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我在那裡默默地觀望，盡量不聽別人講話。這時，這個國度裡最古怪的一個人向我打招呼。上帝不會讓這裡缺少這種人的。這個人集高傲和卑賤，才智和愚頑於一身。”
當思想上的疑問陷入重大困境時，笛卡爾認為自己並沒有發瘋。盡管他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裡承認，各種非理性的力量伺伏在他的思想周圍，但是，作為一個哲學家，他既然敢於提出疑問，他就不可能是“瘋人中的一員”。然而，拉摩的侄子卻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瘋了。在他的種種轉瞬即逝的判斷中，只有這一點是最固執的。“在他開始說話之前，他深深地歎了一口氣，雙手舉到前額，然後他恢復了平靜，對我說：你知道，我既無知又瘋狂，既傲慢又懶惰。”
18世紀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拉摩的侄子》所表達的意義。但是，恰恰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發生了一件預示著某種重大變化的事情。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被送到禁閉隔離區的非理性又重新出現了，它帶來新的危險，而且似乎被賦予了提出質問的新權利。但是，18世紀的人首先注意的不是這種神秘的質問，而是社會印象：襤褸的衣衫以及叫花子的傲慢無禮，這種傲慢受到寬容，其騷擾力也因一種可笑的縱容而化為烏有。18世紀的人可能並沒有從拉摩的侄子身上認出自己，但是他在“我”中完全表現出來。“我”是拉摩的侄子的對話者，類似一個“參展者”，感到有趣但沉默寡言，而內心則充滿熱望；因為這是自大禁閉以來瘋人第一次成為一個社會的人，第一次有人與他交談，而且受到詢問。非理性再次作為一個種類出現了，雖然這個種類的數目不大，但畢竟出現了，而且慢慢地恢復了它在所熟悉的社會環境中的地位。在法國大革命前十來年，梅西埃（Mercier）吃驚地發現了這一現象：“進入另一家咖啡館，會有一個人用平靜自信的語調對你耳語：先生你無法想像政府對我是多麼無情無義，政府是多麼昏庸！三十年來，我捨棄一切，不謀私利，關在書房裡苦思冥想，精心謀劃。我設計了一個償付全部國債的方案，還設計了一個增加國三財富，讓他獲得四億法郎收入的方案，另外還有一個永遠摧毀英國的方案。一提起英國，我就火冒三丈。……設計這些方案需要我投入全部的天才，可是正當我致力於這些偉大的工作設計時，家裡出了麻煩，幾個找岔的債主讓我坐了三年牢。……當然，先生，您是知道愛國主義是多麼可貴的。我是為我的國家而犧牲的，是一個無名烈士。”’從後人的角度看，這種人以拉摩的侄子為中心形成一類人。他們沒有拉庫的侄子那種復雜豐富的人格。只是為了使畫面更豐富生動，人們才把他們當作拉摩的侄子的追隨者。
但是，他們不完全是一種社會側影，一種滑稽形象。在他們身上有某種東西涉及到18世紀的非理性。這就是他們的饒舌，他們的焦慮以及他們相當普遍地具有的那種含混的指妄和那種根本性痛苦。這些都是真實的存在，至今留有蹤跡。至於17世紀末的浪子、放蕩者、流氓，很難說他們究竟是瘋人，病人，還是罪犯。梅西埃自己也不知道該把他們劃入那個階層：“在巴黎，有一些十分好的人、經濟學家和反經濟學家，他們衷腸俠義，熱心於公共事業，然而遺憾的是，他們‘頭腦發昏’。換句話說，他們目光短淺，他們不知道自己活在哪個世紀，面對的是什麼人；他們比白癡更難讓人忍受，因為他們小事精明大事糊塗，他們從不切實際的原則出發，進行錯誤的推理。”