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早就知道錢已寄出,但此刻這咚咚的腳步聲,使我立刻明白:這筆錢已經寄到。戴克揮舞著手上的信封,衝進我的辦公室。「錢來啦!錢來啦!我們發財啦!」
他一下撕開信封,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張支票,輕輕地放在我的桌子上。我們用讚美的目光欣賞著它。斯泰發明保險公司寄來了2萬5000美元!這一天是聖誕節。
德裡克-道根仍舊拄著枴杖,行動不便,我們便帶著支票匆匆趕到他家。他在我們指明的地方簽了名。我們按比例分了這筆錢。他得了16667美元,我們拿了8333。戴克本想要他支付複印、郵費、電話費這樣一些零碎的開支,雖然多數律師在結案時都要這樣從委託人身上搾取一點小油水,但我沒有同意。
我們向他道了再見,祝他早日康復,並且對這令人痛心的車禍整個處理過程,盡量裝得有點兒沮喪和不快。但要完全抑制住內心的喜悅卻很難。
我們決定每人分3000美元,其餘的錢則放在事務所留作平時的開銷,來來幾個月我們的日子肯定不會有多大轉機。我們用事務所的公款,在東孟菲斯一家豪華飯店美美地吃了一頓午飯。事務所現在有一張金卡,這張信用卡是一家膽大妄為的銀行發放的,我的律師身份顯然給了他們深刻印象。以前申請破產時的種種問題,不請自來地在我腦海裡盤旋,於是我和戴克拉手約定:不經兩人一致同意,決不使用這張信用卡。
我拿了我分得的3000美元,買了一輛車。這當然不是一輛新車,但卻是道根的案子肯定可以解決之後我一直夢想的那種車。這是一輛1984型的沃爾沃名牌轎車,藍色的車身,四速,裝有超速檔,才開了12萬英里,車況極佳。3000美元買一輛沃爾沃,並不算貴。而且它原先的也是唯一的主人是位銀行家,他喜歡親自伺候自己開的車。
我本來曾想買輛新車,但因此要背一屁股債,這我可是想也不願想。
這是本律師用的第一輛汽車。那輛破豐田賣了300美元,我用這筆錢買了一部車用電話。魯迪-貝勒正在慢慢地走向成功。
早在幾個星期以前,我就已經打定主意,不在本市過聖誕節。去年聖誕的記憶依然使我痛苦。我將獨自一人度過假日,乾脆離開孟菲斯,倒會更心安理得。戴克曾經提過一起過節的事,但他說得含含糊糊,沒有詳談。我對他說,我或許要去看望母親。
母親和漢克在不駕車外出旅遊的時候,把那輛該死的溫內貝戈旅行拖車停在托菜多他家小屋的後面。我還沒有見過那座小屋,也沒有見過那輛溫內貝戈,而且也不想和漢克一起度過聖誕節。在感恩節後,母親曾打來過一個電話,邀請我去和他們共度聖誕。可是她的口氣又是那麼不太肯定,我於是婉言謝絕,對她說我實在是太忙,無法分身。我將給她寄一張賀卡。
我並不是不喜歡我的母親。但我們已幾乎不再來往。我們之間的裂痕是慢慢擴大的,而非起因於某一特定的事件,需要幾年時間才能把那些粗暴激烈的言辭忘記。
據戴克介紹,司法系統於12月15日開始關閉,要等到過了新年才恢復辦公。在這期間,法官們既不開庭審案,也不舉行聽證會。各家事務所和他們的律師都忙於舉辦和參加晚會,以及員工午餐會。這正是我離開本市的大好時機。
我把布萊克檔案和幾件衣服,放進我那閃閃發亮的沃爾沃名牌小車的行李箱,起動引擎上了路。我漫無目的地行駛在慢車道上,先向北再向西,一直開到了雪花飄舞的堪薩斯和內布拉斯加。我睡在廉價的汽車旅館,吃快餐,一路上有什麼景色就看什麼。一場冬天的暴風雪剛剛從北方大平原橫掃過來。道路兩側雪堆陡峭,白雪皚皚的草原萬籟俱寂,像是雲層從天上落到人問。
