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父親從大學畢業，便進了馬爾科尼公司。剛開始時，他只是一個工程師，研究如何改進監聽無線電信號的方法。他與朗德上尉合作，成功地改進了一種真空接收器，首次使遠距離監聽通訊成為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兩天，他在切姆斯福德霍爾大街上那間陳舊的馬爾科尼實驗室裡撥弄這種接收器，他突然意識到他收到了德國海軍的信號。他把這一收穫報告給了馬爾科尼公司產品部經理——安德雷-格雷，此人與海軍情報處處長裡吉-霍爾的交情非常深。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霍爾是英國情報局的重要人物，他負責著名的海軍部四十號房間的德國密碼破譯工作。他安排我父親乘坐在一列專列的車頭的踏板上，前往利物浦大街車站。他看了父親送來的那些信號材料後，堅持要馬爾科尼公司讓父親出來為海軍建造監聽系統和測向站。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海軍情報部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及時發現德國公海艦隊的活動蹤跡，以便幫助在斯卡帕灣基地的英國艦隊進行截擊。海軍情報處知道，德國艦隊沒有任務時，就停泊在基爾運河東頭。霍爾相信，德國艦隊通過基爾運河去北海時，英國完全有可能監聽到旗艦上的艦隊司令的無線電通訊。
父親於是就開始了這項研究工作。他潛心設計了一種靈敏度很高的裝置，最後改進成了「非週期性」測向器。這種測向器可以準確地從雜亂無章的干擾信號中識別出所需要的信號和方位。 又過了好幾年，這種裝置才投入使用，成為反擊德國U型潛水艇的重要武器。至今為止，所有的測向器都是非週期性的。
一九一五年，在這種測向裝置還沒有完全投入使用之前，父親就向霍爾建議說，最好的辦法是在克裡斯蒂安尼亞（現在是挪威的奧斯陸）找個地方建一個測向站。挪威當時是中立國，但這事又不能依靠英國大使館，因為怕驚動德國人。於是霍爾問父親是否願意去一趟挪威，為軍情六處秘密地指揮這樣一個測向站。幾天以後，父親便去了挪威，偽裝成一個跑農藥生意的商業旅行者。他在克裡斯蒂安尼亞僻靜的街道上的一家旅館住下來，租了一間閣樓來裝測向器，以免引起別人的注意。
大使館的軍情六處聯絡站為父親提供通訊器材和配件。可這真是一項冒風險的工作，他的這些無線電設備註定要使他暴露自己。他不是外交人員，一旦被人發現，英國使館會矢口否認與他有聯繫。事情弄得好，他將過一種鐵窗生活，直到戰爭結束；弄不好，他將引起德國情報部門的注意。
測向站順利地進行了六個月的工作，向海軍提供了寶貴的有關德國艦隊意圖的早期警報。有一天早晨，他下樓來吃早餐，坐在他那張固定的餐桌前，偶然看到街對面的牆上新貼出的一張告示，上面有他的照片，並且懸賞通緝。
在測向站的工作開展之前，父親就已經和軍情六處擬定了一個出事後的出逃路線。他胡亂地吃完早餐，回到自己的房間，小心地把無線電裝進箱子，藏在床底下。他整理好旅行證件、護照和海軍身份證，然後在屋裡留下了一大筆現鈔，希望能買通旅店老闆，不去告發他。
挪威當局認定我父親會從通向瑞典海岸的那條路逃走，因此，他沒有從這條路走，而是從西南方向出逃。他沿著海岸走了十英里路後，在路邊的一塊石頭上坐下來休息。過了一會兒，一名英國海軍中尉向他走來，問他是誰。父親說出了自己的身份，中尉把他帶上一艘汽艇。汽艇把他送到一艘預先等在那兒的英國驅逐艦上。