確實有這樣一些人存在。這些“頭腦發圖’的設計者們給哲學家的理性、改革計劃、憲法草案等增添了一種被窒息的非理性。他們成為啟蒙運動的理性的一面晦暗的鏡子和一幅無惡意的漫畫。然而，當非理性的人被認為已深深地隱藏在禁閉領域中時，一種可笑的縱容卻允許他回到光天化日之下，這難道不是很嚴重的事情嗎？這種情況就好像古典主義的理性再次承認自己與非理性意象有一種近親關系、相似關系。也好像理性在歡慶勝利之際卻讓自己用嘲弄塑造的形象死而復生，允許它在秩序的邊緣游蕩。這是一種相似的幽靈、理性既從中認出自己又否定自己。
然而，恐懼和焦慮並沒有被擺脫掉。它們在對禁閉的反應中再次出現，並且變本加厲。人們曾經害怕，現在依然害怕禁閉。18世紀末，薩德依然憂心忡忡，懼怕他所說的“黑人”在伺機把他帶走。但是，此時禁閉地已獲得自己的力量它反而變成了邪惡發源地，自己便能傳播邪惡，建立另一種恐怖統治。
在18世紀中期的幾年間，突然產生了一種恐懼。這種恐棋是從醫學角度產生的，但主要是因一種道德神話而得以傳播。當時人們聽說從各禁閉所傳出一種神秘的疾病，而且即將危及各個城市。人們紛紛談論監獄熱病。他們想到了囚車和帶鐐的囚犯，據說他們經過市區時會留下疾病。有人說壞血病會引起傳染病；有人說被疾病污染的空氣會毀滅居民區。中世紀大恐慌又出現了，通過各種可怕的說法引起第二次恐慌。禁閉所不再僅僅是城市邊緣的麻瘋病院了；城市已面對著麻瘋病本身了：“這是城市身上的可怕的潰瘍，又大又深，流淌著膿水，若不是親眼所見，絕對無法想像。這裡臭氣熏天，遠在四百碼以外就會聞到。這一切都在提醒人們，你們正在走近一個狂虐肆行的地方，一個墮落和不幸的淵落。”許多禁閉中心都建在原來關押麻瘋病人的舊址。因此，似乎經過若干世紀後，這裡的新居民也染上了麻瘋病。這些禁閉所使人們想起原址所具有的標志和意義；“首都不能有哪怕一個麻瘋病人！不論誰提到比塞特爾這個名字，都會有一種無法表述的厭惡、恐懼和蔑視的情感。……它已成為社會中最猙獰最丑惡的東西的收容所。”
人們以往試圖用禁閉來排除的邪惡重新出現了，以一種古怪的模樣恐嚇著公眾。於是在各個方面出現了關於某種邪惡的種種說法。這種邪惡既是物質的，又是道德的，而且正是在這種雙重性中包含著侵蝕和恐嚇的混合力量。當時流行著某種含混的腐爛意象，既用於表示道德的腐敗，又用於表示肉體的腐爛。對被禁閉者的厭惡和憐憫都建立在這個意象上。最初，邪惡是在禁閉的封閉空間裡開始發酵。它具有18世紀的化學所認定的酸的一切特性：它的顆粒細小，尖銳如針，很容易滲透到人的肉體和心髒中，因為肉體和心髒是惰性和脆性的威性粒子構成的。兩種粒子的混合物立刻就沸騰起來，釋放出有害氣體和腐蝕性液體：“這些收容所極其可怕，在這裡各種罪惡聚在一起發酵，向四周傳播，住在裡面的人呼吸的就是這種被污染的空氣，這種空氣似乎已附著在他們身上。”這些惡濁的氣體上升，通過空氣擴散，最後落在附近居民區，浸入人的身體，玷污人的靈魂。關於腐爛這一邪惡的傳染病的觀念就是這樣用一些意象表達出來的。這種流行病的有形媒介是空氣。空氣被“污染”這種說法含糊地表示，這種空氣不那麼純潔了，它是傳播這種“污染”的工具。這裡提醒一下，就在這一時期前人們認為鄉間空氣具有道德的和醫學價值（既有益於身體健康，又能振作精神）。由此便可以理解醫院、監獄和禁閉所的腐敗空氣包含全部相反的意義。由於空氣中充滿了有害氣體，整個城市都受到威脅，居民將會逐漸被“腐爛”和“污染”所侵蝕。
