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坐在書桌前工作，聽著我的「匈牙利人」聲音低沉地從屏幕上為我朗讀。突然，凱澤醫院的護士打來電話通知我第二天檢查眼睛並已為我做好安排。護士主動預約病人是極其罕見的，事實上我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但我並未多想，時間很合適，雪莉正好有時間，因此我們如約前往。我想，這不過是同往常一樣進行例行檢查罷了。
檢查確實一如既往，但當基利恩醫生測量眼壓時(穆勒醫生的老式色譜議早已成為古董，取而代之的是新式聲波眼壓計)卻發現了不同尋常的結果。我右眼的眼壓上升到32，而正常值在10-20之間。我們一直擔心長期使用可的松可能導致青光眼，但事情似乎並非如此。成熟的白內障正在破裂，堵塞了眼中的所有組織，眼壓升高形成二度青光眼。
「我們長期猶豫不決問題如今有了答案，」她毅然宣佈道，「必須盡快做手術。」
然而，首先必須用藥物降低眼壓。一個星期之後，眼壓從32降為18。那是擔驚受怕的一個星期。自從丹佛確診之後，多少年來我第一次陷入狂想，不能自拔。手術失敗怎麼辦？必須摘除眼球怎麼辦？安裝玻璃眼球會是什麼情景？它疼嗎？晚上睡覺前要將它取出來嗎？我是不是要生活在比現在還黑暗的世界裡呢？
手術定於1986年3月25日星期二上午。我沒吃早飯，僅喝了些水。各種手續似乎沒完沒了，手術室安排急救措施又拖延了不少時刻。
大約中午時分，我躺在了醫院的病床上，服了鎮靜劑後又上了不少眼藥控制眼壓。我的胳臂上插入靜脈注射的針頭後，由麻醉師和護士推入手術室。護士的名字叫瑪麗，講話時帶著柔和的南方口音。麻醉師往靜脈裡注射了更多的鎮靜劑，瑪麗則在我的臉上塗抹藥水。一切進行得極其自然，似乎經過了無數次操練。我的心思完全放在了手術上，盡量顯得輕鬆自如。可護士和手術室裡的工作人員卻在談論其他話題。瑪麗似乎是一個壘球隊的什麼教練，談論的全是那方面的事。
心電圖機安放好了之後開始工作。我的鼻孔裡插入了供氧器。血壓計每隔幾分鐘便測量一次血壓，不停地在胳臂上充氣放氣，好似一位忠心耿耿的朋友。基利恩醫生進來了，我決不會搞錯她那悅耳的嗓音。我試圖想像她戴著口罩、把頭發放在白帽子裡邊的樣子。她輕快地和我交談，在我的眼睛四周進行局部麻醉。她把紗布粘在我的眼皮上將它們分開。她告訴我她安放好了顯微鏡並且開始工作。首先切開的是結膜和鞏膜，然後打開眼囊。
我幾乎沒有感到疼痛，但非常不舒服。眼球受到觸動是十分痛苦的事，即使習慣了也是如此。一想起手術刀要切入我們最敏感的器官——眼球的晶體時，我頓時喪失了全部勇氣，產生了一種被閹割的感覺。然而，除了心理上的痛苦之外，實際感覺畢竟還是不同的。
我看到了一片純淨的藍色田野，寬廣而明亮，白色的光線象跳動的電子一樣在上面閃爍。有時，它們與直光和弧光交織在一起，宛如馬蒂斯1、克勒2和阿伯斯的作品轉化到運動的藝術之中。它們在萬花筒裡圍繞著那片深邃的碧藍色不停地跳動著，越來越大。我想，服用了致幻劑之後的感覺大概就是如此。
我記得我說了一句「能看到這些光線就值得動這場手術。」彷彿從一個十分遠的地方傳來了基利恩醫生的回答：「太好了！」我的心裡感到了一股熱流，她一直在聆聽我的談話，我看到的景像是一種良好的徵兆。她的工作是無非對成熟的白內障進行乳化，沖洗病灶，然後用吸引器將白內障吸出。
我聽到她對助手說：「我要切開眼囊。」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腦子裡全是腦白質切除術一類的念頭。我想她一定遇到了手術方案以外的難題。假如這是原計劃的一部分，她會事先告訴我，或至少在手術過程中向我說明。難道要將整個眼囊像切除闌尾那樣全部摘除嗎？眼球會因此受到什麼影響呢？
