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個詩人的生活中都會有這樣的時刻，他掙脫了他的母親，開始逃跑。
不久前，他還在順從地朝前走，他的姐姐伊莎貝爾的維塔利走在前面，他和弟弟弗雷德裡克排在後面，他的母親象一個軍事指揮官走在最後。年復一年，她就是這樣使她的孩子們在沙勒維爾的大街上列隊行進。
當他十六歲時，他第一次掙脫了她的控制。警察在巴黎抓住了他。他的老師伊澤蒙巴德和伊澤蒙巴德的姐妹們（是的，就是在他頭發裡捉虱子的那幾個女人）收容了他幾個星期。然後他的母親來領他回去，打了他一耳光，接著在他們冷冷的擁抱中，她的雙臂再次摟住他。
但阿瑟·蘭波繼續逃走，一次又一次，一個頸圈牢牢地拴住他的脖子，一邊逃跑一邊寫詩。
這一年是1870年，普法戰爭的炮聲在沙勒維爾回響，這樣的形勢特別有利於逃跑；抒情詩人們懷舊似的被戰斗的槍聲吸引住了。
他那有著畸形大腿的矮小身軀穿上了輕騎兵的服裝。十八歲的萊蒙托夫成了一個士兵，逃離了他的祖母和她那令人厭煩的愛。他用揭示人們靈魂的筆來交換打開世界之門的手槍。因為如果我們把一顆子彈送進另一個人的胸膛，就好象我們自己進入了這個胸膛，而另一個人的心髒——就是世界。
自從他從母親的懷裡掙脫出來後，雅羅米爾就一直在跑，他的逃跑後面同樣跟著戰斗的回響。它不是隆隆的槍炮聲，而是政治大動蕩的吼聲。在這樣的時代，一個士兵僅僅是裝飾品，真正的戰斗在別處。雅羅米爾一直在勤奮地參加政治學系的學習。他已經停止了寫詩。
革命和青年緊緊地聯合在一起。一場革命能給成年人什麼允諾呢？對一些人來說，它帶來恥辱，對另一些人來說，它帶來好處。但即使這一好處也是有問題的，因為它僅僅對生活中糟糕的那一半有影響，除了它的有利外，它也需要變化無常，令人精疲力盡的活動，以及固定習慣的大變動。
青年的境況要好得多：他們沒有罪惡的負擔，革命可以接受所有的年輕人。革命時期的變化無常對青年來說是有利的，因為受到挑戰的正是父輩的世界。剛剛進入成熟的年齡，成人世界的壁壘就嘩啦啦傾塌了，這是多麼令人激動啊！
1948年後的最初一段時期，在捷克大學裡，共產黨員教授只占少數。因此，如果革命要保證它對學術界的影響，就不得不把權力交給學生。雅羅米爾積極參加了青年委員會的活動，在大學考試期間，他擔任了這個組織的監考人員。他向政治委員會提交有關教授們考試方法和他們政治觀點的報告，結果受到考查的實際上是教授而不是學生。
但是，當雅羅米爾向委員會匯報時，他同樣受到了嚴厲的考查。他不得不回答那些嚴肅熱情的年輕黨員提出的問題，他希望找到能使他們滿意的言詞：當年輕人的教育處在利害攸關的時候，妥協就是犯罪，具有陳腐觀點的教師是過時的，未來將完全是嶄新的，否則就根本不是未來。那些一夜間就改變了觀點的教師是不可信任的；未來將是純潔的，否則它將是可恥的。
如果雅羅米爾已成了一名可以影響成年人命運的熱情的工作人員，我們還能堅持說他在逃跑嗎？他不是仿佛已經跑到終點了嗎？
一點也不。
當他只有六歲時，他的母親就已經把他放在比他同學小一歲的位置上了。他現在還是小一歲。當他正在匯報一個教授的資產階級態度時，他的心思並沒有在這個題目上面。確切地說，他急切地在審視那些正在聽他講話的年輕人的眼光，觀看他自己的形象。正如他從浴室的鏡子裡審查他的微笑和頭發一樣，他從聽者的眼光中檢查他的話是否堅定有力，是否具有男子氣概。
他總是被一堵鏡子的牆圍住，看不到那一邊。
成熟是不可分割的；它要麼是完整的，要麼就根本不存在。在生活的任何領域，只要雅羅米爾仍舊是一個孩子，他對考試的監考和對教授情況的匯報將仍然是一種逃跑的方式而已。