這些反應不僅僅是道德和醫學的混合物。無疑我們必須考慮整個文學的發展，考慮關於各種無名的恐懼的聳動聽聞的、或許還具有政治色彩的宣傳。但是，在某些城市裡確實流行著恐慌，並有確切的時間。這種情況正如一次次地震撼著中世紀的恐慌大危機。1780年，整個巴黎流行一種傳染病。其根源被歸咎於總醫院的傳染病。甚至有人要焚毀比塞特爾的建築。面對群情激憤的局面，警察總監派出一個調查委員會，除了幾名官方醫生外，還包括總醫院的院長和醫生。根據他們的調查，比塞特爾流行的是一種“斑疹傷寒”，這與惡濁的空氣有關。至於疾病的發源地，調查報告否定病源是醫院裡的病人及這種傳染病的說法；病源應該完全歸咎於惡劣的氣候，這種氣候使疾病在首都流行。在總醫院觀察到的病症是與季節狀況相符合的。而且完全與同期在巴黎觀察到的疾病相同”。為了使居民安心和洗刷地塞特爾蒙受的罪名，報告宣稱“有關比塞特爾的傳染病會蔓延到首都的傳聞是毫無根據的。”顯然，這份調查報告未能完全制止住上述謠言，因為稍後總願院的醫生又發表了另一份同樣的聲明。他被迫承認比塞特爾的衛生條件很糟，但是“情況畢竟沒有惡劣到使這個不幸者的避難所變成另一個制造更可悲的邪惡的發源地。那些不幸者所需要的是有效的治療，而人們對於那種邪惡是束手無策的”。
循環到此完成；各種形式的非理性曾經在邪惡分布圖上取代了麻瘋病，而且被放逐到遠離社會的地方一現在，非理性變成了一種看得見的麻瘋病，把自己流膿的瘡傷呈現給混雜的人們看。非理性再次出場，但被打上一種想像的疾病烙印，逆反而增添了它絕恐怖力量。
因此，正是在想像的領域而不是在嚴格的醫學思想中，非；理性與疾病結合起來，並不斷靠近疾病。遠在提出非理性在何種程度上是一神病態的問題之前，就在禁閉領域中並借助於該領域特有的魔法，形成了一種將對非理性的畏候和古老的疾病幽靈結合起來的混合物。在跨越了很長時間之後，關於麻瘋病的混亂想法又決起作用了；正是這些古怪想法成為將非理位世界和醫學領域綜合起來的第一推動力。這兩個領域曾先通過恐懼幻想相互交脫，把“腐敗”和“污染”這類可惜的混合物結合在一起。對於瘋癲在現代文化中占據的位置來說，重要的或者可以說讀鍵的是ˍ醫學界的人並不是；作凶作裁者被請過禁閉世界以區分罪惡和瘋癲，邪惡和疾病，而是作為衛士被召來，以保護其他人免受從禁閉院牆滲出的某種晦暗的威脅。人們很容易設想，如果有一種自由而慷慨的同情心，就會喚起人們對被禁閉者命運的關心，如果醫學界更細心一些，知識更多一些，就能辨認出以前被當局不分青紅皂白地加以懲罰的罪行是一種疾病。但是實際上、當時的氛圍並不那麼仁慈客觀。如果人們請醫生來考察，那是因為人們心懷恐懼，害怕從禁閉院牆滲出奇怪的化學物質，害怕院牆內形成的力量會散播出來。一旦人們的意象發生變化，認為這種疾病已經具有各種特征，如發酵。腐敗、惡臭、肉體腐爛，醫生就會出場。傳統上把瘋癲獲得某種醫學地位稱為“進步”，而實際上這種“進步”只有通過某種奇怪的倒退才能取得。在道德污染和肉體污染的混合體中‘6’，古老的意象憑借著18世紀人們所熟悉的“不潔”這一象征的意義，重新浮現在人們的腦海中。正是這些意象的復活，而不是知識的改進，使非理性最終與醫學思想相遇。似乎很奇怪的是，正是在向這種摻雜著當代疾病意象的胡思亂想的回歸中，實證主義將會控制住非理性，更確切地說，將會發現一種能夠防范非理性的新理性。當時的問題不是消滅禁閉所，而是使它們不再成為新的邪惡的潛在根源。因此，任務是邊清理邊組建。18世紀下半葉展開的大改革運動就是從消除污染開始的。所謂消除污染就是清除各種不潔物和有害氣體，抑制發酵，防止邪惡和疾病污染空氣和傳染到城市的大氣中。醫院、教養院及各種禁閉所都應該更徹底地被純潔的空氣隔離開。這個時期產生了一批有關醫院通風的文獻。這些文獻試著探討醫學上的傳染問題，但是更注重的是道德風化問題。1776年，國務會議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任務是確定“法國各類醫院需要改善的程度”。維埃爾（Viel）受命改造拉薩爾佩特利耶爾醫院。