當瓦伊達接受類似手術時，他聽說主刀醫生要增加結膜切除範圍後頓時慌了手腳。
儘管我不知道什麼是結膜，但它決不是一段香腸。它是我的眼球的一部分，純屬個人所有，我必須盡量保留，決不能任憑宰割。
然而我的情況不同，手術方案忽視了病情的發展過程。那層軟奶酪似的沉積物全部清除後，基利恩醫生意外地發現，長期發炎造成眼囊外壁嚴重感染。在某些情況下，醫生可能會對表面進行清理，但很可能造成傷害，導致無法安裝後置晶體。有時，進行第二次激光手術也是一種解決方法。身為手術的主刀醫師，基利恩醫生當機立斷：少許切開眼囊壁，讓光線直接通過。
基利恩醫生隨後進行的工作也許是全部手術過程中最令人振奮的了。這種技術在十年前很少有人採用，即移植人工晶體。移植工作首先從眼內測量開始。安裝的晶體屬於後置類型，即安裝在虹膜之後。基利恩醫生用彈性組織重建一個安裝空間，然後用「發送器」將晶體植入。發送器上的微型折疊裝置將晶體放在合適的位置，然後彈出，其環狀物將晶體固定。
最後一步是縫合結膜，正常的切口約為四厘米，縫合一至兩針。我的結膜切口出奇的大，一共縫了十四針。基利恩醫生採用的是一種可以不必拆除的尼龍縫合線，它的最大好處是，可以有選擇的拆線，糾正眼球的形狀，校正散光。
人工晶體安裝到位，十四針縫合完畢。眼前跳躍的光線逐漸減弱，藍色的電光越來越暗，三十分鐘之後完全消失了。這一切對我來說，既顯得十分漫長，又似乎是短暫的一瞬。時間概念屬於充滿活力和能夠隨心所欲的人。對那些不幸把命運交給醫生、藥物和手術機械來掌握的人來說，時間是停滯的，失去了任何意義。
不知過了多久，基利恩醫生終於說道：「海恩先生，白內障摘除完畢。」從她那興高采烈的語調中，我知道一切噩夢都已結束。那種任憑閹割、遭受腦白質切除和安裝玻璃眼球的恐懼頃刻間煙消雲散。我的眼睛蒙上了厚厚的繃帶，然而我不在乎，和失明相比，這又算得了什麼呢？
恢復室裡躺著許多其他患者，有的已然清醒，有的尚在昏睡。基利恩大夫叮囑我好好休息之後便離開了。瑪麗端來了熱湯和蘋果汁，讓我用吸管喝飲料。血壓計和心電圖的探頭一個一個地從我身上取下。一個小時之後，我坐著輪椅來到雪莉身邊，然後登上汽車。下午四點，我們回到了自己家中。
然而，手術後的當天晚上，我忐忑不安，難以入睡。我和失明的彌爾頓一樣，生怕「希望會被茫茫的黑夜所吞沒」。我平躺著，盡量不向左側翻身。大夫說，翻身不會造成危險，但我寧願如此。父親二十年前做完類似的白內障手術之後用沙袋將頭部固定，這種做法恐怕不無道理。
早上，我感覺好些了。除了避免碰到繃帶之外，我照常洗臉、剔須、吃早飯。八點鐘以前打電話享受半價，親友們紛紛致電慰問。出乎意料的是，我突然接到《美國歷史》雜誌打來的長途電話，請我為一部介紹喬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的電視片撰寫評論。影片根據伊萬-康內爾的《晨星之子》改編，預計四月份播出。我搞不懂他們為什麼要請一位盲人為可視媒體作品發表評論，因此拒絕了他們的請求，而且沒有告訴他們我剛剛動完手術。儘管如此，我仍然感到十分高興。我的眼睛還蒙著繃帶，已經有人請我為電視節目發表評論了，這難道不是一個十分吉利的徵兆嗎？我儘管不會發表評論，但卻有可能親眼看到這部作品！
誰能想到這個早上就是我新生伊始的第一天呢？
