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在我的牢房門前掛著一根吊褲帶。那是我的吊褲帶。這是押解的標記。今天夜裡他們就要把我押送到帝國法庭去聽候判決了……事情就是這樣，在我生命的邊緣上，時光正在貪婪地啃嚼著最後的幾口。在龐克拉茨監獄度過的四百一十一天快得不可思議。還剩下多少天呢？我將在什麼地方度過這些日子呢？又將怎樣度過呢？
在這些日子裡，我將很難再有寫作的機會。那麼，這就是最後的敘述了。對於這一小段歷史，我顯然是最後一個活的見證。
……
一九四一年二月，捷克共產黨的全部中央委員以及準備萬一出事時接替他們的領導人全部被捕了。黨為什麼會遭到這樣嚴重的打擊，現在還沒有得到準確的證據。關於這個，有一天蓋世太保的頭頭們在受審時也許會供出來的。我也像佩切克宮的雜役一樣想仔細弄明白這事的真相，但是白費工夫。
當然這事少不了有奸細的破壞，但多半是由於不謹慎。兩年來地下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績，有些同志的警惕性多少有些放鬆。地下組織擴大了，經常有新同志參加到工作中來，有些人本來應該暫時作為候補人員在一邊等待一下的。機構擴大了，龐大得難以控制。敵人對黨中央的襲擊顯然蓄謀已久，在他們快要進攻蘇聯的時候就向我們下手了。
開始我不知道逮捕的範圍有多大。我還等著我平日的聯絡員，但他沒有來。一個月後，我才知道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事情，不允許這樣傻等下去。我只好獨自去尋找關係，別的同志也這樣做。
我首先找到了洪扎-維斯科奇爾，他是捷克中部地區的領導人。他是一個有創造性的人。他搜集了一些材料準備出版《紅色權利報》，黨沒有中央機關報是不行的。我寫了一篇社論，但是我們倆又決定把全部材料（我還沒有看過這些材料）印成五一節的傳單，而不作為《紅色權利報》，因為另外一些同志已經在別處出版了《紅色權利報》，儘管印得相當簡陋。
我們進行了幾個月游擊式的工作。黨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但這個打擊不能置它於死地。幾百個新同志決心接替犧牲了的領導人的崗位，擔負起他們留下的未完成的工作，使這個組織的基礎不致被瓦解或陷於癱瘓。但仍然沒有中央的領導，游擊式的工作中蘊藏著極大的危險：因為在這最緊要的關頭——德寇準備進攻蘇聯時——我們的步調可能會不一致。
在我所收到的幾期以游擊方式出版的《紅色權利報》上，我認出了一個老練的政治家的手筆。而別的一些同志也從我們出版的、可惜並不十分成功的五一節傳單上，看出有可信賴的人存在。於是我們開始相互尋找。
好像在密林裡相互尋找一樣。我們一聽到聲音就跟蹤追跡，但卻從另一邊傳來了呼喚聲。沉重的損失，使得全黨更加謹慎、更加警惕，如果黨中央機關的兩個同志要碰頭，就必須通過他們雙方以及其他負責聯繫的人所設下的試探或暗號的重重障礙。這一回就更困難了，因為我不知道那「另一邊」的人是誰，而他也同我一樣，不知道對方是誰。
最後我們終於找到了一個共同的聯繫人。就是優秀的青年米洛什-涅德維特醫生，他成了我們的第一個聯絡員。這事也有偶然性。一九四一年六月中旬，我病倒了，打發麗達去請他來給我看玻他立即來到巴克薩家裡，我們就在那兒把事情談妥了。原來他就是受了委託來尋找「另一邊」的人，他根本沒有想到那「另一邊」就是我。相反地，他也像那一邊所有的人一樣，以為我被捕了，並且很可能已經犧牲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向蘇聯進犯。就在那天晚上，我們還同洪扎-維斯科奇爾一起印發了一份傳單，闡明這次進攻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六月三十日，我和我尋找了這麼久的那個人會面了。他來到了我約定的聯絡點，因為他已經知道將同誰會面。而我那時還不知道將同誰會面。那是一個夏天的夜晚，從敞開的窗口飄進來槐花的清香，這正是情人幽會的美妙時刻。而我們卻拉下窗幔，打開了燈，互相擁抱起來。原來他就是洪扎-齊卡。
原來一九四一年二月裡，並不是全部中央委員都被捕了。