理想的醫院應該是，既保留原有的基本功能，同時使可能滋生的邪惡不會擴散出去；非理性受到完全的控制，它成為一種展覽品，同時絕不會危及觀眾；非理性成為一種標本，有做戒作用而無傳染之虞。總之，這種醫院應重新恢復作為一個籠子的本來意義。這種“經過消毒”的禁閉所也是修道院長德蒙索的夢想。1789年他在一個論述“國家慈善事業”的小冊子中計劃創造一種教育手段——一種能確鑿無疑地證明道德敗壞的弊端的展覽：“這些被警戒起來的病院……是既實用又必要的收容所。……展示這些陰暗的地方和被關押的罪人，目的在告誡那些過於放任的青年不要因離經叛道而受到同樣的恥辱。因此，精明的父母讓孩子從小就了解這種可怕又可惜的地方。在那裡，罪惡的代價是恥辱和墮落，本性墮落的人往往永遠喪失在社會中獲得的權利。”
上面這些就是道德試圖與醫學合謀來捍衛自己的夢想。那些危險雖然已被禁閉起來，但沒有受到足夠的限制。這些危險還迷惑了人們的想像和欲望。道德夢想著根除這些危險，但是人們總有某種沖動，想去體驗它們，至少是接近它們，或想像它們。籠罩著禁閉所的城堡的恐怖也有一種不可抗拒的誘惑力。那裡的夜晚充滿著人們無法接近的歡樂；在那些推淬萎靡的面孔背後是恣縱放蕩；在這些黑暗背景上出現的是與博斯及其指委花園一脈相承的痛苦與歡樂。從《所多瑪的120天》裡的城堡中洩漏出來的秘密一直被人們悄悄地傳播著：“在那裡，所謂的囚徒受到駭人聽聞的嗓路。我們聽說那裡經常發生某些極其可恥的罪惡，有的甚至是在監獄的公共休息室裡公開發生的。這些罪惡按照現代的禮儀規范是無法說出口的。我們聽說那裡有許多粉脂氣的無恥囚徒。當他們離開這個他們和同伙任意放蕩的陰暗密窟時，他們已變得完全不知羞恥了，隨時准備犯下各種罪行。”如羅什富科-利昂庫爾則提到薩爾佩特利耶爾的懲罰室的老婦和少婦形象。這些人一代一代地傳授著她們的秘密和享樂：“教養室是該院最嚴厲的地方。當我們參觀時，這裡關著47個姑娘，多數八年齡很小，與其說她們犯罪不如說她們無知。……令人吃驚的是，這裡總是把不同年齡的人混在一起，把輕浮的少女與老於世故的婦女混在一起，後者教給前者完全是最放蕩的東西。”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些幽靈一直在18世紀的夜晚四處潛巡。有時它們被薩德的作品無情地展示出來，並定位在嚴格的欲望幾何學中。它們還將被戈雅用昏暗的光線表現在《瘋人院》或《聾人之家》中。《異類》上的形象與它們何其相似！一個完整的想像畫面再次出現了。它所表達的是此時由禁閉引起的大恐懼。
在古典時期被禁閉的不僅僅是把瘋人、放蕩者、病殘者和罪犯混在一起的抽象的非理性，而且還有一大批怪誕者，一個蟄伏的怪物世界。據說這些怪物曾經被博斯的作品的晦暗色調凸現出來而後又被其所淹沒。人們會說，禁閉所的城堡除了隔離和淨化的社會作用外還有一種完全相反的文化功能。即使它們能從社會表面將理性和非理性分開，它們依然在深層保留了使理性和非理性得以混合及相互交流的意象。禁閉所的城堡是一個重要的、一直緘默的記憶庫。它們在陰暗處保存著一種被認為已經消滅了的形象力量。雖然它們是新的古典主義秩序建立起來的，但是它們不顧這種秩序，也不顧時代，保存了被禁止的形象，從而使這些形象能夠完整無損地從16世紀傳到19世紀。在這段被忽略的時期，布羅青山〔你在同樣的想像背景下加入了“愚人的呼喊”行列，努瓦爾瑟（Noirceuil）加入了關於雷斯元帥的傳說世界。禁閉縱容而且歡迎這種意象的反抗。