寂寞的道路,使我這孤獨的過客,精神抖擻,充滿了活力。
我最後到達威斯康星州的麥迪遜時,已是12月23日。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吃了一頓可口的熱飯,然後漫步在大街上,像一般人那樣從一家商店鑽到另一家。聖誕期間一些正常的享受,我並不願意放過。
我腳踩積雪坐在公園裡一條冰冷的長凳上,聽著一支熱情洋溢的合唱隊大聲演唱的聖誕頌歌。在這偌大的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此刻身在何方。不知道我在哪一個城市。不知道我在哪一個州。我喜歡這樣的自由。
吃了晚飯在旅館酒吧喝過幾杯以後,我撥通了馬克斯-勒伯格的電話。他回到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繼續當他的終身法學教授。此後,我幾乎每個月都要打一次電話向他求教。他邀我來訪。我把大部分有關的文件、訴狀、書面咨詢和證詞,全部複印後寄給他。快寄郵包重達14磅,化了將近30美元。這一切戴克全部同意。
我來到了麥迪遜,從聲音可以聽出,馬克斯對此真高興。他是個猶太人,並不太在乎聖誕節,前幾天他在電話上還說過,這是幹工作的上佳時間。他給了我指示,何時何地如何找到他。
次日上午9時,氣溫華氏11度,我步行前往法學院。大門洞開,但不見人影。勒伯格煮好了咖啡,正在辦公室恭候,我們聊了一小時,聊他記掛的孟菲斯的人和事,這自然並不包括州大法學院。他這裡的辦公室很像他在那裡時的辦公室;雜亂無章,不乾不淨,牆上貼著政治上有挑釁意味的海報和招貼。他的外表也還是老樣子:蓬亂的頭髮,牛仔褲,白色運動鞋。腳上倒是穿著短襪,但這也只是因為地上下了一英尺厚的雪。他神情亢奮,精力充沛。
我跟著他沿著走廊來到一個小小的研究班專用的房問。他打開門。房間中央的長桌上,井然有序地排列著我寄給他的文件。我們面對面坐下,他又從熱水瓶中給我倒了咖啡。他知道再過6星期就要開庭。
「對方提過調解結案的建議嗎?」
「提過幾次。他們願付17萬5,但我的委託人不答應。」
「這很不尋常,但我並不覺得奇怪。」
「為什麼你不覺得奇怪?」
「因為你揪住了他們的尾巴啦!他們要大暴露啦,魯迪。保險公司的欺詐案,我見過何止成千上萬,而這是最大的欺詐案之一。」
「還有別的問題呢。」我於是講了電話被竊聽的事,並且把證明德拉蒙德偷聽的情節告訴了他。
「這種事我以前也聽說過,」他說。「那是佛羅里達的一樁案子,只不過原告律師是在開庭審理以後才檢查電話機的。他想做什麼,被告似乎都清清楚楚,這才引起了他的懷疑。而你們的情況卻完全不同。」
「他們一定是很害怕。」我說。
「他們不僅害怕,而且是嚇壞了。不過你也不要忘乎所以。要記住:他們是在友好的土地上,你們縣並不執行懲罰性損害賠償。」
「那你說怎麼辦?」
「拿了錢然後走路。」
「我不能這麼幹。我不想這麼幹。我的委託人不想這麼幹。」
「好!現在是把那些人帶進20世紀的時候啦。你的錄音機在哪裡?」他從座位上跳了起來,在房間裡飛快地兜了一圈。牆上有塊黑板,這位教授準備開始講課。我從公文包裡取出錄音機放在桌上,準備好筆和拍紙簿。
馬克斯講了一小時,我飛快地做著筆記,並且接二連三地向他提出問題。他分析了我的證人,對方的證人,文書檔案和幾種不同的戰略戰術。他徹底研究過我寄給他的材料,對如何才能牢牢揪住對方談得津津有味。
「把王牌留到最後再打出來,」教授說。「到最後才放那可憐的小伙子死前作證的錄像帶。我想他的模樣一定很可憐。」
「比可憐還要可憐。」
