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挑選好陪審團後過了6天，也就是開庭前的第4天，戴克在辦公室接到克利夫蘭一位律師打來找我的電話。我心裡立刻犯了疑，因為我並不認識克利夫蘭的哪個律師。我和他只談了大約10秒鍾，搞清他的尊姓大名之後，一句話剛說了一半就把電話輕輕切斷。接著就跟往常一樣如法炮制，仿佛電話在中途莫名其妙地斷了線。近來電話怎麼老斷線？我對戴克抱怨道，聲音大得足以錄進耳機裡的竊聽器。我們把事務所3部電話統統拔下，然後跑到街邊鑽進停在那兒的沃爾沃汽車。布齊已經做過檢查，車上的電話顯然沒有安放竊聽器。查了電話號碼簿後，我撥通了克利夫蘭那個律師的電話。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電話重要至極。
他叫彼得-科沙，專業領域是勞工法和各種各樣的就業歧視。他的委托人是位名叫傑基-萊曼西支克的年輕女士。她在沒有任何明顯理由的情況下，遭到大利公司解雇後，找到了他的事務所，和他一起商議如何向大利公司討回公道。和大利公司告訴我的情況相反，萊曼西支克小姐並未離開克利夫蘭。她現在住在一家新的公寓裡，電話沒有列入號碼簿。
我對科沙說，我們給克利夫蘭打了幾十個電話，但一直沒有找到傑基的下落。大利公司的一位仁兄理查德-佩洛特對我說過，她已經回到南印第安納某個地方的家。
這不對，科沙說。她從來沒有離開克利夫蘭。她一直藏在一個地方不敢公開露面。
她的遭遇很有刺激性，科沙講得津津有味，淋漓盡致。
他的委托人在大利公司任職期間，和幾位上司都有性關系。他讓我相信，她美貌動人，很有吸引力。她的職位和工資能否得到提升，取決於她是否願意和他們上床。有一段時間，她擔任高級理賠員，公司裡爬到這種高位的女性就只她一個。可是後來卻被降了職，僅僅因為她不願和負責理賠部的副總裁埃夫雷特-洛夫金繼續保持性關系。洛夫金此人不是個東西，除了拍馬屁，就只喜歡玩弄花招搞女人。
要說洛夫金是個馬屁精，這我完全同意。錄取證詞時我和他打了4個小時的交道，下周等他站在證人席，我還要向他發起猛攻。
他們的訴訟雖然是與性騷擾等有關，但她對大利公司理賠部的骯髒內幕也相當清楚。她和負責理賠部的副總裁睡過覺呢！一大堆官司將接踵而至，他預言道。
最後我拋出了那個大問題。“她願意來作證嗎？”
他不知道。也許願意。但她害怕。那些混蛋有的是錢。而她目前在做理療，身子很虛。
他同意讓我和她通電話。我們商妥於某天深夜由我在住處給她打電話。我向他解釋了最好別將電話打到我的事務所的原因。
現在，除了有關開庭的事，別的我什麼都無法考慮了。只要戴克不在辦公室，我便來來回回踱著方步，不斷自言自語。我一會兒告訴陪審團大利公司是如何地作惡多端，一會兒又巧妙地向大利公司的伙計們提出質詢。我輕聲輕氣地向多特、隆和科德提出問題。我用頗能動人心弦的語言向陪審團慷慨陳詞，發表我的總結辯論。但是，叫我開口要求陪審團做出裁決，由對方交付1000萬美元的懲罰性賠款，而依然能在同時鐵板著面孔，我仍舊覺得很難。或許等我到了50歲，打過幾百次官司，明白自己在做著什麼的時候，我也許有權要求陪審團做出賠償1000萬美元的裁決。但一個剛出校門9個月的新手，提這樣的要求，准會讓人笑破肚皮。
可我還是提了。我向他們提出這一要求，是在我的辦公室裡，在我的車上，尤其是在我的臥室裡，而且通常是凌晨2點我無法入眠的時分。我和他們交談，那12張面孔我現在已經能叫出姓名，他們全是好得無法再好的好人，全都一邊聽著我敘說一邊點頭，恨不得立刻趕回法庭伸張正義。
我就要發現金礦了，就要在公開的法庭上摧毀大利公司了。我每時每刻都在為控制住這些念頭而掙扎。可是，該死，真難！那些事實，那些陪審員，那位法官，對方那些驚恐萬狀的律師，組合在一起意味著數不盡的金錢。
我准是什麼地方出了毛病啦。
我和傑基-萊曼西支克談了一小時。有時候她言辭激昂有力，有時候卻又泣不成聲。她並不願意和那些人睡覺，她反反復復地說；可這是提升的唯一途徑。她已經離了婚，獨自撫養著兩個孩子。
她答應來孟菲斯。我提出她的來回機票由我支付。我做這一表示時，用冷靜的語調請她放心：我的事務所財源滾滾。她叫我做出保證，她來此作證，事前決不能讓大利公司得知任何消息。
她怕他們怕得要死。我想，屆時讓他們大吃一驚，那場面一准精彩。
我們在事務所裡度過了這一周的周末。兩人在各自的住處小睡短短幾小時後，又立即像迷途知返的羔羊一樣返回事務所，繼續為開庭做著更多的准備。
我偶爾也會有輕松的感覺出現，那應該歸功於狄龍-基普勒。我已經在心裡默默地向他感謝過成千上萬次，感謝他在開庭一周前挑好了陪審團，並且讓我對他們即席講了幾句話。陪審團一度曾經是個巨大的問號，是我非常害怕的一個因素。可如今我知道了他們的名字，熟悉了他們的面孔，而且還在沒有講稿的情況下，對他們講過話。他們喜歡我。而且不喜歡我的對手。
無論我的經驗是多麼缺乏，我堅信基普勒法官都會幫我填補漏洞。