然而，州世紀末獲得自由的意象並非在各方面都與17世紀力圖消滅的意象一致。在黑暗王國發生的某些情況使它們脫離開中世紀和文藝復興從中發現它們的那個秘密世界。它們原先寄寓在人們的心中、人們的欲望中和人們的想像中。此時，（們不是突然地將瘋癲者的存在公之於眾，而是沸沸一揚揚地表現為充滿奇特矛盾的人性欲望：情欲和謀殺，虐待狂和受虐狂，恣意妄為和奴顏婢膝，頤指氣使和忍氣吞聲，都形影相吊，集於一身。15和16世紀瘋癲所揭示的無所不在的宇宙大沖突發生了變化，在古典時期末期變成了一種沒有心靈在其中起調停作用的辯證關系。虐待任（Sadism）不是終於給和性愛同樣古老的一種習俗起的名字。它是一種大規模的文化現象。這種現象只是在18世紀末才出現，並構成西方想像力的一個最重大轉變；通過本能欲望的無限放縱，非理性轉變為心靈的指妄、欲望的瘋癲，以及愛與死的瘋狂對話。非理性被禁閉、被封住聲音達一個世紀之久。當它重新出現時，它不再是這個世界的一種意象，也不再是一個形象，而是一種語言和一種欲望。正是在這個時候，虐待狂出現了。而且，下述情況並非偶然；虐待狂（直譯為薩德病狂——譯者）這個以一個人名命名的獨特現象就誕生於禁閉之中，薩德的全部作品都被要塞、囚室、地窖、修道院和無法接近的孤島等等的意象籠罩著。這些意象實際上組成了非理性的天然棲身之地。同樣並非偶然的是，所有與薩德的作品同時代的有關瘋癲和恐怖的古怪文獻也都爭先恐後地從禁閉的據點湧現出來。於是，在18世紀末，西方人的記憶突然發生了全面的轉變，並且有可能重新發現中世紀末人們所熟悉的形象，當然這些形象受到歪曲，並被賦予新的意義。這種轉變不正是由於關押在迫使非理性沉默的地方的瘋狂者的劫後余生和重新蘇醒而得到確認嗎？
在古典時期，人們的瘋癲意識和非理性意識一直沒有分開。支配著各種禁閉活動的非理性體驗包圍著對瘋癲的意識，逼迫後者節節後退，幾乎喪失其最有特征的因素，乃至幾乎銷聲匿跡。
但是，在18世紀下半葉的焦慮情緒中，對瘋癲的恐懼是與對非理性的恐懼同時增強的。因此兩種相互依賴的煩惱不斷地相互強化。而且就在我們看到與非理性相隨的形象力量獲得自由的時候，我們也聽到四面八方都在抱怨瘋癲的猖極活動。我們早已熟知“神經疾病”引起的社會憂慮，知道隨著人類的自我完善，人變得日益脆弱。隨著這個世紀的進展，這種憂慮愈益沉重，人們的告誡也愈益嚴肅。勞蘭早已注意到：“自醫學誕生後，……疾病成倍增加，而且愈益危急，愈益復雜，愈益難以診斷和醫治。”到了梯京的時代，這種泛泛的印象變成了堅定的信念和醫學的教條：神經疾病“在過去不像在今天這樣常見；這種情況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過去的人總的來說比今天的人更健壯，也更少患病，而且那時的疾病也更少些。另一個原因是，近來，與其他的一般病因相比，引起神經疾病的病因大大增多了，而其他病因有的甚至似乎在減少。……我敢說，如果說神經疾病過去是很少見的，那麼今天則是最常見的疾病”。而且人們很快重新獲得了16世紀的那種強烈意識，即理性是不牢靠的，任何時候都會受到損害，尤其是受到瘋癲的損害。日內瓦的醫生馬泰（Mathey）深受盧梭的影響。他對一切有理性的人提出希望：“如果你們聰明又有教養，你們不要以此來炫耀；一件小事就足以擾亂甚至毀滅你們引以為榮的所謂智慧；一個意外事件，一次突然而猛烈的情緒波動就會一下子把一個最理智、最聰明的人變成了一個語無倫次的白癡。”瘋癲的威脅成為該世紀的一個緊迫問題。
但是，這種意識有一種十分獨特的方式。對非理性的迷戀是一個感情上的問題，涉及到肖像復興運動。而對瘋癲的恐懼就不太受這種遺產的束縛。如果說非理性的回歸表現為大規模的重現，不受時間制約而自我繼承，那麼瘋癲意識則伴有某種對現代性的分析，因而從一開始就把這種意識置於時代的、歷史的和社會的環境中。在非理性意識和瘋癲意識二者分道場鎮的過程中，我們在18世紀末看到一個決定性的起點：一方面，非理性由此繼續前進，借助行爾德林、奈瓦爾（Nerval）和尼采而愈益向時間的根源深入，非理性因此而成為這個世界的不合時宜的“切分音”；另一方面，對瘋癲的認識則力求把時間更准確地置於自然和歷史的發展中。正是在這一時期之後，非理性的時間和瘋癲的時間就具有了兩個相反的向量。一個是無條件的回歸，絕對的下沉；另一個則相反，是按照歷史時序而發展。