上午十點，我坐在了基利恩醫生的診所裡，迫不急待地等待拆除繃帶的一剎那。帕特護士負責這項工作，我十分瞭解她，知道她一向信心十足。她慢慢揭開我眼睛上的繃帶和紗布，當最後一塊紗布拿掉之後，我目不轉睛地向她望去。我看見她了，或者說看見了一個身穿白色衣褲的模糊人影。她從我身旁走開，開始擺弄醫療儀器。她的動作在我的眼中顯得十分誇張，宛如正在表演啞劇的演員。我想起了以前從電視片中看到的人類登上月球時的情景，他們在一望無際的丘陵上行走，輕飄飄的，沒有任何引力。
然而，所有這些幾乎在一瞬之間驟然結束，我把頭轉向了一個我一直渴望再次看到的人：雪莉閃光的銀髮呈現在我的眼前，我看到了她那可愛的面龐和充滿笑意的雙眼。對我來說，她似乎沒有太多的改變。因為，在失明的這些年裡，我一直牢記她的形象，利用各種感官在腦海裡塑造她的容貌。如今，她的頭髮白了，但在我的腦海裡她始終是一位金髮女郎。十五年過去了，她的臉上仍然洋溢著那種熟悉的溫情。她的衣服十分鮮艷，也許她今天特意為我穿上了這件漂亮的花格裙？我撫摸著她的衣服，辨認著上面的各種色彩：黃色、藍色和綠色。
基利恩醫生檢查了我的眼睛，情況十分樂觀。她說，視網膜雖然長期掩蓋在白內障之下，但基本上完好無損，沒有發現葡萄膜炎。目前的眼壓為10。
我環顧四周，有如置身於新奇的人間仙境。檢查室裡十分明亮，深黃色的桌面、透明的玻璃瓶、玻璃瓶上的各種標籤以及銀光閃閃的眼科儀器一一呈現在我的面前。我感到目不暇接，所有美妙的詞彙都已成為現實。
回家的路上，我感覺似乎駛入了迪斯尼樂園或全景電影院。五顏六色的汽車朝各個方向飛奔，它們從我們的車子旁邊掠過，近得嚇人。公路上的各種交通標誌線看上去宛如一幅蒙德裡安1的油畫。它們分黃線、白線；有單線、雙線；它們在十字路口處彼此交叉，在左轉彎處突然停止或驟然轉向。有時，車道變窄，直線變成箭頭，路面出現了多處分支。十五年以前，公路上的標誌十分簡單，如今，它們複雜得像老嫗臉上的皺紋。
我們從維多利亞棕櫚大道拐入紅樹大街，然後駛入自家的車道，開進車庫。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們的房子，它屬於我們還不到八年。車庫裡的景象首先使我震驚，裡面有擺滿舊雜誌的書架，有堆放雜物的箱子。有的箱子蓋著蓋，貼著標籤，有的塞滿了亂七八糟的廢舊物品。長條凳上放著各種清洗劑、工具和電線。我和雪莉不愧是搬家能手，我們的車庫也確實稱得上是一個巨大的貨艙。然而，這一切在我的眼前卻顯得五彩繽紛，看上去那麼絢麗，那麼令人激動。
在隨後的幾個月裡，我一直在琢磨視力與美的問題。一個孩子能夠看見周圍的世界，但他知道如何領略美嗎？如今，我返老還童，一切在我的眼前都變得如此美妙，完美無缺。即使是那個堆滿了破爛兒的車庫也顯得鮮艷奪目，錯落有致。做出某些重要判斷時需要視力，但也需要經驗和時間。那天，我成為了兒童時代的主宰者，對任何事情都感到滿意。
我走進了的臥室，臥室裡面鋪著深紅色的地毯。我推開拉門，綠色的庭院映入眼簾，那裡芳草茵茵，鮮花盛開，藍色的和黃色的小鳥到處飛舞。我十分激動，眼睛裡一下子充滿了淚水。我哭了，雪莉也陪我一起落淚。我們本應到家之後滴一些眼藥水，沖洗一下眼睛，但現在沒有必要了，因為淚水已經把一切沖洗得乾乾淨淨。
電話鈴響了起來並且幾乎響了整整兩天。我弟弟迪克在電話中得知道這一消息後，一時語塞，不知說些什麼才好。過了好一會兒，他才用有些沙啞的嗓音說，他要定定神兒再給我打電話。
我沒能吃下午飯，感到有些頭暈噁心。午睡之後，我感覺好些了。
