範學院,致力於英國的盲人教育,而他本人此行的目的是勸我加入以促進盲人福利為宗旨的「波士頓婦女工商聯盟」。我很快就加入了這一組織,我們曾一起到議會去請願,要求為保護盲人而成立特別委員會。

    這個請願案順利獲得了通過,因此特別委員會也很快成立了。而我的工作也以特別委員會為起點,有了一個很好的開端。

    首先,我們在康培爾先生的指揮下,調查盲人所能從事的一切工作。為此,我們成立了一個實驗所,專門教導盲人做些手工藝一類的副業。為了銷售盲人的勞動產品,我們又在波士頓開設一家專賣店,其後,在馬薩諸塞州各地設立了好幾個同樣的商店。

    在搬到連杉之後,我就更加專心致志地思考盲人問題了。在我看來,盲人有兩件事為當務之急:第一件事是如何使每個盲人學會一種技藝,而具備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時為了使盲人彼此之間便於聯絡,也為了使職業調查更易於進行,應該有一個全國性的機構;第二件事是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準,應把目前美國、歐洲等地現有的幾種盲文統一起來。

    有一天,紐約的摩洛博士不辭辛苦,來到我們的委員會,提出失明的預防法:「目前,盲校中的兒童,約有三分二是因為在出生時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像這種情形,如果我們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範,是絕對可以避免的。」

    博士因此力主嬰兒一出生就應該做眼睛消毒,而且認為應把這點在法律上明文規定,為了達到此一目的,他希望我們的委員會能積極帶動輿論。

    「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為什麼一直沒有採取行動呢?」我們都不約而同地反問他。他帶點無奈地說:「老實說,所謂的病菌感染,就是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不光彩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這種情形連醫生都無法公開說出來,報紙、雜誌也都避而不談,我當然沒有辦法,因此才來請你們幫忙。」

    原來有這種障礙存在,委員會的所有成員聽了博士的說明後,都同意盡力推進這項工作。可是正如摩洛博士所說,事情並不簡單,因為醫生與大眾傳播機構都有很深的成見,不肯輕易打破避免談這類問題的習慣,因此都對我們表示愛莫能助。

    如此又過了兩年,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薩斯市,與一位眼科大夫談到此事,他說:「這種事以報紙的效果最大,你們為什麼不去拜訪《堪薩斯市明星報》的總編輯呢?說不定他會答應讓你們在報上討論盲童的問題。」

    我立刻安排拜會明星報總編輯尼爾遜先生,可是他卻非常乾脆地一口回絕了我的要求。我當時很失望,或許是我沮喪的表情打動了他,他忽又改變了語氣:「這樣好了,你們要寫什麼儘管寫,可是刊載的決定權在我們,好嗎?」

    我很快寫了幾個真實的例子送過去,結果尼爾遜先生把這篇稿子登在明星報的第一版上面。至此,我們總算克服了第一道難關。

    同一年,《仕女雜誌》刊載了同一問題的文章,我又陸續寫了幾篇稿子,於是全國的報紙、雜誌紛紛加以轉載,擴大討論面。之後,如《盲人世界》、《盲人雜誌》等一類專門討論盲人問題的雜誌,接二連三地創辦起來了。

    我還受托在《教育百科全書》上發表了有關盲人的論文。從此,我的工作量逐漸增多,稿約不斷,甚至有點應接不暇,經常還得出席各種會議和演講。

    生活的步調忽然變得十分匆忙,往往急急忙忙地趕到會場,開完會回到家,已有另一項邀請在等著自己,有時在同一天內要連趕五六場。此外,信件也特別多,處理的時間相對增加。由於過於勞累,老師與我都感到吃不消,身體也搞垮了。

    雖然我們忙得應接不暇,可是生活上仍感拮据,有一陣子連女僕都雇不起。於是,莎莉文老師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車站後,回程時順道去買菜。這時,在家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間、收拾床鋪,然後到花園裡摘花來插,或者去啟動風車貯水,還得記住去把風車關掉等等。我的工作量相當重,偏偏這個時期的稿約、信件又特別多。

    1906年,由州長推薦,我出任馬薩諸塞州盲人教育委員會的委員。每次委員會開會時,莎莉文老師總是坐在我身邊,以手語向我轉述會議進行的情形。我的感想是,每位委員都喜歡做冗長無味的演講,那些不著邊際的質詢、回答等官樣文章更叫人疲憊不堪,因此在擔任此職四五個月之後,我便請辭了。

    但是,真正有心為盲人謀福利卻又非得透過團體的力量不可,唯有這樣才能喚起輿論的關注與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須出席各種公開場合,參加如醫師公會或其他公會的會議。為此,我必須多加練習演講的技巧,以期在面對大眾時更具說服力。

    基於此目標,我曾先後向多位老師學習表達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盡理想。就在此時,我遇到了波士頓的懷特先生,他精研音樂理論,對人類的發聲機能很有研究,我抱著碰運氣的心理去請他幫忙。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麼程度,不過對我而言,這也算是一種研究工作,我們不妨試試看吧!」懷特先生很爽快地答應我的請求。

    於是從1910年起,懷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連杉來,住在我們家,星期日才回去。他停留的這段時間也就是我上課的時間。

    在我10歲時,莎莉文老師曾帶我去找郝拉先生,那是我首次學習發聲法。郝拉先生為了讓我瞭解聲音響起所引起的振動,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臉上,然後慢慢發出「ARM」的聲音,並要我盡量模仿。就這樣反覆練習,可是由於我太緊張,勉強發出的聲音顯得很雜亂。

    「把你的喉嚨放柔和些,舌頭也不要太用力。」

    他耐心地指正,告訴我應在練習發音前先使發聲器官發達才對,而且應該從孩提時起就不斷地練習,如此我的聲音必可練得更美妙,同時也可記住更多的單字。因此,我希望聾啞教育能及早教導聾啞兒童練習發聲。

    懷特老師原本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可是越教越感興趣,竟連續教了我3年之久,而且其中兩年的夏季幾乎一直住在連杉。

    懷特老師的訓練方式是從訓練發聲器官開始,然後練習發音,最後才教節奏、重音及聲音的音質、音調。如此,經過3年之後,我終於勉強可以在大眾面前開口說話了。莎莉文老師與我首先在新澤西州的蒙他克雷做實驗性的演講,那是一次相當吃力的實驗,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心有餘悸。我站在講台上一直發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雖然早就擬好的講稿已經在喉頭上打轉,偏偏發不出聲音。最後,終於積存了足夠的勇氣,用盡全力喊出聲來,此時我自己感覺猶如射出一發大炮,可是後來別人告訴我,我的聲音小得跟蚊子一般。終究,我不是一個容易服輸的人,雖說做得十分吃力,但仍然把預計演講完成了。從講台上走下來後,我不禁哭出聲來,懊惱地說道:「說話對我而言實在太難了,我有點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總歸是沒有辦法。」

    不過,事實上,我並沒有因此真的喪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氣開始更勤奮地練習。現在,我總算可以在眾人面前說話了,雖然我的聲音不夠優美,可是比起不會講話來,能夠開口說話對我的工作進展幫助很大。至此,我的夢想總算實現了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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