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鼠疫而受到囚禁的人們就這樣在整整一周中不斷地努力掙扎著。其中也有一些像朗貝爾之輩的人，顯然還存在著幻想，自以為仍是自由的人，可以自行作出抉擇。但事實上可以說，到了八月中旬，瘟神的黑影已籠罩住一切。個人命運已不存在了，有的只是集體的遭遇，一邊是鼠疫，一邊是眾人共同的感受。各種感受中最嚴酷的是分處兩地和放逐之感，以及隨之而來的恐懼和反抗情緒。在這熱浪和疫潮雙雙達到頂峰時期，筆者認為有必要把總的情況敘述一下，並舉些具體例子，談談活人的激烈行動，死者的埋葬經過和情人們兩地相思之苦。
那一年，六月剛過就刮起風來，一連幾天疫城上空風勢不衰。奧蘭居民向來特別怕風，因為城市建在高原上，毫無天然屏障，因此大風能長驅直人，橫掃街巷而威力不減。數月來，城裡沒下過一滴雨，到處罩上一層灰色外衣，被風一刮，紛紛脫落，塵土與廢紙齊飛，不斷打在越來越少的散步者的腿上。經常可以看到這些人用手帕或手摀住嘴，俯著身子在街上快步疾行。過去到了晚上，人們總是成群地聚在一起，盡力把日子拖得越長越好，因為大家都知道每一天都可能是自己的末日，現在則不然，人們遇到的是三三兩兩地急急忙忙想趕回家去或到咖啡館去的行人。幾天來黃昏來得更早，街上行人絕跡，只聽到不斷的淒厲的風聲。從那白浪滔天而從城裡又見不到它的大海裡吹上來一股夾著鹽和海藻的氣味。這座荒無人蹤的城市，塵埃遍地，海水的味兒撲鼻，狂風呼嘯之聲不絕，宛若一座孤零零的島嶼在低聲哀鳴。
迄今為止，鼠疫造成的死亡在居民擁擠、條件較差的外圍地區遠遠多於中心區。但它似乎驟然挨近市中心，侵人了商業區。居民們歸咎於大風把病菌吹了進來。「它把事情搞複雜了，」醫院院長說。不管怎樣，當中心區的居民聽到黑夜裡越來越頻繁的救護車鈴聲在他們的窗前經過，響起了瘟神陰沉無情的召喚時，就意識到輪到自己的時刻到了。
在城裡，人們又把某些鼠疫特別猖撅的區同其他各區隔離開來，除了工作上絕對需要以外，任何人不得離開。住在這些隔離區裡的居民當然要認為這項措施是專門要使他們難堪，不管怎樣，對比之下，他們倒把其他各區的人，看成是自由的人了。反過來，後者一想到別人比他們更不自由時，在困難重重的時刻裡便會感到某種安慰：「還有比自己關得更嚴的人呢！」這句話總結了當時唯一可能有的希望。
大約就在這一段時期裡，火災次數有所增加，特別在西城門那裡的娛樂中心地區。據調查，有些檢疫隔離完畢回家的人，由於遭到飛來橫禍，親人死亡，因而精神失常，縱火燒屋，幻想燒死瘟神。大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制止這種行動，因為這種縱火不斷發生，加上狂風助威，使一些地區經常處於危險之中。人們儘管提出證據說明當局採取的房屋消毒措施已足夠消除感染危險，但依舊無效，於是不得不頒布極為嚴厲的刑法來對付那些無辜的縱火犯。可是，毫無疑問，使這些不幸的人望而生畏的並不是徒刑本身，而是因為全體居民沒有一個不知道判處徒刑等於判處死刑，理由是根據統計，市監獄中的死亡率非常之高。這種想法當然不是沒有根據的，理由很明顯，瘟神打擊得最凶的對象似乎就是那些一向過著集體生活的人：士兵、修道士和囚犯。在監獄中，儘管其中有些在押犯是單獨監禁的，但仍不失為一個集體生活單位，明顯的證據就是在市監獄中無論看守人員或犯人都同樣有被瘟神攫走生命的。在瘟神的傲慢的眼裡，任何人，上至典獄長，下至最卑微的在押犯一概被判了刑。全監上下絕對公平，這也許還是第一次。