他繼續在逃跑，可他不能甩脫她，他同她一道用早餐和晚餐，對道晚安和早安。每天早晨，她都要給他一個購物袋。瑪曼並不在乎這個平凡的家庭象征物很不適合這位教授思想的監督者，她派他每天去市場購買東西。
瞧：他走了，沿著我們在前一章開頭看到他行走的那同一條街道，當時他看見一個迷人的女人朝他走來，他的臉就紅了。幾年過去了，雅羅米爾仍然愛臉紅，母親打發他去的那個商店有一位穿白色衣服的姑娘，他害怕遇到她的眼光。
他非常喜歡這個姑娘，這個可憐的姑娘必須每天在籠子般的出納員小間裡坐八小時。她那溫柔的面容，那那緩慢的動作，她的監禁——這一切對他來說都是那樣神秘的熟悉，恰如其分，預先注定。實際上，他明白他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這個姑娘長得象那個未婚夫被德國人槍殺了的女傭人瑪格達。瑪格達——"郁郁動人的臉。"而這個出納員的小間就象他看見她洗澡的那個浴缸。
他彎身坐在寫字台前，擔心著他的期末考試。現在他害怕大學裡的考試就象當初在中學裡一樣，因為他已經習慣於把優秀的成績單給母親看，他不願讓她失望。
戶外的空氣中充滿了革命歌曲的回聲，手拿錘子的巨大身影浮現在窗外，在這樣的時刻，他的小房間裡顯得令人難以忍受的狹窄和悶熱。
偉大的俄國式革命已經過去了五年，而他卻被判處眼盯著一個課本，因考試而怕得發抖。這是什麼命運！
最後他把課本推到一邊（已經夜深了），沉思著他那寫了一半的詩。他正在寫一個叫簡的無產者，他想靠使夢實現來扼殺他那美好生活的夢。他一只手拿著錘子，另一只手挽著他的戀人，由大批同志簇擁著，大踏步走進革命。
那個膽怯的法律學生（是的，當然，這是伊希·沃爾克）看見桌上覆蓋著鮮血，許多鮮血，因為
一個被扼殺之夢的
傷口是恐怖的。
但是，他不害怕；他知道，一個真正的男人決不會害怕鮮血。
商店六點打烊，他在對面的拐角覷視，他知道那位女出納員總是在六點過幾分離開，不過他也知道，她總是由同一個商店的一個年輕的女售貨員陪伴。
出納員的這個朋友一點也不漂亮；事實上，雅羅米爾還認為她幾乎很丑。這兩個姑娘截然相反：出納員是黑發，另一個卻是紅發；出納員體態豐滿，另一個卻瘦骨伶仃；出納員少言寡語，另一個卻喋喋不休；出納員令人感到神秘的熟悉，另一個卻使人反感。
他監視了好幾次，希望有一個晚上這兩個姑娘會分別離開，這樣他就可以對那位黑頭發姑娘說話。但是，這種情形從來沒發生。一次，他跟蹤她們；她們穿過了幾條街，走進了一幢公寓房子；他在這幢樓房前來回踱了大約一小時，然而，她們倆沒有一個出來。
沃爾克太太從家鄉來看望他，聽著她的她朗誦詩歌。她感到心滿意足：兒子仍然是屬於她的。不管是別的女人還是這個瘋狂的世界都沒能把他從她的身邊奪走。相反，倒是女人和世界被圈在這個有魔力的詩歌中心，她自己招來圍著她兒子的一個圈子，她秘密地君臨其上的一個領域。
他正在朗誦一首他寫的懷念她母親，即他親愛的外祖母的詩：
我將奔赴戰場我親愛的外婆
為了這個光輝世界的榮耀……
沃爾克太大的內心處在安寧之中。讓她的兒子奔赴戰場，讓他一只手拿著錘子，一只手挽著戀人吧。這沒有什麼損害。畢竟，他的這個世界包括她，外婆，家庭廚房，以及她反復給他灌輸的一切美德，讓這個世界看見他手裡拿著錘子吧。她非常清楚，在世界面前游行與進人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事。
這位詩人也意識到了這個區別。只有他知道在詩歌的房子裡當一名囚犯是多麼抑郁。
