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啦，親愛的，我們一定得和卡弗萊太太一起吃飯，」阿切爾說。隔著寄宿處早餐桌上那些不朽的不列顛合金餐具，他妻子皺著眉，焦急地望著他。
秋季的倫敦，陰雨綿綿，一片荒涼。在這兒，紐蘭-阿切爾夫婦只有兩個熟人，也是兩個他們一味要躲避的人，因為按照老紐約的慣例，強行使自己引起國外熟人的注意是有失尊嚴的。
阿切爾太太和詹妮在去歐洲觀光的途中，一慣俗守這一原則，她們以令人費解的矜持對待遊伴的友好表示，差不多創下一項紀錄——除了旅館和車站的服務員，她們從沒和「外國人」講過一句話。對於自己的同胞——除了那些早已認識或完全信賴的——更是公然地不屑一顧；因而，在國外的幾個月裡，除了偶爾遇上奇弗斯、達戈內特或明戈特家的一兩個人，始終是她們兩個人相互廝守。然而智者千慮也難免一失，在波茨思的一個晚上，住在走廊對面的兩位英國女士之一（詹妮已詳細瞭解了她們的姓名、衣著和社會地位），上門尋問阿切爾太太是否有一種藥，另一位女士——來者的姐姐，卡弗萊太太——突然患了支氣管炎；不帶全家庭備用藥品決不外出旅遊的阿切爾太太碰巧能提供她所需的藥。
卡弗萊太太病情很重，而且是和妹妹單獨旅行，所以對阿切爾太太及小姐格外感激，是她們提供了獨到的安慰，是她們幹練的女傭協助護理病人恢復了健康。
阿切爾母女離開波茨恩的時候，根本沒想過會再見到卡弗萊太太和哈爾小姐。阿切爾太太認為，沒有比強使自己受到外國人——一個因偶然機會提供過幫助的外國人——的關注更「有失尊嚴」的事了。然而卡弗萊太太和妹妹對這種觀點卻一無所知，即便知道也會覺得不可理解。她們對在波茨恩善待她們的「愉快的美國人」產生了感激不盡的情結。她們懷著感人的真誠，抓住每一次機會拜會來大陸旅行的阿切爾太太和詹妮，並在打聽兩人往返美國途經倫敦的時間方面表現出了超凡的精明。這種親密關係逐漸變得牢不可破，每當阿切爾太太和詹妮下榻於布朗旅館時，總會發現兩位熱情的朋友正等著她們。她們還發現這兩位朋友跟自己一樣，也在沃德箱裡種蕨類植物，縫製流蘇花邊，閱讀邦森男爵夫人的回憶錄，並對倫敦主要的專欄作家有自己的看法。正如阿切爾太太所說的，認識卡弗萊太太和哈爾小姐，使「倫敦變了樣」。到紐蘭訂婚時，兩家的關係已經牢不可破，以致向兩位英國女士發出婚禮邀請成了理所當然的事。她們也回贈了一大束裝在玻璃匣裡的阿爾卑斯壓花。當紐蘭和妻子即將赴英時，阿切爾太太在碼頭上最後叮囑道：「你務必要帶梅去看望卡弗萊太太。」
紐蘭和梅本不打算遵命，但卡弗萊太太憑著她慣有的精明找到了他們，並發了請柬請他們吃飯；正是為了這份請柬才使梅面對著茶和鬆餅緊鎖愁眉。
「這對你來說沒有什麼問題，紐蘭，你認識他們。可我在一群從沒見過的人中間會很害羞的。而且，我穿什麼呢？」
紐蘭向後靠在椅背上，對她微笑著。她看上去更漂亮了，也更像狄安娜女神了。英格蘭濕潤的空氣使她的面頰越發紅潤，稍顯刻板的少女面容也柔和了，若不然，就是她內心幸福的喜悅像冰層下的燈光那樣顯露了出來。
「穿什麼？親愛的，我記得上星期從巴黎運來了一箱子衣服嘛。」
「對，當然啦。我的意思是說不知該穿哪一件。」她噘起了小嘴。「我在倫敦還沒出去吃過飯，也不想讓人笑話。」
他竭力想為她分憂。「可是，英國的女士晚上不也和其他人穿得一樣嗎？」