在各種身份平等化的現象面前，當局試圖推行一種等級制度，設想出一套頒發勳章給執行任務期間死亡的看守人員的辦法，但仍解決不了問題。鑒於戒嚴令已經頒布，從某個角度看來，可以把監獄看守人員看作是動員入伍的軍人，因此對這些死去的人員追發軍功勳章。當然犯人對此不會提出任何抗議，但軍界卻不能同意，而且很有理由地指出，這樣做法可能會遺憾地使公眾思想產生混亂。他們提出的要求得到了同意，大家認為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給死去的看守人員改發抗疫勳章。可是對以前死去的看守人員已經錯授了軍功勳章，也就不能再要回來，而軍界方面對此卻仍保持他們原來的看法；另一方面，抗疫勳章有它的弱點，起不到軍功勳章能起的精神方面的作用，因為在疫病流行期間，取得一枚這種性質的勳章實在是不足為奇的。結果是大家都不滿意。
另外，管理監獄不能像管理修道院那樣，更不能像管理軍隊那樣。城中僅有的兩處修道院裡的修道士已暫時分散居住到虔誠的教徒家中去了。與此相仿，每當情況許可，一連一連的士兵便離開營房去駐在學校或公共建築裡。這樣，表面上疫病迫使市民處於一種被圍困者緊密團結的狀態中，但同時卻把傳統的團體搞得四分五裂，使其中成員重又進入孤立狀態，這些都造成恐慌。
在這種情況下，再加上大風勁吹，可想而知，必然也在某些人心頭引起熊熊大火。深夜中城門又數度遭到襲擊，但這次衝殺的是手持武器的小組。雙方相互射擊，傷了幾個，逃出城去幾個。守衛加強了，動亂很快平息，但已足夠在城裡引起一股暴動之風，出現了一些暴力的場面。一些出於防疫原因而被焚或被封的房屋遭到了搶劫。當然很難斷定這些行為是否出於預謀。在大部分情況下，往往是一種突然出現的機會促使一些素來令人尊敬的人做出一些應受譴責的舉動，而且旁人立即群起傚尤。比如：一所房子起火了，一些發狂的傢伙會當著痛苦得發呆的房主的面，衝進那熊熊烈火還在燃燒的房子中去。看到房主沒有反應，許多圍觀者也會學樣。於是在被火光映紅的陰暗街道上，只見許多黑影四處奔逃，這些影子在行將熄滅的火光映照下，肩上扛著各種物件和傢俱，一個個都變得奇形怪狀。由於發生這類事故，當局被迫把出現鼠疫的狀態當作戒嚴狀態來處理，並採用一切與此有關的法律。兩個盜竊犯被槍決，但這在人們心中是否產生效果頗令人懷疑，死人的事已司空見慣，處決兩個人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根本不會被注意到。說實在的，此類趁火打劫的場面經常重複出現，而當局似乎視而不見。唯一能使全體居民感到震動的措施是宵禁。從十一點開始，全城一片漆黑，成了一座毫無生氣的石頭城。
月光下，它的灰白色的牆和筆直的街道排列得整整齊齊，看不到什麼樹影夾雜其間，聽不到行人腳步聲或犬吠聲。在這種情景下，這座龐大的靜悄悄的城市只是一些死氣沉沉、厚實的方形建築物的聚合，在它的行列之間，豎立著一些默不作聲的人像，那是被遺忘的行善之人，或是過去的大人物，如今封閉在青銅之中。唯有這些石質或金屬雕像的模擬的人臉還在試圖使人想起這裡曾有過人類，雖然形象已暗淡了。在愁雲密佈的天空下，在死一般沉寂的十字街口，這些平庸的偶像，粗野無情的雕塑，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氣概，象徵著我們已進入了那九泉之下的幽冥王國，至少是象徵這王國最後的命令，指示人們進入墓窟，那裡鼠疫之神，沉沉的石塊和漫漫的長夜將使一切聲音消失。