只有真正的詩人才知道他多麼渴望不當一名詩人，渴望離開籠罩著令人耳聾的沉默、裝滿鏡子的房子。
一個夢的領域的逃亡者
我將在人群中找到我的安寧
把我的歌變成詛咒。
但是當弗朗季謝克·哈拉斯寫下這些詩句時，他並沒有同街道上的人群在一起；他正在裡面工作的那個房間是安靜的。
事實上，他根本不是一個夢的領域的逃亡者。相反，那些他正在描寫的人群倒是他那夢的領域。
他也沒能把他的歌變成詛咒，確切地說，他的詛咒卻在不斷地變成歌。
難道就沒有逃離這所裝滿鏡子的房子的路嗎？
然而我
克制自己
把我的腳後跟
踩在我自己的
歌喉上
維爾迪米爾·馬雅可夫斯基寫道。雅羅米爾懂得他。詩的語言如今在他看來就象母親內衣櫃裡的精細網織品。他好幾個月沒有寫詩了。他一點兒不想寫。他在逃跑。母親要他去市場買東西他就去，但他一直鎖上他的寫字台抽屜。他已經把現代畫的復制品從他房間的牆上取下來了。
他又貼上了什麼呢？卡爾·馬克思的像片？
不。他貼上了他父親的像片。這是一張1938年的照片，正是不幸的大動員時期，他父親穿著一件軍官制服。
雅羅米爾喜愛這張照片，他對這個男人幾乎不了解，而且這個男人正在從他的記憶中消失。他懷念這個足球隊員，士兵，囚犯。他非常懷念這個男人。
哲學講堂裡擠得水洩不通。幾個詩人坐在講台上。一位滿頭濃發的青年，穿著青年協會成員那些日子正流行的藍色襯衫，正在講話：
"詩歌在革命時期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任何時期都無法比擬的；詩歌充當了革命的代言人，反過來革命又把詩歌從孤獨中解放了出來；詩人現在知道，人們，尤其是青年人正在傾聽他；對青年人來說，詩歌和革命完全是一回事。"
然後第一個詩人站起來，朗誦了一首詩，描寫一個姑娘和她的戀人斷絕了關系，因為這個在她旁邊車床工作的年輕人很懶惰，沒有完成他的生產定額。年輕人不願失去他的姑娘，於是開始滿腔熱情地工作，很快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紅星就釘在了他的車床上。其余的詩人接踵發言，朗誦詩歌，歌頌和平，列寧，斯大林，反法西斯斗爭中的烈士，以及超額完成任務的工人。
青年人對青春所有的巨大力量一無所知。但是，現在這個站起來朗誦的白發如銀的詩人卻知道它。
他用悅耳的嗓音宣稱，那些與年輕的社會步伐一致的人是年輕的，這個年輕的社會就是社會主義；那些與未來一道前進的人是年輕的，他決不朝後看。
按照這位白發如銀的詩人的觀點，青春不是人生一個特定時期的名稱，而是超越任何具體年齡的一種價值。這個思想用恰當的詩表達出來，成功地達到了一個雙重目的：既恭維了年輕的聽眾，又神奇地抹掉了詩人皺紋，使他成了一個與青年男女同等的人，（因為他清楚地表明，他是與未來手挽手前進的一個先鋒）。
雅羅米爾坐在聽眾中，很有興趣地望著這些詩人，盡管他覺得自己象是另一個岸上的人，也就是說，他不再屬於他們中的一個。他冷漠超然地聽著他們的作品，就象他准備向委員會作匯報時冷漠超然地聽教授們的言詞一樣。雅羅米爾特別注意此刻正從椅子上站起來的那個著名詩人（對那個白發如銀的詩人的贊美詩報以的掌聲已經平下去）。是的，此刻正大步走向講台的這個人就是曾經收到裝有二十個電話聽筒的箱子的那個詩人。
我親愛的大師，我們現在正處在熱戀之中；我十七歲：正如人們所說，希望和幻想的年齡……如果我寄給這些詩……那是因為我熱愛所有的詩人，所有優秀的高蹈派詩人。當你讀這些詩時，請不要過分譏笑。親愛的大師，如果你如此心好，使我的詩得以發表，我將欣喜若狂！我不為人所知；那有什麼關系？詩人們是兄弟。這些詩句堅信。愛情，希望。這就是一切。親愛的大師。朝我伸下手，把我舉起來；我很年輕。幫我一把……
