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民律師 第02章
    當檔案員給我傳輸材料的時候,我坐在那位先生用槍給我指定好的地點一張一張地把電傳紙取下來。我的同伴已經站了兩個小時,背靠著牆,仍然是捆在一起的,幾乎無法活動。一個個無精打采的,已經有些堅持不住了,樣子十分可憐。

    但是他們最難受的時候還沒有到來。

    「先從你開始,」他對我說,「叫什麼名字?」

    「邁克爾-布羅克。」我很有禮貌地回答。

    「你去年年收入是多少?」

    「我已經告訴你了,交稅前是十二萬元。」

    「你捐贈了多少?」

    我當然可以撒謊。我雖不是稅收律師,但我仍有信心可以巧妙地對付他的問題。我看到了我的1040表傳輸過來,我抓緊時間飛速地瀏覽了一下那幾頁內容。克萊爾做實習醫生已是第二年了,年收入在三萬一千美元,這樣一來我們倆的收入是相當可觀的。克萊爾讀書的費用,在喬治頓的一套漂亮的公寓每月二千四百美元,兩輛新型汽車以及相應的汽車費用,還有要維持高水準的生活所需其他費用,我們倆只要花上兩萬兩千美元就可以了。

    那位先生仍在耐心地等待。而實際上他的耐心反而使我心虛,喪失了剛才那種自信。我猜測那些警察正在天花板上的通風道裡爬著或登上附近的樹,或在鄰樓的屋頂上來回巡視,觀察我們這間辦公室的結構,就像我們在電視裡所看到的那種情形一樣:他們在尋找一個可以射擊兇犯頭顱的角度,而兇犯卻對此一無所知。他已接受這樣的命運,準備去死。而我們其他人可不希望會有這樣的命運。

    他還在玩弄著他那紅色導火索,這使我的心率快達到了每分鐘一百次。

    「我給耶魯大學捐贈了一千美金,」我說,「又捐了兩千給地方基督教會聯合會。」

    「你捐助多少給窮人?」

    我不知道捐贈給耶魯大學的錢是否用於資助貧困學生了。「給聯合會的錢就是用來散發給城裡的窮人的,我可以肯定一些窮人會得到的。」

    「你又給那些挨餓的人多少錢呢?」

    「我交各種稅的錢是五萬三千美元,其中相當一部分用於需要照顧的兒童,或其他什麼人的福利、醫療等項事業。」

    「你是出於自願這麼做的嗎?是以一種奉獻的精神做的嗎?」

    「對此我並不抱怨。」我說,其實這和大多數國民一樣,都不是真心話。

    「你挨過餓嗎?」

    他喜歡簡短的回答,而我也沒有心情去和他耍腦筋或施展幽默。「沒有,」我說,「到目前還沒有挨過餓。」

    「你在冰天雪地裡睡過覺嗎?」

    「也沒有。」

    「你掙不少錢,可是我在你旁邊走過時你連幾個零錢也捨不得給。」他又用搶指點著其他幾個人,「還有你們,我坐在路邊乞討,你們就在我身邊走過。你們喝一杯咖啡的錢就足夠我吃幾頓飯。你們為什麼不能去幫助那些身無分文的人,那些有病沒錢治的人,那些無家可歸的人?你們是那麼富有。」

    我也和那位先生一起注視著這些可憐蟲,那景色可不太雅觀。大多數人都兩眼盯著自己的腳,只有拉夫特看著桌子底下。回想著我們每個人在特區的街上遇到那些乞討的人時的想法,如果你給了他幾個零錢,他就會立刻鑽進酒館,或是再纏著你多要一些錢,即便你給了他錢,他也不會就此離開這裡不再乞討。

    又是一陣沉默。一架直升飛機就在附近盤旋,我完全可以猜測出他們在停車場那兒正如何策劃著。他們在催促那位先生發話,電話始終接通著,但始終沒有通話。他不想與任何人談話,也不想談判。他只和我們會議室這幾個人說話。