星期天子夜前後，我和戴克道別離開事務所時，天正下著小雪。下一場小雪在孟菲斯通常意味著學校要停課一星期，所有的政府機構統統關閉。因為市政府沒有買過一輛掃雪車。我一半希望雪越下越大，讓暴風雪將明天的開庭推遲。可我的另一半又希望這雪花不再飄落。
我驅車回到住所時，小雪已停。我喝了兩瓶沒有冰鎮過的啤酒，祈禱上帝讓我快快進入夢鄉。
“開庭之前還有什麼問題嗎？”基普勒向坐在他私人辦公室裡的一群心情緊張的人問道。我坐在德拉蒙德旁邊，兩人都在望著寫字台對面的法官。我由於睡眠不足，兩眼通紅，頭痛欲裂，思緒紛亂。
我驚奇地發現德拉蒙德是那樣地疲倦。作為一個在法庭上度過一生的經驗豐富的律師，他憔悴得令人吃驚。好！我希望他也是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度過了整個周末。
“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問題啦。”我說。無人驚訝。在這樣的小會上，我很少能做出多大貢獻。
德拉蒙德也同樣搖搖頭。
“是否可能確定一下骨髓移植的費用？”基普勒問道。“如果可能，我們就可以取消加斯金這一證人。手術費用看來在17萬5上下。”
“沒有意見。”我說。
被告辯護律師如果把價格壓低，自己就可以賺得更多，但德拉蒙德在這裡卻無油水可撈。“合理。”他態度冷漠地說。
“這是不是意味‘是’？”基普勒不客氣地追問。
“是。”
“謝謝，還有別的費用呢。2萬5左右。我們大家是否同意：原告提出的損害賠償要求總數為整整20萬美元？我們都能同意嗎？”他確確實實是在瞪著德拉蒙德。
“沒有意見。”我說。我想德拉蒙德准會冒火。
“同意。”德拉蒙德說。
基普勒在拍紙簿上寫了幾個字。“謝謝。我們開庭前，還有別的問題嗎？有沒有和解的可能呢？”
“法官大人，”我口氣堅決地說。這是事前周密考慮的結果。“我謹代表我的委托人在此表示，我們願意和解結案，條件是被告賠償120萬美元。”
被告律師往往都是訓練有素，不管原告律師提出什麼樣的和解方案，他們都會表現得大驚小怪。不出所料，我的條件剛一出口，迎接它的就是一連串的搖頭和咳嗽；擠坐在我身後的那幾個寵僕當中，甚至還有人發出了不屑的吃吃笑聲。
“你想得倒美。”德拉蒙德酸溜溜地說。我確實認為，列奧正在慢慢地沿邊。本案剛剛開始的時候，他的言行舉止具有十足的紳士風范，在法庭內外都是一個完美無缺的專業人員。可現在他的表現卻像個喜歡噘起嘴巴與人斗氣的二年級大學生。
“沒有反建議嗎，德拉蒙德先生？”基普勒問。
“我們提出的數目是20萬。”
“很好，咱們馬上開始。雙方各有15分鍾做案情概述。不過，當然囉，你們可以無話則短。”
我已經測定過許多次，我的案情概述不多不少只需要整整6分半鍾。陪審團魚貫入場，在接受了法官的歡迎並且聆聽了他的幾句指示後，轉過身來和我面面相對。
如果我經常干這種把戲，將來有一天我也許能練出一身演戲的本領。這當然是將來的事。目前我卻只想趕快講完了事。我捧著拍紙簿，偶爾朝上面瞧一眼，向陪審團概述本案的案情。我站在講台邊，心裡暗暗地希望身上穿的灰色新西裝能給我增添幾分律師的風采。事實明顯對我有利，我無需在它們上面多費口舌。我的委托人買了保險，每周按時交納保險費，保單的范圍包括唐尼-雷，他得了病，後來他就受到折磨。他致死的原因很明顯。陪審團諸君將會見到唐尼-雷，但只能通過錄像帶。他死了。本案的目的，不僅僅在於迫使大利公司支付它開始就應支付的那筆錢，而且還要對它的不法行為進行嚴懲。大利公司資產雄厚，它收取保險費，卻拒不支付理賠金，從而賺取了巨額金錢。在所有證人作證結束之後，我將再次站到這裡請求你們，諸位陪審員，做出裁決，由大利公司支付巨額懲罰性賠償金。
開始就把這顆種子播下，是極為重要的。我要讓他們明白，我們想要得到的是數目很大的一筆錢，而大利公司理該受到嚴懲。
我的陳述十分順利。我沒有結巴，沒有發抖，也沒有引起德拉蒙德的反對。我可以預言，在審理本案的大部分時間裡，列奧將一直把屁股埋在座位裡。他不想遭到基普勒的羞辱，特別是當著陪審團的面。
我在多特旁邊坐下。長長的原告席上，就只坐著她和我。
德拉蒙德信心十足地大步走到陪審席前。他手上拿著一份保單，充滿戲劇性地開了頭：“這就是布萊克夫婦購買的那份保單，”他邊說邊舉起保單，讓人人都能看見。“而在這份保單中，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說過，大利公司必須支付移植的費用。”為了增強效果，他有意做了一個長長的停頓。陪審員們雖然並不喜歡他，但他的話卻也引起了他們的注意。“這張保單的費用是每周18美元，其范圍並不包括骨髓移植，然而本案的原告卻指望我的委托人支付20萬美元，作為，諸位肯定猜對了，骨髓移植手術的費用。我的委托人拒絕了這一要求，但這決非出於對唐尼-雷-布萊克的任何惡意。對我的委托人來說，這並不是生死攸關的事，而是包括不包括在保單保險范圍之內的問題。”他像演戲似的揮動保單，而且揮動得十分有力。“他們不僅想得到他們無權得到的那20萬美元，他們起訴我的委托人，還因為他們想得到1000萬美元的額外賠償費！他們說這是懲罰性賠償。我說這是荒唐可笑。我要說這是貪婪。”