長夜同時也已籠罩了人們的心靈，市民們在聽到有關埋葬事宜的傳奇式的報道後增加了不安。埋葬的情況不得不講述一下，筆者對此感到非常抱歉。他也知道免不了因此要受到人們的指責，他唯一能為自己辯解的理由就是在整個這段時期裡埋葬的事兒是不少的，而且從某個方面來看，筆者也和所有同城的人一樣不得不關心埋葬的事。這在任何情況下都不等於說他對此等儀式發生興趣，正相反，他更感興趣的是活人的社會，比如說，海濱浴場。但是海濱浴場已被封掉，活人的社會整天膽戰心驚地害怕不得不在死人的天地面前讓步，這是明擺著的事實。當然人們總可以想方設法不去看這個事實，把眼睛摀住，拒不承認，然而明擺著的事實卻具有雷霆萬鈞之勢，最終將席捲一切。有朝一日，當您的那些親人需要安葬時，試問您有什麼辦法拒絕讓他們人土？
一開始，葬禮就有一個特點：快速！一切手續悉行簡化，殯殮儀式一概取消。病人死時親屬都不在身邊，守屍禮節又被禁止，因此晚間死去的人只能獨自過夜，白晝死去的人則立即安葬。當然死者家屬是得到通知的，可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家屬是來不了的，因為如果他們曾在病人身旁呆過，則現在正接受檢疫隔離，如果不是和死者住在一起的，那也只能按規定的時間前來，所謂規定時間，那就是出發前往公墓的時間，那時屍體早已擦洗乾淨，被放入棺材。
我們假定這項過程發生在裡厄醫生領導的輔助醫院中吧。這所由學校改成的醫院的主樓後面，有一個出口。通向過道的一間很大的平時堆放雜物的屋子裡，停放著許多棺木。在過道中死者家屬可以看到一具靈柩，已蓋了棺。於是立即進行最重要的手續：請家長在文件上簽字。然後把棺木抬上汽車，可能是一輛真正的靈柩車，也可能是一輛經過改裝的大救護車。死者家屬上了一輛出租汽車——那時出租汽車還准許駛行，車輛沿著外圍地區的馬路風馳電掣一般開向公墓。到了城門口，守衛攔住了車隊，在官方通行證上蓋上一個戳子——沒有這個戳子就無法獲得市民們稱之為「最後歸宿地」的墓穴——然後閃過一邊，讓出通路，車輛就開到一方塚地邊上，那裡有許多墓穴等著人去填滿。一位神甫在那裡候著屍體，因為教堂裡的宗教追思儀式已被取消。棺材在祈禱聲中抬出車外，用繩子捆好，拖了過來，滑下穴去，碰到了穴底，神甫才揮了幾下灑聖水器，第一鏟土就已投在棺蓋上，土屑亂進。救護車已先一些時候開走，以便澆灑消毒水。當一鏟鏟土投在棺木上的聲音越來越低沉時，死者家屬已鑽進出租汽車，一刻鐘以後又回到了家裡。
這樣全部過程確是以最大的速度來完成而且把危險性也減到了最低限度。毫無疑問，至少在最初階段，這種做法顯然使家屬心中感到難受，但在鼠疫期間，這也就無法考慮了：為了效率，一切都得犧牲。開始時，上述辦法使居民精神上受到一定打擊，因為希望葬禮舉行得隆重得體的願望是很普遍的，超過人們的想像。幸好不久食品供應問題變得棘手起來，於是居民的注意力就被轉移到更迫切的問題上來了。如要吃飯，就必須排隊，交涉，辦手續，忙於此事後，就無暇顧及周圍的人們是在什麼情況下死的，以及自己有朝一日又將怎麼樣離開世界。所以，這些物質上的困難本應是壞事，後來卻變成了好事。正如前面已看到的，如果鼠疫已停止蔓延，情況本當不壞。
由於棺木漸漸少了，裹屍用的布和公墓中的穴位都不夠用了，必須開動腦筋。看來，最簡單的辦法，而且還是從效率出發，就是埋葬儀式一組一組地進行，必要時救護車在醫院和公墓之間多開上幾個來回。在裡厄工作的醫院裡，現存棺木只有五具。一等全部裝滿了，救護車就來運走。到了公墓，從棺中取出鐵青色的屍體，裝在擔架上放在特設的棚中等著。棺材澆過滅菌溶劑後，又再運回醫院；同樣的操作重新開始，次數按照需要而定。這項工作組織得不錯，省長頗為得意，他甚至向裡厄表示，總的看來，這比歷史上有關鼠疫的記載中所說的由黑人拉運屍車的情況要好些。