他在撒謊；他當時只有十五歲零七個月。甚至這還在他第一次逃離母親，逃離沙勒維爾之前。但這封信將象羞恥的祈禱文，象一份記載他軟弱的依賴的文獻，久久地在他頭腦中回響著。他要報復他親愛的大師，報復那個禿頭老傻瓜邦維勒！僅僅一年後，他就將嘲笑他所有的詩，所有那些充滿他詩歌中的珍貴的風信子和百合花；他將寄去一封嘲弄的信，就象是寄去一記耳光。
但此刻，這位正在講台上朗誦詩歌的親愛的大師卻對潛伏著等待他的仇恨一無所知。他朗誦的那首詩描寫了一個俄國城鎮被法西斯毀滅，並且正在從廢墟中站立起來。這首詩充滿了奇異的、超現實主義的場面；蘇聯姑娘的胸脯象五彩繽紛的氣球飄過街道；一盞石油燈從天空掉下來，照亮了白色的城鎮，直升飛機象許多下降的天使降落在屋頂上。
聽眾們被這位著名詩人的個人魅力迷住了，爆發出熱烈的掌聲。但在這群沒有頭腦的聽眾中，還有少數有思想的人，他們知道，革命的聽眾決不能象恭順的乞求者那樣等待講台上的禮物。相反，如今正是詩歌的乞求者，乞求被允許進入社會主義天堂。但是，守衛著這個天堂之門的年輕革命者必須提高警惕：未來必須是完全嶄新的，否則它將根本不是一個未來；未來必須是純潔無限的，否則它將是完全可恥的。
"他在企圖向我們兜售什麼樣的胡說八道？"雅羅米爾嚷道，其他人很快加入了進來。"他是不是想把社會主義和超現實主義連在一起？他是不是想把馬和貓相配，把昨天和明天相配？"
這位著名詩人明白了眼前發生的事，但他很驕傲，根本不想屈服。從早年起，他就習慣了使資產階級感到震驚，面對一個反對他的聽眾堅持自己的觀點。他的臉發紅了。作為最後一首詩，他選擇了一首與他原先的計劃不同的詩。這首詩充滿了瘋狂的意象和放縱的性欲幻想。他朗誦完後，口哨聲和叫喊聲頓時四起。
學生們對著這位老學者嘲弄地吹口哨。他來到這裡是因為他喜歡他們；從他們憤怒的反抗中，他依稀看到了他自己的青春。他覺得，他的愛使他有權把他內心的想法告訴他們。這是1968年的春天，在巴黎。啊！學生們根本看不出在他布滿皺紋的臉後還有青春的面容，這位老學者吃驚地望著那些他熱愛的人在譏笑他。
這位著名詩人抬起手來讓喧聲平息下去。然後他開始朝學生們叫喊道，他們是一幫清教徒女教師，教條的牧師，愚蠢的警察，他們抗議他的詩是因為他們從心底仇恨自由。
老學者沉默地聽著口哨和噓聲。他回憶起，年輕時他也喜歡起哄和吹口哨，周圍是一伙他的同伴。但這伙人很早以前就分裂了，現在只有他獨自一人站在這裡。
這位著名詩人叫道，捍衛自由是詩歌的職責，即使一個隱喻也值得為之而斗爭。他宣稱他將堅持把馬和貓相配，把現代藝術和社會主義想配，假若這是一項堂吉訶德式的事業，那麼他很願意作堂吉訶德，因為它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幸福和自由的時代，他拒絕承認任何其他類型的社會主義。
老學者望著周圍哄鬧的年輕人，他突然想到，在所有聽眾中，他是唯一有自由特權的人，因為他已經老了。只有當一個人到了老年時，他才能不再在乎同伴、大眾或未來的看法。他獨自與臨近的死亡在一起，死亡是沒有耳朵的，不需要別人奉承。面臨死亡時，一個人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說話做事。
他們吹口哨，要求發言反駁他。過了一會兒，雅羅米爾也站起來。他眼睛裡充滿憤怒，人群就在他的背後。他說，只有革命才是現代的，而超現實主義藝術頹廢的色情和晦澀的意象則是與人民毫無關系的破爛貨。"真正的現代是什麼？"他向這位著名詩人挑戰，"是你那晦澀的詩句，還是正在建設一個新世界的我們？"他自問自答："除了建設社會主義的人民群眾，世界上沒有什麼絕對現代的東西。"他的話贏得了雷鳴般的掌聲。