這番話雖不是無的放矢，卻也冒著很大風險。保單雖然明確將任何可以移植的器官的移植手術排除在保險范圍之外，但並未提到骨髓，而骨髓並非器官。保單的起草人當初昏了頭，留下了一個大漏洞。而在馬克斯-勒伯格給我的那份新制作的保單中，卻有明確的文字，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外。
被告的戰略已經昭然若揭了。他們不會承認這樣一家大公司人員太多，難免會有不稱職的雇員犯下某個錯誤，並且以此來和我們磨蹭。德拉蒙德此刻的戰略是對一切都拒不承認。他斷言骨髓移植手術極不可靠，屬於假冒偽劣之列，決不是治療白血病公認的常規方法。
他口若懸河，像醫生一樣滔滔不絕地談論尋找合適的骨髓捐贈者的困難，有些病例找到的概率僅為數百萬分之一；即使萬幸找到，手術的成功率也是非常之低。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自己的一句老話：“這根本不屬於保單規定的保險范圍！”
他打定主意要刺激我。他第二次提到“貪婪”這個詞時，我立即跳起來反對。案情概述本來不是進行辯論的場合，辯論得等到最後。他只該把自己對證據的看法告訴陪審團。
基普勒，這位可愛的基普勒，我話音剛落，就立刻說道：“反對有效。”
初次交鋒，勝利在我。
“我很遺憾，大人，”德拉蒙德誠心誠意地說。他開始談論他的證人，他們的身份，他們證詞的內容。他已經洩了氣，話講了也有10分鍾，本該就此打住，可他卻依然拖完了一刻鍾，直到基普勒告訴他時間已到，這才謝了謝陪審團。
“傳喚你的第一位證人，貝勒先生。”基普勒說。我想害怕也來不及。
多特-布萊克心情緊張地走到證人席，宣誓後坐下，望著陪審員們。她穿著一身普普通通的棉質裙服，衣服已經很舊，但看上去十分整潔。
我們，多特和我，有個腳本。一周前我給了她，我們已經練過10次。我提問，她作答。她害怕得要命，而且這完全合情合理。她回答時口氣木訥，一板一眼。我曾對她說過，她若是緊張一點，並不礙事，陪審員們不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嘛。姓名，丈夫，家庭，職業，保單，唐尼-雷病前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況，病後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況，他死後她的生活狀況。她擦了幾次眼淚，但並未失態。我曾叫她盡量不要哭泣，誰都知道她有多麼悲傷。
她敘述了身為人母卻不能為垂死的愛子提供健康護理的酸楚。她給大利公司寫過許多信打過多次電話。她還給眾議員、參議員和市長們寫信打電話請求幫助，但她的努力全無結果。她上門打擾過本市的多家醫院，請求他們提供免費治療。她還把朋友和鄰居們組織起來募集醫療費，但結果同樣很慘。她辨認了保單和申請書，回答了我提出的與購買保單及每周來收取保險費的博比-奧托有關的問題。
接著我們開始涉及那批寶貝材料。我把那最初7封拒賠的信件給她，她向陪審團一一讀了一遍。這些信的內容讀出來比我希望的還要惡劣。干脆拒絕，不做任何解釋。理賠部拒絕，理由是有待保險部審核。保險部拒絕，理由是有待理賠部審核。理賠部以先前存在的情況為根據加以拒絕。保險部以唐尼-雷已長大成人不再是家庭成員為根據加以拒絕。理賠部斷言骨髓移植不屬於承保范圍而加以拒絕。理賠部斷言骨髓移植屬於初步試驗階段而非公認的治療方法從而予以拒絕。
陪審員們屏氣凝神仔細地聽著每個字。這些情散發出的惡臭籠罩著人們。
接著是那封“愚蠢之至”的信。多特一邊讀，我一邊緊盯著陪審員的臉。有幾位明顯地露出了震驚的表情。有幾位無法相信自己的兩耳，不停地眨巴著眼睛。還有幾位怒視著被告席，而令人奇怪的是，被告律師團的所有成員這時卻低著頭在沉思默想。
多特讀完了這些信，法庭裡寂靜無聲。
“請把信再讀一遍。”我說。
“反對。”德拉蒙德迅速站起來說。
“反對駁回。”基普勒斥道。
多特又讀了一遍，讀得更為從容，更有感情。這正是我結束對她的問詢的最佳時機，因而我向陪審團致意後走回自己的座位。德拉蒙德走到講台前。他要是對她態度粗暴，那他將大錯特錯；我想他不會。
他從她以前買的保單開始，泛泛地提了幾個問題，然後話題一轉，問她出於什麼原因，要買這一份保單。買這份保單時她心裡有何打算？多特只想把全家都包括在內，如此而已。而那位經紀人當時就是這麼保證的。經紀人有沒有向她保證，這份保單包括移植手術？
“咱當時根本沒想到什麼移植手術嘛，”她說。“咱從來不需要移植。”陪審席上有幾個人露出了微笑，但沒有誰笑出聲。