「紐蘭，你怎麼會問這麼可笑的問題？要知道，她們去看戲時是穿舊舞裝，而且不戴帽子。」
「哎，也許她們在家穿新舞衣。但無論如何，卡弗萊太太和哈爾小姐不會那樣。她們戴我母親戴的那種帽子——還有披肩，非常柔軟的披肩。」
「不錯，可別的女子會穿什麼呢？」
「不會比你穿得更好，親愛的，」他回答說，心裡納悶是什麼原因使她對衣著產生了詹尼那種病態的興趣。
她歎口氣，向後推了推椅子，說：「你真好，紐蘭。但這幫不了我多少忙。」
他靈機一動。「幹嗎不穿結婚禮服？那決不會出錯的，對嗎？」
「唉，親愛的！如果在這兒就好了！可我已把它送到巴黎去改了，預備明年冬天用。沃思還沒送回來呢。」
「哦，那麼——」阿切爾說話間站了起來。「瞧，霧散了。如果我們抓緊時間去國家畫廊，或許還可以看一會兒畫。」
經歷了3個月的新婚旅行，紐蘭-阿切爾夫婦踏上了歸途。在給女友的信中，梅把這段時光籠統概括為「快樂至極」。
他們沒有去意大利的湖區；阿切爾經過深思熟慮，無法設想妻子在那樣一種特殊的環境中會是什麼模樣。她個人的傾向（與巴黎的裁縫呆了一個月後）是7月份爬山，8月份游泳。他們精確地執行了這項計劃，在因特雷肯和格林德沃爾德度過了7月；8月則住在諾曼底海岸一個名叫俄特塔的小地方，那兒素以古雅寧靜著稱。在山巒之中，有一兩次，阿切爾曾指著南面說：「那就是意大利。」梅站在龍膽苗圃中，快活地答道：「明年冬天去那兒也很好啊，但願到時你不必非呆在紐約不可。」
但實際上，她對旅行的興趣比阿切爾預料的還要小。她認為（一旦定做了衣服）旅行僅僅是增加了散步、騎馬、游泳和嘗試迷人的新運動——草坪網球——的機會而已。他們最後回到倫敦時（他們將在這兒過兩個星期，定做他的衣服），她不再掩飾對航海的渴望。
在倫敦，除了劇院和商店，別的她一概沒有興趣。她發現，這兒的劇院還不及巴黎咖啡館中的演唱令人興奮。在愛麗捨大街鮮花盛開的七葉樹下，她領略了一種新的閱歷——從餐館陽台上觀看下面的一群「風塵女子」，並讓丈夫盡量給她解釋他認為適合新娘聽的歌曲。
阿切爾又恢復了他所繼承的有關婚姻的老觀念。遵循傳統，完全像朋友們對待妻子那樣對待梅，這比設法實施他做自由的單身漢時期那些輕率的理論要容易得多。企圖解放一位絲毫沒有不自由感的妻子是毫無意義的；他早已看出，梅認為自己擁有的那份自由惟一的用途就是擺在婦道的祭壇上。她內心深處的尊嚴總是阻止她濫用這份天賦，即使有一天（如上次那樣），她鼓起勇氣全部將它收回，也只是因為她認為對他有益。然而，她對婚姻的理解十分簡單淡漠，所以那種危機只潛伏於他個人不可容忍的行為中，她對他的似水柔情使那種情形成為不可能。他知道，無論發生什麼情況，她永遠都是忠誠的、勇敢的、無怨無悔的，這也保證了他信守同樣的美德。
所有這一切都有助於把他拉回熟悉的思想習慣。假如她的單純意味著只關心那種瑣碎無聊的小事，這或許會惹他發火，令他厭惡；然而她的性格特點儘管少得可憐，卻都像她的面容那般姣好，因而，她便成了他所熟悉的那些傳統與崇尚的守護之神。
這些品質，雖然使她成為一個輕鬆愉快的伴侶，卻不能給國外的旅行帶來生氣；但他很快就明白了它們在適當的時機會如何各司其職。他不懼怕因此受到壓抑，因為他可以像以往一樣，於家庭生活之外繼續追求他的藝術與知識；而且家庭生活也並不瑣碎沉悶——回到妻子身邊決不會像在戶外散步後走進一間悶熱的屋子那樣。而且，等他們有了孩子，兩個人那些空虛的角落都會被填滿的。