當這位老人離開講台，沿著巴黎大學的回廊走去時，掌聲仍在他的耳邊回響。牆上的題詞寫著：做現實主義者——沒有不可能的事。接著又是一幅：人的解放必須是徹底的，否則毫無意義。還有一幅：決不後悔。
大教室的凳子堆在牆邊；地板上到處散亂著刷子和顏料。幾位政治學系的學生正忙著在紙旗上刷寫五一節標語。雅羅米爾，標語的作者兼編輯，正在監督這項工作，不時地查看他的筆記本。
但這是怎麼回事？我們把日期給弄錯了嗎？他正在口述的標語，與剛才那位老學者在反抗的巴黎大學牆上讀到的完全一樣。不，我們沒有搞錯。雅羅米爾正在向他的同事口述的標語，恰恰是約二十年後法國學生在巴黎大學的楠泰爾大學牆上到處亂塗的那些標語。
夢想就是現實，其中一面旗幟上宣稱。另一面旗幟寫著：做現實主義者——沒有不可能的事。另一面：我們決定永久的幸福。另一面：取消教會。（雅羅米爾對這幅標語特別感到自豪。幾個簡捷的詞否定了兩千年的歷史。）又一面：不給自由的敵人自由！以及：給想象以權力！以及：讓半心半意的人滅亡！以及在政治，家庭、愛情中進行革命！
他的同事正在描畫這些字母，雅羅米爾象一個語詞的大元帥，高傲地在他們中間走來走去。他很高興人們需要他，他的語詞才能終於找到了一個用途。他知道，詩歌已經死亡（藝術已經死亡，巴黎大學的一堵牆上寫著），但是，它的死亡是為了作為旗幟上宣傳鼓動的口號，作為城市牆上的標語從墳墓裡重新站起來（詩歌在大街上，奧德翁的一堵牆上寫著）。
"你看了報紙嗎？第一版列出了一百條供五一節使用的口號，這是中央委員會宣傳機關提出來的。難道沒有一條合你的意嗎？"
一個區委會的矮胖年輕人正面對雅羅米爾。他自我介紹是高教五一委員會的主席。
"夢想就是現實——呃，這是最粗糙的一種理想主義！取消教會——我十分贊同你，同志，但這目前與黨的宗教政策相抵觸。讓半心半意的人滅亡——從什麼時候起，我們有了這樣的權力，用死亡來威脅人民？給想象以權力——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在愛情中進行革命——請你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好嗎？你想要的是與資產階級婚姻對立的自由戀愛，還是與資產階級淫亂對立的一夫一妻制？"
雅羅米爾聲明，革命必須改變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愛情的家庭，否則它就不會是一場革命。
"不錯，"矮胖的年輕人承認，"但這樣寫可能好得多：社會主義萬歲！社會主義家庭萬歲！你瞧，這個口號就是直接從報紙上來的。你本來可以省去許多麻煩。"
生活在別處，法國學生在巴黎大學的牆上寫道。是的，他非常了解這一點。這就是他為什麼要離開倫敦去愛爾蘭的原因，在那裡人民正在造反。他的名字是帕西·雪萊，二十歲，帶著成百的傳單和宣言，作為將保證他進入真正生活的護照。
因為真正的生活在別處。學生們正在搬起大鵝卵石，推翻汽車，築起街壘；他們的進入世界是喧鬧和壯觀的，被火焰所照亮，被催淚彈的爆炸所輝耀，生活對蘭波來說艱難得多，他夢想著巴黎公社的街壘，卻不能離開沙勒維爾。但在一九六八年，成千上萬的蘭波築起了他們自己的街壘。他們站在街壘後面，拒絕與這個世界的臨時主人作任何妥協。人的解放必須是徹底的，否則毫無意義。