    「你們中哪個人掙錢最多?」他問我。馬拉穆德是我們當中唯一的股東,我胡亂地翻著這些文件,終於找到了他的。

    「我掙得最多。」馬拉穆德主動說。

    「你叫什麼名字?」

    「內特-馬拉穆德。」

    我很快地看完了內特的收入明細表,能看到一位股東成功的每一細節的機會並不多,但現在這絲毫不能引起我的興趣。

    「多少?」那位先生問我。

    哦,國內收入總署的記錄真是明晰得很。你想要知道什麼?總收入?調節後的總收入?淨收入?應課多少稅?是月薪還是周薪?是商業收入還是投資盈利?應有盡有。

    馬拉穆德在公司的月薪是五萬美元,而每年從公司中獲紅利五十萬一千美元,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夢寐以求的。去年是個豐收年,這我們都知道,所以,我們那些股東中有許多人收入都逾百萬美元,他也是其中之一。

    我決定還是小心行事,在這張明細表的後面還隱藏著許多其他收入情況,如房屋出租、股利,還有一個小買賣等等。我想如果那位先生看到這張明細賬目表,他都得會和這些數字去拚命。

    「一百一十萬。」我說,表上還有二十萬我沒報。

    他沉思了一會兒,「你掙了一百萬美元。」他對馬拉穆德說。馬拉穆德面無愧色。

    「是的,不錯。」

    「你捐了多少錢給挨餓的人、無家可歸的人?」

    我已經迅速地看過了他各項扣除項目的真實情況。

    「我無法準確地記起具體數目了,我和妻子給慈善事業的捐贈是不少的。我所知道的一次捐贈就是五千美元,是捐給特區基金會的。我想你會知道的,那個基金會把錢財佈施給窮人。我們捐贈數目是不小的。而且我們也很高興這樣做。」

    「我相信你是高興這樣做的。」那位先生說,語氣裡第一次露出一些諷刺的意味。

    他不打算讓我繼續解釋我們是何等大方慷慨了,他需要的是更為實際的情況。他叫我寫下我們九個人的名字,並在旁邊注上去年的收入和給慈善事業捐贈的情況。

    這是需要時間的。我拿不定主意:是快點把它寫完呢,還是故意拖延一下時間呢?他如果不喜歡這些算術是否就會把我們一塊殺死呢?也許我得慢一點做才好,因為從這表一眼就可以看出,我們這些富人的確收入頗豐,而捐出的錢相比之下是太少了些,我知道,這種僵持的局面持續越久,解救人員就會越急切。

    他並沒有說每隔一小時就殺一個人質,他也沒有要求釋放在押的同夥,他似乎什麼要求也沒有提出,真的。

    我不緊不慢,馬拉穆德也不慌不忙。最後輪到了克爾伯恩,他做見習律師已是第三年了,收入才八萬六千美元。令我不快的是我的夥伴巴利-納佐竟然比我還多掙一萬一千美元。這件事我們以後再說。

    「如果把這些數字都加起來,是三百萬美元。」我向那位先生報告說。他似乎又在打盹,不過手卻仍然握在紅色導線上。

    他慢慢地搖了搖頭。「那麼給了窮人多少錢呢?」

    「總共是十八萬元。」

    「我不要總數,別把我和我的那些人同交響音樂和猶太教會混到一塊兒去,也別把我們與你們白人的俱樂部相提並論,你們在俱樂部裡拍賣你們的酒、你們的手稿,然後給童子軍幾塊美元。我在說食物的問題,嬰兒的食品。就在這裡,就在這座城市,你們在這裡掙幾百萬美元,可是還有那麼多嬰兒在夜裡餓得直哭,因為他們太餓了。你們為他們的食品捐了多少?」

    他又在看著我,我盯著我眼前的報紙。我不能撒謊。

    他繼續說道:「整個城裡到處都是施粥所,在那裡窮人和無家可歸的人可以得到點吃的,你們向施粥所捐過多少錢?到底捐過沒有?」

    「沒有直接捐過,」我回答說,「不過那些捐給慈善事業的——」

    「閉嘴!」

    他又在揮舞著那該死的槍。

    「那麼,對那些躲在避難所的無家可歸的人呢?那些在華氏十度的天氣才能在棚戶區找到個安身之地的窮人呢?你們又捐了多少?這些報紙上列出了多少這樣的棚戶房?」

    我仍然沒敢編造。「一個也沒有列出。」我輕聲地回答道。

    他跳了起來,威嚇著我們,銀色膠帶下幾根紅色的棒棒清晰可見。他把椅子向後一踢。「那些醫院呢?我們有那麼多小醫療所,有那些掙那麼多錢的裝模作樣的醫生。他們只是花了一點時間幫助那些病人,他們可不是白幹的。政府從前是替他們付租金,幫助他們買藥品和設備的。現在政府由一些笨蛋統治著,一切撥款都沒有了。你們又捐了多少錢給這些小醫療所呢?」