德拉蒙德轉彎抹角，反復逼問，她當時是否想買一張把骨髓移植包括在保險范圍之內的保單。她當時聽都沒聽見過這玩意，她也反復這樣答。
“那麼你當時並不是明確指望保單能將它包括在內囉？”他問。
“咱買的當兒還沒想到這些玩意呢。咱只要它包括咱全家。”
在這個問題上德拉蒙德得了一小分，不過我想，並且希望，陪審團不久就會把它忘記干淨。
“你為何要狀告大利公司，要求賠償1000萬美元？”他問。在開庭之初，這一問題可以導致災難性的結果：它使原告顯得貪婪。訴狀中提出的賠償金額，常常都是在未經委托人授意的情況下，由律師挖空心思開的價。我根本沒有問過多特，她要大利公司賠多賠少。
但是，我研究過德拉蒙德以前的出庭辯護記錄，早已料到他會提出這一問題。多特是有備而來的。
“1000萬？”她問。
“是的，布萊克太太。你狀告我的委托人，要求賠償1000萬美元。”
“就這麼多嗎？”她問。
“對不起，你的意思我不明白。”
“咱還以為要比1000萬多呢。”
“是嗎？”
“咋不是？你委托人有10個億，你委托人殺了咱兒子。該死的！咱要他賠更多更多。”
德拉蒙德的雙膝微微彎了彎，他轉換了一下身體的重心。不過，臉上還一直掛著微笑，真是個傑出的天才。他本可以問一個無足輕重的問題乘機下台，或者干脆徑直回到自己座位上去。可他卻又犯了一個錯誤。他拋出了他久用不衰的問題之一。“假如陪審團給你1000萬，你准備怎樣使用這筆錢呢？”
要在公開的法庭上不加思索立即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其難度可想而知。然而，多特早已胸有成竹。“全交給美國白血病研究會。咱一個子兒也不留，你那臭錢咱一個子兒也不要。”
“謝謝你。”德拉蒙德說了這幾個字，馬上夾著尾巴溜回被告席。
多特離開證人席，在我身邊坐下時，有兩位陪審員確確實實在嗤嗤竊笑。德拉蒙德面色蒼白。
“咱干得咋樣？”她悄聲問。
“你讓他碰了一鼻子灰，多特。”我也悄聲答。
“咱得抽口煙。”
“馬上就要休息啦，忍一忍吧。”
我傳喚隆-布萊克出庭作證。他也有一個腳本，不到半小時作證便已結束。我們要他證實的只有3件事：在他身上做過試驗；他與他的孿生兄弟完全匹配；他一直准備為唐尼-雷捐贈骨髓。德拉蒙德沒有提問。這時已近11點，基普勒命令休庭10分鍾。
多特迫不及待地奔向洗手間，找個空位躲起來抽一支。我曾警告過她，不能在陪審員面前抽煙。我和戴克擠在一起，比較各自的筆記。他坐在我後面，一直在觀察陪審員們的反應。那7封拒賠的信件吸引了他們的注意，而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更使他們怒氣難平。
讓他們一直光火，戴克說。讓他們一直生氣。只有在陪審團發怒的時候，才能拿到懲罰性賠款。
瓦爾特-科德醫生走上證人席時，給人留下了十分突出的印象。他穿一件彩格花呢運動裝，黑色寬松長褲，打一條紅領帶，一副成功的青年醫生形象。他出生於孟菲斯，在本市讀完了預備學校，接著去范德比爾特上了大學，畢業於杜克大學醫學院。學業品行全都無可挑剔。我看過他的履歷，他作為一個腫瘤專家資格無懈可擊。我把唐尼-雷的醫療記錄給了他，而他向陪審團做了一個明白易懂的治療小結。他盡可能使用普通人的詞匯，而對專業術語也解釋清楚。他是一位醫生，所受的教育使他厭惡法庭，但面對陪審團他卻顯得輕松自如。
“你能對陪審團解釋一下這種疾病嗎，科德醫生？”我問。
“當然。急性髓細胞性白血病又稱AML，多見於兩個年齡組。一是20—30歲的青年，二是一般在70歲以上的老人。白人患AML的多於非白人。由於一些未知的原因，有猶太血統的人得這種病的也多於其他人。得此病的男人多於女人。白血病的主要病因目前尚不清楚。
“人體在骨髓中造血，而骨髓正是AML，侵染之處。白血病患者的白細胞，亦即負責抗感染的細胞，變成了癌細胞，細胞的數量急劇增加，超過正常數量100倍以上。出現這一情況時，紅血球數量就會減少，病人皮膚蒼白，身體衰弱，貧血。隨著白細胞大量增加，它們使產生血小板的正常機制受到抑制，血小板是骨髓中發現的第三種細胞。它的減少導致紫斑、出血和頭痛。唐尼-雷第一次來我的診所時，他訴說了頭暈、氣短、疲倦、發燒和類似流感的種種症狀。”
上周我和科德一起排練時，我請他叫死者唐尼-雷，而不稱呼他布萊克先生或病人甲病人乙。
“那麼你做了些什麼呢？”我問。這很容易回答，我在心裡默默地說。
“我采取了一種常規診斷措施，叫骨髓穿刺。”
“你能向陪審團解釋一下嗎？”
“行。穿刺就是在唐尼-雷的股骨上部進行的。我讓他背部朝上躺著。在一小塊皮膚上做了麻醉，切了一個小口，把一根大針插了進去。這根針實際上有兩個部分。外部是一空心管，裡面是一根實心管。針插入骨髓後，抽出實心管，同時在針頭上裝上一根空的吸管。這樣它就像一只注射器，我用它抽出少量的液態骨髓。骨髓抽出以後，我們用通常的測試方法，計算紅細胞和白細胞的數量。毫無疑問，他得的是急性白血病。”