許多年以後，我擬將退休的那陣子，曾試圖從軍情六處的文件中尋找有關父親這次活動的詳細材料。我同當時的軍情六處的處長莫裡斯-奧德費爾德商量後，花了一天時間在他們的文件檔案登記本上查找這些文件，可我什麼也沒有找到，這些材料早就在幾年前被六處的清理人員按照慣例銷毀了。
一九一六年，我出生在切斯特菲爾德我祖母的家裡。父親在挪威為軍情六處工作，母親只得住在祖母家裡。一天晚上，德國齊柏林飛艇轟炸了附近的謝菲爾德，我因此而過早地來到人間。由於是戰爭時期，醫院的壓力很大，根本沒有空床位。母親只好用一些裝化學品的玻璃廣口瓶和幾個熱水瓶臨時湊合成一個簡易的早產嬰兒保育箱，使我這條幼弱的生命得以生存下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父親重新回到了馬爾科尼公司。他成了公司的財富，當上了研究部主任。我們家搬到弗林頓附近海邊的一幢大房子裡去住。可好景不長，不久又搬到切姆斯福德郊區的另一所房子裡去住了。這幢房子像一座廢棄的無線電工廠，每個角落都藏著各種損壞程度不同的無線電設備，以及裝滿線路的錫皮箱子。父親是個熱情、暴躁、易於衝動的人，與其說他是個工程技術人員，還不如說他是個藝術家。從我的記憶之年開始，他就常常帶我上花園，或者去埃塞克斯海濱上的開闊地，給我講解無線電的奧秘。他常常一連花上好幾個小時，給我解釋電子管和晶體管的概念，向我示範如何巧妙地撥弄無線電的調諧盤，使沒有規律的靜電干擾立即變為清晰的信號。他還教我如何自己動手做實驗。我記得，每當我向我們家的客人，如阿琴-埃丁頓爵士，J-J-托馬斯等，顯示自己拙劣的操作技術時，父親的臉上會露出驕傲的神色。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軍情六處和馬爾科尼公司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父親也和他們保持著聯繫。馬爾科尼公司有一個龐大的海洋船舶部門，專門負責為各種船隻配備無線電裝置和工作人員，並為軍情六處提供了完善的掩護手段，他們通過父親，把一名工作人員派到一艘船上當無線電報務員，這艘船要開往一個他們感興趣的地方。
霍爾上將當時是我家的常客。他一來就和父親一起溜進玻璃花房裡，一呆就是幾個鐘頭，私下地密談些有關某種新發明的事。父親還認識軍情六處的第一任處長曼斯菲爾德-卡明上校。父親非常欽佩他的勇氣和技術才能。他還認識軍情五處的創建人弗農-凱爾上校。父親對他不太瞭解，甚至有些討厭他。如同要麼支持牛津大學，要麼支持劍橋大學一樣，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各有優劣之處，父親毫無疑問是傾向軍情六處的。
二十年代，馬爾科尼公司是一個讓科學家最嚮往的地方之一。人們簡稱馬爾科尼為「吉姆」，因為它集中了世界上許多優秀人才，在投資方面卓有遠見，具有宏大的氣魄。它的最偉大的成就在於創立了第一個短波無線電定向系統，為現代通訊奠定了基礎。如同英國的其他許多成就一樣，這項發明幾經波折，是在英國政府和當時的科學界權威人士反對的情況下展開完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決定研製長波無線電系統，來代替電纜系統，從而作為同帝國各處聯繫的手段。這項決定由於戰爭而被擱置一邊。可馬爾科尼相信：設計一種定向發射系統把短波無線電傳送到很遠的地方去是完全可能的。這種系統可以用更高的速度把更大的通訊量傳送出去。儘管馬爾科尼的無線電技術在戰時有進展，可在一九二二年時，它的遠見仍被皇家委員會嘲笑成「業餘科學」。一位委員甚至把這概括為「一種短命的技藝」。