一裡路外，在塞納河的對岸，這個世界目前的主人繼續過著他們正常的生活，把拉丁區的騷動看成是發生在很遠的事。夢想就是現實，學生們在牆上寫道，但似乎反過來才是真實的：他們的現實（街壘，推翻的汽車，紅旗）是一場夢。
但是這在任何時候都決不是清楚的——現實是一場夢，還是夢是一個現實。那些聚集在大學，頭上飄揚著紅旗的學生們興高彩烈地來到這裡，但同時他們心裡明白，如果他們留在家裡，會遇上什麼樣的麻煩。1949年的捷克學生標志著夢不再僅僅是夢這樣一個有趣的過渡時期。他們的歡欣仍然是自願的，但同時也已經是強迫的了。
學生們沿著街道前進，雅羅米爾走在他們旁邊；他負責旗幟上的口號和同伴們的演說；這次他不再發明引起爭議的警句，而僅僅抄下幾條中央宣傳機關提出的口號。他領著大家呼口號，就象軍隊裡的下士喊步伐一樣，他的同伴們跟在他後面有節奏地吼叫。
游行隊伍已經通過了文策斯勞斯廣場的檢閱台，身穿藍色襯衫的青年們伴隨著臨時湊成的樂隊載歌載舞。一切都是歡快和自由的，剛才還是陌生的人們，也帶著真誠的同志之誼加入了進來。但是，帕西·雪萊不快樂，帕西是孤獨的。
他在都柏林已經幾個星期了，散發了許多傳單，警察對他了如指掌，但他卻沒有交上一個愛爾蘭朋友。生活仿佛總是在別處。
要是至少有一個街壘可爬，有槍炮聲多好！雅羅米爾覺得，節日游行似乎僅僅是對偉大革命示威的蒼白的模仿，它們沒的真義，很快就煙消雲散。
他想起了那個囚禁在出納員籠子裡的姑娘，淒然的感覺湧上心頭；他幻想著一個勇敢的功績：用鐵錘砸破商店櫥窗，把受驚的顧客推在一邊，打開出納員的籠子，當著旁觀者驚呆的目光，把這位被解放了的褐發姑娘帶走。
他幻想他們手挽手穿過擁擠的街道，沉浸在愛情之中，互相緊緊地擁抱。在他們周圍旋轉著的舞蹈不僅僅是舞蹈，而是朝著街壘的行進，這一年是1848年，1870年和1945年，場景是巴黎，華沙，布達佩斯，布拉格和維也納，參加者是同一群人，永遠從一個街壘跳到另一個街壘，他拉著戀人的手和他們一起跳……
當他看見他時，他手上還能感覺到她手的溫暖。他正在朝他走來。身材魁梧，儀表堂堂。一個年輕女人在他身邊輕快地走著。她沒有象在街上跳舞的大多數姑娘那樣穿著藍色襯衫。她象一個流行時裝模特兒一樣優雅。
這位魁偉的男人心不在焉地掃視人群，向四下裡點頭致意。當他離雅羅米爾只有幾步遠時，他們的目光相遇了一會，雅羅米爾一時慌亂，象所有認出並注目著名人物的人一樣，也低下了頭。這個人以漫不經心的一瞥回敬他的動作（就像我們向不認識的人致意一樣），他同伴的頭微微地、含糊地動了一下。
啊，這個女人真美麗！她決不是幻想，她是那樣真實，在她真實的軀體的光輝下，那位出納員小間（浴缸）的姑娘漸漸變成影子，從雅羅米爾的身邊消失了。
雅羅米爾站在人行道上，屈辱孤單，用仇恨的目光盯著漸漸遠去那一對。是的，正是他，他那親愛的大師，收到裝有二十個電話聽筒包裹的人。
夜幕漸漸降臨城市，雅羅米爾渴望遇見她，有幾次，他跟蹤一個女人，這女人的背影使他想到她的背影。假裝在追逐一位消失在人群中的女人是令人激動的。於是他決定在他曾看見她進去的那幢公寓房子前散步。他似乎不大可能在那裡再次遇見她，但只要他母親還沒睡覺，他就不想回家（只有在夜裡，當母親睡著了，父親的照片復活時，他才能忍受他的家。）
他在這條孤寂、偏僻的街上走來走去，五一節喜慶的旗幟和丁香花似乎沒有在這條街上留下任何痕跡。公寓窗戶裡的燈一盞盞亮了。底樓的窗子也照亮了，雅羅米爾看見了一張熟悉的姑娘面孔。
不，不是他的黑頭發出納員，是她的朋友，那個瘦削的紅頭發姑娘。她正走到窗子跟前，准備放下窗簾。
雅羅米爾幾乎壓抑不住他的失望。他意識到姑娘已經看見了他。他的臉紅了，就象當那位悲傷、漂亮的女傭人從浴缸裡抬起頭來望著浴室門時他所做的那樣：