中委之一的齊卡得以倖免。我早就認識他，並且早就愛戴他了。但只是現在，當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時候，我才真正認識了他。圓圓的臉，總是笑瞇瞇的，像個慈祥的大伯，而在黨的工作中卻表現出堅決果斷，毫不妥協，有信心，有決心。他不知道，而且也不願知道還有比黨交給他的任務更重要的事。
為了完成黨的任務，他可以放棄一切。他愛人們，人們也愛他，但他從來不以無原則的寬大博取別人的愛。
只用幾分鐘我們就把事情商量好了。過了幾天我認識了第三個新的領導成員，這就是洪扎-切爾尼，他早在五月間就同齊卡取得了聯繫。他是一個身材魁梧、風度瀟灑的小伙子，同群眾關係很融洽。他在西班牙打過仗，大戰開始後，他帶著一葉被打穿了的肺，經過納粹德國回到了祖國，還留著幾分軍人的氣質，具有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是一個有才幹、有首創精神的人。
幾個月的緊張戰鬥和純潔的友誼把我們緊密地團結起來。我們這三個人的性格和能力是相互補充的。齊卡是一個幹練的組織家，認真而精細，辦事嚴謹，不會被任何一句圓滑的話弄糊塗。他深究每一則消息，刨根問底，從多方面分析研究每一個建議，熱誠卻又鐵面無私地監督每一項決議的執行。領導怠工和準備武裝鬥爭的切爾尼，用軍人的方式思考問題，機敏而有魄力。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總能成功地找到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群眾。而我呢，是一個宣傳鼓動者，一個新聞記者，會憑自己的嗅覺工作，有點幻想家的氣質，為了平衡也兼有點批評家的氣質。
職務的劃分與其說是分工，倒不如說是分頭負責。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參與全部工作，哪兒需要就分頭上哪兒去。
工作是不輕的。黨在二月份受到的創傷還沒有復原。所有的聯繫都中斷了，有些地方的組織全部被破壞了，有的雖然保存下來，但接不上關係。一些組織、一些工廠，甚至整個地區幾個月都跟中央斷了關係。在關係接上之前，我們只好依靠中央的機關報，希望它能到達他們手中來代替領導。我們沒有聯絡點，也不能利用過去的聯絡點，怕有人監視著這些地方。最初我們還缺少活動的經費，糧食給養也十分困難，許多事情都得從頭做起……這一切恰恰出現在黨已經不能只做恢復和準備工作的時期。在德寇進攻蘇聯的日子裡，黨應該直接參加戰鬥，組織反對佔領者的後方戰線，在敵後發動小規模的戰鬥，這不僅要靠黨組織本身的力量，而且要動員起全民的力量來進行。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的準備時期，黨不僅對德國警察，就是對於人民也是極其隱秘的。現在，黨受到創傷，它在佔領者面前應該更加秘密，更加改進自己的工作，但是在人民面前它卻應當從隱秘轉向公開，應當同黨外人士建立聯繫，應該向全國人民和每一個決心為自由而戰的人開門，同他們結成同盟，用直接的行動把那些還在猶豫的人引向鬥爭。
到一九四一年九月初，我們初步能夠這樣說：雖然還不能說已經把嚴重破壞的組織恢復起來——我們離這個還遠著呢，但是我們卻有了一個組織得牢固的核心，這個核心本身已經能夠，至少部分地能夠完成一些重大的任務。黨的活動明顯地恢復了。各個工廠的怠工和罷工的次數在增加，——九月底，他們派了亨德裡希來對付我們。
第一次戒嚴並沒有摧毀那正在增長起來的積極反抗，但是把它削弱了，黨受到了新的打擊。特別是布拉格地區的黨組織和青年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一批黨的寶貴的幹部：揚-克雷依奇、什坦茨爾、米洛什-克拉斯尼和別的許多人都犧牲了。
每次遭到打擊之後，都可以看到黨是多麼不可摧毀。一個戰士倒下了，——如果另一個人代替不了他的話，就會有兩個或三個人站到他的崗位上去。一九四二年初，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堅強的組織，雖然它還沒有包括所有的部門，也遠沒有達到一九四一年二月的規模，但是它有能力在決定性的戰鬥中完成黨的任務了。雖然我們大家都分擔了這項工作，但主要應歸功於洪扎-齊卡。