l。瘋癲與自由。在很長時間裡，某些憂郁症被認為是英國人特有的；在醫學中和文學中都對此確認不疑。孟德斯鳩曾將羅馬人的自殺與英國人的自殺加以比較，認為前者是種道德和政治行為，是符合其各種教育的結果，後者則是一種病態，因為“英國人沒有任何明顯的理由使自殺，他們甚至在幸福的懷抱中自殺”。在這裡，環境起著作用。如果說幸福在18世紀是自然和理性的秩序的一部分，那麼不幸，至少毫無理由地阻礙幸福的東西就應該是另一稅秩序的組成因素。最初人們在惡劣的氣候、自然界的失衡（適宜的氣候是大自然促成的，而不適宜的氣候則是由環境造成的）中尋找後一種秩序。但是這不足以解釋“英國病”的原因。切恩早已宣布，這種精神失常的根源是財富，美味佳餚，全體居民享受的富足，富人的享樂和悠閒。人們逐漸開始尋求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解釋，認為財富、社會發展、各種制度似乎是瘋癲的決定因素。在19世紀初，斯普爾茲海姆在一部著作中將這些分析綜合起來。他認為，瘋癲“在英國比在其他地方發病率高”，不過是對那裡盛行的自由和普遍享受的富足的懲罰。心靈的放縱比權力和專制更危險。“宗教情感……不受拘束；每個人都可以向願意聽他講的人布道”；由於聽了不同的觀點，“心靈在尋求真理時就會受到干擾”。猶豫不決，左顧右盼，三心二意是十分危險的！此外還有爭執不休、情緒激昂和固執己見的危險：“每件事都遭到反對，對立使人情緒亢奮。無論在宗教、政治、科學和其他一切事務中，每個人都可以持有自己的觀點，但是他必須准備遭到反對。”這麼多的自由使人無法駕馭時間；每個人都無所適從。國家的一切也都搖擺不定：“英國人是一個商業民族。人的思想若是總在考慮生意，就會不斷地被恐懼和希望所驚擾。商業的靈魂就是自私自利，因此很容易變得妒忌別人，並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此外，這種自由也絕不是真正正常的自由。這種自由在各方面都受到同最正當的個人欲望相對立的要求制約和騷擾。這是謀利的自由、結黨營私的自由、金融組貂合自由，而不是人的管由、思想和心靈的自由。由於經濟原隊英國的家庭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家庭更專制：只有富家女子才有能力結婚；“其他人只有通過其他有害於身心的手段來獲得波足。這種原好也鼓勵了放蕩，從而可能導致病癲。”因此。商業應由使人的思想永遠不能接近真理，使人的本性必然陷於矛盾．使人的時間脫離四季的變化，使人的欲望屈從於利益的法則。總之，這種又由不是使人擁有自己，而是不斷地使人疏離自己的本質和自己的世界。它使人迷戀於他人和金錢的純粹外表，沉溺於不可自拔的感情和未滿足的欲望。商業狀態的自由，就是人與他從中認識自我的那個世界的幸福之間、人與他從中發現真理的自然之間的“環境”。正是因為如此，它是瘋癲的決定因素。斯普爾茲海姆寫作之時，正值“神聖同盟”的顛峰時期，和專制君主制復辟時期。此時，人們很容易將整個世界的瘋癲的全部罪過都歸咎於自由主義。“能夠看到人的最大欲望即他的個性自由有其弊端，也算是獨具慧眼了。”但是，對於我們來說。這種分析的價值不在於它對自由的批判，而在於它使用了一個在斯普爾茲海姆看來意味著“非正常環境”的觀念——瘋癲的心理和生理機制在這種環境中受到縱容和得以強化和擴展。