他跑開了。
五月二日，晚上六點鍾。女售貨員們擁到了大街上，一件沒有料到的事發生了：紅頭發姑娘獨自走了出來。
他試圖藏在一個拐角後面，但已經太晚了。她看見了他，朝他奔來。"先生，你知道，在夜裡朝別人窗戶裡窺望是很不禮貌的！"
他的臉紅了，試圖用說話來擺脫昨夜那件叫人尷尬的事。他擔心這個紅頭發姑娘在場會毀掉他遇到褐發姑娘的機會。但這位紅頭發姑娘非常多舌，沒有打算放雅羅米爾走。她甚至邀請他送她回公寓房子（她說，送一位年輕女士回家，比透過窗子窺視她要有禮貌得多）。
雅羅米爾絕望地一直把眼睛盯著商店的門。"你的女朋友在哪裡？"他終於問道。
"你來遲了。她已經走了。"
他們一道朝姑娘的住處走去，雅羅米爾得知，這兩個姑娘都來自農村，在商店裡找到了工作，同住在一間房子裡。但那個褐發姑娘已經離開了布拉格，因為她就要結婚了。
當他們停在公寓前面時，姑娘說："你不想進來坐一會兒嗎？"
雅羅米爾驚異、慌亂地走進她的房間。不知道是怎麼發生的，他們開始了擁抱、接吻，一眨眼他們已經坐在一張鋪著毛絨床罩的床上。
這一切全是那樣迅速，簡單！他還來不及想想擺在他面前的那個艱難的、決定性的實在任務，她已經把手放到了他的大腿之間。他欣喜若狂，因為他身軀的反應正是一個年輕人應該做出的那樣。
"你真行，你真行。"她不斷地在他耳邊悄聲說，他躺在她的身旁，深陷在枕頭裡，快活極了。
"在我之前你有過多少女人？"
他聳了聳肩，神秘地微笑著。
"你不願說？"
"猜吧。"
"我想大概在五個到十個之間，"她大膽地估計。
他心裡充滿了快活的驕傲；他仿佛覺得他剛才不僅是在同她作愛，而且也是在同五個或十個別的姑娘作愛。她不僅使他擺脫了童貞，而且還使他感到像一個"很有本事和經驗"的男人。
他感激地朝她微笑，她的裸體使他充滿了激情。他過去怎麼會如此盲目，竟然認為她長得難看？她的胸脯有一對真正的、無可指責的乳房，她的下腹有一簇真正的、無可指責的毛發！
"你光著身子比穿著衣服還要漂亮。"他說，繼續贊揚她的誘人之處。
"你喜歡我很久了嗎？"她問。
"噢，是的，你知道。"
"是的，我知道。我注意到你常常來商店。然後你總是在外面街道上等我。"
"說得對。"
"你害怕向我發起任何攻勢，因為我從來不是單獨一人。但我知道我們總有一天會在一起。因為我也喜歡你。"
他望著她，讓她最後的話在他心裡回蕩。是的，事情正是如此。當他備受孤獨折磨，當他不斷拼命投身到會議和游行中，當他不停地跑了又跑時，整個期間，他的成年已經為他准備好了。這個牆皮已經剝落的樸素的小房間一直在默默地等待他，這個房間和這個平凡的女人，她的身軀終於在他和人群之間創造了一種肉體聯結。
我愈是作愛，我就愈想干革命——我愈是干革命，我就愈想作愛，巴黎大學的一條標語宣稱。雅羅米爾第二次刺入了紅頭發姑娘的身軀。成熟必須是徹底的，否則就根本不存在成熟。他久久地、愉快地跟她作愛。
帕西·雪萊象雅羅米爾一樣有一張女孩般的臉，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小，他跑過都柏林的街道，不停地繼續往前跑，因為他知道，生活在別處。蘭波也不停地跑——到斯圖加特到米蘭，到馬賽，到亞丁，到哈拉爾，然後回到馬賽，但到這時，他只有一條腿了。很難用一條腿奔跑。
他從她身上滑下來。當他伸開四肢躺在她身旁，疲倦不堪，心滿意足時，他想到他不是在兩番愛的較量後休息，而是在一次長途奔跑後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