馬爾科尼公司對此提出了挑戰，它無償地承擔了建造橫跨世界的各個線路，敦促英國政府暫時停止長波研究工作，直到定向發射短波系統通過試驗階段之後，並且一旦試驗獲得成功，政府必須將該系統投入使用。政府同意了，並擬定了一份合同。要履行這份合同的內容，其難度是很大的。他們要求建立一條格裡姆斯比一悉尼的線路，要求在連續十二小時內每分鐘發出二百五十個字，耗電不得超過二十千瓦。他們要求線路在一年內投入使用。
這些技術指標讓人望而生畏。當時的無線電技術還處在初級階段，很少有人知道怎樣用穩定的頻率來發射電波。這項工程如果沒有馬爾科尼技術小分隊的努力，是完全不可能開展起來的。這個技術骨幹小分隊包括我父親、朗德上尉和C-S-富蘭克林。馬爾科尼在尋找和啟用人才方面很有一套，他能發現那些自學成才而又才華超群的科學家，富蘭克林就是一例。他以前在伊普斯威奇的一家工廠裡搞裝飾弧光燈一類的零星活兒，每星期只有幾個先令的收入。進了馬爾科尼公司以後，僅幾年時間，他便成了在技術上獨樹一幟的骨幹。
格裡姆斯比一悉尼線路這一建議，使整個無線電通訊工業和其他廠家為之嘩然。父親在以後的幾年裡常常提起，正當這個項目發展到了它的頂峰階段時，他和美國無線電公司的老闆戴維-薩爾諾夫在百老匯大街上行走時，薩爾諾夫問道：「馬爾科尼大概是瘋了？這個項目會使他破產倒閉的，永遠一蹶不振。」
父親回答說：「吉姆和富蘭克林認為會成功的。」
「如果真能成功，我可以讓你在百老匯大街上一路踢著我的屁股走。」
三個月以後，這條線路按合同在規定的時間內投入使用。它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每分鐘發三百五十個字，連續工作了七天。我認為，這是本世紀當中偉大的技術成就之一。父親的惟一遺憾是，他沒有機會在百老匯大街上一路踢著薩爾諾夫的屁股走。
我的少年時期就是在這種無比令人興奮的氣氛中度過的。我由於先天不足，身體很弱，疾病讓我吃盡了苦頭。我患了佝僂病，不得不穿鐵護腿，直到十幾歲。但這並不完全是壞事，父親在家時，幾乎每天都到學校去接我，然後開車把我帶到他的實驗室。我便在那裡一連幾小時地觀看父親和他的助手們忙於格裡姆斯比一悉尼通訊線的工作。這事給我上了生動的一課，使我終生難以忘懷，那就是：在重大問題上，專家們是往往會有失誤的。
三十年代給我們賴特家庭展示了一個光明的前景。我們全然沒有注意到正在世界範圍內蔓延開來的經濟危機。當時我已進了畢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學院——一個規模很小但卻獨立性很強的學院。我在學院裡成績拔尖，並掙脫了從孩提時代就一直折磨著我的病魔的糾纏。一九三一年，我修滿了各門功課的學分，獲得畢業證書後，回到家裡度暑假。下個學期，我就要上大學了，我希望在牛津或劍橋獲得獎學金。
一個星期以後，我那美妙的世界就完全不復存在了。一天晚上，父親回來了，他告訴我們他和富蘭克林都被解雇了。幾天以後，他才勉強試圖向我們解釋原因。幾年以後，我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二十年代末，馬爾科尼公司與幾家電纜公司合併，相信只有這種相互的合作，才能為無線電事業爭得必要的資金，以保證這種主要的世界性通訊手段的問世。隨著經濟不景氣的加劇，無線電的崛起使電纜工業受到愈來愈大的威脅。電纜公司在合併後的新公司裡獨攬統治大權，對無線電研究以及新系統的安裝所用的經費加以急劇的削減。馬爾科尼本人因年老多病，退休去了意大利。他的任何勸告與干預都不能使新上任的管理者改變初衷。我父親、富蘭克林以及其他許多技術骨幹都被解雇了。後來的十年裡，長途無線電通訊事業一直無人問津。我們一家的生活也陷入了苦難之中。