2．瘋癲、宗教與時代。宗教信仰提供了一種意象畫面，一種有利於各種幻覺和格妄的太虛幻境。長期以來，醫生們對過分的虔誠和過於強烈的信仰的後果很不以為然。過於嚴厲的道德要求，對拯救和來世過於強烈的熱望，往往被視為造成憂郁症的原因。《百科全書》也不失時機地列舉這種實例；“某些傳教士用激烈的語言給意志薄弱者留下強烈的印象，他們刺激起後者對破壞教規將受到的痛苦的極端恐懼，結果後者的頭腦中產生了驚人的變化。在蒙特利馬（Mom6limar）醫院，據說有一些婦女就是因參加了該市的一次傳教活動而患躁狂症和憂郁症。這些婦女的思想陷入傳教者輕率宣揚的恐怖意象。她們整天只念叨絕望、復仇、懲罰等等。其中一人完全拒絕治療，認為自己是在地獄中，任何東西都無法熄滅她認為正在吞噬她的烈火。”皮內爾沿襲這些開明醫生的思路，禁止給“因虔敬而患憂郁症的人”看有關宗教信仰的書籍，甚至主張對“認為自己受到神召和力圖改變宗教信仰的教徒”實行單人禁閉。但是這裡依然主要是一種批判，而不是一種實證分析，因為人們懷疑，宗教事務因本身的渡委和幻覺性質而引發人們的脂妄和幻覺。皮內爾報道了一個剛被治愈的瘋癲病人的病例。這個人“讀了一本宗教讀物，…書上說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護衛天使。第二天晚上，他覺得自己周圍有一群天使，並聽到天國的音樂，獲得啟示。”在此，宗教完全被視為傳播謬誤的一個因素。然而，早在皮內爾之前，有些分析已經具有較嚴格的歷史學特點，把宗教視為滿足或壓制感情的一種環境。1781年，德國作者默森（Moehson）把牧師享有絕對權力的遙遠時代描繪成幸福的時代氣當時不存在游手好閒，時時刻刻都有“宗教儀式，宗教活動，進香翰聖，訪貧問苦，正規節日”。他們的時間被安排好的幸福所占據，無暇去浪費感情，無暇去厭倦生活、煩躁不安。如果一個人感到內疚，他就會受到實際的、往往是肉體的懲罰。這種懲罰占據他的思想，使他相信過失已得到黨總。當懺悔牧師遇到那些“過於頻繁地來懺悔的疑病症患者”時，他就讓他們以苦行來贖罪，以“稀釋他們身上過於粘稠的血液”，或者讓他們去遠方朝聖：“環境的改委，遙遠的路程，遠離故居，遠離困擾他們的事物，與其他香客的交往，緩慢但充滿生氣的跋涉，這些比今天取代了朝聖的舒適旅行更能對他們產生效果。”最後，牧師的神聖性質使他的每一道命令都具有絕對的價值，任何人都不會想到試著逃避它；“通常，神經失常的病人是不會把一切告訴醫生的”。在默森看來，宗教是人與罪過之間和人與懲罰之間的一種中介。它表現為一種權威性綜合形式，通過施加懲罰來抑制犯罪；反之，如果宗教放松控制，僅僅維持良心懺悔、精神苦行的理想方式，它就會直接導致瘋癲。只有始終如一的宗教環境才能使人避免以各種潛越的極度請妄形式出現的精神錯亂。通過完成宗教禮儀和要求，人既能避免犯罪前無益地浪費感情，又能避免犯罪後徒勞地反復懊悔。宗教圍繞著此時此刻的圓滿完成來組織人的全部生活。幸福時代的宗教永遠贊美著“現在”。但是，一旦它在現代被理想化後，宗教就在“現在”的周圍投上一個時間的光環，一個空虛的環境。這是一個充滿游手好閒和悔恨的環境，人的心靈完全陷於焦慮不安，放縱的感情聽任時間日復一日地虛耗；最終，瘋癲可以恣意妄為了。
領導享平與零零零。一般說來，文明構成了有利於瘋癲發展的環境。如果說知識的進步能驅散謬誤，那麼它也能傳播一種趣味，甚至一種嗜書疾。書齋生活，完全陷於抽象思辨，勞心不勞力，這些會產生極其災難性的後果。梯索解釋說，在人體中，經常工作的部分首先變得強壯堅實；體力勞動者的手臂肌肉和纖維首先變得強硬，使他們身強力壯，健康長壽。“讀書人的腦子首先硬化，使他們常常變得無法連貫地思維。”其結果必然是癡呆症。知識變得越抽象復雜，產生瘋癲的危險性就越大。按照普萊薩萬（Pressavin）的說法，如果一種知識接近於直覺，只需要大腦器官和內部感官的輕微活動，那麼這種知識只能刺激起一種生理快感：“如果科學的對象是我們的感官能夠很容易感受的，那麼這種和諧的共鳴便便靈魂處於和諧一致。