「太棒啦,那將給陪審團留下極其有利的印象。如果一切順利,審訊3天就可以萬事大吉。」
「那以後做什麼呢?」
「以後你就坐著,聽他們對事情做出解釋。」他突然剎車,伸手在桌子上拿了一件東西推到我面前。
「這是什麼?」
「這是大利公司的新保單,上個月發給我的一個學生的。是我出的錢,下個月我就要取消這份保險。我叫學生買來,只是想看看上面的文字說明。你猜猜看,他們把什麼東西排除到保險範圍之外了?而且用的還是黑體字。」
「骨髓移植手術。」
「包括骨髓在內的所有移植手術,統統給排除啦。你把這張保單保存好,開庭時拿出來。我想你該質問大利公司的總裁,為何在布萊克家提出訴訟僅僅幾個月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對保單做出這樣的修改。他們為什麼現在要把骨髓移植明確排除在外?如果骨髓移植屬於布萊克的保單承保範圍,那他們為什麼拒絕了支付手術費的要求?這可是確鑿的好材料呀,魯迪。開庭的時候,我也許還要來旁聽呢。」
「請你一定來。」在開庭的時候,除了戴克,另外還有一個朋友可以一起商量商量,我將會更加定心。
馬克斯還就我對理賠文書的分析提出了幾個問題,我們不久就把頭埋進材料堆中。我從汽車上卸下4只裝滿文書的紙箱,拖進這研究班專用的房問。到了中午,這房間看上去已經像個廢紙堆。
他有無窮的精力。在吃午飯時,他又就保險公司的簿記給我上了一課。由於保險業不受聯邦反壟斷法的約束,它已經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會計方法。幾乎沒有哪個高明的註冊會計師,能讀懂保險公司的會計報表。而保險公司也不希望別人能讀懂,因為他們不想讓外界瞭解其內幕。但馬克斯有幾個內線。
大利公司總資產在4億至5億美元之間,其中約有一半被打了埋伏,作為儲備金和盈餘。這一情況必須向陪審團講明。
我不敢強人所難,向他提出在聖誕這一天繼續工作的要求,但他自己卻是幹勁沖天。他的夫人此時正在紐約娘家探親。他沒有別的什麼事情可幹,因而他真心實意地希望繼續努力,把剩下的兩箱文件折騰完。
我記了3本筆記,錄了一打錄音帶。等到聖誕這一天天黑以後,他終於講完了他對一切的看法時,我已筋疲力盡。他幫我把紙箱重新裝好,拖上汽車。又一場鵝毛大雪,正從天而降。
我們在法學院大門口道別。我無法表達對他的感激。他祝我交上好運,叫我保證開庭前每週至少給他打一次電話,開庭時每天打一次。他可能會來旁聽審訊,這句話他又說了一遍。
我站在雪中揮手向他告別。
我一路漫遊,3天後到了南卡羅來納州斯巴騰伯格。一路上,尤其是在冰雪覆蓋的中西部地區的北部,我那輛沃爾沃轎車表現非凡。我用車上的電話和戴克通過一次話。事務所平安無事,他說。沒有人找過我。
在過去的3年半中,我為了獲得法律學位,整天埋頭學習,一有空閒還得去尤吉酒家打工,很少有時間外出旅遊。像目前這樣省吃儉用的旅行,卻是一次奢侈的假日享受。它使我頭腦清醒,靈魂純淨;我可以暫時把法律事務拋在腦後,考慮別的事。我卸掉了一些沉重的包袱,莎拉-普蘭克莫爾便是其中之一。忘記那往昔的怨恨吧,生命是如此短促,又何必蔑視那些不由自主地干了蠢事的人!勞埃德-別克和巴裡-X.蘭開斯特之流所犯的嚴重罪行,我途經西弗吉尼亞某地時已予以原諒。我發誓再不惦念包娣小姐,再不為她和她那些污七八糟的子孫操心。沒有我他們也能解決自己的問題。
我思念凱莉-賴考。她那潔白的牙齒,她那被陽光曬成棕色的大腿,她那甜蜜的聲音,如夢如幻,與我同行。