我的心裡充滿了對基利恩醫生的感激。我想，她能使我重見光明也一定十分高興。這種情況也許對她來說已經屢見不鮮，但我敢保證決不會天天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多年之後，我偶然看到了一本由希拉-霍肯撰寫的書。霍肯女士是英國人，屬於諾丁漢家族。她和我有類似的經歷，有許多相同的感受。她患有視網膜發育不全和先天性白內障，十九歲時完全失明，靠導盲犬帶路來往於阿文公司的書攤。結婚後幾年，一位醫生提出為她動手術，她決定冒險一試。當打開繃帶時，她這樣描寫當時的情景：
我的眼前出現了一片白光，一片令人目眩和幾乎無法忍受的白光。然後是動人的蔚藍色，美得無法想像。它有如世界的開始，美妙神奇，難於置信。
我和霍肯雖然素不相識，但可謂神交。我們的同感簡直太多了：新鮮的陽光和綠草、第一次從車窗裡向外望時所看到的情景「一切都在向後旋轉……宛如乘坐著一匹巨大的旋轉木馬」、路面上的交通線(「唐，你瞧呀，路上畫了竟然這麼多各種各樣的線條」)以及第一次目睹自己的家時所留下的難忘印象。
現在，我明白了我避免了許多不幸。例如，心理創傷就是一種巨大災難，這種事並非每個明眼人都能理解。盲人重見光明後不一定全都十分愉快，手術後情緒消沉是經常發生的事。
心理學家阿爾貝托-瓦爾沃曾經研究過這樣一個病歷，為方便起見我們將其稱為HS。HS是一位十分聰明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十五歲時因化學品爆炸造成失明。二十二年後手術恢復了他的視力。手術前醫生對他進行的測試說明他的心理沒有任何缺陷。從他的日記中我們看到：
手術後大約一個月我開始感到沮喪。我總想放聲大哭，但卻不知道原因，也許是看到的東西太多了的緣故吧……這是一條漫長而痛苦的路，把我帶到了一個奇怪的世界。我甚至認為不如以前愉快。如今，我似乎十分脆弱，一種極度的疲勞感經常把我征服。
大多數經過多年失明而又重見光明的人都曾有過類似的遭遇。人的心理在視網膜和視網神經慢慢重新開始發揮作用的同時也在發生著變化。他們開始感到必須重新認識世界，他們不再是盲人了，人們會對他們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如瓦爾沃所總結的那樣：「手術後的患者一旦開始懷念過去失明的痛苦就會變得抑鬱寡歡起來，他們情緒消沉、愛發脾氣並且容易疲勞……他們渴望回到過去，藉此獲得安寧和保障，得以解脫。」除了這些基本原因之外，盲人恢復視力後還會由於眼中的現實不如想像中的美好而大為失望。此外還有一種原因也比較合理：有人因為痛惜失明給自己視覺享受帶來的損失而倍感悲傷。
這些描述使我深有感觸。所有這些——心理變化、更高的要求、失去的安全感以及潛在的失望情緒——我都有所領略，只不過還沒達到心情抑鬱或意志消沉地步而已。也許是我的灰襪子本性挽救了我。然而，我十分同意HS日記中的說法：「我感到最痛苦的是生命中潛在的那種模糊感覺，記得父親去世時我有過類似的情感，那是一種任憑命運擺佈而無可奈何的感覺。」我的感受也正是如此。
重見光明後的第一個夜晚，我的老朋友唐-斯圖騰博魯夫來到我家，探聽有關手術的情況。他是一位感情深沉的人，多年來一直為盲人說話，目前正準備寫一個劇本。在他的提議下，我們來到室外散步。天上冰輪乍湧，我儘管還看不到繁星，但那盤金黃色的滿月卻已顯得如此瑰麗。今晚，共睹明月之人有誰能比我更快樂、更幸福呢？
唐以前曾為我朗讀過阿根廷盲人詩人喬治-路易-勃格斯的詩歌，記得其中有這樣一句：「最後玫瑰之嬌美兮，置之眼前而不見」。
如今，那看不見的玫瑰和一度消失的明月都一一呈現在我的眼前。此情此景，唐也有些難以自已，眼中不禁湧出了熱淚——
摘自譯者的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