僅僅幾個月時間，我父親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整天酗酒，無力資助他的兩個兒子在學校讀書了。由於我的年齡較大，而且已獲得高中畢業證書，當然要讓我輟學。這件事使我在精神和心靈上蒙受了巨大的創傷，病魔的陰影又重新出現在我的生活當中。我患了慢性口吃，有時甚至使我完全啞然無語。一個短短的暑假，我便從一個前程遠大的學生變成了一個前景渺茫的青年。
讓我輟學的決定以及它對我的健康造成的後果，使我父親感到萬分內疚，他更加厲害地酗酒。母親盡了最大的努力來規勸和安慰他，可總是事與願違，以致漸漸感到束手無策，孤立無援。我們家僅有的一些來客，就是那些被請來制止父親在痛飲蘇格蘭威士忌之後失態的護士。
好幾年以後，我開始為軍情五處調查一批出身於名門望族的英國人，這些人在三十年代醉心於共產主義。我不禁回想起自己的那段生活。我沒有他們所擁有的各種特權和受教育的機會，我的家被資本主義變幻莫測的局勢拖得支離破碎，我親身經歷了經濟的蕭條與不景氣所帶來的後果。然而，因為他們當了間諜，我成了獵人，而他們卻成了獵物。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回答很簡單。一九三二年，我十五歲，沒有什麼資歷，需要工作。我沒有時間過問政治哲學。我在《泰晤士報》的人事廣告欄目裡登了一則待聘啟事。第一個給我回答的是一名叫瑪格麗特-利的女人。她在蘇格蘭韋斯特羅斯附近的普諾克頓經營了一個被稱為「阿奇納達羅奇」的農場。我成了她農場的工人，沒有工資，只提供食宿。蘇格蘭有起伏連綿的山巒，開闊無際的天空，大自然使我從困惑中怡然得到了解脫，把過去的痛苦悄然融化在這溫暖而又協調的生活之中，我尋找到了我生活中的最大愛好——務農。
瑪格麗特-利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她想把她的農場辦成一個訓練基地，專門培養從倫敦貧民窟來的孩子們，以便讓他們將來能當上各農場的管理人員。可後來的事實證明，她的這個想法是無法實現的。她決定放棄這一念頭，打算寫一部反映阿奇納達羅奇農場生活的書。白天她寫書，我照管農場；晚上，等我把一切料理完畢，她便讓我坐下來為她大聲朗讀她在白天寫的東西，我的慢性口吃症因此而漸漸痊癒。這本書最後終於出版了，書的名字叫《高原家織》，獲得很大的成功。
一九三五年春，地主要增收阿奇納達羅奇農場的土地稅，我們因付不起這筆土地稅，被地主趕出了農場。我們只得搬到康沃爾郡的一個農場去，那裡地租要便宜些，生活一如以往。我雄心勃勃地想成為一名專門研究食品生產工藝的農業科學家，但是由於以前所受的教育中斷，無法獲得資格申請獎學金。三十年代還不時興贈款。後來瑪格麗特給了一點幫助，我靠著自己在販賣豬崽生意上的小聰明，以及家裡和牛津大學聖彼得學院的院長有點關係，好容易才湊到了足夠的錢去農業經濟學院學習。我搬到牛津一年以後，即一九三八年就和妻子羅易絲結了婚。這時關於戰爭的傳聞到處沸沸揚揚，我們和其他大多數年青人一樣，懷著一種好景不長的預感，似乎免不了要過那種流離失所的動盪生活。
我在牛津的那段時間裡，父親開始彌補過去六年中由於他的酗酒所造成的損失。在母親的鼓動下，他又回到了馬爾科尼公司工作，不過只當了一名顧問。我想，大概是戰爭迫在眉睫的預感使他猛然醒悟，他渴望為國效力，便迫不及待地與在海軍科學局的弗雷德裡克-布倫德裡特爵士取得了聯繫。布倫德裡特坦率地告訴他，由於他的貪杯，名聲很壞，要找一個層次較高的工作位子是不可能的。布倫德裡特讓他先作為一個普通的技術人員試用一段時間。父親答應了。我十分欽佩父親的獻身精神，他放棄了在馬爾科尼公司當顧問的收入的一半，心計情願地在實驗台前與那些比他小二十歲的青年科學家一起工作。他從不在乎自己曾經是馬爾科尼公司研究部主任這一點。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想他是急於贖回過去失去的一切，堅信戰爭要爆發，人人都有責任為國盡職盡力。