    拉夫特看了看我,似乎我應做點什麼,例如,突然看見報紙上寫著什麼說:「嗨,看這兒,我們捐給醫療站和施粥所五十萬美元。」

    這正是拉夫特可能會做的,而我可不會。我可不想挨槍子兒。那位先生比看起來的樣子要精明多了。當那位先生走到窗口去從小百葉窗向外望時,我迅速地掃了一眼報紙。「到處都是警察,」他說道,聲音大到我們都能聽到,「還有不少的救護車。」

    他不一會兒就把剛才的事忘了,慢慢地沿著會議桌旁邊走了過來,又來到他的人質跟前。他們看著他的每一個動作,尤其關注著炸藥。他慢慢地舉起槍,瞄準克爾伯恩的鼻子,離他不到三英尺遠。

    「你給醫療所捐了多少?」

    「沒有捐過。」克爾伯恩緊閉雙眼,聽聲音幾乎都快哭了。我的心都停止了跳動,呼吸也屏住了。

    「向施粥處呢?」

    「也沒有。」

    「向無家可歸的棚戶房呢?」

    「沒有。」

    他並沒有向克爾伯恩開槍,而是把槍口又對準了納佐,又重複了相同的問題。納佐的答案也是如出一轍,那位先生就這樣一個接著一個地用槍指著,問著指同的問題,得到的也是別無二致的回答。他沒一槍把拉夫特打死,真有些令我們失望。

    「三百萬美元,」他厭惡地說,「竟然沒有一文錢是捐給生病和挨餓的人,你們這些可憐的傢伙。」

    我們是感到很可憐,現在我意識到他並不想殺死我們。

    一個街頭流浪漢怎麼會有炸藥呢?又會有誰教他使用雷管的呢?

    黃昏時,他說他餓了。他叫我打電話給「老闆」,讓他從L大街與西北十七街交匯處的循道宗布道團的施粥所要些濃湯來,他說那兒的湯裡菜放得多,而且麵包也比大多數其他地方新鮮一些。

    「那裡的食物可以帶出去吃嗎?」魯道夫問道,他的聲調可以聽得出有些懷疑,這聲音從揚聲器中傳出,在屋裡迴盪著。

    「魯道夫,你照辦就是!」我向他吼道,「要夠十個人吃的。」那位先生叫我把電話掛上,接著又叫我接通。

    我可以看到我的四個朋友和一群警察穿過交通高峰期的城市,屈尊去完成一個小小的使命,在那裡那些衣衫襤褸的流浪者在低頭喝著湯,對他們的到來感到納悶,不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要十份濃湯,外加麵包。

    那位先生又聽到直升飛機的聲音時再一次來到窗前,他向外窺探,又向後退了一步,手捻著鬍鬚,捉摸著形勢。他們要採取什麼樣的行動還需要動用直升機呢?可能是為了運送傷員吧?

    烏姆斯特德一個小時以來就一直坐立不安,這讓拉夫特和馬拉穆德十分不舒服,因為他被捆在這兩人之間,手腕連著手腕。他最後終於受不了了。

    「唔,先生,對不起,我實在不得已,我得去男生屋。」1

    1男生屋,原文是boys』room,學生用語,即男廁所,由men』s room變化而來。

    那位先生仍然手捻鬍鬚:「男生屋?什麼是男生屋?」

    「我要撒尿,先生。」烏姆斯特德說,樣子真像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我實在憋不住了。」