“這種檢查的費用是多少呢？”我問。
“1000美元左右。”
“那麼唐尼-雷是如何支付這筆檢查費的呢？”
“他第一次到我診所來的時候，填了一般的表格，並且說他是包括在大利人壽保險公司售出的一種醫療保單保險范圍之內的。我們工作人員和大利公司進行了核對，證明確實有這樣一張保單。所以我就對他進行治療。”
我把與此有關的文書復本給了他，他做了確認。
“你從大利公司收到過醫療費嗎？”
“沒有。他們通知我們說，由於某些原因，他們拒絕報銷這一醫療費的要求。這張賬單在6個月後被注銷了。此後布萊克太太每月都付給我們50美元。”
“你是怎樣治療唐尼-雷的呢？”
“使用一種誘導療法。他住進醫院後，我們把一根導管放入他鎖骨下面的一根粗血管之中。第一次化療使用的藥物名叫ara-C，我們連續7天每天24小時將這種藥物注入他的體內。在頭3天，還同時注入第二種藥劑，這種藥劑名叫‘紅色殺手’，因為它的顏色是紅的，而且對骨髓中的細胞具有極大的殺傷力。由於血細胞大量死亡通常會出現痛風，因而給他服用了別嘌呤醇，以防治痛風。給他做了大量的靜脈輸液，以便排掉腎髒中的副作用物。由於他很易感染，還給他注射了抗生素和抗菌素。為了殺死霉菌，讓他服用了兩性霉素B。這種藥物毒性很大，使他發燒到華氏104度。而且還使他發抖到了難以控制的程度，所以這種藥被人稱為‘又烤又抖’。盡管如此，他依然表現得十分堅強，采取一種積極的態度接受治療。對於一個病入膏肓的青年，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這種強誘導療法的理論基礎是，殺死骨髓中的所有細胞，從而希望能創造一個環境，使正常細胞再生的速度高於白血病細胞。”
“這種情況有沒有發生呢？”
“發生了，但時間很短。不過，我們治療任何一個病人時，心裡都很清楚：白血病是會復發的，除非病人接受骨髓移植手術。”
“你能不能向陪審團解釋一下。科德醫生，你怎樣做骨髓移植手術？”
“當然可以。這種手術並不是非常復雜。病人在做過我剛才描述的化療之後，假如他或她有足夠的運氣，能找到一個在遺傳基因上十分近似的骨髓捐贈人，我們便從捐贈人身上抽出骨髓，通過靜脈注入病人體內。這樣做的目的在於，將一個人的大量骨髓細胞轉移到另一個人體中。”
“對唐尼-雷來說，隆-布萊克是不是一個合適的捐贈人呢？”
“絕對合適。他們是同卵雙胞胎，做這種手術是最容易的。我們對他們兩人都做過試驗，如果做骨髓移植，本來會十分容易，而且會有效的。”
德拉蒙德跳了起來。“反對！這純粹是推測。移植手術是否會有效，這位醫生不能就此作證。”
“反對駁回。到反詰的時候再反對吧。”
我又就這種手術問了幾個問題；科德回答時，我注意觀察陪審團的反應。他們一直聽得很仔細，但應該就此打住啦。
“你能不能回憶一下，你大約是在何時准備替他做這個手術的？”
他看了看筆記，雖然他知道答案。“1991年8月，大約18個月以前。”
“這樣的移植手術會不會使急性白血病患者幸存的可能性增加？”
“當然。”
“增加到多少？”
“80—90％。”
“假如不做手術，幸存的可能性是多少呢？”
“零。”
“我謝謝證人。”
時間已經過了12點，是吃午飯的時候了。基普勒宣布休庭，1點半再繼續審理。戴克自告奮勇去熟食店購買三明治，我和科德留下准備下一輪。他在細細品嘗和德拉蒙德發生正面沖突這一想法的滋味。
德拉蒙德為本案的辯論做准備的時候，究竟聘請了多少個醫藥顧問，我永遠也不會知道，他也沒有義務向我透露。他只提出了一位專家准備出庭作證。科德醫生一再要我放心，說是骨髓移植手術，作為一種優先考慮的治療手段，目前已得到普遍的承認，只有冒牌醫生才會發表相反的看法。他給了我許多文章和專業論文，甚至還給了我許多書籍，以支持我們的立場：這絕對是治療急性白血病的最佳措施。
很顯然，德拉蒙德發現的結論與此十分一致。他並非醫生，他堅持的觀點又缺乏根據，因而他沒有和科德展開激烈爭論，他們之間只有短促的交火。他的主要論點是：與沒有接受骨髓移植的急性白血病患者相比，接受過這種手術的病人數目極少。不足5％，科德說，不過這僅僅是因為很難找到合適的捐贈者而已。就全國范圍而言，每年約有7000名接受移植的病例。
那些有幸能找到捐贈者的病人，存活的機會大得很多很多。唐尼-雷就是這樣一個幸運的人。他有一位骨髓捐贈者。
德拉蒙德匆匆問了幾句，很快便舉起了白旗。這時，科德的臉上幾乎露出了失望的神情。我沒有再進行直接詢問，於是科德走下證人席。
接下來是一個非常緊張的時刻，我將宣布我要大利公司的哪一位高級管理人員出庭作證。今天上午德拉蒙德早就問過我，我回答說我還沒有決定。他向基普勒告狀，可基普勒卻把他頂了回去，說是我在准備好之前，並無必要透露。那幫人此刻正把自己關在走廊盡頭的證人室裡，一邊等待一邊抱怨。
“埃夫雷特-洛夫金先生，”我宣布道。法警一出去傳喚此人，被告律師席上立即出現了一陣忙亂。可是我可以看出，這種忙亂多半是毫無意義的。只不過是把文件推來推去，把筆記傳來傳去，把案卷翻來翻去。如此而已。