「不錯，」裡厄說，「埋葬是同樣的，但我們現在還做登記卡，這個進步是抹殺不了的。」
儘管當局取得這點成就，可是目前履行的手續使人感到不快，因此省府不得不禁止死者親友走近現場，只允許他們走到公墓門口，而且這還不是公開允准的，因為最後一項埋葬儀式已經有所變動。在公墓的盡頭，在一塊除了乳香黃連木，其他一無所有的空地上刨了兩個大坑，一個埋男屍，一個埋女屍。從這點看來，當局還是尊重禮儀的，只是過了很久以後，迫於形勢，方才連這最後一點廉恥之心也丟了：不分男女亂七八糟地往裡堆，什麼體統也不顧了。幸而這種後來發生的混亂現象出現在瘟疫已近尾聲的時候。我們現在報道的還是男女分坑時期的情況，那時省府對這一點還很重視。在兩個坑的底部堆著厚厚的一層生石灰，沸騰著，熱氣直冒。坑邊上生石灰堆得像座小山，無數氣泡就在流通的空氣中噗噗破裂。救護車運輸完畢，擔架排成行列抬了過來，讓赤裸的。微微彎曲的屍體滑到坑底，大致上還是一具接著一具排整齊。這時先覆蓋上一層石灰，然後掩土。泥土只覆蓋到一定高度為止，以便留下地方接待「新客」。第二天，家屬被叫來在登記冊上簽字，這標誌著人和其他動物，例如狗，這兩者是不同的：憑此日後還可核查。
要完成所有這些工作，這是需要人手的，可是人手看來隨時就要不足。這些護士和埋屍人員開始是公家僱傭的，後來是臨時湊起來的，其中許多人也死於鼠疫：不管免疫措施多麼嚴密，總有一天會傳染上。可是仔細想一下，最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發生瘟疫的整個時期中，幹這一行的人始終沒有缺少過。最危急的時期是在疫情達到最高峰之前不久的那些日子，裡厄醫生那時確實不能不擔憂了，因為無論是辦事人員或他稱之為幹粗活的人，都感到缺乏人手。可是等到鼠疫真正席捲全城時，那過度的危害反而帶來了方便，因為疫病破壞了全部經濟活動，造成了大量的失業者。一般情況下，無法從這些人中招募到辦事人員，但對幹粗活的人手卻不必擔心。從那時開始，貧困的力量超過了恐怖心理，尤其因為勞動報酬與危險程度成正比的緣故。衛生機構手頭就有一連串的申請工作者的名單，一等有了缺額，就馬上通知名單上開頭的幾個人，這些人除非在等待期間本人也成了缺額，否則是決不會不應召的。許久以來，省長一直猶豫著是否要動用判過有期或無期徒刑的囚犯來執行這項工作。但現在這一來，就可不必採取這個極端的辦法，因此只要失業者一日不斷，他就同意繼續採用目前這種辦法，以後再說。
直到八月份為止，市民們總算能湊合著被帶到他們的最後歸宿地，雖然不一定諸事如儀，至少還不致亂不成章，而行政當局也因能盡到責任而心安理得。不過現在我們得把事件的後面一部分提前敘述一下，以便把最後所採取的步驟作一報道。從八月開始，疫情進入一個相對穩定時期，死者的數字大大超過那小小的公墓所能容納的數量。墓地的一部分圍牆被拆掉，為死者打開一個缺口進入到鄰近的土地上去，但仍無濟於事，還得趕快另想別法。先是決定埋葬工作在夜間進行，可以一下子免去某些規矩儀式：在救護車裡的死屍可以越堆越多。有些越軌的夜行者在宵禁時間開始後還逗留在外圍地區（或是因工作關係而到那裡去的），他們往往會遇到那些長長的白色救護車，飛也似地疾馳，暗淡無光的鈴兒的噹噹聲在深夜空蕩蕩的街上發出迴響。屍體被急急忙忙地拋人坑中，晃動尚未停止，一鏟鏟的石灰便已壓到了他們的臉上，然後黃土一掩，便把他們連同姓名一起埋葬完畢，而那些坑兒也越挖越深了。