關於我們在出版方面所做的工作，將來可以從同志們秘密保存在地下室或閣樓上的文獻資料中找到足夠的證據，我在這裡就不必多說了。
我們的報紙傳播得很廣，不僅黨內的同志讀，而且黨外人士也讀。它大部分是在許多各自獨立而相互嚴格隔離的秘密「印刷所」裡用複印機印出來的。根據形勢的需要，經常出版很快。比如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斯大林同志給蘇聯軍隊的命令，二月二十四日夜晚就已經傳到第一批讀者的手中了。印刷人員出色地工作著，如醫生組，特別是「富克斯——洛倫茲」這個組，他們除了出版報紙，還出版了全世界反希特勒的情況報道。為了節省人力，其餘的工作都由我親自承擔。還準備了一個萬一我出事時可以代替我工作的人。在我被捕後，他就接替了我的工作，一直幹到現在。
我們建立了極其簡單的機構，這樣在執行任務時，就可以盡量少用人。我們縮減了一長串的聯絡點，因為一九四一年二月的經驗證明，過多的聯絡點不但不能保護黨的機構，反而會使它受到威脅。對我們個人來說這樣做的危險性是增加了，但對於整個黨卻安全得多。像二月裡的那種打擊就不會再重複了。
因此，在我被捕後，中央委員會只要補上一個新的成員，就可以安然地繼續自己的工作。至於候補的人是誰，連我最親近的戰友都一點不知道。
洪扎-齊卡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夜裡被捕的。
這又是一次不幸的偶然機會造成的。那是在亨德裡希被刺的當天晚上，佔領者的全部機構都開動起來，在布拉格全城進行搜捕。他們也闖進了斯特捨肖維采的住宅，恰好齊卡那天晚上正躲在那裡。他的證件齊全，顯然是可以逃脫他們注意的。但他不願連累這個善良的家庭，就試圖從三樓的窗口跳下去逃走，但他摔倒了，脊椎受了致命的傷，被送進了監獄醫院，蓋世太保對落到他們手裡的這個人毫無所知。十八天以後，才在對照片的時候認出了他，於是就把這個生命垂危的人送到了佩切克宮受審。我被傳去對質時，在那裡同他見了最後一面。我們緊緊握手，他面帶親切的微笑對我說：「祝你健康，尤拉。」
這就是他們從他嘴裡聽到的唯一的一句話。此後他就再也沒說過一個字了。他臉上挨了幾下，失去了知覺，沒過幾小時就死了。
五月二十九日我就知道他被捕的事。我們的「觸鬚」的工作做得很好。經過他們的協助，我和他商定了今後工作的大體步驟，後來又做了些補充修改，洪扎-切爾尼也同意按這個步驟進行工作。這就是我們這屆中委的最後一個決議了。
洪扎-切爾尼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天被捕的。這次不是出於偶然，而是由於同切爾尼聯繫的揚-波科爾尼嚴重地違反了紀律。波科爾尼完全喪失了作為一個領導幹部應有的立常他在被拷問幾個小時後（的確是夠受的，但他能期待別的什麼呢？）供出了他和切爾尼碰頭的聯絡點。這就使洪扎被跟蹤上了。幾天以後他便落入了蓋世太保的手裡。
他們把他抓來後，立刻叫我去對質。
「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
我們的回答是一致的。之後他就完全拒絕開口。他的舊傷使他經不住長時間的折磨。他很快就昏厥過去了。還沒等到第二次提審，他就知道了詳情，於是就照著我們的決定行事。
他們沒有從他嘴裡得到任何東西。他們把他牢牢地禁閉起來，長時間地等待，企圖用別人的新口供來逼他說話，但是沒有結果。
監獄沒有能改變他。他仍然生氣勃勃、快樂而勇敢，他還繼續給活著的人指出生活的前景，而他自己，卻只有死。
一九四三年四月底，他們突然把他從龐克拉茨監獄押走了。我不知道他們把他送到哪裡去。不過在這裡，突然被送走的人，照例是凶多吉少的。當然，也可能猜得不對。但是我想，我們倆是不會再見面了。
我們對死亡有足夠的估計。我們都知道：一旦落到蓋世太保手裡，就不會再有生還的希望。在這裡我們正是根據這一點來行動的。
瞧，我的戲也快收場了。我已經寫不完了。我無法知道它的結局。這已經不是戲。這是生活。
生活裡是沒有觀眾的。
幕已經揭開。
人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可要警惕埃
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
尤利烏斯-伏契克——
整理