洛夫金走進法庭，六神無主地左顧右盼，仿佛是剛從冬眠中被人喚醒。他整了整領帶，跟著法警沿著過道走向證人席，緊張不安地望著過道左側他那幫支持者。
德拉蒙德培訓證人的方法遠近聞名。他讓他們反復接受野蠻的盤問，有時候甚至讓手下的四五位律師對證人狂轟濫炸，並且把整個過程拍成錄像帶。然後就和證人一起化幾個小時觀看錄像，研究戰略戰術，為作證的時刻進行充分准備。
我知道這些合伙人所做的准備，將是無懈可擊的。
洛夫金瞧瞧我，望望陪審團，盡量裝出一副鎮定自若的模樣，可他心裡明白，他是不可能回答即將向他提出的全部問題的。他約有55歲，灰白的頭發披在額上。五官端正，聲音沉靜。你完全可以把本地的童子軍托付給他。但傑基-萊曼西支克曾經告訴我，想要和她搞關系的人當中也有他。
她明天要在此出庭作證，他們還絲毫不知呢。
我們談論理賠部，談論它在大利公司運營系統中的作用。他在理賠部已經工作了8年，最近6年擔任副總裁，把這個部門牢牢地抓在手裡，是個十足的大事小事一把抓的頭兒。他想讓陪審團明白他的分量，所以不到幾分鍾，我們已經明確了一個重要事實：他的職責是全面負責理賠部。他並不具體處理每一個理賠的要求，可是他負責整個部的日常運轉。我先跟他漫不經心地扯了一會公司的行政系統，然後突然出其不意地發動了攻擊：“傑基-萊曼西支克是誰？”
他的肩膀不折不扣地抽搐了一陣。“一位前任理賠員。”
“她在你的部門工作嗎？”
“是。”
“她什麼時候開始不再在大利公司工作？”
他聳了聳肩。日期忘了。
“是不是去年10月3日？”
“差不多。”
“那是不是就在她預定要為本案錄取證詞兩天之前？”
“我真的記不起來了。”
我給他看了兩份文件，幫助他恢復記憶。
一份是她的辭職信，日期是10月3號。另一份是我在10月5日錄取她的證詞的通知。他看了以後，總算想起來啦，不得不支支吾吾地承認，她確是在作證日期兩天前離開大利公司的。
“而她是貴公司負責這一理賠申請的人吧？”
“對。”
“而你解雇了她？”
“當然不是。”
“那你是怎樣把她開掉的呢？”
“是她自己辭的職。這封信上不是說得明明白白嘛。”
“她為什麼要辭職呢？”
他自作聰明地拿起那封信，向著陪審團高聲念道：“由於某些個人原因，我特此辭職。”
“這麼說離開大利公司是她自己的主意囉？”
“信上正是這麼說的。”
“她在你手下工作了多久？”
“我手下有那麼多人，這樣的小事我怎麼記得！”
“你記不得嗎？”
“我記不准確。幾年吧。”
“你對她很了解嗎？”
“不十分了解。她只是一個理賠員，像她這樣的雇員多得很。”
明天，她將在此作證；他們之間的骯髒關系前後持續長達3年之久。
“你已結婚了，洛夫金先生？”
“是。而且婚姻很幸福。”
“有孩子吧？”
“有。兩個孩子，都已經成年。”
我讓他在證人席上晾了一分鍾，自己回到位置上取了一摞文件。這是布萊克索賠的全部案卷，我把它交給洛夫金。他慢騰騰地翻了一遍。說是看來很全。我迫使他明確保證，這是全部卷宗，一份不缺。
為了陪審團對處理索賠要求的過程有基本的了解，我問了他一系列枯燥無味的問題，他也作出了同樣枯燥無味的回答。我們當然都是以假定大利公司一切都按章辦事作為問與答的前提的。
接著觸及的便是那些卑鄙的信件。我讓他對著話筒一封一封宣讀那7封拒賠信件。每封信我都要他講清：是誰寫的？為什麼寫？這符不符合理賠部工作手冊中的有關規定？符合工作手冊哪一節的規定？他是否親自看過這封信？
陪審員們似乎急於聽他念那封“愚蠢之至”的信，他當然早就做了准備。他讀了一遍，然後用一種干巴巴的毫無感情的聲調解釋道，寫這封信的人後來已經離開了公司。此人錯了，公司錯了，現在，此刻，在這一公開的法庭上，敝公司為這封信表示道歉。
我讓他囉囉嗦嗦說下去。我給他一根長繩，讓他自己上吊。
“你難道不覺得現在道歉為時已晚嗎？”我最後終於打斷了他。
“也許。”
“那年輕人死了，不是嗎？”
“是。”
“現在我要鄭重地請你回答，洛夫金先生，大利公司到目前為止並未就這封信做出任何書面的道歉，對嗎？”
“就我所知，沒有。”
“到目前為止，沒有作過任何形式的道歉，對嗎？”
“對。”
“根據你有限的了解，大利公司是不是從來沒有為任何事道過歉？”
“反對。”德拉蒙德喊道。
“反對有效。繼續進行，貝勒先生。”
洛夫金在證人席上已經呆了將近兩小時。陪審團對他或許已經感到膩味。而我則更是肯定如此。該給他致命一擊啦。
我對理賠部的工作手冊，有意識地大肆渲染，把它說成是公司方針政策的不容違反的文字體現。我把舉證時得到的那本手冊交給洛夫金，接著提了一系列問題，他用完美無缺的回答證明：是的，這是理賠部工作的聖旨。經受過時間的考驗，正確而又英明。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還定期做過研究、修正、補充、使之與時代的發展同步。所有這一切全是為了一個目的：向客戶提供最佳的服務。