在從梅弗爾到卡弗萊姐妹居住的南肯星頓這段漫長遲緩的行程中，阿切爾滿腦子想的儘是這些事。他本來也願意避開朋友的盛情接待——按家族傳統，他一貫以觀光客和旁觀者的身份旅行，擺出一副目中無人的架式。僅僅有一次，剛從哈佛畢業之後，他在佛羅倫斯和一夥奇怪的歐化美國人度過了快活的幾周。在豪華旅館裡和有封號的貴族女子整夜地跳舞，在時髦的俱樂部裡與花花公子們一賭就是半天；那一切對他來說，顯然是世上最快樂的事，但卻像狂歡節一樣不真實。那些以四海為家的古怪女子，總是深深陷在錯綜複雜的桃色事件中，她們好像需要向遇到的每一個男人兜售她們的愛情；而那些英俊魁梧的年輕軍官和染了頭髮的老才子，則是她們推心置腹的對象或接受者。這些人與他成長過程中接觸的人相距太遠，酷似溫室裡價格昂貴卻氣味難聞的外來品種，所以無法長久吸引他的想像力。把妻子介紹到那樣的群體中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且在那些旅行過程中，也沒有人明顯表示出渴望與他交往的跡象。
到達倫敦不久，阿切爾就遇到了聖奧斯特雷公爵。公爵立刻認出了他，而且熱誠地與他打了招呼：「來看我好嗎？」——但沒有一個精神正常的美國人會把這句話當真，於是會見也就沒了下文。他們甚至設法避開了梅的英國姨媽——那位仍住在約克郡的銀行家的妻子。實際上，他們用心良苦地把去倫敦的時間推遲到秋季，就是為了避免讓些不相識的親戚誤認為他們在社交季節到達有趨炎附勢的意思。
「大概卡弗萊太太家沒有什麼人——這個季節倫敦是座荒城。你打扮得太美了，」阿切爾對坐在身邊的梅說。在雙座馬車上，梅披著天鵝絨鑲邊的天藍色斗篷，那樣光彩照人，完美無暇，以致把她暴露在倫敦的塵垢中也好像是一種罪過。
「我不想讓他們覺得我穿得像個野蠻人。」她那輕蔑的態度足以使波卡洪塔斯１憤怒；阿切爾又一次感到震驚：就連一個不諳世事的美國婦女對穿著的社交優勢也推崇備至。
１Pocabontas（1591—1617），北美波瓦坦印第安人部落聯盟首領之女，後與英國殖民者結婚，去了英國。
「這是她們的盔甲，」他想，「是她們對陌生人的防範，也是對他們的挑釁。」他第一次理解了這種熱誠，受其驅使，那個不會在頭髮上系緞帶來取悅他的梅，已經完成了挑選、訂製大批服裝的隆重議式。
果然不出他所料，卡弗萊太太家的宴會規模很小。在冷冷清清的長客廳裡，除了女主人和她妹妹，他們只見到一位技圍巾的夫人和她的丈夫——和藹的教區牧師，一個被卡弗萊夫人稱為侄子的沉默寡言的少年和一位兩眼有神、皮膚黝黑的小個子紳士，當卡弗萊太太介紹說是她侄子的家庭教師時，他報了個法國名字。
走進朦朧燈光下面容模糊的人群，梅-阿切爾像一隻游弋的天鵝，身上灑滿落日的餘輝；在她丈夫的眼裡，她比任何時候都顯得高大、美麗，衣服的——聲也格外響。阿切爾意識到，這紅潤的面頰和——的響聲正是她極度幼稚羞怯的標誌。
「他們究竟想要我說什麼呢？」她那雙無助的眼睛向他乞求地說。此時此刻，她那引起惶惑的幽靈也喚起在座的人內心同樣的不安。然而，即使在對自己失去信心的時候，美貌仍能喚醒男人心中的信任，牧師和那位法國名字的教師很快就明白表示，他們希望梅不必拘束。