……這種科學在整個身體機器中進行著一種有益於各部分功能的輕微活動。”反之，如果一種知識與感官的聯系過於薄弱，過於脫離直覺，那麼就會引起大腦的緊張，進而使整個身體失調；“有些事物的聯系人們很難把握，因為我們的感官不容易接近它們，或者因為它們的關系過於復雜，需要我們費力去研究它們。（有關的科學）使靈魂陷於這樣一種活動，即不斷地使內部感官處於極度緊張狀態，從而產生極大的疲勞感。”這樣，知識就在感覺周圍組成了一種抽象關系的環境。在這種環境中，人有可能失去生理快感，而這種生理快感通常是人與世界關系的媒介。毫無疑問，知識在激增，但是，它的代價也隨之增大。誰能斷定今天聰明人比以前更多了呢？但是有一點是可以斷定的：“當今有更多的人患有智力病症。”這種知識環境的發展比知識本身更迅速。
然而，不僅知識在使人脫離感官，而且感受力本身也在使人脫離感官。感受力不再受大自然運動的控制，而是受各種習慣、各種社會生活的要求的控制。現代人，尤其是女人，夜行晝伏，陰陽顛倒：“巴黎婦女起床的時間比大自然規定的時間遲得多。一天中最好的時光已偷偷溜走，最新鮮的空氣已經消失。人們無福享受它。日曬蒸騰起的有害煙氣已經在大氣中擴散。在這個時候，美人們才決定起床。”這種感覺紊亂在劇院中繼續發展。那是一個滋生幻覺、挑逗感情、蠱惑心靈的地方。女人們特別欣賞那些“煽情”場面。她們的心靈“受到強烈震撼，引起神經的騷動，雖然轉瞬即逝，但後果往往很嚴重；一時的心亂神迷，為現代悲劇的表演而潛焉出涕，是由此產生的最輕的後果了。”‘他叫、說則構成一種更造作的環境，對於已經紊亂的感受力更加危險。現代作家極力以假亂真，為此而調動一切藝術手段。結果，使他們力圖在女讀者中喚起強烈而危險的情感的目的更容易實現：“在法國早期推崇騎士風度的時代，頭腦簡單的婦女滿足於知道令人難以置信的驚人事件；而現在，她們則要求事實必須令人可信，而情感則應超凡絕倫，足以使她們神魂顛倒，心亂意迷。於是她們極力在自己周圍的一切事物中尋求能夠迷惑她們的新奇東西。然而，在她們看來，周圍的一切都索然無味，因為她們要尋求的東西在大自然中是沒有的。”小說則構成了一個可以濫用全部感受力的環境。它使靈魂出殼而進入一個虛幻的情感世界，情感越不真實就越強烈，也越不受溫和的自然法則的控制。“如此之多的作家當然會造就出大批的讀者。而連續不斷地閱讀就會導致各種神經病痛。在各種損害婦女健康的原因中，最近一百年來小說的無限倍增也許是最主要的。……一個女孩在10歲時就用讀小說取代跑步，到了20歲就會成為一個憂郁的婦人，而不會成為一個賢妻良母。”
在18世紀，人們圍繞著對瘋癲及其傳播的危險的意識，通過緩慢而零碎的方式，逐漸形成一套新的概念體系。在16世紀，瘋癲被安置在非理性的畫面上。在這種畫面上，瘋癲掩蓋著某種模糊的道德意義和根源。它的神秘性使它與原罪發生了聯系。奇怪的是，雖然人們從中感受到咄咄逼人的獸性，但並沒有因此使瘋癲變得無辜。在18世紀下半葉，瘋癲不再被視為使人更接近於某種原始的墮落或某種模糊存在的獸性的東西。相反，它被置於人在考慮自身、考慮他的世界以及考慮大自然所直接提供的一切東西時所劃定的距離。在人與自己的情感、與時間。與他者的關系都發生了變化的環境裡，瘋癲有可能發生了，因為在人的生活及發展中一切都是與自然本性的一種決裂。瘋癲不再屬於自然秩序，也不屬於原始墮落，而是屬於一件新秩序。在這種新秩序中，人們開始有一種對歷史的預感。而且在這種新秩序中，通過一種模糊的生成關系，形成了醫生所說的精神錯亂和哲學家所說的異化。不論人處於二者中任何一種狀態，都會敗壞自己的真正本性。但是，自19世紀黑格爾之後，這二者之間很快就毫無相似之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