在他對這該死的手冊所做的冗長解釋到了幾乎令人生厭的地步時，我突然問道：“洛夫金先生，這一本手冊是完整無缺的嗎？”
他迅速翻了翻，仿佛他熟知每一節每一個字。“是。”
“你肯定嗎？”
“是。”
“在舉證階段，我曾要求過你們給我一本手冊，是不是？”
“對。”
“我要求你方律師給我一本，而你手上拿的正是他們給我的那一本，是嗎？”
“是。”
“給我的這一本手冊，是你親自挑選的嗎？”
“是我親自挑的。”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幾步跨回到我的桌子邊。在桌子下邊，有一個放滿文件的硬紙箱。我彎腰把手伸進去摸索了一陣，然後突然站直，伸出一雙空空的手向他說：“請你拿起手冊，翻到U節，好嗎？”最後一個字剛剛出口，我立刻轉身正視著坐在德拉蒙德身後的公司專職法律顧問傑克-昂德霍爾。他閉起雙眼，頭向下垂，接著又俯首伏在胳膊肘上，呆呆地瞪著地板。坐在他旁邊的柯密特-阿爾迪，緊張得直喘粗氣。
德拉蒙德毫無反應。
“你說什麼？”洛夫金問，他的嗓門一下子高了8度。在眾人默默的注視下，我取出了庫柏-傑克遜給我的那本理賠部工作手冊，放在桌子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轉向了它。我瞧瞧基普勒，他對這一場面顯然饒有興味。
“U節，洛夫金先生。請你翻到這一節。我很樂意和你討論討論這一節。”
他無可奈何地拿起手冊，又翻了一遍。在這關鍵時刻，如果能發生一個奇跡，那個U節在他的手冊上完完整整、漂漂亮亮地露面，我想，叫他賣兒賣女，他也會心甘情願。
但奇跡沒有發生。
“我這裡沒有U節。”他垂頭喪氣、幾乎結結巴巴地說。
“對不起，”我大聲說。“你的話我沒有聽見。”
“嗯，呃，這本手冊裡沒有U節。”他是絕對地嚇壞了，這不是因為這一節已經失蹤，而是因為他已經被我逮住。他神色慌亂，一會兒瞧瞧德拉蒙德，一會兒又望望昂德霍爾，好像是在請他們幫幫忙，譬如說喊一聲“時間到”！
列奧-F．德拉蒙德根本不知道他的委托人跟他要了什麼鬼花樣。他們篡改了工作手冊，卻不把真相告訴他們的律師。他在和摩爾豪斯咬著耳朵：這他媽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拿著有U節的這本工作手冊，裝模作樣地走到證人面前。這本手冊和他手上的那一本外表一模一樣。封面上印著這一修訂版的日期：1991年1月1日。兩本手冊的唯一區別是，一本最後有一個U節，另一本則沒有。
“你認識這東西嗎，洛夫金先生？”我邊問邊把傑克遜這一本遞給他，同時取回了我的那一本。
“認識。”
“那麼，它是什麼？”
“是一本理賠手冊。”
“這一本裡面有U節嗎？”
他翻了翻，點了點頭。
“你點頭是什麼意思呀，洛夫金先生？法庭書記官可是沒法子記錄下你頭的動作的呀。”
“這一本裡面有一個U節。”
“謝謝你。那麼現在請你告訴我，是你本人親自把這個U節從給我的那本手冊中去掉的，還是你指示別人把它去掉的？”
他把手冊輕輕地放在證人席的欄桿上，從容不迫地把雙臂交叉疊在胸前。他低頭望著我和他之間的地板，不聲不響地等待著。我想他准是在忙裡偷閒，打起瞌睡來啦。幾秒鍾已經過去，人人都在等他回答。
“回答這個問題。”基普勒從法官席上朝他吼道。
“我不知道是誰干的。”
“可是這件事的確是干了，是嗎？”
“這是明擺著的嘛。”
“這麼說，你承認大利公司扣下了文件。”
“我什麼都沒有承認。我相信這是一次疏忽。”
“疏忽？請放嚴肅點，洛夫金先生。大利公司某一個人故意從給我的手冊上把U節去掉，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我不知道。我，呃，唔，這件事就是這樣發生了，我想。你知道。”
我又走回原告律師席。其實，這並無什麼特別的目的，只是想把他晾一會，好讓陪審員們對他的厭惡增強到極點。他目光呆滯地瞧著地面，在受到突襲並被擊敗以後，他恨不能有個地洞讓他一頭鑽進去。
我信心十足地走到被告律師席，把一份U節的復印件交給德拉蒙德。我露出牙齒朝他惡意地笑了笑，又對摩爾豪斯如法炮制，然後再把U節的復印件呈到基普勒面前。我不急不忙，這樣陪審團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並且懷著期待的心情等下去。
“好吧，洛夫金先生，我們來談這神秘的U節。我們來向陪審團做點解釋。請你看著這一節好嗎？”
他拿起手冊，翻到U節。
“它於1991年1月1日開始生效，對嗎？”
“對。”
“是你起草的嗎？”
“不是。”當然不是。
“好。那麼是誰起草的？”
又是一個令人生疑的停頓。他在尋找一個合適的謊言。
“我不知道。”他說。
“你不知道？可你剛才不是還作證說，這完全屬於你在大利公司的職責范圍之內嗎？”
他又垂下了頭，眼睛望著地板，心裡但願我快快滾開。
“好吧，”我說。“我們跳過一二兩段，從第三段讀起。”