然而，儘管他們使盡渾身解數，宴會仍是索然無味。阿切爾注意到，他妻子為了顯示在外國人面前的輕鬆自如，所談的話題反而變得越來越生硬狹隘，以致儘管她的風韻令人艷羨，她的談吐卻令人掃興。牧師不久便放棄了努力，但那位家庭教師卻操著最完美流暢的英語繼續慇勤地對她滔滔不絕，直到女士們上樓去了客廳，才使所有的人明顯得到了解脫。
喝了一杯紅葡萄酒後，牧師不得不匆匆去赴一個約會；那個貌似有病的害羞的侄子也被打發去睡了，而阿切爾和家庭教師仍坐著對飲。猛然間，阿切爾發現自己從最後一次與內德-溫塞特交流之後還從沒這般暢談過。原來，卡弗萊太太的侄子因受到肺癆的威脅，不得不離開哈羅公學去了瑞士，在氣候溫和的雷曼湖畔呆了兩年。因為他是個小書獃子，所以委託給裡維埃先生照料，後者把他帶回英國，並將一直陪伴他到來年春天進入牛津大學；裡維埃先生坦率地補充說，到那時他只好另謀高就了。
阿切爾想，像他這樣興趣廣泛、博學多藝的人，不可能找不到工作。他大約30歲，一張瘦削難看的臉（梅一定會稱他相貌平平）把他的想法一覽無餘地展示出來，但他活潑的天性中卻沒有輕浮。卑賤的成分。
他早逝的父親原是個職位低下的外交官，本打算要他子承父業，但對文學的癡迷卻使這位年輕人投身於新聞界，繼而又獻身創作（顯然沒有成功），最後——經歷了他對聽者省略掉的其他嘗試與變故——他當上了在瑞士教英國少年的家庭教師。但在此之前，他多年住在巴黎，經常出沒於龔古爾的閣樓，莫泊桑曾建議他不要再嘗試寫作（阿切爾覺得這也異常榮耀了），他還多次在他母親家與梅裡美交談。他顯然一直極端貧困，憂患重重（因為要供養母親和未嫁的妹妹），而且他的文學抱負顯然也已成泡影。老實說，他的處境看來並不比內德-溫塞特更光明；然而正如他說的，在他生活的世界裡，沒有哪個愛思想的人精神上會感到飢餓。可憐的溫塞特正是為了這種愛好快要餓死了，阿切爾也如臨其境地懷著羨慕之心看著這個熱情洋溢的窮青年，他在貧困中活得是那樣富足。
「您知道，先生，為了保持心智的自由，不使自己的鑒賞力和批判個性受壓抑，是可以不惜代價的，對嗎？正是為了這個原因，我才離開了新聞界，幹起了更枯燥的差事：家庭教師和私人秘書。這種工作當然非常單調辛苦，但卻可以保持精神上的自由——在法語裡我們叫做『自重』。當你聽到高雅的談論時，你可以參加進去，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不必折衷；或者只是傾聽，在心裡默默抗辯。啊——高雅的言論——那真是無與倫比啊，對嗎？精神食糧才是我們的惟一需要。所以我從不為放棄外交和新聞而後悔——那只是放棄自我的兩種不同形式罷了。」當阿切爾點燃又一支煙時，裡維埃目光炯炯地盯著他說：「您瞧，先生，為了能夠正視生活，即使住在閣樓也值得，對嗎？可話又說回來，畢竟你要掙錢付閣樓的房租；我承認幹一輩子私人教師——或者別的『私人』什麼——幾乎跟在布加勒斯特做二等秘書一樣令人寒心。有時候，我覺得必須去冒險：去冒大險。比如，在美國，你看有沒有適合我的機會呢——在紐約？」
阿切爾用驚訝的目光望著他。紐約，一個經常與龔古爾兄弟和福樓拜見面、並認為只有精神生活才是真正生活的年輕人要去紐約！他繼續困惑地盯著裡維埃先生，不知該如何告訴他，他的這些優勢與擅長肯定會成為他成功的障礙。