過不多久，人們不得不另作打算，擴充地盤。省府一紙公文徵用了永久出租墓地，將挖出的屍體全部送往火葬場焚化。不久，死於鼠疫的人的屍體也不得不送去燒掉了事。為此，城外東郊的舊焚屍爐又得利用起來。站崗的守衛線又往外挪了些，有一位市府職員提了一個意見，建議使用過去沿著海灘峭壁旁的道路行駛的電車來運屍——這些電車當時已被擱置一旁，停止行駛。這一來大大方便了行政當局的工作。於是便把電車的機車和拖車內的座位全部拆掉，把路線改道，通向焚屍爐，這樣焚屍爐便成了電車路線的終點站。
在夏季末尾以及連綿的秋雨時期，每天到了子夜，就能見到這些沒有乘客的奇怪的電車沿著海灘峭壁搖搖晃晃地駛過。居民們終於弄清楚了這是怎麼回事。儘管巡邏隊禁止人們走近陡坡，還是時常有人三三兩兩地鑽進俯瞰海灘的岩石叢中，在電車經過時把鮮花扔進拖車車廂中去。夏日夜晚，一直可以聽到這些載著鮮花和屍體的車輛顛簸行駛的聲音。
開始幾天，曙光初現時，一股奇臭的濃煙瀰漫在東區上空。根據所有的醫生的判斷，這種散發出來的氣體雖不好聞，卻對任何人都無害處。但該區居民卻堅信這樣一來鼠疫便會自天而降，紛紛揚言要離開居住地區，於是當局被迫設計出一套結構複雜的管道使煙霧繞道改向，居民方始安定下來。只有在颳大風的日子裡，從東面吹來一陣難以形容的味道時，人們才想起周圍環境不同往常，鼠疫的火焰每晚吞噬著它的犧牲品。
這就是瘟疫帶來的最嚴重的後果。不過幸而疫情後來沒有變得更為嚴重，因為人們已開始懷疑機關的創造性，省府的手段，甚至焚屍爐的容量，是否已經應付不了形勢。裡厄獲悉當局已考慮過一些絕望中的解決辦法，譬如說將死屍拋人大海，他的腦海中很自然地浮現出一幅藍色的海面上漂浮著可怕的殘骸的景象。他也明白如果統計數字繼續上升的話將會出現什麼局面：那時效率再高的組織機構都將束手無策；屍體堆積如山，就在街上腐爛起來，而省府對此一籌莫展；在市裡的公共場所，可以看到垂死者懷著一種完全可以理解的仇恨和毫無意義的希望死命地纏住活人。
總之，就是這些明顯的事實和擔心害怕的心情使我們的市民經常處於流放和分離的感覺之中。關於這方面，筆者深感遺憾沒有什麼真正引人注目的事可報道，如某個鼓舞人心的英雄人物或某個驚天動地的壯舉，就像老故事中屢見不鮮的例子那樣。這是因為沒有比一場災難更缺乏戲劇性的東西了，而且大的災禍，由於時間拖得很久，往往是非常單調的。根據親易經歷過的人們的回憶，鼠疫的可怖的日子並不像燒個不盡的殘忍的大火，而卻像一種永不停止的踐踏，其勢所至，一切都被踩得粉碎。
不，鼠疫和在瘟疫開始時期久久盤踞在裡厄醫生頭腦中的驚心動魄的形象毫無共同之處。一開始，鼠疫是通過一套謹慎小心、運行有效、無可指摘的行政措施表現出來的。順便加上一句：筆者為了不歪曲任何事實也不違背他個人的想法，盡力做到客觀。他不願通過藝術加工使任何東西失去真實，除了不得已為了使故事有些連貫性時才這樣做。正是出於客觀的要求，他才說：這段時期中最普遍、最深重的痛苦固然是別離，而且完全有必要把鼠疫的這一階段的情況實事求是地重新描繪一遍，可是也得承認這種痛苦本身已失去了它的悲愴性。