我在途中偶爾也會思考法律事務。這時,我的思緒總是離不開想像中的庭審場面。我手頭目前只有一樁案子能沾到法庭的邊,因而我能考慮的也只有這件案子開庭的情景。我練習著向陪審團致詞的開場白。我反覆盤問大利公司的那些壞蛋。我幾乎聲淚俱下地進行著最後的辯論總結。
一些開車從我旁邊駛過的人朝我投來驚訝的目光,但是,嘿,沒有誰認識我。
我和4位曾經或正在起訴大利公司的律師通過話。最初的3位毫無幫助,第4位就住在斯巴騰伯格,名叫庫柏-傑克遜。他那個案子裡有點兒奇妙的東西,但不能在電話上跟我說。他歡迎我順便去一趟他的事務所,看一看他的案卷。
他的事務所設在市中心一座銀行大樓裡,擁有6名律師和現代化的辦公室。我昨天在北卡羅來納從車上和他通過話,他今天可以接待我。聖誕期間事情不多,他說。
他是個身材魁梧的男子,胸脯厚實,四肢發達,留著一把烏黑的絡腮鬍,一雙會說話的眼睛,不停地轉動,漆黑發亮。這位46歲的律師告訴我說,他的主要業務範圍是產品的責任保險。他在把門關嚴以後,才開始與我細談。
他將要告訴我的內容,有一大半本不該告訴我。他已經和大利公司結了案,他和他的委託人都在一份措詞嚴厲的秘密協議上簽了字;誰洩露了結案的條件,誰將受到嚴厲懲處。他不喜歡這種協議,但這種協議也很普通。他是一年前代表一位女士狀告大利公司的,這位女士長了一個瘺管,需要動手術。大利公司拒絕為她支付手術費,理由是:她提出申請時,隱瞞了投保5年前曾經切除過卵巢囊腫這一事實。囊腫是投保前已存在的情況,拒賠信寫道。這位女士要求公司支付1萬1000美元。在遭到多次拒絕後,她聘請了庫柏-傑克遜。傑克遜坐著自己的私人飛機去了4趟克利夫蘭。錄取了8個人的證詞。
「從沒有見過像他們那樣愚蠢的松包,」傑克遜談到克利夫蘭那班人時罵道。他喜歡在庭審時激烈交鋒,而且玩起來不守任何章法。他施加了很大的壓力敦促開庭審理,可這時大利公司卻突然要求悄悄私了。
「你可別告訴其他人呀,」他說著,一邊品嚐著違反協定的滋味,一邊把保密的內容向我和盤托出。我敢打賭他已經告訴過成百的人。「他們先付給我們1萬1,接著又丟過來2萬美元,讓我們閉起嘴巴走人!」他的眼睛閃閃發亮,等著我做出反應。這種案子的結果確實非同尋常,大利公司事實上是付出了一大筆懲罰性的損害賠償金。他們堅持要求原告保密,就毫不奇怪了。
「這真令人驚奇。」我說。
「確實如此。我本人並不想私了,可是我那個可憐的委託人需要鈔票。我們本可以把他們狠狠地教訓一番。」他接著又講了幾場官司的情況,以便讓我相信他已經發了大財。
我跟他走進一個無窗的小房間,房間的四壁排著書架,書架上堆滿了一色一樣的紙箱。他把魁偉的身體靠在書架上,指著3只紙箱說:「這裡面裝的就是他們的陰謀詭計。」他摸著一隻紙箱,彷彿裡面藏著巨大的秘密。「保險公司收到理賠的要求後,便交給理賠員,通常僅僅是個低級的管文書的妞。理賠部的人受的訓練最少,工資最低。所有保險公司都是如此。最有吸引力的是投資部,而不是理賠部或者保險部。理賠員研究過理賠要求之後,理賠保險程序立即開始。他或她給投保人寄去一封信,反駁其提出的理賠要求。我想這樣的信你手頭一定會有。接著理賠員會要求投保人提交最近5年的醫療記錄。他們審閱過醫療記錄之後,會再給投保人發一封信,通知他:『在進一步研究之前,暫時駁回理賠要求。』此後出現的情況才真叫有趣呢。理賠員把檔案材料交給保險部,而保險部則給理賠部一份備忘錄,通知他們在接到我們的通知前,勿支付理賠金。理賠部和保險部接著會打更多的交道。書信和備忘錄你來我往,文書成堆,分歧隨之而生,對保單中的句子和短語的不同理解,成了這兩個部門相互交火的焦點。可是你要記住,這些人雖然在同一座大樓裡為同一家公司工作,一般卻互不相識,而且對其他部門的情況也毫無所知。這局面全是老闆們有意搞出來的。而在這同時,你的委託人卻呆在他那部旅行拖車裡面,不斷收到一封又一封信,有的來自理賠部,有的則來自保險部。大多數人懶得再找麻煩,乾脆放棄索賠的要求,而這正是保險公司求之不得的事。真正找律師求助的人還不到二十五分之一。」