父親由於在觀察太空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從而使得他的事業又發達起來。很快他就被指派去負責「Y 」監聽的技術發展工作。「Y 」監聽就是對德國通訊進行戰術上的監聽。後來他被任命為英國海軍部信號隊的首席科學家，又回到了「偉大的遊戲」當中，尋找回了他青年時代的黃金世界。一九四三年，他奉命為盟軍的諾曼底登陸戰役編製信號計劃。這是一項規模宏大而又繁瑣的任務。每天工作之餘，他總要撥弄無線電，聆聽摩爾斯電碼的喀喀聲，作運轉情況記錄，進行分析，以供次日參考。他躬著身子，頭上戴著耳機，一心要弄清這個電子世界中的奧秘。我常常想，這時才是他的極樂時刻。
戰爭爆發後，我所在的農業經濟學院停課了。我的指導老師斯科特-沃森成了農業部的首席科學家。他帶著大部分的教職員接下了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為國家準備食品供給。這時，我是我們家惟一的一個未能為戰爭中的國家貢獻力量的人。我弟弟進了電子研究實驗室工作，妹妹是威恩斯公司的監聽員（她後來在信號情報處和瓊斯一起工作，以後與電子研究實驗室主任羅伯特-薩頓結了婚）。我給布倫德裡特寫了信，希望他能助我一臂之力，在英國海軍部為我找份差事。萬萬沒有想到，他會來電報邀我去他的辦公室談談。
布倫德裡特早在好幾年前就認識我。他是個非常出色的農場主，曾經成功地培育出了弗裡西亞良種牛。他對我在阿奇納達羅奇農場的那段經歷很感興趣。他問我能在海軍部幹些什麼。我向他解釋說，我連續幾年觀察過我父親干的工作，在電子技術知識方面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這一點可以與大學裡的本科生相比。僅僅只用了十分鐘，他就答應我在下個星期到海軍部研究實驗室工作。
我在海軍部研究實驗室所屬的小組是由斯蒂芬-巴特沃思負責。他有出色的組織才能。不知什麼原因，大家都叫他「山姆」。他是個細高個子，一頭髦曲蓬亂的黑髮，一刻不停地抽煙斗。他幹起活來，就像瘋了似的，非常玩命。他組織了一批精明強幹的青年科學家在他的周圍，包括梅西、岡恩、威格爾斯沃思、貝茨和克裡克。由於我的資歷很淺，在這個實驗室工作，我感到有一種不安全感，於是我拚命學習。每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我們漢普頓威克城的公寓裡的廚房桌邊，通宵達旦地學習高等物理學，德國飛機的炸彈就在公寓周圍轟鳴。巴特沃思常常鼓勵我。他的弱點也正是他的最大潛力所在：他總是默默無聞地工作，讓別人去誇誇其談。戰爭結束時，他的才華和他無聲無息從事的一切所得到的報酬，僅是一枚毫無價值的帝國勳章。
海軍部研究實驗室對贏得這場戰爭所作的貢獻被人們全然忽視了。戰爭剛爆發時，磁性水雷所造成的威脅，成了英國最傷腦筋的問題之一。海軍實驗室已著手研製一種消磁系統來消去我們的船艦的磁場，以免戰鬥力遭到破壞。在一九四O 年，如果沒有一種真正有效的消磁系統，我們的作戰能力是很成問題的。
例如，德國人在敦刻爾克海邊的淺水域裡布下了成千上萬顆磁性水雷。希特勒堅信，這些水雷可使英國軍隊的大撤退無法成功。巴特沃思知道，德國的水雷只要碰上磁北極向下的磁場才會爆炸，他建議我們的船艦的磁場改為磁南極向下，這樣，我們的船艦遇到水雷時就可以自動排開它。於是英國海軍部又著手搞了一項龐大的磁場轉換工程，所有要去敦刻爾克的船艦，都要進行這種磁場轉換。結果表明，沒有任何一艘船隻遭到水雷的破壞。