「紐約——紐約——可一定得是紐約嗎？」阿切爾結結巴巴地說，他根本想不出他生活的城市能給一個視高雅談論為惟一需要的年輕人提供什麼賺錢機會。
裡維埃先生灰黃的臉上突然泛起一片紅潤。「我——我想那是你所在的大城市：那兒的精神生活不是更活躍嗎？」他答道。然後，彷彿害怕給聽者留下求助的印象似的，他急忙接著說：「只不過隨便說說而已——主要是自己的想法。實際上，我並不是著眼於眼前——」他站起來，毫無拘束地補充說：「不過卡弗萊太太會覺得我該把你帶到樓上去了。」
回家的路上，阿切爾深深思考著這段插曲，和裡維埃先生的交談有如給他的雙肺注入了新鮮空氣。他最初的衝動是第二天邀請他吃飯；不過他已經漸漸明白，已婚男人為什麼不總能夠立即順從自己最初的衝動。
「那個年輕教師很有趣：飯後我們圍繞書和一些問題談得很投機，」他在馬車裡試探地說。
梅從夢境般的沉默中甦醒過來。6個月前他面對這種沉默會浮想聯翩，但婚後這段生活使他掌握了它的秘訣。
「你說那個小法國人？他不是很普通的嗎？」她漠然答道；他猜想她心中正暗自感到失望，因為在倫敦被邀請去見一個牧師和一個法國教師而失望。這種失望並非緣於通常稱為勢利的那種感情，而是出自老紐約的一種意識——當尊嚴在國外受到威脅時的反應。假如讓梅的父母在第五大街款待卡弗萊一家，他們會引薦比牧師和家庭教師更有份量的人物。
但阿切爾心中不快，便跟她對上了。
「普通——他哪裡普通？」他質問道。而她的回答也格外麻利：「怎麼啦，處處都很普通，除了在他的教室裡。這些人在社交界總是很尷尬。不過，」她為了緩和空氣又補充說，「他如果聰明一點的話，我想我就不會知道了。」
阿切爾對她用「普通」一詞感到反感，對她用「聰明」一詞幾乎是同樣反感。不過他開始害怕去細想她身上那些令他反感的東西。畢竟，她的觀點向來是一成不變的，與他成長過程中接觸的人完全一致。以前他總認為這種觀點是必然的，但卻無關緊要。直到幾個月之前，他還不曾認識一位對生活持有不同觀點的「好」女人；男人一結婚，就必然遇上好女人。
「啊——既然這樣，我就不請他吃飯了！」他笑著下結論說。梅大惑不解地答道：「我的天——請卡弗萊家的家庭教師吃飯？」
「唔，不是與卡弗萊姐妹在同一天。如果你不願意，就算了。但我確實很想再和他談談，他正打算到紐約找份工作。」
她益發吃驚也益發冷淡：他幾乎認為她在懷疑他沾染了「異國情調」。
「在紐約找工作？什麼樣的工作？人們不需要法語教師，他想幹什麼呢？」
「我想，首先是能享受高雅的交談，」丈夫故意作對地回嘴說。她爆發出一陣讚賞的笑聲。「哎喲，紐蘭，真有趣！這不是太法國化了嗎？」
總的說來，梅拒絕認真考慮他邀請裡維埃先生吃飯的要求而使事情這樣了結，他感到高興。否則，再在飯後談一次，就很難不說到紐約的問題了。阿切爾越想越覺得難以使裡維埃先生與他熟悉的紐約社會的任何一個畫面相調和。
一陣寒心的直覺使他認識到，將來的許多問題都會這樣子給他否決。然而，當他支付了車費，尾隨妻子長長的裙據走進屋裡時，他又從一句令人寬慰的俗語中尋得了慰藉：前6個月是婚姻生活中最艱難的時期。「在這之後，我想我們差不多會把彼此的稜角完全磨去的，」他心裡想。但糟糕的是，梅的壓力正對準了他最想保留的那些稜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