我一邊聽他敘述,一邊整理文書和證詞。聽完他的這番話,我心裡豁然開朗。「你有證據嗎?」我問。
他敲敲紙箱。「證據就在這裡。裡面的大多數材料對你都沒有用處,但是我有他們的工作手冊。」
「我也有的。」
「你想看什麼材料都行。它們全都排列得井井有條。我有一個很好的助理呢,實際上是兩個。」
是的;可我魯迪-貝勒卻有一位准律師!
他讓我單獨留下。我徑直找出深綠色封面的工作手冊。一本是理賠部的,另一本是保險部的。乍看起來,它們和我在取證時從保險公司拿來的並無什麼兩樣。工作程序分門別類排列,開頭有個提要,末尾有一張詞彙表,與文書處理人員常用的那種手冊並無區別。
可是,不久我就發現了它們的獨特之處。在理賠部工作手冊的後面,我看見有一個U節。我拿到的版本上可沒有這一節。我仔細讀了一遍。對方的陰謀暴露啦。保險部的工作手冊上也有一個U節。庫柏-傑克遜講的一點不錯,那是整個陰謀的另一半。把兩本手冊放在一起便一目瞭然:按照手冊的規定,一個部對投保人的理賠要求加以拒絕,當然還附了一句:等待進一步研究;接著便把有關案卷送到另一個部,同時指令該部在得到進一步通知前,不得付款。
然而,這種「進一步通知」永遠不會露面。沒有這一通知,無論理賠部還是保險部,都不得支付賠款。
在這兩個U節中,對於如何用文字形式記錄下每一步驟,都有大量明確指示。從而在將來需要的時候,就可以拿出一系列文件,證明在做出拒賠決定之前,他們曾做過多少艱苦的工作,認真評估投保人理賠的要求。
我手頭的兩本工作手冊都沒有這個U節。在交到我手上以前,這兩小節已被及時取掉了。他們——克利夫蘭的那些壞蛋,也許還有他們在孟菲斯的律師——心懷鬼胎,故意把這U節隱藏起來。他們的這種做法,說得輕一點,是令人吃驚的。
驚愕的情緒不久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一想到在庭審時可以把這兩節的材料突然拋出,讓它們在陪審團面前見見天日,我不禁放聲哈哈大笑。
我又化了幾個小時在其餘文件中搜索,但我的目光卻無法從這兩本工作手冊上離開。
庫柏喜歡在辦公室裡喝杯伏特加,但通常只在下午6點以後才喝。他邀我和他一起喝一杯。他把酒瓶放在用作吧檯的壁櫥冰箱裡,喝的時候既不加水也不加冰。我也像他一樣這麼喝。每次雖然只呷兩三滴,但卻一直從喉嚨口燒到腹部。
在喝完一小杯後,他開口說:「有幾個州對大利公司做過調查。那些材料我想你都有了吧。」
我對此一無所知,而說謊毫無意義。「我沒有。」
「你應該把這些材料找出來,我曾經把大利公司的情況向南卡羅來納州的首席檢察官報告過,他是我念法學院時的朋友,目前正在調查這家公司。佐治亞州也在調查。佛羅里達的保險專員也開始了正式的調查。看來在過去很短的一段時間內,有數量極大的理賠要求遭到他們拒絕。」
幾個月以前,我還在法學院唸書的時候,馬克斯-勒伯格曾經提到過他向州保險署投訴大利公司的事。他當時還說,這種投訴可能不會有任何作用,因為保險業對那些想約束他們的人拚命奉承巴結,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我不禁若有所失。嘿,這可是我承辦的第一件保險公司欺詐案哪!