    那位先生環視一下房間,發現咖啡桌上有一隻瓷花瓶,又把槍一揮,命令我給他鬆綁。

    「這就是男生屋。」那位先生說。

    烏姆斯特德把花從瓶中拿出去,背朝著我們開始撒尿,時間可夠長的,我們這時低頭看著地板,他終於尿完了。這時那位先生又叫我們把會議桌挪靠窗子。這個會議桌有二十英尺長,是堅硬的核桃木製的。這個公司的傢俱都是這種質量的,我和烏姆斯特德一人把一頭,其餘人在一側一起一點一點地向前移動這個大桌子,直到先生喊聲停,我們才住手,我們一共向前移了六英尺。他又命令我只把馬拉穆德和拉夫特綁在一起,而沒有綁烏姆斯特德。我怎麼也不明白他為什麼這麼做。

    接著他讓那個連在一起的七個人坐在桌子上,背靠著牆。沒有人敢問為什麼,但我估計他是需要一個屏障以防神槍手的射擊。後來我才知道警察已經派狙擊手悄悄地爬上鄰樓,大概先生已發現了他們。

    在站了五個小時之後,拉夫特和這一夥人終於可以坐了下來。烏姆斯特德和我可以坐在椅子上,而那位先生拿了一把椅子在桌子的一端坐下。我們就這樣等候著。

    流浪生活一定能教會一個人有耐性。他長時間地靜靜地坐在那裡好像心滿意足的樣子,雙眼隱在太陽鏡的後面,頭一動不動。

    「有誰曾把付不起房租的人趕出去過?」他無所指地含糊地問了一句,可等了一會兒見沒有人回答,又問了一遍。

    我們面面相覷,困惑不解,我們中間似乎沒有他所說的那種情況。他似乎在盯著桌子上的某處,就離克爾伯恩的腳不遠。

    「你們不僅對無家可歸的人毫不關心,而且還把他們趕到街頭上去。」

    我們只好點點頭,就像按同一個樂譜唱歌一樣。就是他用再難聽的話來說我們,我們也會領受的。

    在七點差幾分的時候,我們要的外賣已經到了。敲門聲很響。那位先生又叫我打個電話警告警察說,只要他看到或聽見外面有人,他就殺死我們當中的一人。我十分謹慎地向魯道夫把這一警告做了傳達,我並且告訴他不要企圖採取救援活動,我們正在談判。

    魯道夫說他明白。

    烏姆斯特德走到門旁,打開門,然後等著那位先生發指示。先生就在他身後,槍口離烏姆斯特德的頭不超過一英尺。

    「慢慢地打開門。」先生說。

    我在先生身後幾英尺處站著,門開了。食物是放在一個小推車上面的,就是我們律師專職助手拉我們收集的大量材料的那種小車。我可以看到四個大塑料盒的湯還有一個牛皮紙袋子,裡面裝的麵包。我想知道有沒有喝的東西,我們始終沒有發現。

    烏姆斯特德邁出走廊一步去拉車,正要向回拉時,突然「砰」的一聲槍響,在會議室裡聽起來特別響。原來一個警察神槍手就躲在戴維爾太太那張辦公桌的背後,離會議室有四十英尺遠,但他對他要找的目標卻看得一清二楚。當烏姆斯特德低頭去拉車時,那位先生的頭在瞬間暴露給他,那位神槍手就一下子把它打開了花。

    那位先生身子向後一仰,連一聲都沒吭就倒下了,我的臉上立刻濺滿了血和粘液。我還以為我也被擊中了,我記得我當時痛得驚叫了一聲。烏姆斯特德在大廳裡也叫喊起來。原來在桌子上的那七個人都像遭訓斥的狗一樣從桌子上爬了下來,其中一半人拖著另一半人,叫喊著向門口衝去。我跪在地上,緊閉雙眼等候炸藥的爆炸,接著我又逃向另外的一扇門,逃離那具殘缺不全的屍體。我打開了鎖,把門撞開,當我最後看那位先生時,他還在一塊十分貴重的東方地毯上抽搐著。他的手攤放在兩側,根本不在紅色導火索旁邊了。

    這時門廳裡擠滿了警察,都戴著嚇人的頭盔,穿著厚厚的坎肩,又有幾十個人,都貓著腰,匆匆趕到。他們讓人分不清誰是誰,他們把我們連攙帶架穿過接待大廳,直奔電梯。

    「你受傷了嗎?」他們問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受傷沒有。我的臉上和襯衣上都是血,而那種粘稠的液體後來醫生說是腦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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