在戰爭的動亂中，除了讓青年人充分開動腦筋，別無選擇。敦顛爾克大撤退以後，我和另外一個在海軍部研究實驗室工作的科學家雷-戈斯基奉命為「威爾士親王號」戰艦消磁。這艘戰艦停泊在羅塞斯的干船塢裡，它的下一次航行任務是送溫斯頓-丘吉爾去出席大西洋會議，與羅斯福會晤。它是由貝爾法斯特的一個造船廠建造的。其磁場是在船身周圍，而不是從船頭到船尾。原來的消磁方法失效了。它如果按照目前的狀況出海，是極不安全的。
戈斯基和我搞了一個臨時的簡易系統來消除橫跨艦體中心線的磁場。用一個巨大的線圈，把艦體繞起來，然後把它接在潛艇的電瓶上充電，這樣就可以產生一種磁場以抵消船上原來的磁場。這項工作花了好幾天時間，動用了艦上的所有人員。我們在羅塞斯干船塢裡看見成百上千的人按照我們的指令一致行動，儘管我們倆只是二十多歲的毛頭小伙子。
戰爭期間的科學往往就是這樣因地制宜、因陋就簡，你認為怎麼幹最好，你就怎麼幹。戰爭的緊迫感不允許你事先作上十到十五年的準備工作，要是那樣的話，也許起步就遲了。戰爭鑄造了我以後處理技術情報的能力，教會我懂得了「因陋就簡」的價值，同時讓我明白了只要工作人員聽從那些講究實際和創造性科學的年青人的指揮，工作效率將會是何等的高。可悲的是，戰爭結束時，這種態度完全消失了，各色各樣的委員會，伸出他們死神般的手，把這種生機扼殺並拋出了英國。
一九四二年，我開始研製最早的反袖珍潛艇的探測系統。這種系統在北非的火炬登陸戰和以後的西北歐登陸戰中，成功地保護了港灣。這導致了我參與炸沉德國第一流戰艦「蒂皮茲號」的行動計劃。這艘戰艦停泊在阿爾登福約德灣，隨時隨地都對英國的船艦造成威脅。我們擬定了一個用袖珍潛艇來搞掉它的方案。德國人用潛艇探測器來保護阿爾登福約德灣。這種探測器是由鋪在海底的幾組線圈組成的，能測出過往船隻的磁通量，其原理與我在海軍研究實驗室研製的那些系統的原理相似。因此，我被叫去，讓我設法為我們X 型袖珍潛艇消磁，使它們能神出鬼沒地開進阿爾登福約德灣，不被德國人發現。
潛艇消磁技術遠比普通船隻消磁技術要複雜得多。最後，我發現如果在潛艇上安放一塊電磁鐵，並通上一定量的電流，便可以作為一種補償系統，來抵消袖珍潛艇進人該區所造成的磁場變化。同時，我計算出，如果X 型潛艇在有磁暴的情況下開進阿爾登福約德灣，被敵人發現的可能性就會降低十至一百倍。我為此走訪了埃斯克代裡米爾的磁異常觀測站，瞭解到他們很有可能預測到具有足夠規模的磁暴，於是我向海軍部呈交了我的調查結果。
一九四四年，經過消磁的英國X 型潛艇在磁暴的掩護下開進了阿爾登福約德灣，官兵們非常勇敢，設法在「蒂皮茲號」上安放了炸藥，使該艦遭到摧毀，完全喪失了戰鬥力。那天的戰績使他們獲得了三枚維多利亞十字勳章。但是，如果沒有海軍研究實驗室在技術上援助，光有勇敢是無濟於事的。
戰爭結束時，我再也無法改行了，雖然我最熱愛的事業是務農，但所有的一切注定我再也不能夠重溫那種大自然之夢了。我只得去參加戰後的科學文官考試，主考官叫斯諾。這次考試是專門為了從擴征的幾百人當中挑選最優秀的科學家而舉行的。我以二百九十分和另一個人並列第一名（滿分是三百分）。巴特沃思向我熱烈地祝賀。過去那些守在廚房裡的小桌子邊攻讀的日日夜夜總算沒負我這片苦心，雖然主要的功勞應歸於巴特沃思。
一九四六年，父親又回到了馬爾科尼公司，並擔任了總工程師。同年，我也開始了在電子研究實驗室的新生活，擔任了主任科學官。在以後的四年當中，父親和我一直在同一行當裡並肩工作。我們彼此都不提及三十年代考試的事。到了一九四九年，弗雷德裡克-布倫德裡特爵士的一個電話，把我帶進了軍情五處這個新天地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