市民們，或是退一步說，那些被相思之苦糾纏得最深的人能否適應他們的處境呢？說他們能夠適應，那大概是不完全正確的。恐怕更確切的說法是，他們在精神和肉體兩方面正在嘗「魂銷形瘦」之苦。鼠疫開始發生時，他們清晰地回憶得起失去的人兒，苦苦思念。然而儘管對對方的音容笑貌記憶猶新，儘管對心上人幸福高興的某一時日絲毫不忘，他們卻想像不出就在他們思念的此時此刻，遠方的人兒究竟在做些什麼。總之，記憶有餘，想像不足。到了鼠疫的第二階段，連記憶也已消失。並不是說他們忘了心上人的臉容，而是——其實結果也差不多——失去了心上人的肉體，他們在自己身體內部感覺不到心上人的存在。在最初幾個星期中，令他們怨恨的是懷中與之溫存的人只是個影兒，接下來的感覺是這個影兒愈來愈沒有血肉了，連記憶中的一絲顏色也已褪個乾淨。待到分別時間長了以後，他們已無法想像過去親身體驗過的卿卿我我的生活，甚至連過去曾有過一個生活在一起、隨時可用手觸摸到的人兒這一回事也感到不可思議起來。
從這一點上來說，他們已進入鼠疫的境界，這境界越是平淡無奇，對他們的影響也越大。沒有一個人還有什麼崇高的情感，大家的情感都同樣平凡單調。「該是收場的時候了，」市民們都這樣說。這樣說的原因，一方面是疫病橫行時盼望共同的苦難快點結束是很正常的事，另一方面是事實上他們也真是這樣盼望著的。但講這句話時，初期的衝動和怨氣已沒有了，只是腦筋還算清楚，但已脆弱無力。開始幾周內的野性十足的衝動已為一種沮喪情緒所代替，這種狀態如果當作是逆來順受當然不對，但也不能說不是一種暫時的認可。
我們的市民們已不再違抗，他們像人們所說的，已適應環境，因為除此以外，別無他法。當然他們帶著一副痛苦不幸的姿態，但已感覺不到它的煎熬。也有人，如裡厄醫生，就認為這才是真正的不幸，習慣於絕望的處境比絕望的處境本身還要糟。以往這些別離者還不能算真正的不幸，他們的痛苦中還存在一線光明，現在連這一線光明也已消失。他們呆在路角上，咖啡館中，或是朋友家裡，靜悄悄的，心不在焉，眼裡帶著如此厭倦的神情，以致整座城市有了這樣一群人在裡面就像一間候車室。有工作的人幹起活來也和鼠疫的步態一樣：小心翼翼而又不露聲色。每個人都變得不驕不躁。別離者談到不在眼前的人兒時，第一次不再快快不樂。他們用的是相同的語言，用對待有關疫情統計數字的態度來對待他們的別離情況。在這以前，他們絕不同意將他們的苦惱和全城人共同的不幸混為一談，現在也接受把它們摻在一起了。失去了對過去的回憶，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他們已置身於當前的現實之中。說實在的，在他們看來，一切都成了眼前的事。必須說上一句：鼠疫從大家身上帶走了愛情，甚至友誼，因為愛情總得有一些未來的含義，但這時對大家來說，除了當下此刻，其餘一無所有。
當然，這一切都不是絕對的，雖然所有的別離者確實都會走上這條路，但到底是有早有晚的，而且即使到了這種地步，還會有瞬間的舊夢，短暫的回憶，霎時的清醒，為這些患相思病的人帶來更痛苦、更敏感的舊創復發。有這麼一些時刻，為了消閒解悶，他們會計劃一番鼠疫結束後的生活。有時他們觸景生情，會料想不到地受到一種莫名的嫉妒心理的刺傷。另一些人在一星期的某些日子裡會突然振奮起來，擺脫了麻木不仁的狀態，例如星期天或星期六下午，因為當親人尚在身邊時，這兩天就是他們習慣地進行某些活動的日子。有時到了傍晚，一陣傷感攫住了心靈，向他們預示：往事又要在腦海裡重現——當然也不一定準會如此。這傍晚時分對宗教信徒說來是反省的時候，但對囚徒和流放者說來，卻是難受的當兒，因為他們除了空虛感之外別無可反省的內容。在這個時刻裡，他們只覺得心裡空蕩蕩的，但不一會兒，又回到精神麻痺的境地，重新置身於鼠疫的囹圄之中。