第三段指示理賠員，在收到每一個索賠申請的3天之內立即加以拒絕。每一索賠申請部予以拒絕，決無例外。第四段准許對某些申請在拒絕後繼續進行研究，並且對申請索賠金額十分有限、理由十分充分、因而可以給賠的必要文書作了規定。第五段指示理賠員將給賠數額可能超過5000美元的所有索賠申請轉送保險部，同時附上一封給投保者的拒賠信，這當然是為了讓保險部進一步研究。
如此等等。我讓洛夫金照本宣讀，接著就提出他無法回答的問題向他追逼。我反復使用了“詭計”這個詞，在德拉蒙德提出反對並遭到基普勒駁回以後，我用的次數更多。第十一段是一套名副其實的密碼式的記號，供理賠員在文件中用以表示投保人的強烈反應。這顯然是為了耍滑頭。如果投保人威脅要找律師告狀，他的索賠申請卷宗立即交給一位上司審閱研究。如果投保者是個逆來順受的人，那麼拒賠的決定再也不變。
第十八段B款要求理賠員按索賠數額開一張支票連同卷宗一起交給保險部，同時指示保險部在接到進一步通知前不得將支票寄出。但這進一步的通知，當然永遠也不會有。“那麼這張支票怎麼處理呢？”我問洛夫金。他不知道。
大利公司詭計的另一半，體現在保險部工作手冊中的U節，所以明天我將向另一位副總裁追究這件事。
這其實並無必要。即使我現在就此結束，陪審團也會同意我的任何要求，而他們還沒有見著唐尼-雷呢。
4點30分，法官命令暫時休庭，大家休息一陣。我已經讓洛夫金在證人席上待了兩個半小時，應該盡快結束對他的盤問。我在去洗手間的途中，在走廊上見到德拉蒙德，他正怒氣沖沖地指著一個房間，叫洛夫金和昂德霍爾進去。我倒真想聽聽他們的爭吵。
20分鍾以後，洛夫金又回到了證人席。有關工作手冊的問題，我目前已經問完。陪審團如果有意，他們自己可以閱讀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
“還有幾個小問題，”我精神抖擻，微笑著說。“在1991年，大利公司賣出並生效的醫療保險保單有多少份？”
那個混蛋又一次用絕望的目光向律師求助。而這個數據早在3周前就應該交給我了。
“我不清楚。”他說。
“在1991年，提出索賠的投保人是多少？”
“我不清楚。”
“你是負責理賠部的副總裁，你能不清楚？”
“大利公司是一家大公司嘛。”
“在1991年，拒賠的數字是多少？”
“我不知道。”
這時，而且不早不晚恰恰就在這時，基普勒法官開口道：“證人今天可以下去了。我們休庭幾分鍾，各位陪審員可以回家啦。”
他向陪審員們說了再見，再次表示感謝，並且叮囑了幾句。陪審員們走過我的桌前時，有幾位朝我微笑點頭。在最後一位陪審員跨出那雙扇大門後，基普勒開口道：“列入記錄。德拉蒙德先生，你和你的委托人都在蔑視法庭。早在幾周前，我已堅持要你們把那些數字交給原告。可你們到現在依然沒有執行。這些數字與本案有密切的關系，意義至關重大，你們卻拒不提供。你和你的委托人是不是要等到把你們統統關起來才肯交出這些數字呀？”
列奧站了起來。他顯得十分疲倦，一下子蒼老了許多。“法官大人，我一直在想方設法得到這些數字。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了。”可憐的列奧，他還在為U節的事迷惑不解，他此刻所說的話是完全可信的。他的委托人剛剛向世人證明，他們確實會對他隱瞞文件。
“基利先生還在嗎？”法官問。
“在證人室。”德拉蒙德答。
“去把他叫來。”不到一會兒，法警便把這位總裁帶進法庭。
多特已經受夠啦。她要去小便，同時抽根煙。
基普勒指了指證人席，並親自讓基利宣誓，接著就開口發問，他的公司有什麼充分理由拒不提供我所要求的信息。
基利吞吞吐吐，結結巴巴，企圖把責任推給各地的辦事處和分公司。
“蔑視法庭這一概念你懂還是不懂？”基普勒問。
“也許，呃，不太懂。”
“這非常簡單。你的公司在蔑視法庭，基利先生。我可以罰你公司的款，也可以把你這位總裁關進監獄。你願意罰款還是坐牢？”
我敢肯定他的一些伙計曾經在鄉下的聯邦監獄裡混過一段時間，但是基普勒所說的是市區監獄，裡面關了不少混跡街頭的地痞流氓。基利對此當然是清清楚楚。“我當然不想進監獄，大人。”
“我也知道你不想。因此我命令對大利公司罰款1萬美元，必須於明天下午5點前交給原告。給你的總部打個電話，叫他們把支票用特快寄來，怎麼樣？”
基利只好點頭。
“聽著，假如明天上午9點以前，不用傳真機把那些數字傳過來，你將被關進孟菲斯市立監獄，在那裡蹲到這項命令被執行時為止。而且，你在監獄期間，你的公司必須每天交5000美元罰款。”
基普勒又轉身指著德拉蒙德說：“這些文件的問題，我反復警告過你，德拉蒙德先生。你們的這種行為是令人無法容忍的。”
他憤憤地敲了敲木槌，轉身走出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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