「有人在談論採取集體行動的問題,你知道,」他說,那一雙明亮的眼睛朝我懷疑地眨巴著。他明白我對此同樣是一無所知。
「什麼地方?」
「羅利的一些律師。他們手頭有一批標的不大的欺詐案,不過他們還沒有採取行動,大利公司還沒有受到打擊。我看大利公司準會設法把那些讓他們傷腦筋的案子悄悄地私了。」
「大利公司賣出了多少保單?」這個問題在我取證時已經向對方提出過,但還沒有得到答覆。
「10萬不到點兒。假定索賠的比例是1%,那麼每年就有1萬人提出索賠要求,這和整個保險業的平均數差不多。再假定一半被他們拒賠,那就是5000。索賠的數目平均每年1萬美元,5000乘1萬就是5000萬美元。咱們再假定他們一年化上1000萬,這個數字當然也是毛估估,來解決冒來出的一些官司,那麼他們玩了這個小陰謀就可以淨賺4000萬。而第二年他們又可能重新開始依法支付索賠的款子。他們守一年法,第二年再走老路,把客戶理賠的要求駁回去,或者再策劃一個新的陰謀。他們錢賺得太多了,不管你是誰他們都敢坑你。」
我目瞪口呆地對他望了很久。「你能證明嗎?」
「不,這純粹是一種直覺。這種事或許根本就無法證明,因為他們幹得太隱蔽了。大利公司確實幹過蠢得叫人無法相信的事,可是大概還不至於蠢到留下書面的證據。」
我本想提出那封「愚蠢之至」的信反駁他的觀點,可話到嘴邊又縮了回去。他已經連連取勝,到目前為止每次交鋒,他都證明了他高我一籌。
「你有沒有積極參加哪一個辯護律師組織的活動?」他問。
「沒有。我開業才幾個月呢。」
「我可是相當活躍。我們這些喜歡承辦保險公司欺詐案的律師,有一個鬆散的網絡,我們相互一直保持聯繫。在一起交流小道消息。我經常聽到對大利公司的非議。我看他們拒賠的情況著實是太多了,大家都在等著出現一個揭露他們的大案。一旦陪審團做出重要的裁決,告他們的狀子就會蜂擁而至。」
「會有什麼樣的裁決我沒有把握,可是一定會開庭,這我完全可以保證。」
他說他可以給朋友們打電話,把網絡裡的律師們發動起來,相互配合,搜集信息,看看大利公司在全國其他地方的情況怎麼樣。而且2月份開庭時,他還可能來孟菲斯看看審理的情況。做出一個重要的裁決,他說,整個堤壩就會塌掉。
第二天我又用了半天的時間翻閱傑克遜的材料,接著就向他表達了我的謝意,握手道別。他叫我一定保持聯繫。他有一個直覺:將會有許許多多律師出庭旁聽將要到來的審判。
這為何使我膽戰心驚?
我驅車12小時回到了孟菲斯。我把沃爾沃停在包娣小姐漆黑的宅子後面,這時一場小雪正開始飄落。明天就是新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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