他們已懂得，在這種境界中，就得放棄更切身的私事。這和鼠疫剛出現時不同：那時，縈迴腦際的儘是個人瑣事，一點一滴也放不下，別人的生死則與己無關，他們的生活經驗僅限於個人；現在，他們也開始急人之所急，你我不分了，他們頭腦中出現的是大家一樣的想法，他們的愛情也成了最抽像的概念。他們已完全聽憑瘟神擺佈，即使有時也希望些什麼，但這只是在睡夢之中，甚至當頭腦中出現這樣的想法：「這些腹股為淋巴的事兒啊，快快過去吧！」這時，他們自己也會感到奇怪。事實上他們都已進入夢鄉，整整這一段時期不過是一場黃粱大夢。城中居民都是些白日做夢的人，只有很少這麼幾次，在深夜中，表面上已癒合的傷口突然開裂，這時他們才算真正清醒一下。驚醒過來後，迷迷糊糊地觸摸一下又癢又痛的傷口邊緣，舊創突然帶著一股新的力量復發，隨之而來的是愛人的悲哀的面容。晨光一現，他們重又面臨災禍，也就是說返回機械的生活中去。
人們也許要問，這些別離者的模樣究竟像什麼？很簡單，他們什麼都不像，或者可以說，他們像所有的人，一副大家都具有的模樣。他們分擔著城市的沉寂和孩子氣的騷動。他們失去了議論是非的習慣，換上了泰然自若的神情。比如說，他們之中有一些最聰明的人也裝模作樣地像別人一樣看報聽廣播，尋找些根據以說明鼠疫即將過去，似乎抱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希望，再不然讀了某個無聊到叫人直打呵欠的新聞記者信手拈來的一篇述評，便毫無根據地恐慌一番。剩下的人中，不是喝喝啤酒，便是照料病人，不是沒精打采，便是筋疲力盡，不是把卡片歸歸檔，便是聽聽唱片，大家都是彼此彼此。換句話說，他們已不再挑這揀那了。鼠疫將辨別優劣的能力一掃而盡。這點可以清楚地看出來：沒有人在購買衣服和食物時再計較質量，來者不拒，一概接受。
最後，可以說那些與親人分處兩地的人也已失去了瘟疫發生時起到保護作用的奇怪的特權，愛情的自私心理已消逝，由此得到的好處也隨之化為烏有。至少現在看來，情況已明，疫病已成為與大家有關的事。城門口槍聲呼呼，一下下蓋的戳印有節奏地敲出了我們的生和死，一場場火災，一張張檔案卡片，一片恐怖的氣氛，一項項禮儀手續伴隨著經過登記的不體面的死亡，可怖的濃煙，冷酷無情的救護車鈴聲：我們就生活在這一片喧囂之中，啃著流放犯的囚糧，心中無數地等待著那將轟動全城的共同重逢和共同安心的日子。我們的愛情無疑還存在，但它發揮不了作用，變得沉重難忍，毫無生氣，就像犯了罪、判了刑那樣的無所作為。愛情已變為無盡頭的忍耐，執拗的期待。就此看來，某些市民的態度使人聯想到各處食品店門口排著的長隊。同樣的堅韌不拔，同樣的逆來順受，出頭無期，不抱幻想。不過這樣的精神狀態應該加強一千倍才符合與親人分離的人的情況，這是另一種的饑饉之感，它能把一切都吞噬下去。
不管什麼情況，如要對城中那些與親人分離的人的心緒有一個正確的概念，那就有必要再一次回顧那滿天殘照和遍地塵埃的永遠不變的傍晚，當暮色降臨到這座缺樹少蔭的小城中時，男男女女都走出戶外，擁上街頭。這時從沐浴在晚霞中的露天座上能聽到的，已不再是城市中通常都有的、那種由車聲磷磷、機器隆隆組成的市聲，而是亂哄哄的、低沉的腳步聲和說話聲，在悶熱的天空中，瘟疫的呼嘯聲為那成千上萬的人痛苦地移動著的腳步聲打著節拍，永無盡期、沉悶難忍的街頭躑躅聲逐漸充滿全城，一晚又一晚，這種聲音無比陰沉地也無比忠實地體現了一種盲目的頑固情緒，它終於取代了我們心中的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